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钟兆琳，号琅书，是我国著名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1960年在西安加入九三学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终身荣誉会员，中国电工技术学会荣誉会员，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荣誉证书和陕西省电工技术学会荣誉证书获得者。
钟兆琳先生是最早讲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最强并最难理解的《电机学》的中国教授；是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研制者。1990年4月4日钟兆琳先生于上海逝世，享年89岁。先生的一生，为电机事业服务了60余载，也为教育工作呕心沥血了60余载，学子遍布海内外。他坚持“好实践、恶空谈”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学思想。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们追求真理、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崇高品性，为大家树立了学习之楷模。师者虽逝，却留给后人永远的追忆及永恒的敬意。
赤子情深 毅然回国执教奉献
1901年8月23日，钟兆琳生于浙江德清市新市镇，其父钟养圣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一位见多识广、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读书人。1908年，7岁的钟兆琳开始在新市镇仙潭小学读书，那时正处于辛亥革命的酝酿和爆发时期。受家庭和社会的大环境的熏陶，钟兆琳从小就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学时期的钟兆琳，无论国语还是算术都在学校排名头等。1914年，钟兆琳进入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读书。学校西式的教育方法，使钟兆琳在4年的中学阶段，受到了近乎现代的教育，为他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8年，钟兆琳升入南洋公学电机科，在校期间，他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热情积极的品性，当选为学生会刊物《南洋周刊》社的干事。1923年，钟兆琳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前，因该学年各科成绩居电机工程系的前5名，钟兆琳获得了“老山德培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的钟兆琳，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数学教师，第二年便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研究生院留学深造。当时的康奈尔大学电机研究生院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他对钟兆琳的数学才能尤为欣赏，并经常以钟兆琳为榜样来激励其他学生。1926年春，钟兆琳获得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经导师卡拉比托夫推荐，到美国西屋电气制造公司当了工程师。1927年，就在钟兆琳事业一路蓬勃发展之时，交通大学电机科科长张廷玺向他发出邀请，热切希望他回国到交通大学电机科任教，爱国情深让钟兆琳没有任何犹豫就接受了来着祖国的召唤，毅然回国。
回国后，钟兆琳成为交通大学电机科教授，主讲机械工程系的《电机工程》课程，同时主持电机系的电机实验及其课程。在30届电机系学生的一致推崇下，钟兆琳先生接任了一直由外籍教授担纲主讲的《交流电机》课程。他是第一位讲授当时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极强、最难理解的课程之一——《电机学》的中国教授。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 钟兆琳还受聘在浙江大学任兼职教授，主讲《交流电机》课程，他担任的“交流电机”及“电机实验指导”课的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补充教材等均由他用英文编著，所以他对所教授课程的教案都娴熟于胸，他用英文上课不用讲稿，如天马行空， 行云流水，且十分注意英语语法。他讲的课，不仅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而且循循善诱让学生真正地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于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特别是一些比较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而详细地讲解，直到学生们都能够确实理解、消化、吸收。
钟兆琳在美国留学时，曾在工厂工作过，深悉制造工艺，回国后又长期担任电机厂工程师和多个制造厂及公司的顾问与董事，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在讲课时，钟兆琳从不单纯讲授理论知识，而是同时辅以生产中的实践经验，比如讲述电机是如何制造、计算时，他配以清晰的板书和图解，学生很快就对电机为何能运转理解得很透彻。所有听过钟兆琳讲课的学生，无不称赞他“理论联系实际、引人入胜”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其学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几十年后还赞扬钟先生的教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竭心尽力 开拓中国电机工业发展之路
