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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定位
师守祥
一、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旅游
旅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得到学界、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实用主义思想的误导,关于旅游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将广泛意义的旅游功能简化为经济功能,旅游仅仅被视为是一个经济产业。而其本质的功能,诸如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很长一段时间,旅游学术界关于旅游功能的定位是片面的,使旅游功能出现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夸大经济功能(世界第一大产业、支柱产业、关联带动与乘数等),弱化文化交流、教育与休闲体验等功能。以基本反映了我国旅游学研究水平的《旅游学》教材来看,不管是教育部推广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旅游学》,还是发行量很大的南开版《旅游学概论》,教材中内容基本是按“旅游经济”组织的,重点章节是旅游资源、旅游产业、旅游市场、旅游消费者、旅游组织等。《旅游学》教材从内容来看与其说是《旅游学》,不如说是《旅游产业概论》更为恰当。《旅游学》是旅游管理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学生的入门教材,它对学生专业思想的形成,专业意识、专业精神的培养,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二、强调经济属性的旅游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科
旅游研究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在概念系统、现象的描述、分析、预测、控制等关键问题形成其独特性。作为经济产业研究的旅游既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
以旅游的概念为例,我国学者把旅游与旅游业混同,或者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谢彦君在其著作中对旅游的各种定义有过深入的评价,认为旅游的定义被严重泛化、经济化了(谢彦君,1999;2001)。由于顾虑其包容性(主要是产业类型上的)与涵盖范围,一直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义,以至于“大旅游、大产业”的说法盛行。
有的学者认为旅游研究大多要依靠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理论上科学的定义如果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定义存在矛盾,与政府的统计规定不相符合,将给旅游研究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是不可取的。我国旅游学者普遍接受为满足(经济)统计工作需要的技术性定义。“技术性定义”,特别提出旅游目的包括六大类:“休闲、娱乐、度假”、“探亲访友”、“商务、专业访问”、“健康医疗”、“宗教/朝拜”、“其他”等。这个定义迎合了各种“特殊”需要,至少在数字上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成就。
学术研究迁就政府规定,在旅游学研究领域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表现出趋势性。但它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是放弃科学研究指导实践的科学目标,是“削足适履”的行为。
三、确立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地位
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应该有多元的认识。在一般的生活中,旅游是个人出于休闲、体验满足的一种经历,具有广泛性、目的性、异地性、暂时性、经济性等特点。在当今,旅游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参与者众,且相互影响,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对自然环境、人的价值观、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必然产生商业类型,形成经济产业。
旅游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30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得益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是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一致的。如果仅仅是考虑旅游的经济功能,是片面地看问题,在政策和理论方面会将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引向歧途。过分专注于旅游经济的研究大大贬低了旅游的广泛价值,限制了旅游学研究的视野。旅游学的学科属性必须突破“经济管理”的局限,确立社会学的广阔视野。
旅游研究: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警惕
张金山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旅游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林毅夫(2001)在谈到国内经济学界工作者大部分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原因时认为,关键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旅游研究更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旅游研究的规范总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形式化”规范,即有关整理引用文献、图表格式、论文版式、审稿流程等方面的规范;第二层面为“方法论”规范,即规范旅游学科研究、推动旅游学科建设和促进旅游学科创新发展方面的规范。“形式化”规范是从事旅游研究的基本条件,《旅游学刊》编辑部在规范论文写作,推动中国旅游研究与世界接轨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而“方法论”层面的规范,需要旅游学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近些年来,旅游研究的方法论陷入实证主义的窠臼,特别是唯科学主义(Seientism)盛行,使得旅游研究朝着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拼命发展而不能自拔,这对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旅游学来说非常不利,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的大行其道值得警惕。
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学科,经济属性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绝不是旅游学研究的全部。旅游学是一门研究从事旅游活动的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旅游业以及双方的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综合学科,旅游学以旅游活动以及由于旅游活动牵连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相关要素为研究对象。旅游现象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现象,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双重结构,并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申葆嘉,1999)。自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开始快速发展,国家对旅游业的战略定位也经历了系列演变。20世纪80年代,旅游被定位为经济型的事业,80年代后期,旅游又被确定为经济产业,明确了旅游的经济产业性质,1998年,国家提出要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9年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从国家对旅游业的系列定位来看,主要关注于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和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定位。旅游研究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迅速开展,国家对旅游业经济属性和经济效益的侧重自然而然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形成强烈的导向作用,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旅游,成为旅游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又自然而然地被迅速引入旅游研究中来。
从方法论层面来关注旅游研究的规范,主要体现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尚不完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基本上是一系列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应用研究的综合(宋子千,2009);另一方面,从经济学吸收养分,借助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旅游成为旅游研究的主流,特别是伴随着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大行其道,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迅速在旅游研究中弥漫开来。
