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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江浙沪地区城市化率与FDI、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等变量的横截面数据，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化的运行轨迹。据此对 FDI和其他因素与城市化的关系作了线性回归分析，并实际测算了FDI对该区域城市化的贡献。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江浙沪地区城市化的贡献是显著的，但其显著程度不及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对城市化的影响。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 江浙沪地区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59-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大规模高速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从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东道国。吸收和利用FDI有效地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地处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二省一市地区一直受到FDI的青睐，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贡献力量。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关系，国际上有不少学者给予了关注。Pizarro 等（2004）认为，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Alfaro等人（2001）探讨了国家是否有更好的金融体系来更好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Sit（2003）指出，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FDI 导致中国珠江三角洲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与全球经济的强烈融合和快速外向城市化进程。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发展现状经过研究之后认为FDI对中国的城市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罗茜（2008）利用层次分析法对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石忆邵、顾萌菁（2003）明确提出外资是长三角16地市城市化的新动力。吴莉娅、顾朝林（2005）构建数学模型对江苏新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检验，证明外资通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加快江苏城市化进程。蒋伟、曹荣林（2010）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FDI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处理，发现存量上的FDI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增量上的FDI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王常雄（2003）在对2001年中国22个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若干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人均GDP水平、第三产业比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影响显著。
总之，诸多理论和研究都认为FDI对城市化进程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到了江浙沪部分地区。而今，该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大长三角”的概念业已形成，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更是在2010年5月24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了规划范围，即江浙沪全境。为了联系最新发展动态，本文选取江浙沪二省一市的全部25个地市作为对象，试图探究FDI与城市化的关系在大长三角地区的表现。
二、江浙沪地区FDI与城市化现状
2009年，江浙沪全境25地市共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58.01亿美元，是全国FDI总量的50.87%。其中，上海以105.38亿美元高居榜首；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常州、宁波、南通紧随其后，实际利用FDI均超过20亿美元；丽水、衢州两市排在最末两位，外商直接投资均未达到1亿美元，分别为0.29亿美元和0.64亿美元。从省区来看，江苏省共计253.23亿美元，浙江省共计99.74亿美元，上海市105.38亿美元，大致比例为5∶2∶2。
城市化方面，上海市同样发展程度最高，城市化率为88.6%，南京、无锡城市化率分列二三名，都在70%以上，已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杭州、苏州、宁波、舟山、常州、温州、镇江也都超过60%；仅有宿迁城市化率未达到40%，以37.7%的水平排在最末。分省区看，江苏省整体为55.6%，浙江省整体为57.9%，上海市为88.6%，均大大高于46.6%的全国平均水平。
显然，若是按省区范围观察，单凭FDI和城市化率这两个指标，似乎与当前学界大多数人得到的结果出入很大，因为该地区实际利用FDI最多的江苏省，整体城市化率反而是最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额相仿的上海市和浙江省，城市化率却大相径庭。当然，这仅仅是非常粗略的判断，不足以说明问题。自然地，考虑将研究对象定为区域内25个地市。由图1可以看出，FDI和城市化率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能够用如图所示的三次函数形式进行拟合，但相关系数并不是很高。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变量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三、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选取2009年江浙沪25地市的城市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实际利用FDI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个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
1.线性偏回归检验。这部分主要是观测引入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以可决系数是否大于0.5为界；同时也是要检验各解释变量在单独以及共同影响被解释变量时相关关系是否一致，以偏回归系数符号是否相同为判断标准。利用E-Views5软件，共进行六次线性偏回归（三次一元偏回归、三次二元偏回归），每次可决系数及回归元系数（见表2）：
可见，引入的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偏回归后，可决系数都大于0.5，说明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关系，对城市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所有解释变量在每一次偏回归中，偏回归系数都大于0，且都通过了5%的t-检验，说明它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
2.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中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三者都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际测算每个因素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首先，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URBANIZATION =α + β1 * AGDP + β2 * FDI + β3 * SERVICE +μ（1）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增加1元、实际利用FDI增加1亿美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URBANIZATION = -2.5358 + 0.0003 * AGDP +（-0.0019）* FDI + 1.0763 * SERVICE
（-0.4366）（6.5722） （-0.0426）（7.0663）
R2=0.9257Ad-R2=0.9151 F=87.2204 D-W=1.408
在该模型中，FDI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并且是负值；但方程的可决系数很高。联系之前偏回归检验的结果，这应该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结合当前学界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FDI这个变量去掉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本身作出修改。单从FDI的角度来看，鉴于城市化水平不仅仅受到其规模的影响，还要受到其稳定性的影响，猜想可以采用如下的对数形式修正模型，用来进行弹性分析：