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没人懂电机，甚少的一些企业使用电机，其技术人员也都来自西方国家。钟兆琳以其在电机方面的教学才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不忘将教学工作与民族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为中国电机工业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一批又一批学子迈出学校之门，为民族工业企业发展担负重任，开始有了中国电机工业的起步与发展。
为使自己设计的产品能够在工厂得以切实应用，1932年初，钟先生说服华生电扇厂总工程师杨济川制造他设计的分列芯式电流互感器和频率表、同步指示器、动铁式频率表等，结果非常成功。后来华生电扇厂总经理叶友才诚意聘请，钟兆琳成为厂兼职工程师。第二年，他又说服华生电扇厂买下南翔电灯厂，并介绍其助教褚应璜（后来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进厂工作，和他一起设计制造交流发电机，再由新中动力机器厂制造柴油机与其配套，组成一个发电系统。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真正开始。
之后，钟兆琳认识了由汉口到上海来的实业家周锦水先生，又极力劝服其与华生电扇厂合作开办华成电动机厂。钟兆琳带领自己的学生以及助教进厂开始了自主设计制造电动机，由他负责指导解决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关键性技术问题。在钟兆琳的指导下，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诞生了。
除此之外，钟兆琳一边在自己负责的厂里亲自培训工人学习、了解及掌握技术，一边使工厂成为交大电机系学生参观、实验、实习的场所。他常带学生到这些工厂去学习、实践，学生毕业后，还推荐他们到国营和民营的民族企业中去工作。
生有傲骨 育人为责不为权势折腰
1942年，汪精卫的伪政府“接收”了交通大学，钟兆琳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并宣布退出汪伪的“交大”。因为生计的问题，他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在新闻报馆担任中学生理科辅导的工作，同时还兼任上海统益纱厂担当技术顾问等。即使生活异常艰辛，但他不畏卖国贼的恐吓与利诱，坚持不替汪伪政权做事。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钟兆琳激动地写下了杜甫的诗句以抒胸意：“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再次回到了交大校园。这时，国民党政府称抗战时留在上海未去重庆的学生为“伪学生”，区别并歧视对待。钟兆琳再一次以其铮铮铁骨不为权势折腰的气概，坚持为重庆来的学生和上海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视同仁，并做工作，消除彼此的歧见，维持了学生之间的团结。
解放战争期间，钟兆琳同情和支持民主运动，常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和不民主，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在此期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解放前夕，美国有的大学给钟先生寄来聘书，国民党政府也想邀请这位著名教授去台湾，但钟先生皆不为所动，一面积极参加护校迎接解放，一面继续担任系主任，多方保护和营救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
以身作则 全力支持迁校西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那时钟兆琳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从解放军在上海的严明纪律、清廉作风和对教育的重视上，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党。因而当交大党组织请他继续担任电机系主任时，他愉快地接受并表示：一定做得更好，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
钟兆琳坚持每天到系办公室办公，了解全系的情况。那时学校在迅速扩大招生，为清楚地了解全系每一位学生的具体情况，钟兆琳逐一查阅学生档案，无论在哪个班级上课，他都能准确地叫出学生的姓名，并说出该生的家庭情况及父名。甚至时隔多年后，他仍能叫出学生的名字，说出毕业的年份。为了改进教学，他向组织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直观教材极能增加学生之了解能力，拟收集直观教材方面的资料；第二，工业生产与学校必须密切合作，俾得顺利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此事我拟作多方面的考察；第三，电机的试验方法我亦拟多加时间研究，因为我感觉国内生产工厂试验设备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须积极地加以改进。”此建议实际上已涉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工业发展要以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为前导这一辩证的双向对流问题。
1954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至西安。时任务委员会委员、电机系主任的钟先生对此非常赞成并积极支持。1956年学校开始正式搬迁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卧病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另外当时交大也已经决定分设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不全部搬迁了，所以他本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的。但是钟兆琳认为西安刚刚开始发展，与已经比较成熟的上海相比，更需要人才。所以更要到西安办校扎根，为祖国西部开发贡献全力。他还说：“共和国的西部像当年美国的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许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钟兆琳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生病在床需要人照顾的夫人安顿在上海，由小女侍奉，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着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教师和学生，为交大的顺利西迁作出了贡献。当时一些了解他的教师这样说：“迁校时，许多上海教师对上海有感情，不愿离开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绝去美国和台湾而坚持留在上海的钟先生积极倡导响应党的号召到西安去，并第一批别妻离子离开上海，我们也没得说了。”
