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没想到邮递员老苏会在那个夏天失踪了。
　　那是一条从煤矿通往银城的柏油路，左盘山右临河，羊肠腰带似的。老苏每日总要骑着自行车在这条山道上来来往往。他穿着齐整的绿色制服，缄着口，绷着脸，踩得车踏板转个不停，就像一棵移动的树。那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油绿的车架，银亮的车轮，黑色的链条，后架上驮着大邮袋——我们戏说那是一匹绿马，可那匹马在一九八八年的夏日消失了。
　　煤矿邮电所位于矿工俱乐部小广场内，那是矿区街道最为热闹的地段，矿工大食堂、供销社大商店、矿部机关大楼三面围合着。广场里的水泥地坪上常有男孩在骑自行车，他们打着银色铃铛，鹞子翻身，蹬着双腿撒把儿转圈，跟马戏团表演似的。邮电所很小，一间方方正正的小平房，屋里屋外墙壁刷着半截绿漆，门前竖着大肚子邮筒，屋内一截水泥柜台横着，台上摆着红色电话，还有一本全国各地邮政编码查询册；一扇小门通向屋后，那儿有个红砖平房院落住着邮递员老苏一家，还有一群鸡。在那个煤灰飞扬的国营煤矿，矿工们把煤从井下运上来，在岭下堆起高高的煤矸山，整个矿区难免就到处弥漫起黑色来。可邮电所却是绿色的，那种绿就显得格外鲜亮了，在黑色矿区里显得有些鹤立鸡群。邮递员老苏很悠闲，除了每日去银城领来报刊信件分送到矿区单位和人家，就坐在邮电所前跟人下象棋。他整天穿着绿色制服，在头戴矿灯帽、身穿蓝工装的矿工中间，显得鹤立鸡群。我们对他没什么印象，恍惚觉得他跟大肚子邮筒相似。我们关注的是，那一对从邮电所联袂跑出的双胞胎姐妹苏南苏西，还有后面跟着的叫苏北的小男孩——她们是老苏的儿女，是邮电所的孩子。
　　邮电所的少女苏南苏西跟我们年纪相仿。她俩都是煤炭技校会计班的学生。苏南安静腼腆，算盘打得滴溜溜，在全市职业学校珠算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苏西活泼爱笑，舞跳得好，身姿宛若一只燕子；男孩苏北是个胖墩子，眼珠总转来转去，爱拆装电话机、收音机、手表，是个优秀机械修理工的好苗子。邮电所的孩子好像有些与众不同，让我们羡慕、爱慕着。
　　作为矿工子女，我们要干打煤球的活儿：先去煤场背一尿素袋煤回来，掺土加水搅和成煤泥，再用外焊铁筒、内藏钢筋的钢管和圆孔铁板组合成的工具做活塞运动，把煤泥制成湿球坯，最后把湿球坯放在日光下晾晒，如此一个个蜂窝状的煤球方才大功告成，可以供给家里煮饭烧开水了。我们数过那些煤球，都是十二个圆圆的孔眼儿。而邮电所的孩子不需要打煤球，她们家不用跟煤打交道，烧火做饭用的是煤油炉。她们可以干干净净地坐在邮筒边，坐在阳光下，翻看《人民画报》《少年文艺》《小蜜蜂》之类的报刊。那些都是矿区机关、学校、幼儿园订阅的。她们可以先睹为快，当然好读书的她们也会齐声朗读课文的。她们家还有一本厚厚的集邮册，里面收藏着好多邮票，就连那套“全国古民居”都集齐了，有江南水乡式的江苏民居、四合院式的北京民居、窑洞式的陕西民居、竹楼式的云南民居……仿佛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我们只能花上几角钱，去矿上小书摊租金庸、古龙武侠小说，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偷偷地看，看得并不正大光明。看着那一对如花似玉的双胞胎姐妹，我们想：既然我们不能选择父亲，既然父亲不是邮递员，那让邮递员成为自己的岳父会是一件美好的事儿。
　　可我们期待的岳父老苏竟然失踪了。
　　如今的世道，一个人不知所踪不是稀罕事儿，那人可能出外打工去了，可能坐牢去了，甚至可能隐居了，隔个一年半载又会锦衣玉食或灰头土脸冒出来。可那个时节，一个有单位有家庭的人，就跟焊在机器上的螺丝钉一样，丁是丁卯是卯，失踪就意味着永远失去，是令人奇怪的事儿。因而，老苏一日未归后，就惊动了矿保卫科，惊动了整个矿区。矿保卫科的人在矿区通往银城的山道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找了三天，没找到老苏和自行车的影子，便确认他不是跌入路边的河里，也不是被山上的猛兽叼去，而是自行走失了；至于他是寻找旧情人而去，还是叛国越境而逃，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看着邮电所的孩子低声哭泣，流露出无法描述的羸弱和无助来。她们一下子就变成没有父亲的人了。
　　那年夏天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国营煤矿开始由盛而衰了。那座从荒山野岭上长出的矿山曾经红红火火过，铁轨延伸，卷扬起落，矿车穿梭，为银城输送着一股股黑色的血液，燃烧着光和热。可随着资源日渐枯竭，矿山年年亏损，被小城矿务局视为不堪重负的历史包袱，撒手不管了。矿区渐渐露出萧条的气象，就像栖着南腔北调的鸟儿的孤岛，被繁华的银城抛弃了。听说矿上就要对工人采取下岗措施了，一直捧着铁饭碗的矿工们就像断奶的孩子惶惑起来，煤炭技校的学生知道他们不能像往届学生那样，一毕业就能分配到矿上，像父亲们那样一干就是一辈子，于是开始蠢蠢欲动要去流奶淌蜜的南方打工去了。这只是一种气候，让那个夏天弥漫着燠热、烦闷的气息，可这跟邮递员老苏的不辞而别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老苏的失踪给邮电所的孩子留下了无尽的忧伤。我们觉得她们没有必要那么悲伤，因为矿部未将下落不明的老苏开除公职，仍然按月發放工资，以维持他家的生计。他家只是没有了父亲而已，而对矿工子女来说有父亲未必就是好事。当年的矿区打孩子是一种常见的家教方式，我们的父辈大多严厉而暴躁。也许因为他们是军人集体转业而来的，有着军人的作风；也许因为他们习惯于跟钻机、钎子、炸药打交道，不善于跟孩子交流。他们喜欢用硬梆梆的矿工腰带抽打忤逆的儿女，打得咬牙切齿。当然也有父子俩在矿区街道上奔跑追逐、前呼后叫的轰轰烈烈场面，那就使“打孩子”具有了一定的观赏娱乐性。于是，矿工的孩子对父亲就有些苦大仇深，心底向往起没有父亲管束的生活。我们普遍认为：也许像邮电所的孩子那样，就可以过上自由自在的好日子了。

2

　　这天黄昏，下班的矿工踩踏着胶靴“咔咔咔”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些黑糊糊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迎着夕阳。他们从井口走到岭上的水塔时，突然听见少女尖利的喊声传来：“你们把侯勇叫来啊！他若不肯跟我搞对象，我就从这水塔跳下去！”那座水塔是个水泥密封的储水圆桶，外壁长着潮湿的苔藓，嵌着“之”字形钢筋梯。它用水泵把岭下水库的水抽进来，经漂白净化后，再通过地下水管送往全矿的所有水龙头。是矿区唯一的用水源泉。 　　矿工们诧异地停住脚，抬头向水塔望去，只见一个少女站在水塔顶上，恍若飘摇的风筝——她就是苏西。苏西仍在喊叫。不远处学校的学生们在放学铃声中蜂拥而出，向水塔围来，仿佛奔赴一场盛大的演出。他们中有人欢叫：苏西，你忘了带喇叭筒了！也许他们想：还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好，敢把搞对象的事儿光明磊落地喊出来。