ln URBANIZATION =α + β1 *ln AGDP + β2 * lnFDI + β3 * lnSERVICE +μ （2）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实际利用FDI、第三产业比重在原有基础上变动1%，城市化率将变动的幅度；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lnURBANIZATION = -1.2122 + 0.2390 *ln AGDP +
0.0235*lnFDI + 0.7143 *lnSERVICE
（-3.5047）（7.0378） （2.3900）（8.3027）
R2=0.9525Ad-R2=0.9458 F=140.5140 D-W=1.609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的t-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9458，比原来更为改善；方程本身也通过了5%的F-检验。所以，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3.White异方差检验。一是由于样本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产生异方差；二是城市化理论指出，当城市化进程处于中后期（城市化率达到60%~70%）时，既可能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继续扩大城市规模、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又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因素使得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城市人口外迁，导致市中心空洞化、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样一来，FDI对城市化的影响及其大小就会变得不确定，从而，FDI及其变动幅度越大，城市化水平的方差越大。因此，应该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
假设H0：模型存在异方差。
对（2）式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检验值为1.5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该模型通过了White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
4.D-W检验。显而易见的是，对数模型在t-检验、F-检验、拟合度上都优于线性模型；D-W值也不例外，达到了1.609，较线性模型的1.408明显改善。查表得知，在解释变量个数为3、样本容量为25时，在0.01显著性水平上dL 为0.906，dU为1.409，表明将显著性水平设为1%时，对数模型没有正的一阶序列相关现象，通过了D-W自相关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在研究江浙沪地区FDI等变量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时，采用（2）式的对数模型较好。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得知，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影响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子，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458，即三个解释变量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具体而言，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可见，FDI不如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对城市化的影响显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2009年江浙沪地区25地市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明FDI对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人均GDP、FDI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显著影响因子，从影响程度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人均GDP次之，FDI则是三个因子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小的。（3）通过建立普通线性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比较发现，后者在描述以上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效果更好，模型本身也更优。根据该对数模型，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
据此，江浙沪地区在现阶段若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较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从现有的数据来看，该地区虽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25地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只有上海、南京和杭州三个中心城市接近或超过了50%，其余均只有40%上下，这和国外发达国家相似规模城市第三产业比重60%以上的标准仍有不少差距；而区域内部的几个特大城市相比，苏州、无锡、杭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GDP都大大超过南京（三者的人均GDP甚至逼近或超过上海），其城镇化水平却落后南京大约9个百分点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者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然处于第二产业主导城市经济的阶段，使得大城市应有的服务职能不尽完善、辐射效应受到限制而引起的。
相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稳定性在本地区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其他两个因素小，笔者猜想可能是该地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现有FDI存量及流量规模较大，其投资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有所下降。不过，FDI作为一种投资形式，对宏观经济有着短期效应（需求效应）和长期效应（供给效应），能够通过FDI—产出—城市化的路径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本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可以用相应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配合，将引资重点逐步转移至服务业，完善城市的第三产业，进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当然，这仅是一种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1]Alfaro L，Chanda A，Kalemli-Ozcan S.et al.FDI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1):89-112.
[2]Sit V F S.Globaliza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The World Bank，2001:11-45.
[3]Pizarro R E，Wei Liang，Banerjee T.Agenc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ird World Urban Form：A Review[J].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03，(2):111.
[4]罗茜.FDI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J].开发研究，2008，(4):19-23.
[5]石忆邵，顾萌菁.外资驱动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J].现代城市研究，2003，(4):1-7.
[6]吴莉娅，顾朝林.全球化、外资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江苏个案研究[J].城市化研究，2005，(7):28-33.
[7]蒋伟，曹荣林.FDI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以江苏省地级市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4):254-256.
[8]王常雄.对中国城市化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电子期刊，2004年春夏.
A Gener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DI and Urbanization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2009
FENG Fan
（Nanjing University，Business School，Nanjing 210024，China）
Abstract：Statistics of 2009，including urbanization rate，FDI，GDP per Capita and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DI and Urbanization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DI has greatly promoted urbanization of the very area，but the connection is not as strong as those between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or GDP per capita and urbanization.