实证主义方法论肇始于孔德(Comte)的实证主 义哲学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观认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由孔德所开创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自20世纪之后在美国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大行其道,并构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最深层的思想方法论基础。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者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韦森,2007)。
韦森对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引致的怪现状进行了鞭辟的总结,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Keynes,1936)。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发展、国家对旅游发展的经济导向、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实证主义盛行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期而遇,快速耦合了。在旅游学性质和研究对象即使在国际范围内也没有获得一致认可的前提下,旅游研究自此以旅游经济研究马首是瞻,对应地研究方法自此以实证主义方法为首选的结果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内,旅游研究不但忽视了由孔德肇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已经遭受不断批判和质疑的事实,同时也忽视了旅游经济研究只是旅游研究的重要方面、旅游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事实。要走出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弥漫的浓雾,治本之策在于在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实现突破,特别是需要构建起旅游学理论体系,并与之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系,关键环节在于明确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性质,自觉剔除唯科学主义的研究倾向。
学术批评:一个中国旅游研究亟待关注的领域
陈钢华
对他人的研究及其成果进行商榷、质疑、探讨与回应等,是学术批评的范畴。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学术是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是人类开展研究活动所欲追求的目标;此外,学术也通常被理解为获得这种“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的过程和活动(叶继元等,2005)。“批评”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指的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亦表示“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使用“学术”一词时,笔者偏向于采纳对其的第二种阐述,即认为学术是一种追求学问的过程和活动。笔者采纳批评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的解释,认为学术批评其实就是指依据一定的准则和要求,分析和议论某些研究在过程和成果方面的长处与短处、得与失,是就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结论)或观点进行质疑、商榷、赞同抑或反对;学术批评的本质在于寻求学术交流、探求真理。因此,从本质上说,“学术批评是一种特殊的学术评价活动”(叶继元等,2005)。因为学术规范指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在追求学问的过程和活动中必须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要求,所以,学术批评规范也就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在开展学术批评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各种准则和要求,因而也是学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国际旅游学界,一方面,不同观点的交锋、争论、商榷、质疑与回应,是常见的现象。如,著名旅游学者史密斯(Smith)与雷伯(NeilLeiper)关于旅游是单个产业(tourism as a singleindustry),还是产业群(tourism as a mix of industries)的来回往返的持续论争,就常为国际旅游学界提及(Pansiri,2009),成为学术批评的经典案例。学术批评的传统得以一直传承,近年来,在TourismManagement杂志上也经常可以见到针对某一论文的研究方法、发现或观点进行商榷和回应的系列文章。如,针对瑞安和谷惠敏(Ryan&Gu,2010)以“中国五台山第四届佛教文化节”为例进行的关于旅游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和文化的文章中的研究进展和某些观点,谢泼德(Shepherd)进行了质疑武的评论,随后瑞安和谷惠敏针对质疑进行了回应。诸如此类的个案,还有很多,笔者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对某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学术专著,进行评论,也已成为国外旅游学界的常态,不少主流英文旅游学术期刊设有专门的书评栏目(书评亦是学术批评的重要类型)。
在国内旅游学界,也曾兴起过几次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商榷与质疑的热潮,如关于“旅游学科及其体系构建”的论争,以及关于“旅游地(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质疑与回应等。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学术批评的传统在国内旅游学界并没有形成,至少在学术期刊上相关文献并不多见,且其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据笔者检索和统计,除国内旅游研究的旗帜性期刊《旅游学刊》外,在国内其他旅游学术刊物中极少见到类似的文献。此外,《旅游学刊》近3年来发表的有针对性的商榷性或质疑性文章也逐年减少。该刊2001年至2006年的6年间累计发表了18篇标题含有“商榷”、“质疑”或“看法”等字眼的学术批评文章,年均3篇,而2007年和2008年每年只有1篇,2009年至今则尚无类似文献发表。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是,从所能检索到的文献来看,目前基本上没有学者对其他同行的质疑或商榷做出公开的书面回应,这与前文所提及的国际旅游学界的情况截然不同。同时,国内主要旅游学术期刊中,针对学术著作的书评也极少出现,对旅游著作的书评更多地散见于其他领域的刊物,如《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学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中国旅游学界学术批评的相对缺失呢?毋庸置疑,随着旅游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成熟,一些基础性的概念,通过不断的论争与辨析,学界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因此,近年来对基本概念的学术争论已经逐渐减少,目前所能见到的批评性文献多针对某领域特定文献的研究结论或观点。然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对学术批评缺乏正 确的认识,以及学术评价失范才是导致目前国内旅游学界学术批评相对缺失的关键原因。
首先,对学术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其一,有些学者认为对其他学者进行学术批评就是专门挑刺或者进行人身攻击,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有些学者碍于“面子”,不便对同行的研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进行“白纸黑字”的商榷甚至质疑,认为即便是研究结论或观点真“有待商榷”,也大可私底下交流,不必诉诸公开的学术交流平台。其二,有些被其他学者“质疑”或者“商榷”的作者,可能他们的文章确实存在有待商榷之处,自知理亏,难以进行回应,也有可能出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觉得没有进行书面回应和解释的必要。实际上,对他人的质疑或商榷进行回应,是作者捍卫自己学术成果的必要举措,是进行学术交流的必要环节,从而也是每一位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肩负的职责和使命。其三,一些第三方读者误以为,发表的文章被别的学者进行“商榷”或“质疑”,这篇文章的质量就一定“不行”;被“商榷”或“质疑”的文章及其作者甚至沦为某些读者的笑料。以上三方面的认识,都没能够正确理解或者甚至扭曲了的学术批评的本意和价值。学术本身是神圣的,并不存在高低等级之分,学术批评作为一种求知与探索的活动亦然,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平等的关系。学术批评只不过是不同学者的观点的探讨和交流。通过积极、规范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在旅游学术共同体内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并有利于整个学科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其次,学术批评失范(学术批评不规范)。一些学者对学术批评的准则和要求缺少认识,未能坚持公正和客观的原则,或在批评的遣词造句等方面缺少细致的推敲,因而难免产生一些不利于学术交流初衷的学术批评文献,并有可能由此造成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私人恩怨。此外,目前国内旅游学界的一些书评,要么沦为该书的推荐广告,以提升知名度和销量,故书评作者毫不吝啬赞誉之词,丝毫不提及该书有待提升之处,要么沉浸在对该书内容和框架的叙述中,缺少应有的富有洞见的评论。因此,这也可能间接导致了部分旅游期刊并不愿意发表书评性文章。而实际上,符合学术规范、作为学术批评重要载体的书评,不仅要求评者对所评著作的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必须对其做出客观、中立的评价,既要突出该著作的优点,也要指出该著作的缺点,以便读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书评也是促进学术交流、实现学术批评初衷的重要载体。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批评体系,规范学术批评活动,除了应从以上论及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角度来不断地加强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批评的价值及其规范的认识外,作为第三方的学术期刊也应该继续鼓励和规范学术批评文章的录用与发表,如开设专门的学术争鸣/学术批评栏目和书评栏目等,从而从学术批评的主体、客体和媒体这三个方面来共同努力,以实现上述目标。