　　我们都知道苏西说的那个叫侯勇的人是谁。那家伙是煤炭技校的年轻老师，长得瘦长，就跟长颈鹿似的，不好好教书却喜欢写诗，因而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有时会传出他赞美矿工的诗歌。比如“乌金时代/我们向矿灯致敬”什么的。他经常去邮电所寄投稿信，一听到老苏在校门口敲响自行车铃铛，就会飞身扑来，急急地问：“苏师傅，有我的信吗？”我们知道侯勇是邮电所的常客，可发现他跟苏西有恋爱关系是在舞场上。那时，矿团委经常组织广大团员青年举办交谊舞会，也邀请过银城衬衫厂的女工前来联欢。可那些女工来过一次就再也不肯来了。舞场就设在灯光篮球场上，那儿有一块空阔的大水泥坪，四周立着路灯柱，顶上电线拉起网儿，挂着被涂得五颜六色的灯泡，就跟葡萄园似的。入夜时分，当灯光篮球场光影摇曳时，我们就会看见侯勇拥着苏西翩翩起舞。他托着她白皙的小手轻轻摇晃，抱着她柔软的腰肢快速旋转，就像浮在水里的一对并蒂莲儿。我们艳羡着侯勇，心生妒意，却不敢在心里活动“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思。我们不得不相信：侯勇把已是电话房姑娘的苏西搞定了。
　　没想到苏西会在水塔顶上演出这一幕。矿工们、学生们齐刷刷地抬头往上看，就跟灾民等待空投似的。苏西翼鸟般站在塔顶上伸开手臂，喊得嗓子都哑了，泪水涟涟的眼里涌着决绝的忧伤。她不理睬人群中矿工家属们的劝告，对着塔下越来越多的人喊：“你们谁也不许上来！谁要是上来一步，我就立马跳下去！今天要是见不到侯勇，我就不下来了。”有人去煤炭技校找侯勇，在教室、办公室、操场、厕所找了一圈，没找到人。有人去矿上单身职工宿舍楼找侯勇，把每个房间的门敲了一遍，也没找到人。于是，矿广播站大喇叭响了起来：现在播送通知，请煤炭技校侯勇老师听到广播后，速去北山水塔——那喇叭声可以传遍矿区地表上的各个角落，除非侯勇钻到井下去，否则一定会听见的。可他迟迟没有出现。政工科长忽地想起侯勇刚开调令，调离矿山去银城了，便赶忙把这事儿悄悄告诉了保卫科的人。那消息就在塔下交头接耳的人群中传开了，可谁也不敢大声说出来，生怕刺激得苏西飞身坠下。
　　日头沉入大山里，山峦上卷起青黑的风。苏西抱着膝盖坐在塔上，无声地低泣起来。那水塔顶呈上拱的穹形，坚实而平滑，围观的人真担心她会失足滑下来，却又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苏北来了，他举起矿灯照向塔顶，瓮声瓮气地喊：“姐，侯勇从矿里调走了，不会再来了！你为他跳不值得！”
　　光束里，苏西痉挛一下，公鸡打鸣般大哭起来。
　　苏北左手举着矿灯，右手攀起钢筋梯，向塔顶爬去。他胖胖的身子慢腾腾地，像头熊。他爬上塔顶，笨拙却紧紧地抱住苏西。于是，邮电所孩子的哭声在水塔上呜呜飘起，飘进了夜色里。
　　苏氏姐弟终于走下了水塔。当那对相拥相扶的背影消失后，围观的人群这才三三两两地离去，学生们意犹未尽地吹响口哨，矿工的矿灯帽就像流星一样散去，矿工家属们喋喋不休地走远。一个美好的夜晚真的来临了。
　　多年后，我们还记得苏西临下水塔时，猛地擦去眼泪，哑着嗓子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说跑就跑了！”我们也记得当时苏北手里的矿灯从塔上摔下，“嘭”一声，炸出了一片惊叫。
　　就这样，苏西跳塔事件在矿区家喻户晓了。可没过几天，苏西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又欢快地出没于灯光篮球场舞会，与青工们相拥而舞了。苏西上班的电话房是一个挂着“机房重地，闲人免进”木牌的安静地儿，那里渐渐生动起来，总会传出苏西的笑声和男青年的低语。一些面庞陌生的青年不时地从银城而来，又带着苏西奔银城而去。银城有更多更大的舞厅。那时还没有夜总会，只有大众舞厅，那里镭射灯闪烁，一些相熟或陌生的男女拥抱在一起跳慢四、快三，舞影更加零乱；每每黑灯舞起时，整个舞厅一片漆黑，从黑暗中就会传出小兽撒咬般的喘息声呻吟声，就像一片海。苏西应该是在那片黑海里如鱼一样自由游弋了。我们偷偷打探过那些频繁与苏西接触的男青年，他们中间有银城机械厂的青工、市第三人民医院团支部书记、私营照相馆老板，还有别的什么，却没有一个是矿区子弟。这让我们愤怒而泄气。
　　看着苏西招摇走过矿区街道，矿工家属们咬起了耳朵。她们说：矿里又出招蜂引蝶的狐狸精了！她们说：没有爹娘的孩子没人管教，真是容易学坏的。她们还说：一个女孩子，不自重，不安安心心嫁个人，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可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西是漂亮的，她那牛仔裤包裹住的身子是鼓舞人心的。
　　没过多久，苏西就离开矿山，调去银城百货公司了。那时，作为小城商业龙头老大，银城百货大楼雄踞在小城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五层楼里满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公司效益好，职工待遇好，风光无限，是小城青年趋之若鹜的地儿。那时，私营企业在小城刚刚兴起，不成气候，被人们忽略着。而所谓的好职业是指国家干部和国营企业职工，其它流民则为待业或无业。调动工作不是容易事儿，得找关系、通门路，从矿区胜利大逃亡更是难上加难。出身清白家庭的苏西能鲤鱼跳龙门，应该跟跳舞无不关系。苏西分到百货大楼卖自行车的柜组，矿上就有人找她买凤凰牌自行车、容声牌洗衣机或别的什么了。她偶尔回矿区，花枝招展地走在街道上，一副骄傲的公鸡模样。矿工家属们遇见她，脸上堆起笑，说她是矿山大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苏西就这样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曾私下议论：她站在百货大楼楼顶时，会不会像站在矿区水塔上一样，大喊大叫呢？

3

　　苏南从煤炭技校毕业后就子承父业，做起了邮递员。只要矿区没有消失，就仍需要绿色邮筒。她坐在邮电所里，一丝不苛地将信件、报刊、包裹放进分拣柜里一个个贴着单位名称纸签的小格子里，身影显得有些落寞，似乎她心里的整个矿区就分门别类地排列在那绿色的柜子里。有段日子，矿上人又提起老苏失踪的事儿，他们说邮电所的前身是旧时的烟花场所，那儿闹过鬼。老苏就曾说他在夜晚的邮电所里听见女子的嬉笑声，看见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女子摇着扇子向他招手——也许老苏是想女人想出臆症了，魂被那旗袍女子勾走了。可老苏是个沉默的家伙，他怎么会跟矿上人说这些呢？也许这个说法只是矿上人对老苏的猜测或诽谤。苏南对这个传闻置若罔聞，只是安静地坐在邮电所里。矿上人说她拾拣信件的身影像极了曾经的老苏。可有些夜晚，我们能听见噼哩啪啦的响声从邮电所传来，那是苏南在拔动算盘，在练习手指之舞。 　　苏南一直没有结婚。上世纪九十年代，她还青春年少，媒人登门不断，可她总推说她要照顾弟弟苏北。其时，苏北已从追着她问“爸爸去哪儿了”的小男孩，慢慢变成帅气的少年了。可他的右眼却是玻璃眼珠儿，那是苏北身上的残疾，也是苏南心里的愧疚。其实，苏北的眼睛致残跟苏南无关，可能与苏西有着干系。那时，苏西已飞出矿区，可关于她曾为数个男人打胎的流言仍在矿工家属们的嘴里，像蜜蜂一样飞来飞去。少年苏北自制了一把弹珠枪，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把灯光篮球场的灯泡全打灭了，让水泥地坪上散落一地五颜六色的碎玻璃。接着，他转战街边路灯，就在一盏路灯被射得粉碎时，一块小小的玻璃片恶狠狠地扑进了他的右眼。从此他的右眼珠就换成玻璃球了。从此矿团委举办的交谊舞会就悄然收场了。从此矿工家属们不敢再窃窃议论苏西了。苏北蓄起长发，用一束发梢遮住右眼，歪着头走在街上，一甩头发就会露出右眼，玻璃球闪出一道阴冷的光。矿工家属们遇见他就躲着走，她们担心自家的玻璃窗和自己的眼珠。我们很想走近邮电所去看看苏南，可有些忌惮苏北的玻璃眼。苏南很心疼弟弟的眼疾，有段日子一遇见矿工家属就说那是她的错，是她没有照顾好弟弟，跟祥林嫂似的。于是，给她提亲说媒的人越来越少了，在邮电所前转来转去的年轻男人越来越少了，她就慢慢错过了谈婚论嫁的最好时光。