学校刚迁到西安时，条件十分简陋，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生活条件极为不便，比上海差得很多。钟兆琳年近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身边又无人照顾，生活非常艰辛。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依然是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那时学校没有实验室，整个西安也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电机厂。作为系主任的他，事必躬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他的建议与坚持下，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增添了电机制造方面的设备，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使西安交大电机系又成为国内基础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的电机系。
惜才爱才 无私奉献祖国教育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组织了“七二·一”电机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生。那时钟兆琳“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和罪名尚未摘除，被剥夺的讲课资格尚未恢复，可是他依然想着要为学生传授知识。他主动到学生中去，给他们辅导功课，给他们介绍一些好的学习方法。他总是想方设法让每一位“七二·一”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进。每当他拄着拐杖走进学生宿舍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时学生经常要到工厂参加劳动，钟兆琳也跟着去。1971年的冬天，一部分同学到离学校10公里外的坝桥热电厂实习，钟先生也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厂里，每个周六回家取点日常必须用品，周日就赶回班级。一个星期天，下了大雪，同学们本以为钟老师可能不会来了，结果就在这时却见他身穿破大衣，满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扑进门来。看着他那上气不接下气的狼狈样子，同学们惊呆了，真不敢想象这一段泥泞不堪的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同学们都纷纷上去搀扶这位已经年过七旬的老“辅导教师”。
1973年钟先生因胃出血在上海动手术，胃大部分被切除。此时又发现他还患有癌症，因而留在上海治疗。1978年，钟先生得到彻底平反。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很关心学校的工作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又一次毅然返回了西安。钟先生懂英文、俄文，晚年又学日文和法文。英文尤其纯熟。他讲的是一口浙江官话，说快了或者说得急了，一时找不到合适词汇表达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个英语短句来。所以他一直很重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主张选一两门课用英语授课，认为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20世纪80年代，他觉得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的英语水平不高，为了提高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听、说能力，他特地开设了一个班，在家中辅导。
钟先生执教一生，也是惜才爱才一生，对青年人的成长更是关爱备至。在西安交大初创时期，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工作、生活都有不少困难，有的人情绪较低落，而钟先生却豁达乐观，他一次又一次给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并为他们朗诵《毕业歌》的歌词，动情之处还高唱一曲，藉以激励大家奋发图强。曾经有一位青年教师因失恋而深陷痛苦无法自拔，钟兆琳得知后，主动牵桥搭线，为其介绍了一位医生朋友，还约他们一起到咖啡厅谈心。可见钟先生对青年人的无论事业培养还是生活点滴都是关心备至。就是从这些点滴中，钟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建言献策，心系大西北援建工作
钟兆琳先生一生视教书育人为天职，同样不忘关心国家建设的问题。1963年10月，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机学会理事会会议，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0月10日亲切地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钟兆琳深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干劲。他从北京回到学校后，便带领同学在大西北实习、考察。除宁夏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他都一一考察过，不少电机厂都驻留过他的足迹。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工作，他动员一批又一批的西安交大毕业生留在大西北工作。