旅游研究中学术语言规范的重要性
黄潇婷
学术规范,是指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涉及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包括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管理规范等方面;既指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更指向高层次的学术制度规范和学风规范等。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是对研究者从事研究活动的基础要求,而学术规范更高层次指向的是研究者要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目前,旅游研究成果中一些学术语言不规范的情况正是研究者学术不严谨、学术道德失范的表现。针对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特征,学术语言规范对于旅游研究乃至旅游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学术语言规范运用是不同认识阶段旅游研究成果累积的基石。旅游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相比发展历史较短。因此,更应该珍视前人完成的旅游研究成果,尽可能高效地实现旅游研究成果的累积。每个学术概念都有严格的内涵和外延,使用规范化的学术语言进行旅游研究,完成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累积的。就好像一幅拼图,即使打乱了顺序,后来的研究者通过文献整理和综述仍然能够还原一幅完整的图画。随意使用自创或者改造的“新名词”完成的研究成果,就好像外缘错乱的拼块,放在拼图中哪个位置上都不合适,不能为旅游研究的发展和积累作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术语体系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学术语言的更新速度较传统学科快是正常的。笔者反对“新名词”并不是反对创新,而是反对研究基础不扎实。对于要表述的旅游现象,研究中已有旅游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术语可供使用,但由于研究者由于文献搜索或阅读不全面,不知道可用的旅游术语,从而出现自创新名词的现象。这种情况在非旅游专业研究者或旅游专业初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或翻译国外研究成果时比较多见。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研究者学风不踏实、缺乏学术责任心的表现。
其次,学术语言规范运用是不同学科背景旅游研究成果融合的保障。旅游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旅游问题研究的角度、方法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规范的学术语言使得不同学科背景的旅游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比较和评估具有可行性。旅游学发展初期,旅游学术研究者都是来自传统学科的研究者,吸收了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由于我国学科设置的现状,很多旅游硕士和博士都是跨专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带着各自的知识背景,对旅游作为多学科交叉领域的进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如果没有学术语言的规范,那么在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历史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和旅游心理学发展的同时,旅游学作为多学科融合发展的道路就出现了交流上的语言障碍。
更为重要的,学术语言规范化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多学科交叉领域中旅游研究的“门槛”。出现标准化的术语体系,并且在研究中规范化地使用术语,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我国旅游学科的发展虽然晚于西方,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基本完成了旅游基础概念术语的讨论,形成了国内旅游学术界基本认可的旅游学术语言体系。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使得旅游学科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但是适时建立旅游研究的“门槛”也是学科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经之路。通过语言规范化建立旅游学术研究的“门槛”,并不是为了增加不同学科研究者进入旅游学科的难度,而是为了减少不同学科研究者进行旅游研究的随意性,更重要的则是增加其研究活动对旅游学科的贡献度。
无论从旅游学科纵向发展来看,还是从旅游与横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来看,学术语言规范对于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研究学术语言体系的建立和规范化学术语言的运用则需要旅游学术界共同努力。
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
吴巧红
作为研究范武尚未确立的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旅游学需要社会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营养和学术支撑。在旅游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者借助社会学的现象学、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符号互动论来研究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社会冲突、符号互动、文化变迁、群体涵化等。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也被称为旅游社会学。科恩(1984)认为,旅游社会学有4个主要研究领域:旅游者、游客与当地人的关系、旅游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旅游的后果。因此,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路径,应该对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有所启示。
从孔德的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滕尼斯的公社与社会、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杜尔克姆的实证社会学、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以及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博大精深,经典浩瀚。总体而言,社会学研究有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社会学以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一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实证主义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测量和分析,用定量研究将社会现象及其关系变化趋势用精确的统计语言描述出来。人文主义则认为,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与自然界的运动是不同的,人类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研究采用特殊的方法和视角,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是典型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人文主义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来描述或建构经验世界。
由于笔者对社会学理论的了解非常有限,下面只是选取社会学理论发展长河中3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做一简单介绍,希望能管中窥豹,并求教于方家。