　　那时，矿山经过改制改组、下岗分流、关停并转一番折腾后，就完全闭坑了。年轻的工人纷纷去银城寻活路，进私企做打工仔，进酒店当服务生，开摩托拉客，摆地摊卖货，可谓蛇行虎跃，而银城果然姹紫嫣红、气象万千。那时流行起一种叫寻呼机的通讯工具。那种电子玩意儿大约是手机的前世，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他人寻呼的信息，却不能通话，像只会听、不会说的小哑巴。它先是小城蜂起的小老板们的标配，后来就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饰物，满大街的人都腰挂寻呼机，滴滴滴的寻呼声就像蟋蟀鸣叫，此起彼伏。于是，矿区邮电所重新装潢了一下，把水泥柜台打掉，换上玻璃柜台，墙上贴起海报，卖起寻呼机、电话卡来，店主就是苏北。那时苏西已跳槽到小城无线电管委会下属的寻呼台，做起了时髦的寻呼小姐，邮电所里的寻呼机就是她捣腾来的。苏北总坐在店里拆装着寻呼机，也为矿区人家修修电视机、洗衣机。谁的家电坏了，都会陪着笑找他修理。矿工家属们感叹：要不是矿山倒闭了，苏北一定能成为机械工程师的，成为劳动模范的。苏南就陪着弟弟，平日送送报刊信件，卖卖寻呼机，日子就流水般过去了。
　　苏南一次次以照顾弟弟为由，拒绝说媒的人，这让矿工家属很没面子。她们暗底里传起流言蜚语，说那丫头有病，自从她爸失踪后，偶尔会犯羊癫疯，就是会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若不及时撑开她的嘴，她就会毫无知觉地咬舌身亡。但我们从没见过苏南发病的样子，只偶尔看到苏北的右手有被咬过的深深牙齿印，难道那是苏南发病时，他伸出手塞进姐姐的嘴里给她咬的？苏北从不跟我们多言语，我们无法从他嘴里掏出话来，以验证那个流言蜚语的真假。
　　苏南不嫁人，不知是否跟那个货车司机有关。有段日子，一个货车司机常来邮电所找苏南。那家伙也是矿山子弟，在矿上运输队开了两年运煤卡车后，就买了二手车自己单干跑起长途来，狠狠地赚了一笔钱，在银城买了三居室，全家人都搬去银城了。那家伙壮实、豪爽，开着大货车疾驰而来，一到邮电所前就急刹车停下，按响车喇叭，然后跳下卡车，摘下墨镜，风风火火走进绿色的屋子。他的笑声打破了邮电所的寂静，让小小的院落里洋溢起欢乐的气息。那时，苏北就会去杂货店买上两瓶酒，闷闷地跟司机喝起酒来。苏南就会围起布兜慌慌地上菜，脸红扑扑地站在一旁，就跟幸福的小主妇似的。司机开车东南西北地跑，见多识广，能说会道，一沾酒就成了话痨，满嘴跑火车地说起跑长途的见闻来。他說货车司机不能在路上捎带来历不明的女人，不能追逐车前的小动物，否则会发生灵异事件，小则车子会莫名其妙地坏掉，大则会出现车毁人亡的大事故。有一次，他在雾中的山岭上奔驰，看见一只小兔子在车前灯下蹦跳，就按响喇叭想吓走它。可小兔子回头用红眼睛看了看卡车，稳稳地溜达起步子。他只好跟在兔子后面慢慢行驶，可驶来驶去却好像在原地转悠。他心里一惊，知道遇到鬼打墙了，就停住卡车不再动弹，直到雾气散去后才开车急驶而去……他说得真真假假，逗得难得一笑的苏北眯着眼睛笑。
　　可最后一次喝酒时，司机和苏北聊着聊着，两人忽然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先是听见乒乒乓乓的器物倒塌声，接着就听见苏北的惊叫，便闻声跑进邮电所后院，看见司机和苏北掀翻桌子，扭打着推来搡去，踩得地上碎裂的碗碟咯咯脆响。两人都红着脸，喘着粗气，就像两头抵角的牯牛。苏南不敢上前，只朝着他俩喊：“别打了，不要再打了！”我们上前拉开他俩，抱住两个挣扎的醉鬼。司机眼睛红了，喘匀气息后转身而去。苏北低垂头缄默着，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哀伤。我们以为两人喝高后，一言不合戗起来了；或者司机对苏南做了过分的举动，才引起苏北的挥拳相向。可苏南幽幽地说，司机说他在跑长途的途中，看见一个人很像她的父亲——那个出走的邮递员老苏。苏北听了很生气，让司机闭嘴。司机仍兀自唠叨着，说他遇见的那人跟老苏真的很像，腮下也有一颗黑痣，并劝苏北跟他的车去找找那人。于是苏北一拳砸在司机的嘴上，两人就掀翻桌子打了起来。我们有些不明白：我们早已忘记邮递员老苏的模样，连他腮下究竟有没有黑痣都心存怀疑，司机怎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寻找失踪的父亲应该不是坏事，苏北为什么要出手伤人呢？我们以为那只是一件小事儿，要不了多久，司机还会轰隆隆地开着大货车而来，还会吃苏南烧的菜、跟苏北喝酒的。可没想到自那以后，司机再也没来过矿区，苏北也离开矿区不知何往了。我们私下里表示遗憾：如果没有那场酒后殴斗，苏南与司机也许会结婚的。
　　我们再看见苏南时，发现她眉头更紧蹙了，身形也瘦了些，而且一听到卡车喇叭声就会警觉地回头寻去。苏南从不穿邮递员绿色制服，她仍身着白衬衫，安安静静地坐在邮电所里，懒懒地翻看着那本集邮册，把那册子越翻越旧了。她还是那么好看，只是青春正被时光慢慢吞噬。我们不无惋惜地想：她那么坐下去，就会坐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了。

4

　　苏北是在世纪之交时走出矿区的。他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那时，困守矿区是一件可耻的事儿。凋蔽的矿区到处流传着矿工子弟走南闯北的故事，谁谁在上海开公司了，谁谁在南方犯事坐牢了，谁谁在舟山群岛做渔民了，谁谁王者归来在银城盘起饭店了……因而矿上人对苏北的外出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意外。
　　苏北走后，寻呼机那玩意儿渐渐被淘汰，邮电所小店柜台上又摆起手机来。苏南养了一只黄猫。那只猫又养了三只小黄猫，它们在邮筒上相互依偎，相互追逐，跟黄线团似的。苏南安静地坐在店里，看着门前的大黄猫向小黄猫敞开饱胀的乳头时，眼神有些奇怪，仿佛目光和时光都凝滞住了。我们在心里学着猫叫，不由地猜测：苏北有可能去寻他的父亲去了。当然这种猜测毫无依据，而且邮递员老苏失踪这么多年，还有什么寻找的必要呢？还能寻找到吗？那时，我们对好多事情都有着多余的杞人忧天。
