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儒学:天道\制度与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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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在某个、万面有点像韩愈的时代,大家都意识到了儒学的某种复兴,但还没有到义理展开的阶段。通过对儒学发展进程的回溯,或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对接的某种思路。
  儒学的内涵,历来都包括了天道、制度、心性三个层面。它把一切的价值根源归于天,这是第一点。第二,儒学特别在意制度化的安置。如果只有学说而没有制度化的保障,比如说没有一个孔子学会,学说是无法落实的。第三就是心性,即对儒学义理和人心、人性、人情的阐发。天道、制度、心性这三个层面,在每个时代各有侧重。孔子之后,治教两分
  儒学的传承最早来自于君王传统,到孔子以后就到了民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清代学者章学诚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是,三代以上官师合一、治教无二;三代以下,官师分途,治教两分。就是说,孔子以前,治理政治的系统和教化的系统是合在一起的。孔子以后就治教两分了,孔子是第一个老师。元代给孔子的封号叫大成至圣先师,也就是说,孔子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立师道。
  从那时起,儒学的传承就变得相对独立,通过老师传授学生,而不是通过官方。在这个过程中,孔子也发展了他的义理,左传记载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公,再次立言”,是中国人对不朽的看法。孔子当然是立德、立公、立言的统一。
  比如立德,孔子就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孟子》里说,自神明以来未有贤于孔子也,也就是说,尽管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但孔子之功能反而贤于尧舜禹,这是非常独特的讲法。立公就是立教,现在有明确的学术证据表明,至少是在战国就有了六经的说法。六经的形成跟孔子有密切关系,他对经典做过整理、删改、修补的工作。立言是对思想的阐发。孔子以后,“仁”才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仁”就是孔子所阐发出来的。康有为在他的《中庸》注解里说,《中庸》写的是孔子的行状。在古代经常用这个词,就是对他形象的一个描绘,因为他是圣人。这就是《中庸》的功能,讲天道。
  独尊儒术,治教再合
  秦汉以后,儒学的命运非常有趣。一个就是焚书坑儒,一个就是独尊儒术。根据研究,焚书坑儒不是把书全烧了,只是把民间的书烧了。这些书在官学里面都有,只让那些官方的学者作研究,民间不能保留、不能非议,这是政治上的控制。
  秦朝以后,中国制度最大的变化是从封建制变成郡县制,这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治国的问题。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汉初统治者慢慢意识到,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考虑儒学,从贾谊开始一直到董仲舒给汉武帝上书,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原话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且罢黜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各家,而是说以后官学主要强调六经,官员的选拔要跟六经联系起来。百家还可以研究,但变得不重要了。假如要用一个现代的概念来说,即此后儒学就变成一个国教,它是官方的,特别是跟选官取士相关的。
  以董仲舒为核心的这些儒家的做法是重新理解孔子,他们把孔子理解成素王,意思是无冕之王。董仲舒把从孔子到汉代的历史做了一些排列,核心是要强调在孔子出生以后,这个国家就属于孔子了,孔子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虽然汉武帝是汉朝的帝王,取得了君主的权力,但他也必须尊崇孔子为素王才能够真正地统治下来,这其实是把政治和教化重新做一个结合。
  孔子之后,政治和教化分开;而董仲舒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重新结合起来。他的方法是把孔子理解成一个素王,以此来解释春秋战国的历史。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跟天道结合起来,因此也很容易产生迷信,这是一个流弊。其核心就是要以天尊君,以天驱君。就是说君是天子,所以我们要完全服从,君主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的根基在天。反过来说,如果你君主不符合天道,不听从天的话,那是可以革命的,所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通过天命既弘扬君主又限制君主,这是董仲舒做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儒学得到制度化的落实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立了五经博士,制度上有许多改变,包括影响到隋唐以后产生科举制度等。孔子讲的义理很好,信誉天道也很好,但如果落实不到社会制度上面也不行。所以汉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度化的落实,从此以后,儒学就获得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获得了展开的保证,这一点到晚清之前都没有变过。虽然宋儒是反汉儒的,但六经的地位也没有变过。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宋儒还是明代清代的工作,都是在继承汉儒的基础上展开的。
  所以,汉儒最大的贡献可能还不是义理,而是制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董仲舒带来制度化的方式,把儒学经典的地位确立下来,后面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义理与心性的系统阐发
