如果国人真的觉得国宝重要，海外流失文物必须返乡，我们就该把它和一时的狂热分割开来，把它和短期的国际战略分割开来，把握任何时机任何场合提出自己的诉求，而且不管诉求的物件是谁，和中国又有什么关系，总之就是不厌其烦地年年讲月月讲。可惜的是，我从未见过追讨海外流失文物曾经成为重要的外交议题。
　　可是，“国宝”真的和民族主义没有一点关系吗?再想深一层，便知实情恰恰相反，“国宝”这个概念根本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为什么我们能够把原属皇家私藏的珍宝“公有化”，上升到“国宝”的地位呢?那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构造出了一个跨越时空，把历代先人与无数大众联结起来的群体。因此，世界各国方能在共和政体成立之后，纷纷充公昔日宫廷，将它们变成国家的博物馆，把里头的东西变成国家的珍藏。你必须预设一个理性上抽象感性上实在的民族集体，才能说那些东西是人民所造，本该属于人民。
　　国家博物馆几乎是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必备要素，它和其他一众国宝既是国家的发明，也是打造国民身份认同的利器。我们在文物里头看见历史，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成品中归纳出一种连续的历史，一个延绵不断的民族。我们在珍宝里头发现骄傲，将不同背景不同地区的巧构视作先人的智慧，一种与今天的我不无关系的智慧。任何国家博物馆都是界定国民身份和尊严的空间。
　　发现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大部分人都觉得他以廉价交易古代经卷给斯坦因是财迷心窍，出卖国宝；也有人认为那是当时地方政府的责任，不理他多次提出调查的吁请，才逼得他走上这条迂回的存宝之路。其实无论是王道士，还是那时的地方政府，恐怕根本都还没有现代的“国宝”概念。因为民族国家是个新事物，意义与制度俱在构造之中，未及普及未及成形，你叫他们怎么去桿卫一个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呢?
　　先有宝贝，才有国家，再有国宝。由于“国宝”总是被指认被发明和被构造出来的一种历史产物，所以它的内涵和外延也是不稳定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个未完成的计划，所以它也跟着一起变。国家的政策与国民的意识有可能使得 件原来的朽木变成国宝，也有可能让一件原来的奇珍化为废料。在这个意义上讲，十年前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圆明园兽首竟然成了头号国宝，也就不是一件可怪的事了。毕竟，它的价值不在它自身，而在我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