　　苏北出外数年，连过年都没有回来过，可矿区一直未流传起他的传闻。关于苏北的音讯，任凭疑似资深情报员的矿工家属们怎样打探，苏南都一言不发，只是笑笑，似乎她想不起她还有个弟弟。可还是有消息在我们中间小范围地传出来。有个哥们从海南回来时说，他在海滩的烧烤摊上遇见过苏北，苏北在那个地界租了房，招了几个电工木工，开起装潢公司，好像发达了。苏北请他吃了海鲜喝了啤酒，对他说：还是陌生的地方好，谁也不知谁的过往，谁也不知谁的将来，说完后没有给他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就踩着烤焦的贝壳走了。也有在北京混过日子的哥们犹疑地说，他在北京邮电学院里见过一大学生，看上去像是苏北，可他热切地喊那学生“苏北苏北”时，那学生却并不答理他，像个陌生人。他很想看看那学生的右眼是不是藏着玻璃球儿，但一直没有机会。因而他拿不准那学生究竟是不是苏北，可他不相信天下还有长得那么相似的人，不是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吗。还有个从浙江牛皮哄哄归来的哥们说，他在宁波的舞厅见过一看场子的人，长头发一甩也会露出右眼的玻璃眼珠来，可舞厅灯光太暗，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那人的脸挺像苏北，可身躯高大、强壮多了。我们不便去找苏南求证这些消息，再说苏北在外混成什么模样毕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相信：这世道水果可以反季节生长了，有人可以一夜暴富了，还有什么是反常的呢——一切皆有可能。
　　又数年，矿区邮电所里多了个小男孩，我们有些惊讶：没听说苏南结婚，也没听说苏西生养孩子，邮电所里怎么会平添一个孩子呢？难道是有人把孩子凭空投递过来的？
　　小男孩穿着小背带西裤，微黑，体胖，刚刚学步，走路的样子像鸭子。苏南低着腰，担心地跟在他身后，以防止他不慎摔倒。
　　小男孩一嘴外地口音，跌跌撞撞跑出邮电所，指着锈迹斑斑的邮筒问：“那是什么啊？”
　　苏南蹲下身抱住他：“哦，那是邮筒。”
　　小男孩显然爱说话，也特别能说话，就像肚子里藏着个小喇叭：“邮筒？我懂了，它是跟绿皮火车连在一起的……我就是坐着绿皮火车到邮筒的……你把我从邮筒抱出来的。”
　　我们发现无论什么时代，小孩子的想法惊人一致。当年的我们就曾围着那大肚子邮筒议论过：邮电所的双胞胎姐妹是不是从那绿色怪物肚子里生出来的。
　　苏南笑了，笑得流出泪来。
　　有矿工家属走过来，逗弄小男孩：“娃儿，几岁啦？”
　　小男孩竖起两根指头：“两岁。”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念念。”
　　“那你爸爸叫什么啊？”
　　“就叫爸爸。”
　　“那你妈妈叫什么啊？”
　　“就叫妈妈。”
　　小男孩不耐烦了，鄙夷地挣开矿工家属的怀抱，摇摇摆摆地围着绿邮筒转起圈来。
　　苏南像做了许多年的资深母亲一样，也像张开翅膀护着鸡崽的母鸡一样，熟练地伸开双臂，跟着小男孩转。她已经不再年轻，脸色开始泛黄，连身材都臃肿了几分。
　　小男孩边转圈边拍著小手笑，笑声让邮电所亮堂了。
　　我们终于听见小男孩脆生生地喊苏南“姑姑”，知道他应该是苏北的儿子了。但我们不敢确认，苏北在外地真的成家立业了。我还是有些疑惑：寂寞的苏南会不会从人贩子手里买个孩子呢？会不会从外地的福利院领个孩子回来养呢？那时，银城坊间流传着新闻，说一辆面包车停下，有人冲下车抱起路边的孩子就走——有好多孩子就是这样失踪的。我们不怀疑苏南的善良，但对这世道不得不心存警惕。
　　小男孩的到来，让苏南仿佛从梦游中醒来，或者从清醒进入梦游了。她关掉手机店，整天围着小男孩转，变得热爱生活起来。她开始粗声大气地跟菜市场小贩讨价还价，跟矿工家属们讨论育儿心经，带着小男孩去银城逛电影院吃麦当劳了。她很宠爱小男孩，小男孩摔碎她的心爱算盘，撕碎她的数张集邮，她都不愠不怒，仍笑呵呵的。但她不允许小男孩拆开邮件，虽然邮电所信件已经很少，快成濒临灭绝的鸟了。小男孩也整天围着苏南转，姑姑姑姑地叫，就像嘴里有只鸽子。
　　后来的日子，苏北回来过几次。他开着红色轿车，玻璃眼被长发遮掩着，却生气勃勃。他还带回老婆，那是个皮肤黝黑的瘦女子，一看就知她是从离太阳较近的地方来的。他会热情周到地给左邻右舍的老人送上保健品，领着一家人在矿区逛荡，就跟远道而来的游客似的。他变得和气多了，脸上浮着笑，身上凶悍的戾气似乎荡然无存了。以前从不跟我们扎堆儿取乐的他，请我们在饭店喝过几次酒。我们趁着酒兴问他在外的经历，他笑而不谈。我们满脑瓜搜索着往事，想跟他忆忆旧日的趣事，却一无所获，只好盲目地恭维他发达了。他仍含糊地笑，就像跟我们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似的。有一次，一哥们喝高了，顺嘴提及他的父亲。他突然一甩头发，玻璃右眼露了出来，闪出一道光。那种久违的光让我们确认，他还是那个邮电所的孩子。我们担心他会像以前一样掀翻桌子大打出手，可他甩甩长发又把玻璃眼遮住，淡淡地笑了。我们惊叹：时间真他妈的是魔术师。
　　有年春节，苏北又开着红色轿车回来了。那时积雪掩盖着颓败的矿区，让大地有些粉妆玉砌的味儿。他拎着花花绿绿的礼物，迎着风中的飞雪，去给相熟的老矿工拜年。当他走在矿区街道上时，一群孩子跟在他身后，叽叽喳喳地笑。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兴奋地搓起雪球，向着苏北胖胖的背影扔去，然后尖叫着跑开。当年我们也曾像他们那样，向来往矿区的陌生人掷过雪球扔过煤块，看来那些小家伙把苏北当作外乡人了。苏北被击中头，他愣了愣，没有回头，只是抖了抖长发上的雪花，兀自向前走去。他的身影在雪中飘忽，真的像个异乡人。

5

　　这么多年过去了，苏西结婚、离婚折腾了N次，却始终没有生养出一个孩子来。矿工家属们私底下猜测：苏西打胎次数过多，子宫壁太薄，已经不能怀孕了。我们则倾向于她能生育。在很多年前的电话房，我们就偷偷听到过苏西对男子骄傲地说：“你跟我交往可以，但你要考虑清楚，我不会生孩子的！”男子就像被枪打中了，支吾起来：“为什么，你身体不好吗？”苏西斩钉截铁：“不是！我只是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我们听后，偷笑着，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也许她不想生孩子是想保持引以为傲的身材吧。现在，苏西的身材有些变化了，可她仍信守着当年的诺言，不让自己的腹部鼓起来。
　　寻呼小姐作为一种昙花一现的行当消失后，苏西摇身一变成了旅行社导游，丈夫也换成了小城文化馆搞音乐的家伙。我们不知道她领略过多少神州风光，只见过她在全国各地古民居前拍摄的照片，那些照片能与她家集邮册里那套二十一枚中国古民居邮票一一匹配的。她曾带着时任丈夫的音乐家来过矿区，那家伙飘飘长发束成小辫，高大帅气，也很可爱，一喝醉酒就说自己为艺术而生，立誓要成为莫扎特什么的，还伸长脖子模仿帕瓦罗蒂，一遍遍地为我们演唱美声歌曲《我的太阳》，可谓声情并茂。