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方法论思想,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的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解释和说明。杜尔克姆1897年发表的《论自杀》一书长期以来被社会学界奉为里程碑式的经典,不仅因为该书在经验层次上验证、深化和发展了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更因为他的研究在发展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是社会学史上第一个通过假设一预测一检验的基本研究步骤,对数据和资料进行比较、计算、分析来建立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家。
二战后,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崛起。1945年,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一词。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任何社会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结构),这些制度模式之间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生存。结构功能主义为考察社会现象提供了功能分析方法这一全新的系统分析方法,有学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大于其理论意义。
符号互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及西方社会学界颇为流行。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从这种互动中寻找。郝伯特·布鲁默是自米德以后符号互动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69年,布鲁默出版了《符号互动论:观点与方法》一书,集结了他关于符号互动论的重要文章。在《符号互动的方法论立场》一文中,布鲁默批评了社会科学中过于依赖预先建立的理论模式和过于讲究调查技术的倾向,主张回到经验世界中去。他认为,认识经验世界不能靠玩弄方法,不能靠建立和阐述骗人的理论。不能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程序,不能靠数学、统计学方案,也不能靠那些定量技术或创造什么新概念,需要走向经验世界本身。
以上3位社会学家的理论各具特色,方法各异,有的甚至很对立,但他们观点与方法的不同并没有造成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分裂,恰恰是因其各自的独特丰富了社会学,发展了社会学理论。我们今天讨论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除了注重文献综述、数据来源、研究方法、数据结果分析外。似乎也应该有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心态。既要避免迷信定量方法,一味追求各种模型设计和统计数据,又要杜绝编造那些既无法证实、又无法否定的概念和理论。旅游研究范武的确立不应要求所有的文章都只能用定量研究,因为定性研究也有其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思想的光芒。笔者认为,刚刚涉足某领域,学术素养、科研实力还不强的研究者,不要轻易做定性研究,而应当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掌握和基础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加强研究范式的训练和学术素养的养成。在熟练掌握了定量研究方法之后再去从事定性研究,其研究结论会更有说服力。
所以,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旅游学界对于逐渐兴起的数理与计量方法应鼓励,但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田野方法应提倡,但不能随意和走样;逻辑推演和理论抽象是最终目标,质性研究永远高于量化研究,但必须基于实证基础。正确处理“系统性”和“深刻性”,是方法的关键。
综观前人的研究历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大体上分为3个阶段:简单抽象、孤立深入和高度综合,也即传统思辨阶段、定量研究阶段、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阶段。国内的旅游研究大体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相应地,在研究对象上出现多元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呈现量化趋势。
总之,不论是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还是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都要既注重分析,又注重综合,同时还要有大旅游的观念和学科史的观念,给学术研究输送“系统”营养,让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样,旅游学才会健康发展。
重视旅游学学科范式的建构
王旭科 张宪玉
一、开启旅游学的学科范式
按照美国著名人文学者库恩的定义,科学范式(paradigm)是一个包括概念、符号、模型和范例的体系,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重要理论范式的构建以及该范式所容许并推进的更深层次研究,是任何一个学科进入其成熟阶段的标志。就旅游学研究而言。基础性理论框架的形成与成熟,这也许是旅游学学科范武构建的一个关键步骤。用个形象比喻,在旅游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可以找到许多自有或借用来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但是在缺少学科范式这个共同支点支撑的时候,所有这些理论都处于发散状态,而旅游学研究基础性理论框架恰恰有助于将旅游学从过去借助各种方法与工具的“试验场”,转变为具有相对稳定而合理内部结构的“理论分析器”。
笔者认为这一基础性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旅游的本质属性认识基础之上。正如谢彦君所言:“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而余暇和异地将这种体验与其他体验分离出来,赋予其独有的特征。旅游的本质规定性由此形成,旅游知识共同体(从旅游学到其下属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基点也应该建立在这一本质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余暇”是时间层面,“异地”是空间层面,旅游学探讨的基础性理论框架与分析聚合点是在特定时空层面的人的体验与服务 问题,或者像张凌云所言,我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非惯常环境的体验与生活方式”基础上。旅游学要建立真正贴近微观现实的时空分析框架,以基础性理论框架为基础,学术研究才有自己的对话平台和本真特性。
二、提出旅游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近年,我国旅游学发展走的是多元学科借鉴与渗透的学科研究之路,侧重特定学科特点与行业背景来研究旅游现象。旅游学研究要注重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普遍认识过程,注重一般学科原理在旅游特定领域的使用条件。这将促进旅游学避免一些学术研究脱离现实追求形式化的不良倾向,继续关注本领域的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是一定时代的科学研究者在当时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矛盾。科学问题中与每个学科的基础内核紧密联系的部分就形成若干基本科学问题。这些基本科学问题往往构成了学科研究的重大基础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相当一段时期内学科进步的方向和步伐。旅游学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应用学科,显然必须关注什么是本领域的基本科学问题,尤其要关注什么是学科内源性基础内核所决定的那些基本科学问题。旅游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究者所能够提出和解释的基本学术问题。
三、形成旅游学研究特定的逻辑思路
以问题为导向的旅游学研究,除了要求提出和明确所研究的旅游学术问题,还要注重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形成研究者自己特定的逻辑思路,这主要表现为针对所研究问题提出关键命题并加以详细论证。笔者主张,旅游学研究要从发现和定义问题出发,通过对关键命题的论证,在合理的理论框架内经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与历史演绎,得到正确的解释性结论和政策性建议。同时主张,在解决“如何做”(how to do)的问题之前,首先弄清楚“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使旅游学术研究逐渐走上严谨规范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旅游学最终跳出过去一度依靠简单移植一般性的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只能进行经验性描述、对策性阐述、方法性移植,甚至以主观的认知与理解、概念的假定与制造来代替严谨的科学分析。并且避免过多依附于政治经济形势,和以对策性研究取代学术研究的一系列弊端,也才能使旅游学科不断取得更多原创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这不但能够在与旅游领域相关的重大国家政策问题上取得话语权及影响力,而且能够推进主流学科对若干重要理论与政策盲区(诸如假日制度、旅游产业地位以及旅游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一体化等)的关注与研究。
四、组建牢固的旅游学学派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的紧密联系,打破了以前那种个体特立独行的研究方式,学术研究成了集体的合作与创新,孤军奋战被证明是难以获得重大学术成就。作为学科范式确立的重要体现,牢固的科学学派是学科严谨的科学研究的人才基础,国内外学科学术成长的历史也证明学派在学科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如李四光地质力学学派,苏步青和他的学生谷超豪、白正国等组成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等。