Key words：FDI；Urbanization；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regression analysis[责任编辑 陈凤雪]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城市化 江浙沪地区 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1.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159-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大规模高速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从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来，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并且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东道国。吸收和利用FDI有效地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地处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二省一市地区一直受到FDI的青睐，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的重要贡献力量。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关系，国际上有不少学者给予了关注。Pizarro 等（2004）认为，跨国资本、人口、信息、文化、自由流动的政治和自然障碍的移除对第三世界城市有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城市的空间结构、城市形态和城市化上。Alfaro等人（2001）探讨了国家是否有更好的金融体系来更好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FDI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Sit（2003）指出，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导的FDI 导致中国珠江三角洲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与全球经济的强烈融合和快速外向城市化进程。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发展现状经过研究之后认为FDI对中国的城市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罗茜（2008）利用层次分析法对FDI与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投资稳定且规模较大时，城市化水平受到FDI的推动作用显著。石忆邵、顾萌菁（2003）明确提出外资是长三角16地市城市化的新动力。吴莉娅、顾朝林（2005）构建数学模型对江苏新的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检验，证明外资通过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加快江苏城市化进程。蒋伟、曹荣林（2010）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FDI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处理，发现存量上的FDI对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增量上的FDI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王常雄（2003）在对2001年中国22个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若干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人均GDP水平、第三产业比率、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影响显著。
总之，诸多理论和研究都认为FDI对城市化进程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涉及到了江浙沪部分地区。而今，该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大长三角”的概念业已形成，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更是在2010年5月24日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明确了规划范围，即江浙沪全境。为了联系最新发展动态，本文选取江浙沪二省一市的全部25个地市作为对象，试图探究FDI与城市化的关系在大长三角地区的表现。
二、江浙沪地区FDI与城市化现状
2009年，江浙沪全境25地市共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58.01亿美元，是全国FDI总量的50.87%。其中，上海以105.38亿美元高居榜首；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常州、宁波、南通紧随其后，实际利用FDI均超过20亿美元；丽水、衢州两市排在最末两位，外商直接投资均未达到1亿美元，分别为0.29亿美元和0.64亿美元。从省区来看，江苏省共计253.23亿美元，浙江省共计99.74亿美元，上海市105.38亿美元，大致比例为5∶2∶2。
城市化方面，上海市同样发展程度最高，城市化率为88.6%，南京、无锡城市化率分列二三名，都在70%以上，已处于城市化后期阶段；杭州、苏州、宁波、舟山、常州、温州、镇江也都超过60%；仅有宿迁城市化率未达到40%，以37.7%的水平排在最末。分省区看，江苏省整体为55.6%，浙江省整体为57.9%，上海市为88.6%，均大大高于46.6%的全国平均水平。
显然，若是按省区范围观察，单凭FDI和城市化率这两个指标，似乎与当前学界大多数人得到的结果出入很大，因为该地区实际利用FDI最多的江苏省，整体城市化率反而是最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额相仿的上海市和浙江省，城市化率却大相径庭。当然，这仅仅是非常粗略的判断，不足以说明问题。自然地，考虑将研究对象定为区域内25个地市。由图1可以看出，FDI和城市化率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能够用如图所示的三次函数形式进行拟合，但相关系数并不是很高。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变量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三、计量经济分析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选取2009年江浙沪25地市的城市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实际利用FDI和第三产业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个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
1.线性偏回归检验。这部分主要是观测引入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以可决系数是否大于0.5为界；同时也是要检验各解释变量在单独以及共同影响被解释变量时相关关系是否一致，以偏回归系数符号是否相同为判断标准。利用E-Views5软件，共进行六次线性偏回归（三次一元偏回归、三次二元偏回归），每次可决系数及回归元系数（见表2）：
可见，引入的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偏回归后，可决系数都大于0.5，说明它们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关系，对城市化的影响是显著的。此外，所有解释变量在每一次偏回归中，偏回归系数都大于0，且都通过了5%的t-检验，说明它们和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
2.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中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三者都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际测算每个因素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首先，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URBANIZATION =α + β1 * AGDP + β2 * FDI + β3 * SERVICE +μ（1）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增加1元、实际利用FDI增加1亿美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URBANIZATION = -2.5358 + 0.0003 * AGDP +（-0.0019）* FDI + 1.0763 * SERVICE
（-0.4366）（6.5722） （-0.0426）（7.0663）
R2=0.9257Ad-R2=0.9151 F=87.2204 D-W=1.408
在该模型中，FDI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并且是负值；但方程的可决系数很高。联系之前偏回归检验的结果，这应该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结合当前学界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FDI这个变量去掉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对模型本身作出修改。单从FDI的角度来看，鉴于城市化水平不仅仅受到其规模的影响，还要受到其稳定性的影响，猜想可以采用如下的对数形式修正模型，用来进行弹性分析：
ln URBANIZATION =α + β1 *ln AGDP + β2 * lnFDI + β3 * lnSERVICE +μ （2）
其中，α为常数项；β1、β2、β3分别为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第三产业比重的弹性系数，各自表示人均GDP、实际利用FDI、第三产业比重在原有基础上变动1%，城市化率将变动的幅度；μ为残差项。回归结果如下，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lnURBANIZATION = -1.2122 + 0.2390 *ln AGDP +