　　我们不无妒忌地认为：他俩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了。可没想到两人后来却离了。我们以为那可能是因为苏西不愿生养小音乐家而导致的结果，可那小辫子的家伙请我们喝了一次酒，流着眼泪说：“你们说这是什么事啊！我对她可是百依百顺的，她说不养孩子就不养，她说东我不敢朝西……瞧我这弹钢琴的手，为她做饭洗衣……可她还是嫌我钱少，跟老板们搞上了……”我们看着他修长的手指，不知该怎么劝慰他。苏西却忿忿地对我们说，那家伙忒小气忒小心眼儿，对她在外做导游不放心，就一小男人，让她受不了。我們看着她愤怒的眼睛，也不知该怎么劝慰她。后来，我们偶尔会看见那小辫子的家伙出现在婚礼、企业庆典等场合，做起群众喜闻乐见的业余主持人。据说每次的劳务费相当于工人月薪的四分之一，算得上丰衣足食了。我们觉得苏西与音乐家离婚太不靠谱，就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似的。
　　苏西2000年的丈夫是个建筑商，她因此顺便成了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有人说她是先做会计，然后才成为老板娘的。虽然她没有会计证，但利用姐姐苏南的证件，包括那张全市职校珠算一等奖的证书，就当上会计了。她和苏南是双胞胎，长得非常像，那些人事部门安能辨她是雌雄？我们因苏西的提携，被招到建筑工地上开起推土机、吊机和粉碎机，为她和她的丈夫打工。那个建筑商大腹便便，光头，爱穿唐装，为人和蔼，也不克扣我们薪水。他在夏天常开着宝马来到工地上，为我们亲手送上皮薄瓤厚的甜西瓜。我们私下讨论：苏西的这次婚姻应该固若金汤了，因为建筑商已有儿女，她不用生养孩子；因为建筑商出手阔绰，不是音乐家那种小男人。而且她不再年轻，不能再栀子花茉莉花地闹腾了。
　　可我们偶然发现苏西竟然跟那个叫侯勇的前煤炭技校老师又悄悄见面了。一个暮夏的夜晚，月亮像细盐一样洒在尚未完工的工地上，我们在工棚里打着扑克。一哥们出外撒尿归来，一脸兴奋地喊：“走，我带你们看西洋镜去！”我们跟着他蹑手蹑脚走近一幢半截高楼，看见脚手架上坐着一对形如小情人的男女，他俩就是苏西和侯勇。他俩相拥着，很不安分地互相抚摸着，压得脚手架吱吱地叫。他俩的头顶挂着一块“注意安全”的警示牌，再往上就是一轮洒着清辉的月亮。我们有些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矿区井架下他俩拥抱的场景。我们不明白：他俩为什么不去舞厅、酒吧那些黑灯瞎火的地儿，那样才有浪漫的气氛啊。他俩的胆子也太肥了，在这露天的工地上展览着，就不怕被建筑工人看见吗？此时的侯勇还是老师，他从煤炭技校调到化纤技校，化纤技校随着化纤厂一起倒闭后，就一直在私立学校教书，但不知写不写诗歌了。他仍瘦长，只是头发少了，呈现出秃顶的征兆来。真不知苏西跟他旧情复燃是为了什么。我们悄悄退回工棚，想起当年矿工家属们的议论：她就是个招蜂引蝶的狐狸精——这个说法可能有些道理。
　　后来，这段情事被建筑商知道了，他开着宝马夜行工地，把苏西和侯勇抓了个现行。虽然拥在一起的他俩穿着齐整的衣物，可建筑商还是生气了。宝马像一面诡异的镜子落在脚手架下，他跳下车一声大喝，吓得长腿侯勇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苏西却稳稳地坐在脚手架上，晃荡着腿儿，像个调皮的纯情少女。建筑商不再和蔼，让疑似健身教练的随从把侯勇的嘴巴打出血，然后手指着苏西骂：“你……你个婊子，你是神经病啊！”苏西并不尴尬，还在笑：“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老娘偏不信这个邪！”建筑商被呛住了，侯勇捂着嘴逃开。苏西看着侯勇狼狈的背影，笑得更开心了，好像在期待这个结局。
　　当那个工地的楼盘全部完工后，苏西就跟建筑商离婚了。侯勇像贼一样没了身影。苏西回到矿区，整日窝在邮电所里，除逗弄小男孩玩儿，就是晨昏颠倒地睡，跟在家里疗伤似的。有些夜晚，邮电所里还会传来双胞胎姐妹的争吵声，但片刻又会恢复宁静。过了些日子，苏西又容光焕发地出行了。她涂脂抹粉，拎着行李箱，向公交站台走去。我们听见苏南喃喃了一句什么，接着小男孩大声地朝着苏西的背影喊：“姑姑说，你是不是没男人就不能活了。”那稚嫩的童声引得矿工家属们哄笑四起。苏西回头看了一眼苏南，脸红红地昂着头走去，就像个奔赴战场的勇士。
　　此后，关于苏西的绯闻还不时传来，我们都见怪不怪了。我们知道她爱眯着毛毛眼，眼神有些不安分，喜欢跟男人打情骂俏玩暧昧，但觉得这也不能完全怨怪她，也有些男人是主动招惹她的。她曾在QQ群里说，现实中和网络上骚扰她的男人，集合起来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我们觉得这不是夸张手法的运用，而是客观事实。我们对同类的雄性动物没有多少信心。而梳理那些与苏西接触过的男人资料，我们惊讶地发现她的男友或丈夫都是比她年纪大的人，难道她有恋父情结？

6

　　邮电所在时光中安静地泊着，门前大肚子邮筒渐渐矮去，小男孩却慢慢长高了。
　　在男孩刚上小学时，我们发现了苏南的一个秘密。那个秋天，男孩沉迷于一种游戏，他折叠了一只又一只纸飞机，抛向空中，让小型的飞行物在风中自由滑翔。于是，纸飞机落满了矿工俱乐部前的小广场，被雨水淋湿或被风吹去。矿工家属们对这种孩子的游戏熟视无睹，可有个老头无意间捡起一只纸飞机，抚平纸张一看，发现那是一封没有结尾和落款的信。那老头是前政工科长，整天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爱看报纸，还保持着当年“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的工作作风，也保持着政工干部惯有的组织性和警惕性。他认为邮递员不该让孩子把信件叠成纸飞机乱扔，那是有违职业道德的错误行为。于是，他皱着眉头，把一只只纸飞机捡了起来，还原成信件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就看出那些信是苏南写给一个不知名的男人的。趁着苏南去菜市场买菜之机，前政工科长悄声问男孩那些叠飞机的纸是从哪儿来的。男孩就把他引进邮电所后院，打开苏南房间老式办公桌抽屉，献宝似地笑。前政工科长惊讶地发现那抽屉里堆着厚厚的一沓没有地址的信，都是苏南写的。他快速地翻阅起那些信，猜不出那是写给哪个男人的，但信中炽热痛苦的思念、迫不及待的倾诉、混乱不堪的情绪，让他恍惚觉得邮电所里潜隐着一股暗流。 　　此后，前政工科长总盯着男孩扔纸飞机，偷偷地把那些废弃的纸张收集起来，跟当年整理档案一样。他是具有保密意识的人，也是贪酒之人，在几杯酒下肚后，就忍不住把内心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他还拿出几张信纸，证明他没有造谣生事。我们把头凑在一起，传阅了那些信，发现那些信纸张不一，有煤矿便签、方格稿纸，还有双线信纸，信上落款时间不一，行文风格也不一，有封信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有着琼瑶小说的气息，用词讲究，引用了“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诗句；有封信写于二十世纪初，用词尖酸刻薄，有着弃妇似的焦灼与怨恨；另一封信创作时间不明，用词朴素，有着无望的感叹……我们那些被酒浇得热烘烘的脑瓜冷了下来，陷入了长长的沉默，心里有水漫了出来。我们没有好奇地去揣测那个应该收到这些信的男人是谁，也许他是那个货车司机，也许他是我们并不相识的人，也许他就是苏南自己，无论是谁又能怎样呢？我们不再说话，不停地喝酒，喝得眼睛都潮了。这个秘密我们一直没有说出去，没有让它成为矿工家属们嘴里嚼来嚼去的话题，但再看到苏南时，我们发现她跟以前不一样了，也对她尊重多了。