所谓科学学派,就是指拥有独树一帜的理论纲领(或科研风格),由核心学术领袖及其追随者组成的享有崇高集体威望的科学共同体,其核心特点是具有一个“核”的“共同体”。我国旅游学派组建尚处于成长摸索阶段,旅游学派的成长要强化旅游研究者的“学派”意识,高校与科研机构要倡导与鼓励各种学派的创建与发展,创建一流的旅游科研集体,增强集团研究能力,并推动学派之间“围绕问题”的学科争鸣,以此推进旅游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旅游理论的提升。
师守祥
一、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旅游
旅游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得到学界、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实用主义思想的误导,关于旅游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将广泛意义的旅游功能简化为经济功能,旅游仅仅被视为是一个经济产业。而其本质的功能,诸如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很长一段时间,旅游学术界关于旅游功能的定位是片面的,使旅游功能出现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夸大经济功能(世界第一大产业、支柱产业、关联带动与乘数等),弱化文化交流、教育与休闲体验等功能。以基本反映了我国旅游学研究水平的《旅游学》教材来看,不管是教育部推广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旅游学》,还是发行量很大的南开版《旅游学概论》,教材中内容基本是按“旅游经济”组织的,重点章节是旅游资源、旅游产业、旅游市场、旅游消费者、旅游组织等。《旅游学》教材从内容来看与其说是《旅游学》,不如说是《旅游产业概论》更为恰当。《旅游学》是旅游管理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学生的入门教材,它对学生专业思想的形成,专业意识、专业精神的培养,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二、强调经济属性的旅游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科
旅游研究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在概念系统、现象的描述、分析、预测、控制等关键问题形成其独特性。作为经济产业研究的旅游既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也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
以旅游的概念为例,我国学者把旅游与旅游业混同,或者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谢彦君在其著作中对旅游的各种定义有过深入的评价,认为旅游的定义被严重泛化、经济化了(谢彦君,1999;2001)。由于顾虑其包容性(主要是产业类型上的)与涵盖范围,一直没有形成公认的定义,以至于“大旅游、大产业”的说法盛行。
有的学者认为旅游研究大多要依靠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理论上科学的定义如果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定义存在矛盾,与政府的统计规定不相符合,将给旅游研究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是不可取的。我国旅游学者普遍接受为满足(经济)统计工作需要的技术性定义。“技术性定义”,特别提出旅游目的包括六大类:“休闲、娱乐、度假”、“探亲访友”、“商务、专业访问”、“健康医疗”、“宗教/朝拜”、“其他”等。这个定义迎合了各种“特殊”需要,至少在数字上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成就。
学术研究迁就政府规定,在旅游学研究领域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表现出趋势性。但它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是放弃科学研究指导实践的科学目标,是“削足适履”的行为。
三、确立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地位
旅游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应该有多元的认识。在一般的生活中,旅游是个人出于休闲、体验满足的一种经历,具有广泛性、目的性、异地性、暂时性、经济性等特点。在当今,旅游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由于参与者众,且相互影响,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对自然环境、人的价值观、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必然产生商业类型,形成经济产业。
旅游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30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得益于我国现代化进程,是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一致的。如果仅仅是考虑旅游的经济功能,是片面地看问题,在政策和理论方面会将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引向歧途。过分专注于旅游经济的研究大大贬低了旅游的广泛价值,限制了旅游学研究的视野。旅游学的学科属性必须突破“经济管理”的局限,确立社会学的广阔视野。
旅游研究: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警惕
张金山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规范,旅游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林毅夫(2001)在谈到国内经济学界工作者大部分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原因时认为,关键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旅游研究更是存在同样的问题。旅游研究的规范总体来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形式化”规范,即有关整理引用文献、图表格式、论文版式、审稿流程等方面的规范;第二层面为“方法论”规范,即规范旅游学科研究、推动旅游学科建设和促进旅游学科创新发展方面的规范。“形式化”规范是从事旅游研究的基本条件,《旅游学刊》编辑部在规范论文写作,推动中国旅游研究与世界接轨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而“方法论”层面的规范,需要旅游学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近些年来,旅游研究的方法论陷入实证主义的窠臼,特别是唯科学主义(Seientism)盛行,使得旅游研究朝着一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方向拼命发展而不能自拔,这对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旅游学来说非常不利,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的大行其道值得警惕。
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学科,经济属性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绝不是旅游学研究的全部。旅游学是一门研究从事旅游活动的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旅游业以及双方的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综合学科,旅游学以旅游活动以及由于旅游活动牵连的经济、社会、环境等相关要素为研究对象。旅游现象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现象,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双重结构,并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申葆嘉,1999)。自从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开始快速发展,国家对旅游业的战略定位也经历了系列演变。20世纪80年代,旅游被定位为经济型的事业,80年代后期,旅游又被确定为经济产业,明确了旅游的经济产业性质,1998年,国家提出要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9年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从国家对旅游业的系列定位来看,主要关注于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和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定位。旅游研究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而迅速开展,国家对旅游业经济属性和经济效益的侧重自然而然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形成强烈的导向作用,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旅游,成为旅游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又自然而然地被迅速引入旅游研究中来。
从方法论层面来关注旅游研究的规范,主要体现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尚不完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基本上是一系列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应用研究的综合(宋子千,2009);另一方面,从经济学吸收养分,借助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旅游成为旅游研究的主流,特别是伴随着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大行其道,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也迅速在旅游研究中弥漫开来。