20世纪80年代，已80岁高龄他还不辞辛苦地到新疆和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同时还想着要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晚年的钟兆琳，对建设大西北有了更为具体的设想，比如，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改变黄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经延安到包头至蒙、苏的国际铁路；修西安过秦岭到安康、重庆的铁路；修西安经商洛到南阳连接京广线的铁路；修西安到银川的铁路，等等。他认为，铁路建起来了，就会带来物质文明；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进而也会有精神文明了。为此，他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名提出在大西北修建铁路的提案，曾多次将实地考察后的建议细节向在铁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作介绍。直到去世前不久，钟兆琳还在坚持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并对当初未能去宁夏考察深感遗憾。
如今，钟兆琳先生当年的那些设想，国家都正在一步步实现。对大西北的钟爱、对大西北的人民和当地的建设的关注关心已根深蒂固于先生心中，直到临终时，出生于祖国东南方浙江的他，还嘱咐儿子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他钟爱的大西北。
淡泊无私，厚德堪称师者楷模
钟兆琳先生一生勤俭节约，淡泊利益，堪为楷模。他家里，只有1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没有什么新家具。他穿戴简朴，几十年一贯制，身穿藏青色的人民装，头戴蓝灰色的干部帽，足蹬黑平布小圆口布鞋，破旧衣服自己缝补，乍看像一位老农。他经常出入教工食堂，买菜提饭，与青年教工同桌吃饭，谈笑自如，安贫乐道。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育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事业为重，当志在四方。”
1985年，钟兆琳先生身患癌症到上海进行医治。1990年4月4日，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1990年3月22日，先生病重之际还不忘为教书育人最后做点事。他在遗言中这样写道：“本人自从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余年，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科技与人才培养以及工业化而努力……我愿将我工资积蓄的主要部分贡献出来，建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后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以遂我毕生所愿……”
钟兆琳先生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他积蓄的2万元工资赠予学校，西安交通大学以此设立了“钟兆琳奖学金”。
人物生平
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
1923—1924年上海沪江大学数学教员；
1926—1927年美国WestingHouse电机制造厂工作；
1927—1942年交通大学电机系副教授、教授；
1933—1937年兼任华生电机厂工程顾问；
1943—1944年上海新闻报馆理工学生辅导工作；
1944—1945年上海中华工程建设公司工程部经理；
1945年交通大学任教授，并担任临时大学教务长；
1946年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
1956—1957年随交大西迁至西安，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
1957—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1990年4月4日逝世于上海。
钟兆琳先生是最早讲授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最强并最难理解的《电机学》的中国教授；是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研制者。1990年4月4日钟兆琳先生于上海逝世，享年89岁。先生的一生，为电机事业服务了60余载，也为教育工作呕心沥血了60余载，学子遍布海内外。他坚持“好实践、恶空谈”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教学思想。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们追求真理、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崇高品性，为大家树立了学习之楷模。师者虽逝，却留给后人永远的追忆及永恒的敬意。
赤子情深 毅然回国执教奉献
1901年8月23日，钟兆琳生于浙江德清市新市镇，其父钟养圣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一位见多识广、具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读书人。1908年，7岁的钟兆琳开始在新市镇仙潭小学读书，那时正处于辛亥革命的酝酿和爆发时期。受家庭和社会的大环境的熏陶，钟兆琳从小就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学时期的钟兆琳，无论国语还是算术都在学校排名头等。1914年，钟兆琳进入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读书。学校西式的教育方法，使钟兆琳在4年的中学阶段，受到了近乎现代的教育，为他日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8年，钟兆琳升入南洋公学电机科，在校期间，他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热情积极的品性，当选为学生会刊物《南洋周刊》社的干事。1923年，钟兆琳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前，因该学年各科成绩居电机工程系的前5名，钟兆琳获得了“老山德培奖学金”。