　　苏南的确跟以前不一样了，她在2010年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妇人，原来白白嫩嫩的皮肤开始打褶发黄了，身子像发面一样胀大了，爱上跳广场舞了。那时，矿区的妇人们一到黄昏就聚在灯光篮球场上，跟着音乐扭来扭去，把身上的肉挤得东逃西散，与其说是跳舞不如说是做广播体操。她们跳得很卖力，不知这些妇人中间有多少人曾参加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矿团委组织的交谊舞会，是否还记得灯光球场上的灯泡是谁打碎的。苏南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我们替她惋惜：她在青春年少时腰肢婀娜时从不跳舞，为什么要在人过中年时抖动身上的肥肉呢？那时，邮电所又空了，那个男孩已长大成人，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了，而且早就没人寄信了。苏南很闲，却追鸡逐狗看上去比以前更忙活，跳广场舞时显得那么欢实和满足，也许从安静的少女到聒噪的婦人也就隔着一米时光吧。
　　就在那时，一个消息传来，让清冷的矿区骚动起来。那就是：低矮脏乱的矿山家属区即将拆去，取而代之的将是幢幢新楼。银城日报上说：矿山工棚区是银城第一代建设者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但也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随着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银城一批批矿山关停，一些矿山工棚区呈现出脏、乱、差的居住面貌。为给老矿工们带来福祉，政府决定把矿山工棚区改造项目列入第1号民生工程加以推进，致力于让老矿山焕发新容颜……这一消息仿佛福音，让矿区鼓躁起一团喜气。矿工家属们一见面就聊起这事儿，喋喋不休地计算着新居面积，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安居梦圆。可苏南却蹙起眉头，忧心忡忡，看上去有些魂不守舍了。她不再去灯光球场跳广场舞，整天窝在邮电所里，在绿色的屋子里踱来踱去，嘴里咕嘟着什么。遇上有人谈论矿区拆迁的话题，她会问上一句：整个矿区都要拆掉吗？邮电所也要拆去吗？矿工家属们就笑：听说矿部机关大楼、矿工俱乐部都要拆掉的，一个小邮电所留着做什么？她听后眉头蹙得更紧了。矿工家属们觉得苏南有些奇怪，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留恋那间刷着绿漆的小房子，难道新楼房还没有邮电所住得安逸吗？矿工家属们想想也就释然了：苏北早就在银城为苏南买了一套房，都装潢得宽敞明亮了，可苏南就是不肯搬去住——她是个特别恋旧的人嘛。可苏南只有四十来岁，正是生龙活虎的年纪，她百事无忧，应该换个新居、找个男人嫁了才是正道啊。她那么舍不得邮电所，是因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儿落下的毛病吧？我们觉得矿工家属们说话越来越有道理，可还是依稀看见那个远去的少女又回到苏南的身体里了。
　　对这个消息深恶痛绝的，还有一位年老的矿工。那老头嗜酒，这怨不得他，井下潮气重，矿工们为了驱赶潮湿的寒气难免会喝点酒，这一喝就离不开了，年老的工人在井下干了一辈子，血液需要酒精来浇灌也是正常的。那老头也不愿离开矿山，他患有矽肺职业病，原本可以由国家出钱在大医院颐养天年，可以跟着儿子去银城享受天伦之乐，可他就是不愿离开矿区。这不，听到矿山工棚区改造的消息后，老头酒越喝越多，喝高了就站在家门口卡着腰骂娘，骂矿区附近的私营小煤窑在挖社会主义墙角，骂前任矿长是个败家仔，骂摔死在大草原上的林姓人物是叛徒，说谁要敢来拆他家的房子，他就跟谁拼老命，要誓死保卫家园。
　　有一天，老头吃过晚饭走出家门，半夜仍未回家，不知所踪。我们正在棋牌室打麻将，被叫去找人。我们想：老头是不会离开矿区的，喝再多的酒也不会迷路的，莫非醉倒在哪儿了？于是就满矿区找他，从矿工俱乐部、地磅房找到水塔、碉堡，越是低洼处越使劲瞅，却不见他的人影。
　　终于，我们在岭上的井架下找到了他。那里，井口已经被水泥密封，煤场上小矿车零乱如鸦，瞎了的大探照灯在空中摇晃。老头伛偻着身子，靠在井架上，团着手看天。天上有轮模糊的月亮，被黑黑的山岭逼得越升越高。我们高声呼唤他，刘师傅刘师傅，喊声一片。可他像耳聋了，仍漠然地抬头看天。
　　等我们走近时，他把满是月光的眼睛收了回来，盯着我们问：“你们上大夜班么？没穿工作服、没戴矿灯帽怎么能下井？“
　　我们以为酒精让那个严肃的老头变幽默了，就笑：“刘师傅，我们下班了啊。”
　　老头瞪大眼睛：“现在正大干红五月呢，你们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采掘进度多少？”
　　我们觉得人老了，竟然变得有趣了。
　　老头把我们扫视了一遍，诧异地问：“你们是哪个采区哪个班组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我们心里一动，这才发现他老年痴呆，已经认不出别人和自己了。
　　我们把老头领回矿区街道，路过邮电所时，看见苏南站在大肚子邮筒前，看着老头，眼里湿湿的。也许那个夜晚的月光有些奇怪，容易让人流泪吧。

7

　　不过年不逢节，苏北回来了。他还是开着红色轿车，那个坐骑已经更换成第三代了。这回，他一回矿区就大张旗鼓地回收起矿山老旧物件，比如矿灯、矿工胶壳帽、小矿车、钻机之类，仿佛是在矿区拆去前趁火打劫。我们深知一些成功人士喜欢收藏，银城一地产老板就收藏了大量古董，虽然大多是赝品，但堂而皇之地摆在办公室里供人观赏。而苏北不仅是成功人士，而且从小就有爱集邮的毛病，或许那是他本性难改吧。 　　苏北与矿山留守处谈拢价钱后，我们就开始拆下矿部机关大楼顶上的大喇叭，搬下井口大煤场上的铁轨，卸下变电所的变压器，把能搬能运的机械物件全部集中在矿上大仓库里。那些坏了锈了的铁家伙曾经就在那儿，被我们熟视无睹着，可拆起来就像在拆除矿山的骨头，像在拆解自己的记忆，拆得心里酸酸的。苏北对我们的活儿很满意，那个从小就爱拆装电子产品的家伙亲临现场指挥，长发严严地遮住右眼，一直没露出玻璃球的光泽来。他跟我们有说有笑，只是仰望岭上高高的井架时，才露出望洋兴叹的无奈来。我们问他是不是要开一家废旧物资回收站，他没有说话，脸上却露出难以抑止的兴奋。
　　有天早晨，我们去邮电所向苏老板请示，要拆卸矿山的哪个部位，在门外听见苏南苏北的说话声从屋里传来。
　　苏南像是很生气：“你拆那些破铜烂铁做什么？整个矿山就要拆掉了，你也不想想办法保住邮电所！”
　　苏北声音粘稠稠的，像是从睡梦中刚醒：“要保住邮电所做什么？”
　　苏南迟疑片刻，恨恨地说：“我怕邮电所没了，他就……就算回来，也找不到家，找不着我们了。”