实证主义方法论肇始于孔德(Comte)的实证主 义哲学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观认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是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由孔德所开创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精神,自20世纪之后在美国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大行其道,并构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最深层的思想方法论基础。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者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韦森,2007)。
韦森对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引致的怪现状进行了鞭辟的总结,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Keynes,1936)。
改革开放以来,旅游发展、国家对旅游发展的经济导向、旅游研究、经济研究的实证主义盛行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期而遇,快速耦合了。在旅游学性质和研究对象即使在国际范围内也没有获得一致认可的前提下,旅游研究自此以旅游经济研究马首是瞻,对应地研究方法自此以实证主义方法为首选的结果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内,旅游研究不但忽视了由孔德肇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已经遭受不断批判和质疑的事实,同时也忽视了旅游经济研究只是旅游研究的重要方面、旅游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事实。要走出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弥漫的浓雾,治本之策在于在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研究方面实现突破,特别是需要构建起旅游学理论体系,并与之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系,关键环节在于明确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社会学科的性质,自觉剔除唯科学主义的研究倾向。
学术批评:一个中国旅游研究亟待关注的领域
陈钢华
对他人的研究及其成果进行商榷、质疑、探讨与回应等,是学术批评的范畴。按《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学术是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是人类开展研究活动所欲追求的目标;此外,学术也通常被理解为获得这种“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的过程和活动(叶继元等,2005)。“批评”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指的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亦表示“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在使用“学术”一词时,笔者偏向于采纳对其的第二种阐述,即认为学术是一种追求学问的过程和活动。笔者采纳批评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的解释,认为学术批评其实就是指依据一定的准则和要求,分析和议论某些研究在过程和成果方面的长处与短处、得与失,是就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结论)或观点进行质疑、商榷、赞同抑或反对;学术批评的本质在于寻求学术交流、探求真理。因此,从本质上说,“学术批评是一种特殊的学术评价活动”(叶继元等,2005)。因为学术规范指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在追求学问的过程和活动中必须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要求,所以,学术批评规范也就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在开展学术批评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各种准则和要求,因而也是学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英文为主导的国际旅游学界,一方面,不同观点的交锋、争论、商榷、质疑与回应,是常见的现象。如,著名旅游学者史密斯(Smith)与雷伯(NeilLeiper)关于旅游是单个产业(tourism as a singleindustry),还是产业群(tourism as a mix of industries)的来回往返的持续论争,就常为国际旅游学界提及(Pansiri,2009),成为学术批评的经典案例。学术批评的传统得以一直传承,近年来,在TourismManagement杂志上也经常可以见到针对某一论文的研究方法、发现或观点进行商榷和回应的系列文章。如,针对瑞安和谷惠敏(Ryan&Gu,2010)以“中国五台山第四届佛教文化节”为例进行的关于旅游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和文化的文章中的研究进展和某些观点,谢泼德(Shepherd)进行了质疑武的评论,随后瑞安和谷惠敏针对质疑进行了回应。诸如此类的个案,还有很多,笔者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对某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学术专著,进行评论,也已成为国外旅游学界的常态,不少主流英文旅游学术期刊设有专门的书评栏目(书评亦是学术批评的重要类型)。
在国内旅游学界,也曾兴起过几次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商榷与质疑的热潮,如关于“旅游学科及其体系构建”的论争,以及关于“旅游地(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质疑与回应等。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这种学术批评的传统在国内旅游学界并没有形成,至少在学术期刊上相关文献并不多见,且其数量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据笔者检索和统计,除国内旅游研究的旗帜性期刊《旅游学刊》外,在国内其他旅游学术刊物中极少见到类似的文献。此外,《旅游学刊》近3年来发表的有针对性的商榷性或质疑性文章也逐年减少。该刊2001年至2006年的6年间累计发表了18篇标题含有“商榷”、“质疑”或“看法”等字眼的学术批评文章,年均3篇,而2007年和2008年每年只有1篇,2009年至今则尚无类似文献发表。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是,从所能检索到的文献来看,目前基本上没有学者对其他同行的质疑或商榷做出公开的书面回应,这与前文所提及的国际旅游学界的情况截然不同。同时,国内主要旅游学术期刊中,针对学术著作的书评也极少出现,对旅游著作的书评更多地散见于其他领域的刊物,如《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学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中国旅游学界学术批评的相对缺失呢?毋庸置疑,随着旅游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成熟,一些基础性的概念,通过不断的论争与辨析,学界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因此,近年来对基本概念的学术争论已经逐渐减少,目前所能见到的批评性文献多针对某领域特定文献的研究结论或观点。然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对学术批评缺乏正 确的认识,以及学术评价失范才是导致目前国内旅游学界学术批评相对缺失的关键原因。
首先,对学术批评缺乏正确的认识。其一,有些学者认为对其他学者进行学术批评就是专门挑刺或者进行人身攻击,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有些学者碍于“面子”,不便对同行的研究在专业学术刊物上进行“白纸黑字”的商榷甚至质疑,认为即便是研究结论或观点真“有待商榷”,也大可私底下交流,不必诉诸公开的学术交流平台。其二,有些被其他学者“质疑”或者“商榷”的作者,可能他们的文章确实存在有待商榷之处,自知理亏,难以进行回应,也有可能出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觉得没有进行书面回应和解释的必要。实际上,对他人的质疑或商榷进行回应,是作者捍卫自己学术成果的必要举措,是进行学术交流的必要环节,从而也是每一位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中所肩负的职责和使命。其三,一些第三方读者误以为,发表的文章被别的学者进行“商榷”或“质疑”,这篇文章的质量就一定“不行”;被“商榷”或“质疑”的文章及其作者甚至沦为某些读者的笑料。以上三方面的认识,都没能够正确理解或者甚至扭曲了的学术批评的本意和价值。学术本身是神圣的,并不存在高低等级之分,学术批评作为一种求知与探索的活动亦然,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平等的关系。学术批评只不过是不同学者的观点的探讨和交流。通过积极、规范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在旅游学术共同体内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并有利于整个学科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其次,学术批评失范(学术批评不规范)。一些学者对学术批评的准则和要求缺少认识,未能坚持公正和客观的原则,或在批评的遣词造句等方面缺少细致的推敲,因而难免产生一些不利于学术交流初衷的学术批评文献,并有可能由此造成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私人恩怨。此外,目前国内旅游学界的一些书评,要么沦为该书的推荐广告,以提升知名度和销量,故书评作者毫不吝啬赞誉之词,丝毫不提及该书有待提升之处,要么沉浸在对该书内容和框架的叙述中,缺少应有的富有洞见的评论。因此,这也可能间接导致了部分旅游期刊并不愿意发表书评性文章。而实际上,符合学术规范、作为学术批评重要载体的书评,不仅要求评者对所评著作的内容以及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必须对其做出客观、中立的评价,既要突出该著作的优点,也要指出该著作的缺点,以便读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书评也是促进学术交流、实现学术批评初衷的重要载体。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批评体系,规范学术批评活动,除了应从以上论及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角度来不断地加强学术共同体对学术批评的价值及其规范的认识外,作为第三方的学术期刊也应该继续鼓励和规范学术批评文章的录用与发表,如开设专门的学术争鸣/学术批评栏目和书评栏目等,从而从学术批评的主体、客体和媒体这三个方面来共同努力,以实现上述目标。