大学毕业后的钟兆琳，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数学教师，第二年便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研究生院留学深造。当时的康奈尔大学电机研究生院由著名教授卡拉比托夫主持，他对钟兆琳的数学才能尤为欣赏，并经常以钟兆琳为榜样来激励其他学生。1926年春，钟兆琳获得康奈尔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经导师卡拉比托夫推荐，到美国西屋电气制造公司当了工程师。1927年，就在钟兆琳事业一路蓬勃发展之时，交通大学电机科科长张廷玺向他发出邀请，热切希望他回国到交通大学电机科任教，爱国情深让钟兆琳没有任何犹豫就接受了来着祖国的召唤，毅然回国。
回国后，钟兆琳成为交通大学电机科教授，主讲机械工程系的《电机工程》课程，同时主持电机系的电机实验及其课程。在30届电机系学生的一致推崇下，钟兆琳先生接任了一直由外籍教授担纲主讲的《交流电机》课程。他是第一位讲授当时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概念性极强、最难理解的课程之一——《电机学》的中国教授。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 钟兆琳还受聘在浙江大学任兼职教授，主讲《交流电机》课程，他担任的“交流电机”及“电机实验指导”课的教材、讲义、实验指导书、补充教材等均由他用英文编著，所以他对所教授课程的教案都娴熟于胸，他用英文上课不用讲稿，如天马行空， 行云流水，且十分注意英语语法。他讲的课，不仅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而且循循善诱让学生真正地对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于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特别是一些比较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而详细地讲解，直到学生们都能够确实理解、消化、吸收。
钟兆琳在美国留学时，曾在工厂工作过，深悉制造工艺，回国后又长期担任电机厂工程师和多个制造厂及公司的顾问与董事，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在讲课时，钟兆琳从不单纯讲授理论知识，而是同时辅以生产中的实践经验，比如讲述电机是如何制造、计算时，他配以清晰的板书和图解，学生很快就对电机为何能运转理解得很透彻。所有听过钟兆琳讲课的学生，无不称赞他“理论联系实际、引人入胜”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其学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几十年后还赞扬钟先生的教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受用了一辈子。
竭心尽力 开拓中国电机工业发展之路
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没人懂电机，甚少的一些企业使用电机，其技术人员也都来自西方国家。钟兆琳以其在电机方面的教学才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同时不忘将教学工作与民族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为中国电机工业的开拓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一批又一批学子迈出学校之门，为民族工业企业发展担负重任，开始有了中国电机工业的起步与发展。
为使自己设计的产品能够在工厂得以切实应用，1932年初，钟先生说服华生电扇厂总工程师杨济川制造他设计的分列芯式电流互感器和频率表、同步指示器、动铁式频率表等，结果非常成功。后来华生电扇厂总经理叶友才诚意聘请，钟兆琳成为厂兼职工程师。第二年，他又说服华生电扇厂买下南翔电灯厂，并介绍其助教褚应璜（后来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进厂工作，和他一起设计制造交流发电机，再由新中动力机器厂制造柴油机与其配套，组成一个发电系统。中国的电机工业从此真正开始。
之后，钟兆琳认识了由汉口到上海来的实业家周锦水先生，又极力劝服其与华生电扇厂合作开办华成电动机厂。钟兆琳带领自己的学生以及助教进厂开始了自主设计制造电动机，由他负责指导解决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关键性技术问题。在钟兆琳的指导下，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诞生了。
除此之外，钟兆琳一边在自己负责的厂里亲自培训工人学习、了解及掌握技术，一边使工厂成为交大电机系学生参观、实验、实习的场所。他常带学生到这些工厂去学习、实践，学生毕业后，还推荐他们到国营和民营的民族企业中去工作。
生有傲骨 育人为责不为权势折腰
1942年，汪精卫的伪政府“接收”了交通大学，钟兆琳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并宣布退出汪伪的“交大”。因为生计的问题，他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在新闻报馆担任中学生理科辅导的工作，同时还兼任上海统益纱厂担当技术顾问等。即使生活异常艰辛，但他不畏卖国贼的恐吓与利诱，坚持不替汪伪政权做事。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钟兆琳激动地写下了杜甫的诗句以抒胸意：“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再次回到了交大校园。这时，国民党政府称抗战时留在上海未去重庆的学生为“伪学生”，区别并歧视对待。钟兆琳再一次以其铮铮铁骨不为权势折腰的气概，坚持为重庆来的学生和上海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视同仁，并做工作，消除彼此的歧见，维持了学生之间的团结。