　　苏北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他还会回来？他拋弃我们这么多年，还回来干什么！”
　　苏南低泣：“他毕竟是我们的父亲啊。”
　　一阵沉默，苏北的声音软下来：“姐，莫哭了……邮电所没了不要紧的，这次工棚区改造总不会拆掉井架、碉堡和水塔吧？就算他能回来，也能找到家的。”
　　苏南的哭声这才止住，喃喃：“也是哦，再说二十多年了，他是死是活……都难说呢。”
　　苏北没了声儿。
　　苏南清清嗓子又问：“弟啊，你折腾那些矿山旧物件，到底要做什么呀？”
　　苏北声音有些涩：“矿区拆掉后，我要在岭上租块山地，办个煤炭工业文化体验园。”
　　“哦，那能有人来看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项目是不是可行，可我想为这座矿山留下一点记忆……没有记忆，我们就是孤儿了。”
　　我们听懂了，原来苏北是想做文化旅游项目，真是有生意脑瓜。可我们不明白这跟记忆、孤儿有什么关系。苏北扯得太玄乎了，看来他的身上还残留着小时候看《少年文艺》的味儿。我们真心希望所谓的煤炭工业文化体验园能够如期出现，但不知那个园区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钻进邮电所时，看见苏北在玻璃杯里清洗着一颗眼珠，那吓了我们一跳。他一甩长发，那颗眼珠就不见了，而右眼的玻璃眼珠却变成真眼球了。我们惊讶地看着他，他指指右眼，笑笑：“我换了义眼。”我们发现他的右眼看不出残疾了，便模模糊糊地笑。说实话，没了玻璃眼，苏北让我们感到更生疏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任何事情不再好奇，不想再打听苏北在外的创业史，可还是零零星星地听到一些关于苏北的事儿。据说，他刚到广州时在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作业，因懂得家电维修技术且踏实肯干，被一步步提到车间主任的位置上，那玻璃眼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发展。那时，他就住在厂里，上班、看书，并没有像我们猜测的那样去找他的父亲，而是满足于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连女工都不去招惹。后来，他跟搞销售的当地仔熟识了，那个当地仔辞职后办了同样的电子厂，聘请苏北做了分管生产的副总。再后来，苏北跟当地仔的侄女认识了，时间久了，那个皮肤黝黑的女子看那玻璃眼就顺眼了，也就嫁给他了。再后来，那家电子厂越做越大，业务越来越广，成了股份公司，苏北就成了股东之一。他一路走得顺风顺水，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跌宕起伏。他把儿子送回矿区养大，是应苏南一再要求而送来的，他更想把姐姐接过广州一起生活。其实，有些人一生就那么简单，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苏北活得很笃定，就像一块磁铁吸在轨道上。不像我们跟着风向上窜下跳，四处找工作、寻商机，朝着发财梦想一路狂奔，活得狂热过、浮躁过，活得栖栖惶惶过、张牙舞爪过，就跟时代车轮上卷起的灰尘一样——时代跟个人命运究竟是怎样纠缠不清的关系呢？也许我们应该像苏北一样，对生活要闭上一只眼。
　　苏北交给我们最后的活儿，是把邮电所前的大肚子邮筒收藏到大仓库里。那个邮筒早已锈迹斑斑，“中国邮政”四个字已缺了一半，但还是那么坚固。在撬起邮筒时，苏北给整个邮电所拍摄了一段视频，还跟苏南在邮筒前照了一张合影。
　　苏南用钥匙打开邮筒，看着空空荡荡的大肚子，笑笑：邮筒已经空了好多年了。说着随手掏去，竟然掏出一册卷角的《少年文艺》来。
　　苏北瞥了瞥《少年文艺》，也笑：“是啊！现在通讯方式多，手机、网络又快又好，怎会还有人写信呢？”
　　苏南有些恍惚：“爸爸说过，这个邮筒是信鸽的鸟巢……”
　　苏北盯住苏南，眼光里像是藏了锥子：“姐，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出走吗？”
　　苏南捋捋额上长发：“他……也许是总骑着邮递车跑来跑去，跑烦了……就跑丢了。”
　　“不会吧。他能骑着自行车在矿山和银城之间跑来跑去，总比那些总呆在井下的矿工伯伯强吧。”
　　“是吧……可那些矿工伯伯只能坐着闷罐车上上下下，跑不了啊。”
　　苏北眼睛有些潮，却仍在笑：“也许吧……其实也没什么，没有父亲，我们不是一样长大了吗。”
　　苏南笑笑，随手摸了摸眼角。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苏氏姐弟主动谈论她们的父亲，这么多年来她们对失踪的老苏避口不提，似乎怕触到各自心里的伤疤。
　　我们不好意思再盯着苏氏姐弟看，便把目光移向被孩子称作绿毛怪的邮筒，心里有些伤感。我们不知道那绿毛怪的大肚子里飞来飞去过多少信鸽，传递过多少思念、期盼、悲伤和欢乐，比如煤炭技校的侯勇老师的投稿信、那个曾在华阳河农场劳动改造过的老工程师的平反信、矿工子弟考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矿工远在家乡的亲人逝世的噩耗、矿山家庭生养下儿子给老家的报喜电报——那绿邮筒岂不就是一只只信鸽栖落的鸟巢。
　　我们拔起邮筒时，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一个脆生生的童声响起：大师兄，不好了，妖怪又来了，快去保护师傅啊—— 　　我们愣愣地抬头看去，只见苏南掏出手机，不好意思地向我们笑笑，又看向苏北：“你的宝贝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苏北牵牵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羞涩来，我们没想到他还会有这种表情。
　　苏南小心地捧着手机走进邮电所，等打完电话走出来时，脸上的笑都融化了。
　　那时，太阳真好，几只鸟在路灯柱上跳来跳去，发出清脆的鸣叫，风也带着绿意。苏北钻进红色轿车就要离开矿山了，他打开车窗，看了看苏南，看了看我们以及我们身后的矿区，按响喇叭，启动轿车缓缓驶去。一阵淡淡的煤灰飞过，苏南看着卷尘而去的轿车，喃喃：哦，是该搬家了——那条柏油路还是从矿区通往银城的唯一马路，左盘山右临河，还是当年邮递员老苏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奔来驶去的山道，几十年都没有多少变化。苏北的红色轿车在柏油路上越驶越远，渐渐消失而去，就像一团远去的火。

8

　　我们不知道邮递员老苏有没有偷偷回来过，此时却不得不想起他来。