  宋明儒学跟先秦不一样,跟汉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宋明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
  平民化社会端倪这个阶段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唐代以来有一些变化,最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结构,但科举制带来了流动性。有很多寒窗学子通过苦读,上了一个很高阶层的故事,这是穷人的梦想,使得社会更向平民化发展,与隋唐以前的贵族化社会完全不一样。
  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文化因素就是道教和佛教的复兴与繁荣。佛教据说汉代就传到我国了,隋唐已经非常兴盛。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国。
  那时候的儒学,好像只剩下治国的功能了。面对这样的环境,政治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变动,一些儒家的学者试图重新复兴儒学。
  历来对儒学复兴的说法,都把韩愈作为开端。对韩愈最好的评价就是苏东坡在韩愈的祠堂写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不光是文,背后还有道,他对儒学道统的重新复兴做了很多工作。宋儒尽管觉得韩愈讲得太简单,义理没展开,但都承认韩愈是先驱。
  历来对儒学复兴的说法,都把韩愈作为开端。对韩愈最好的评价就是苏东坡在韩愈的祠堂写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不光是文,背后还有道,他对儒学道统的重新复兴做了很多工作。宋儒尽管觉得韩愈讲得太简单,义理没展开,但都承认韩愈是先驱。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在某个方面有点像韩愈的时代,大家意识到了儒学的复兴,但可能还没有到义理展开的阶段。
  回到“心性”的宋儒儒学第三期真正的开端是在宋代,中心当然是朱熹。从义理上来说,朱熹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实战家,他做的工作是整理经典,阐发四书,一辈子都在做这项非常庞大的思想工程。他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例如朱熹之前,就有很多大家,包括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等。
  这一期的特点还是回到孔子,跟汉代一样。但是,他们回到孔子的讲法和理解与董仲舒就不同了。汉儒要考虑儒学制度化的问题,所以把孔子理解成王,由此来解释这个系统;而宋儒要讲的是心性,要面临佛教的挑战,所以就把孔子理解成圣。“内圣外王”也是古代对孔子的一个理解。这样,宋儒的整体倾向就是把儒学过去的义理中与心 性相关的东西,比如人心、人性、人情等做了很细的阐发。
  回到心性,过去的儒学资源是有的,但此前思想家都不太重视。孟子讲心比较多,但是孟子在过去相对没那么重要。到了朱熹这里,孟子就被抬得很高,
  《中庸》也被抬得很高。这个变化反映了他们的倾向。第一,他们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民间的力量更强大了。第二,在精神方面又面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从儒学的立场来说,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佛教的出家思想,叫“毁伦常”。还有早期的不近王者论,就是君臣伦常要不要的问题,核心也是家的问题。这涉及到儒学最基本的一个义理,就是对家庭的重视。
  出入佛老,返诸六经宋代儒学在多方面展开,从心性上来说,把过去儒学中关于天命,关于心的思想做了很多阐发,也借鉴了很多佛教的思想。从义理的精妙来说,佛教在过去是远远高于儒学的。但儒学善于学习,学习的方法又不是简单的融合。当时一个口号叫“出入佛老,反诸六经”。朱熹年轻时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后来再回到六经,重新表达六经,从六经中阐发。通过对《礼记》的梳理,包括《论语》《孟子》,把它弄成四书,以此来回应新的问题,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讲到宋代的功夫论,就是修养心性的体验,过去在儒学里面讲得不多。在功夫论中,最重要的不是静坐,而是事上磨炼。你做事的时候要磨炼,待人接物,在家庭、在社会各个层面做事都要体验儒学的精神,也就是说要通过一些行为来体会天道,这是他强调的。这些都可以看出,他们非常细致地发展了儒学的心性部分。
  民间化的制度另一方面,宋儒也没有忽略制度。儒学类似国教的制度在汉代已经解决了,到了唐代,制度的关键是从上往下走。过去儒家都是说德居行道,要做帝王师。到了宋代以后就发现不好做,解决下面的空间更大,所以就走了下行路线,民间路线,特别是对民间乡绅的建设。他们特别注重乡约,在每一个乡村推行约定,带来教化的力量。中国古代的礼很多是跟皇帝相关的,但是朱熹的晚年做了许多婚丧嫁娶这些一般老百姓的家礼。
  明代就更是这样,制度完全民间化。制度在民间的施建也是从心性和制度两个方面展开的。清代儒学基本也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展开。过去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的反动,这话没有错,因为清代的学者认为,明代的灭亡与儒学的空谈有关系,叫做“无事袖手抬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因此,清代儒学要重新找新的道路,就又回到了经典,回到孔子,回到六经。他们重新解释了经典,但这种解释其实仍是在宋明之学的基础之上的,跟汉儒还不一样,因为汉儒没有宋学义理的前提。清代的儒学成就甚至比汉代经学的成就还要大,在这其中,宋学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面临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汇中西技艺”的历史性难题。中国文化传统能不能解决目前的伦理和信仰的危机?能不能为国家发展带来一个更好的思路?通过对古代中国儒学发展进程的历史回溯,或许可以提供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成功对接的路径。整个儒学的复兴也应该是在这样的大背景,这样的现实问题中被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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