解放战争期间，钟兆琳同情和支持民主运动，常常发表言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和不民主，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在此期间，他在上海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解放前夕，美国有的大学给钟先生寄来聘书，国民党政府也想邀请这位著名教授去台湾，但钟先生皆不为所动，一面积极参加护校迎接解放，一面继续担任系主任，多方保护和营救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
以身作则 全力支持迁校西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那时钟兆琳对共产党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从解放军在上海的严明纪律、清廉作风和对教育的重视上，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党。因而当交大党组织请他继续担任电机系主任时，他愉快地接受并表示：一定做得更好，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科学技术人才。
钟兆琳坚持每天到系办公室办公，了解全系的情况。那时学校在迅速扩大招生，为清楚地了解全系每一位学生的具体情况，钟兆琳逐一查阅学生档案，无论在哪个班级上课，他都能准确地叫出学生的姓名，并说出该生的家庭情况及父名。甚至时隔多年后，他仍能叫出学生的名字，说出毕业的年份。为了改进教学，他向组织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直观教材极能增加学生之了解能力，拟收集直观教材方面的资料；第二，工业生产与学校必须密切合作，俾得顺利的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此事我拟作多方面的考察；第三，电机的试验方法我亦拟多加时间研究，因为我感觉国内生产工厂试验设备太缺乏，太不注意，必须积极地加以改进。”此建议实际上已涉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工业发展要以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为前导这一辩证的双向对流问题。
1954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迁至西安。时任务委员会委员、电机系主任的钟先生对此非常赞成并积极支持。1956年学校开始正式搬迁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钟兆琳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夫人又卧病在床，他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新校。另外当时交大也已经决定分设西安和上海两个部分，不全部搬迁了，所以他本可以留在上海不去西安的。但是钟兆琳认为西安刚刚开始发展，与已经比较成熟的上海相比，更需要人才。所以更要到西安办校扎根，为祖国西部开发贡献全力。他还说：“共和国的西部像当年美国的西部一样需要开发。如果从交大本身讲，从个人生活条件讲，或许留在上海有某种好处。但从国家考虑，应当迁到西安，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赞成了的，大学教师是高层的知识分子，决不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钟兆琳卖掉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把生病在床需要人照顾的夫人安顿在上海，由小女侍奉，自己孤身一人第一批到了西安。他的表率作用，鼓舞、激励着电机系及交大的许多教师和学生，为交大的顺利西迁作出了贡献。当时一些了解他的教师这样说：“迁校时，许多上海教师对上海有感情，不愿离开上海，但看到解放前夕曾拒绝去美国和台湾而坚持留在上海的钟先生积极倡导响应党的号召到西安去，并第一批别妻离子离开上海，我们也没得说了。”
学校刚迁到西安时，条件十分简陋，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堪，生活条件极为不便，比上海差得很多。钟兆琳年近花甲又患多种慢性病，身边又无人照顾，生活非常艰辛。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依然是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那时学校没有实验室，整个西安也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电机厂。作为系主任的他，事必躬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在他的建议与坚持下，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增添了电机制造方面的设备，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使西安交大电机系又成为国内基础雄厚，条件较好，规模较大，设备较完善的电机系。
惜才爱才 无私奉献祖国教育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学校组织了“七二·一”电机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生。那时钟兆琳“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和罪名尚未摘除，被剥夺的讲课资格尚未恢复，可是他依然想着要为学生传授知识。他主动到学生中去，给他们辅导功课，给他们介绍一些好的学习方法。他总是想方设法让每一位“七二·一”学员都能听得懂、学得进。每当他拄着拐杖走进学生宿舍时，大家都非常激动。那时学生经常要到工厂参加劳动，钟兆琳也跟着去。1971年的冬天，一部分同学到离学校10公里外的坝桥热电厂实习，钟先生也和同学们一起住在厂里，每个周六回家取点日常必须用品，周日就赶回班级。一个星期天，下了大雪，同学们本以为钟老师可能不会来了，结果就在这时却见他身穿破大衣，满身泥雪，跌跌撞撞地扑进门来。看着他那上气不接下气的狼狈样子，同学们惊呆了，真不敢想象这一段泥泞不堪的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同学们都纷纷上去搀扶这位已经年过七旬的老“辅导教师”。