旅游研究中学术语言规范的重要性
黄潇婷
学术规范,是指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涉及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包括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管理规范等方面;既指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更指向高层次的学术制度规范和学风规范等。笔者认为,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规则是对研究者从事研究活动的基础要求,而学术规范更高层次指向的是研究者要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目前,旅游研究成果中一些学术语言不规范的情况正是研究者学术不严谨、学术道德失范的表现。针对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的特征,学术语言规范对于旅游研究乃至旅游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学术语言规范运用是不同认识阶段旅游研究成果累积的基石。旅游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相比发展历史较短。因此,更应该珍视前人完成的旅游研究成果,尽可能高效地实现旅游研究成果的累积。每个学术概念都有严格的内涵和外延,使用规范化的学术语言进行旅游研究,完成的研究成果是可以累积的。就好像一幅拼图,即使打乱了顺序,后来的研究者通过文献整理和综述仍然能够还原一幅完整的图画。随意使用自创或者改造的“新名词”完成的研究成果,就好像外缘错乱的拼块,放在拼图中哪个位置上都不合适,不能为旅游研究的发展和积累作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术语体系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学术语言的更新速度较传统学科快是正常的。笔者反对“新名词”并不是反对创新,而是反对研究基础不扎实。对于要表述的旅游现象,研究中已有旅游学术界达成共识的术语可供使用,但由于研究者由于文献搜索或阅读不全面,不知道可用的旅游术语,从而出现自创新名词的现象。这种情况在非旅游专业研究者或旅游专业初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或翻译国外研究成果时比较多见。从根本上说,这些都是研究者学风不踏实、缺乏学术责任心的表现。
其次,学术语言规范运用是不同学科背景旅游研究成果融合的保障。旅游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于旅游问题研究的角度、方法等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规范的学术语言使得不同学科背景的旅游研究成果之间的交流、比较和评估具有可行性。旅游学发展初期,旅游学术研究者都是来自传统学科的研究者,吸收了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由于我国学科设置的现状,很多旅游硕士和博士都是跨专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带着各自的知识背景,对旅游作为多学科交叉领域的进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如果没有学术语言的规范,那么在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历史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和旅游心理学发展的同时,旅游学作为多学科融合发展的道路就出现了交流上的语言障碍。
更为重要的,学术语言规范化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多学科交叉领域中旅游研究的“门槛”。出现标准化的术语体系,并且在研究中规范化地使用术语,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我国旅游学科的发展虽然晚于西方,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基本完成了旅游基础概念术语的讨论,形成了国内旅游学术界基本认可的旅游学术语言体系。多学科交叉的属性使得旅游学科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度,但是适时建立旅游研究的“门槛”也是学科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经之路。通过语言规范化建立旅游学术研究的“门槛”,并不是为了增加不同学科研究者进入旅游学科的难度,而是为了减少不同学科研究者进行旅游研究的随意性,更重要的则是增加其研究活动对旅游学科的贡献度。
无论从旅游学科纵向发展来看,还是从旅游与横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来看,学术语言规范对于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研究学术语言体系的建立和规范化学术语言的运用则需要旅游学术界共同努力。
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
吴巧红
作为研究范武尚未确立的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旅游学需要社会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营养和学术支撑。在旅游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者借助社会学的现象学、结构功能主义、冲突论、符号互动论来研究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社会冲突、符号互动、文化变迁、群体涵化等。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也被称为旅游社会学。科恩(1984)认为,旅游社会学有4个主要研究领域:旅游者、游客与当地人的关系、旅游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旅游的后果。因此,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路径,应该对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有所启示。
从孔德的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滕尼斯的公社与社会、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到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杜尔克姆的实证社会学、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以及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理论博大精深,经典浩瀚。总体而言,社会学研究有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社会学以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一直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实证主义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测量和分析,用定量研究将社会现象及其关系变化趋势用精确的统计语言描述出来。人文主义则认为,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与自然界的运动是不同的,人类自身的特殊性要求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研究采用特殊的方法和视角,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就是典型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人文主义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来描述或建构经验世界。
由于笔者对社会学理论的了解非常有限,下面只是选取社会学理论发展长河中3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做一简单介绍,希望能管中窥豹,并求教于方家。
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方法论思想,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的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解释和说明。杜尔克姆1897年发表的《论自杀》一书长期以来被社会学界奉为里程碑式的经典,不仅因为该书在经验层次上验证、深化和发展了他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更因为他的研究在发展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是社会学史上第一个通过假设一预测一检验的基本研究步骤,对数据和资料进行比较、计算、分析来建立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家。