　　煤矿工棚区改造项目竣工后，北岭井架下一个煤炭工业文化体验园也开园了。曾经破败不堪的矿区像被风卷去，矿部机关大楼、矿工俱乐部、矿工大食堂、供销社大商店、邮电所，还有红砖平房家属区都没了踪迹，竖起了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成了一个叫梦苑的生活小区。但井架还在，那座山岭被镂空的围墙围住了，围墙随山势蜿蜒，围住了井架、碉堡、水塔，摆设起机关大楼、矿灯房、小井口、地磅房，摆设起矿山的老旧机械和物件，就像曾经的矿区缩小版，不过碉堡、矿灯房等地儿只是徒有虚名，已经是餐厅和客栈了。最有意思的是，园区入口处的售票口是仿造当年的邮电所建成的，刷着半截绿漆，屋前也竖个大肚子邮筒，还立了一座石像。那座石像是着了颜色的石头邮递员，穿着绿色制服，推着自行车，只是面目不清，眉眼、嘴唇像是被鸟叼走了。看到那座石像时，我们不由地想起邮递员老苏，石像面目越模糊，越跟我们记忆中的老苏相像——其实我们早已忘记老苏的模样了。
　　那个做过政工科长的老头围着石像转了三圈，拍拍石像的头说：“像，真像！”
　　我们笑问：“像什么？”
　　老头一脸认真：“当然像老苏了，矿上还有第二个邮递员吗？”
　　然后，前政工科长就卖弄起他所知的矿山掌故来。他说，当年老苏的出走，可能是一个意外事故。老苏曾是跨过友谊关的军人，当过通讯员，骑着摩托给首长传信，很威风的。他在一场硝烟弥漫的战斗中，被炮火震昏，一块小弹片恶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脑瓜。那个多余的小插件让老苏常常头疼、犯迷糊，失去了部分记忆。他转业到地方后，就做了邮递员。那个夏日，老苏在去银城取邮件的途中，可能因路面颠簸引动弹片，导致神智不清才出走的。
　　我们提出置疑：既然脑瓜里的弹片会导致痴呆，为什么老苏象棋下得那么好呢？
　　前政工科长笑：“下象棋算什么！老苏太聪明了，他能把毛主席《纪念白求恩》倒背如流……如果不是那個弹片，他指不定能做矿长，当上矿务局局长呢。”
　　我们还想说什么，前政工科长长叹，声音像风中的落叶：“哎，老苏这么多年不知跑哪儿去了……都一大把年纪了，或许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们不能不信前政工科长的话，再看那邮递员石像，就有些异样了，仿佛它有了温度和气息。
　　我们不知怎么又想起邮电所孩子的母亲——老苏的老婆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奇怪的，是个开花结果的常识，可我们从没见过苏氏姐弟有过母亲，也没听她们提过母亲，仿佛她们没有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仿佛老苏没有老婆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因而想起这个问题就有点胡思乱想的荒唐感觉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父辈大多是集体转业的军人，他们来到煤矿时，女子在矿区极为稀有，而且大多是返城下放知青。那些女子都在地表上干着轻巧的活儿，并逐步成了矿上有头有脸人物的夫人。而我们的父辈大多是井下工人，干的是采掘、放炮之类的活儿，只能以城市户口的优越去乡下找老婆，然后再把妻儿老小带到矿上来，到“五七”队做做家属工。那时节，户口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分农村与城市户口两种类型，决定着一个人在哪种土壤里生根发芽，不同户口的人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不像现在，城乡一体，没有人再因为户口问题而固守一地，每个人都可以像蒲公英一样飞来飞去，播洒种子，繁衍生息，现在我们的一哥们就跟非洲妞喜结良缘了。因而，我们的母亲大多来自于一个叫华阳河农场的地方，那里是农村，却曾聚居着一些来自上海的犯人。那里的女子虽然赤脚下田种地收麦，却受上海囚犯的影响风气大开，向往着城里人的生活，而矿区就成了她们从农村出逃的理想地。因矿上那个曾在华阳河农场劳动改造过的工程师的牵线搭桥，一批华阳河女子就成了矿工的老婆，也就成了我们的母亲。这使得矿区的父辈来自天南海北，而母辈却来自几乎同一块土地。可邮电所的孩子没有母亲，她们仿佛是从那大肚子邮筒里捡到的。
　　那个做过政工科长的老头告诉我们：人是不能单性繁殖的，邮电所的孩子当然有母亲，但他也没见过老苏的老婆，甚至没见过老苏跟什么女人有瓜葛，只见过苏氏姐弟尾随着老苏从客车上走下来。而且，他在矿部政工科干了那么多年，在人事档案中也没看到过老苏配偶的详细信息。他以前问过老苏：“苏师傅，你的家属呢？”老苏淡淡地说：“死了，是生双胞胎难产死的。”前政工科长就不好再问了。
　　我们又提出置疑：不知是故意说谎，还是失忆的缘故，老苏说错了，如果他老婆在生双胞胎姐妹时就去世了，那么弟弟苏北又是谁生下来的呢？
　　前政工科长并不为我们答疑解惑，却说：“老苏的确很辛苦，又当爹又当娘，总算把三个儿女拉扯大了，不容易啊。”
　　我们又有了疑惑：老苏出走，有没有可能因为养育儿女太辛苦，心力交瘁时，为逃避责任而逃走，或者去找老婆了呢？我们还有个大胆的猜测：多年前，我们相信过一位气功大师。当时，他风靡银城，据说能发功治病，把瘫痪在床的人治得活蹦乱跳，把失明多年的人治得满目光明，还被多个单位请去做气功报告会。但专家对他的气功争论不休，有人说那是特异功能，天生奇功；有人说那是弘扬中华国粹，走在生命科学前沿。我们相信他，因为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疾病。那位气功大师说，他已经有两个甲子的年纪了，他出生于清代末期，少时误入终南山，跟师傅学艺，如今才艺成下山普济众生的。因而，我们有理由猜测：老苏会不会误入深山老林，巧遇高人修道去了。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是规规矩矩的老实孩子，经历那么多异想天开的事儿，变得满脑子疑问了。
　　我们记得煤炭工业文化体验园开园那天，苏北回来过，苏北的儿子回来过，苏氏双胞胎姐妹回来过，邮电所的孩子难得地团圆了。那时，全新的矿区万人空巷，矿上人走出张灯结彩的新居，涌到山岭上，观摩起那场盛大的典礼。井架上的大喇叭又响了：全矿职工请注意，煤炭工业文化体验园就要举行开业典礼了——然后是礼炮、奏乐、致辞、参观，接着在新建的矿工大食堂里集体就餐，最后参观者领取塑料小矿灯纪念品热热闹闹地散去，跟过节似的。
　　我们看见活动结束后，苏氏一家在邮递员石像前照了合影，当时苏氏姐妹一左一右靠在石头邮递员的肩上，苏北站在中间，苏北的儿子举着相机喊着“茄子茄子”按下了快门，可她们都没有留下笑容。我们还发现，苏北把长发理成了短发，也不戴墨镜，让那仿真义眼大白于天下，看上去轻松自在多了。当然这些只是小插曲，在大喇叭播放的进行曲中，并不引人注目。
　　后来，我们听说：那个园区售票口有个老头，很严肃很执拗，对矿上人进园都要收取门票，年老的矿工说那老头的眉眼有几分神似老苏。
　　后来，我们听说：那个园区的邮递员石像上，有鸟筑起了鸟窝。
　　后来，我们还能看见苏南，她就住在园区里。我们还能听到苏西的风流韵事传来，说她的相好被双规了。可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苏北，据说他要移民去澳洲陪袋鼠玩了。
　　我们时常会想起当年的邮电所孩子，她们干干净净地坐在绿色邮电所的邮筒前，坐在阳光下，在齐声背诵课文：春天来了，一群大雁向南飞……
　　【责任编辑朱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