1973年钟先生因胃出血在上海动手术，胃大部分被切除。此时又发现他还患有癌症，因而留在上海治疗。1978年，钟先生得到彻底平反。已是耄耋之年的他，仍很关心学校的工作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又一次毅然返回了西安。钟先生懂英文、俄文，晚年又学日文和法文。英文尤其纯熟。他讲的是一口浙江官话，说快了或者说得急了，一时找不到合适词汇表达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个英语短句来。所以他一直很重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主张选一两门课用英语授课，认为这是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必要措施。20世纪80年代，他觉得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的英语水平不高，为了提高他们在专业方面的听、说能力，他特地开设了一个班，在家中辅导。
钟先生执教一生，也是惜才爱才一生，对青年人的成长更是关爱备至。在西安交大初创时期，正逢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工作、生活都有不少困难，有的人情绪较低落，而钟先生却豁达乐观，他一次又一次给青年人做思想工作，并为他们朗诵《毕业歌》的歌词，动情之处还高唱一曲，藉以激励大家奋发图强。曾经有一位青年教师因失恋而深陷痛苦无法自拔，钟兆琳得知后，主动牵桥搭线，为其介绍了一位医生朋友，还约他们一起到咖啡厅谈心。可见钟先生对青年人的无论事业培养还是生活点滴都是关心备至。就是从这些点滴中，钟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建言献策，心系大西北援建工作
钟兆琳先生一生视教书育人为天职，同样不忘关心国家建设的问题。1963年10月，他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机学会理事会会议，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0月10日亲切地接见了与会代表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钟兆琳深受鼓舞，增添了信心和干劲。他从北京回到学校后，便带领同学在大西北实习、考察。除宁夏外，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他都一一考察过，不少电机厂都驻留过他的足迹。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工作，他动员一批又一批的西安交大毕业生留在大西北工作。
20世纪80年代，已80岁高龄他还不辞辛苦地到新疆和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同时还想着要学习维吾尔语，好为新疆人民服务。晚年的钟兆琳，对建设大西北有了更为具体的设想，比如，在黄河上游筑坝，中下游建桥，改变黄河流域地貌；在西北增修西安经延安到包头至蒙、苏的国际铁路；修西安过秦岭到安康、重庆的铁路；修西安经商洛到南阳连接京广线的铁路；修西安到银川的铁路，等等。他认为，铁路建起来了，就会带来物质文明；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进而也会有精神文明了。为此，他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联名提出在大西北修建铁路的提案，曾多次将实地考察后的建议细节向在铁道部工作的交大校友作介绍。直到去世前不久，钟兆琳还在坚持对开发大西北提出建议，并对当初未能去宁夏考察深感遗憾。
如今，钟兆琳先生当年的那些设想，国家都正在一步步实现。对大西北的钟爱、对大西北的人民和当地的建设的关注关心已根深蒂固于先生心中，直到临终时，出生于祖国东南方浙江的他，还嘱咐儿子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他钟爱的大西北。
淡泊无私，厚德堪称师者楷模
钟兆琳先生一生勤俭节约，淡泊利益，堪为楷模。他家里，只有1台小型黑白电视机，没有什么新家具。他穿戴简朴，几十年一贯制，身穿藏青色的人民装，头戴蓝灰色的干部帽，足蹬黑平布小圆口布鞋，破旧衣服自己缝补，乍看像一位老农。他经常出入教工食堂，买菜提饭，与青年教工同桌吃饭，谈笑自如，安贫乐道。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经常教育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事业为重，当志在四方。”
1985年，钟兆琳先生身患癌症到上海进行医治。1990年4月4日，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1990年3月22日，先生病重之际还不忘为教书育人最后做点事。他在遗言中这样写道：“本人自从1923年投身教育已有60余年，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科技与人才培养以及工业化而努力……我愿将我工资积蓄的主要部分贡献出来，建立教育基金会，奖励后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以遂我毕生所愿……”
钟兆琳先生逝世后，其子女遵嘱将他积蓄的2万元工资赠予学校，西安交通大学以此设立了“钟兆琳奖学金”。
人物生平
1901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
1923—1924年上海沪江大学数学教员；
1926—1927年美国WestingHouse电机制造厂工作；
1927—1942年交通大学电机系副教授、教授；
1933—1937年兼任华生电机厂工程顾问；
1943—1944年上海新闻报馆理工学生辅导工作；
1944—1945年上海中华工程建设公司工程部经理；
1945年交通大学任教授，并担任临时大学教务长；
1946年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
1956—1957年随交大西迁至西安，任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主任，教授；
1957—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
1990年4月4日逝世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