二战后,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崛起。1945年,美国社会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一词。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任何社会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结构),这些制度模式之间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生存。结构功能主义为考察社会现象提供了功能分析方法这一全新的系统分析方法,有学者认为结构功能主义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大于其理论意义。
符号互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美国及西方社会学界颇为流行。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从这种互动中寻找。郝伯特·布鲁默是自米德以后符号互动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969年,布鲁默出版了《符号互动论:观点与方法》一书,集结了他关于符号互动论的重要文章。在《符号互动的方法论立场》一文中,布鲁默批评了社会科学中过于依赖预先建立的理论模式和过于讲究调查技术的倾向,主张回到经验世界中去。他认为,认识经验世界不能靠玩弄方法,不能靠建立和阐述骗人的理论。不能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程序,不能靠数学、统计学方案,也不能靠那些定量技术或创造什么新概念,需要走向经验世界本身。
以上3位社会学家的理论各具特色,方法各异,有的甚至很对立,但他们观点与方法的不同并没有造成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分裂,恰恰是因其各自的独特丰富了社会学,发展了社会学理论。我们今天讨论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除了注重文献综述、数据来源、研究方法、数据结果分析外。似乎也应该有兼容并包的理念和心态。既要避免迷信定量方法,一味追求各种模型设计和统计数据,又要杜绝编造那些既无法证实、又无法否定的概念和理论。旅游研究范武的确立不应要求所有的文章都只能用定量研究,因为定性研究也有其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思想的光芒。笔者认为,刚刚涉足某领域,学术素养、科研实力还不强的研究者,不要轻易做定性研究,而应当注重定量研究方法的掌握和基础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加强研究范式的训练和学术素养的养成。在熟练掌握了定量研究方法之后再去从事定性研究,其研究结论会更有说服力。
所以,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旅游学界对于逐渐兴起的数理与计量方法应鼓励,但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田野方法应提倡,但不能随意和走样;逻辑推演和理论抽象是最终目标,质性研究永远高于量化研究,但必须基于实证基础。正确处理“系统性”和“深刻性”,是方法的关键。
综观前人的研究历程,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大体上分为3个阶段:简单抽象、孤立深入和高度综合,也即传统思辨阶段、定量研究阶段、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阶段。国内的旅游研究大体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相应地,在研究对象上出现多元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呈现量化趋势。
总之,不论是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还是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都要既注重分析,又注重综合,同时还要有大旅游的观念和学科史的观念,给学术研究输送“系统”营养,让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样,旅游学才会健康发展。
重视旅游学学科范式的建构
王旭科 张宪玉
一、开启旅游学的学科范式
按照美国著名人文学者库恩的定义,科学范式(paradigm)是一个包括概念、符号、模型和范例的体系,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重要理论范式的构建以及该范式所容许并推进的更深层次研究,是任何一个学科进入其成熟阶段的标志。就旅游学研究而言。基础性理论框架的形成与成熟,这也许是旅游学学科范武构建的一个关键步骤。用个形象比喻,在旅游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可以找到许多自有或借用来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但是在缺少学科范式这个共同支点支撑的时候,所有这些理论都处于发散状态,而旅游学研究基础性理论框架恰恰有助于将旅游学从过去借助各种方法与工具的“试验场”,转变为具有相对稳定而合理内部结构的“理论分析器”。
笔者认为这一基础性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旅游的本质属性认识基础之上。正如谢彦君所言:“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而余暇和异地将这种体验与其他体验分离出来,赋予其独有的特征。旅游的本质规定性由此形成,旅游知识共同体(从旅游学到其下属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基点也应该建立在这一本质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余暇”是时间层面,“异地”是空间层面,旅游学探讨的基础性理论框架与分析聚合点是在特定时空层面的人的体验与服务 问题,或者像张凌云所言,我们的研究必须建立在“非惯常环境的体验与生活方式”基础上。旅游学要建立真正贴近微观现实的时空分析框架,以基础性理论框架为基础,学术研究才有自己的对话平台和本真特性。
二、提出旅游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近年,我国旅游学发展走的是多元学科借鉴与渗透的学科研究之路,侧重特定学科特点与行业背景来研究旅游现象。旅游学研究要注重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普遍认识过程,注重一般学科原理在旅游特定领域的使用条件。这将促进旅游学避免一些学术研究脱离现实追求形式化的不良倾向,继续关注本领域的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是一定时代的科学研究者在当时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矛盾。科学问题中与每个学科的基础内核紧密联系的部分就形成若干基本科学问题。这些基本科学问题往往构成了学科研究的重大基础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相当一段时期内学科进步的方向和步伐。旅游学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应用学科,显然必须关注什么是本领域的基本科学问题,尤其要关注什么是学科内源性基础内核所决定的那些基本科学问题。旅游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研究者所能够提出和解释的基本学术问题。
三、形成旅游学研究特定的逻辑思路
以问题为导向的旅游学研究,除了要求提出和明确所研究的旅游学术问题,还要注重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形成研究者自己特定的逻辑思路,这主要表现为针对所研究问题提出关键命题并加以详细论证。笔者主张,旅游学研究要从发现和定义问题出发,通过对关键命题的论证,在合理的理论框架内经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与历史演绎,得到正确的解释性结论和政策性建议。同时主张,在解决“如何做”(how to do)的问题之前,首先弄清楚“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使旅游学术研究逐渐走上严谨规范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旅游学最终跳出过去一度依靠简单移植一般性的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只能进行经验性描述、对策性阐述、方法性移植,甚至以主观的认知与理解、概念的假定与制造来代替严谨的科学分析。并且避免过多依附于政治经济形势,和以对策性研究取代学术研究的一系列弊端,也才能使旅游学科不断取得更多原创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这不但能够在与旅游领域相关的重大国家政策问题上取得话语权及影响力,而且能够推进主流学科对若干重要理论与政策盲区(诸如假日制度、旅游产业地位以及旅游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一体化等)的关注与研究。
四、组建牢固的旅游学学派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的紧密联系,打破了以前那种个体特立独行的研究方式,学术研究成了集体的合作与创新,孤军奋战被证明是难以获得重大学术成就。作为学科范式确立的重要体现,牢固的科学学派是学科严谨的科学研究的人才基础,国内外学科学术成长的历史也证明学派在学科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如李四光地质力学学派,苏步青和他的学生谷超豪、白正国等组成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等。
所谓科学学派,就是指拥有独树一帜的理论纲领(或科研风格),由核心学术领袖及其追随者组成的享有崇高集体威望的科学共同体,其核心特点是具有一个“核”的“共同体”。我国旅游学派组建尚处于成长摸索阶段,旅游学派的成长要强化旅游研究者的“学派”意识,高校与科研机构要倡导与鼓励各种学派的创建与发展,创建一流的旅游科研集体,增强集团研究能力,并推动学派之间“围绕问题”的学科争鸣,以此推进旅游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旅游理论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