0.0235*lnFDI + 0.7143 *lnSERVICE
（-3.5047）（7.0378） （2.3900）（8.3027）
R2=0.9525Ad-R2=0.9458 F=140.5140 D-W=1.609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的t-检验，调整后的可决系数达到0.9458，比原来更为改善；方程本身也通过了5%的F-检验。所以，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3.White异方差检验。一是由于样本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很有可能产生异方差；二是城市化理论指出，当城市化进程处于中后期（城市化率达到60%~70%）时，既可能出现“郊区城市化”现象，继续扩大城市规模、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又可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因素使得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城市人口外迁，导致市中心空洞化、城市化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样一来，FDI对城市化的影响及其大小就会变得不确定，从而，FDI及其变动幅度越大，城市化水平的方差越大。因此，应该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
假设H0：模型存在异方差。
对（2）式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F-检验值为1.5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该模型通过了White异方差检验，不存在异方差。
4.D-W检验。显而易见的是，对数模型在t-检验、F-检验、拟合度上都优于线性模型；D-W值也不例外，达到了1.609，较线性模型的1.408明显改善。查表得知，在解释变量个数为3、样本容量为25时，在0.01显著性水平上dL 为0.906，dU为1.409，表明将显著性水平设为1%时，对数模型没有正的一阶序列相关现象，通过了D-W自相关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在研究江浙沪地区FDI等变量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时，采用（2）式的对数模型较好。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得知，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影响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子，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458，即三个解释变量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具体而言，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可见，FDI不如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GDP对城市化的影响显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2009年江浙沪地区25地市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中等强度的正相关关系，从一定程度上说明FDI对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人均GDP、FDI和第三产业比重是大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显著影响因子，从影响程度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人均GDP次之，FDI则是三个因子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小的。（3）通过建立普通线性模型和对数模型的比较发现，后者在描述以上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效果更好，模型本身也更优。根据该对数模型，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资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人均GDP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239%；实际利用FDI增长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024%；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城市化率将增加现有的0.714%。
据此，江浙沪地区在现阶段若要提高城镇化水平，较为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从现有的数据来看，该地区虽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25地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只有上海、南京和杭州三个中心城市接近或超过了50%，其余均只有40%上下，这和国外发达国家相似规模城市第三产业比重60%以上的标准仍有不少差距；而区域内部的几个特大城市相比，苏州、无锡、杭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GDP都大大超过南京（三者的人均GDP甚至逼近或超过上海），其城镇化水平却落后南京大约9个百分点左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者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然处于第二产业主导城市经济的阶段，使得大城市应有的服务职能不尽完善、辐射效应受到限制而引起的。
相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及其稳定性在本地区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其他两个因素小，笔者猜想可能是该地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现有FDI存量及流量规模较大，其投资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有所下降。不过，FDI作为一种投资形式，对宏观经济有着短期效应（需求效应）和长期效应（供给效应），能够通过FDI—产出—城市化的路径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本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可以用相应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配合，将引资重点逐步转移至服务业，完善城市的第三产业，进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当然，这仅是一种思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视各地的具体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1]Alfaro L，Chanda A，Kalemli-Ozcan S.et al.FDI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local financial marke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4，(1):89-112.
[2]Sit V F S.Globaliza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The World Bank，2001:11-45.
[3]Pizarro R E，Wei Liang，Banerjee T.Agencies of Globalization and Third World Urban Form：A Review[J].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03，(2):111.
[4]罗茜.FDI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J].开发研究，2008，(4):19-23.
[5]石忆邵，顾萌菁.外资驱动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发展[J].现代城市研究，200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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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Research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DI and Urbanization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2009
FENG Fan
（Nanjing University，Business School，Nanjing 210024，China）
Abstract：Statistics of 2009，including urbanization rate，FDI，GDP per Capita and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DI and Urbanization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DI has greatly promoted urbanization of the very area，but the connection is not as strong as those between propor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or GDP per capita and urbanization.
Key words：FDI；Urbanization；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regression analysis[责任编辑 陈凤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