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宜春市万载县的湘鄂赣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公章，被陈列在中央展柜最醒目的位置。此印章1994年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该馆的镇馆之宝。鲜为人知的是，这枚大印在1934～1964年间整整“失踪”了30年。而说起它的失而复得，就不能不提到发生在湖南平江县两个老伐木工人身上一段有趣的故事。
　　 1958年秋，年轻力壮的郭桃仁，从湖南平江县来到相邻的江西万载县官元山林场做伐木工人。1963年秋，郭桃仁的弟弟郭兴仁也从平江老家来到官元山检坑伐木队做小工。当年10月的一天，郭桃仁带着弟弟上山找杉条。干了一会儿，弟弟郭兴仁去山中解大便。忽然，從厚厚的腐叶下，发现一只已腐烂不堪的黑色牛皮包，郭兴仁用手一提箱子，早已腐朽的皮箱子顷刻裂成数块，提手上只剩下几只锈迹斑斑的铁夹扣，一沓已烂成纸泥的文件露出来，还掉出一只圆形大印，印章是银质的，在密林中透射进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中午时分，郭氏兄弟把印章带回了杉皮小屋（伐木队驻地）。郭桃仁把印章放在泉水中洗净，印章越发显得银光闪耀。他把印章沾上印泥，在笔记本上连盖了好几个印模，只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0个隶书字（繁体）清晰可见。遗憾的是，郭氏兄弟都仅上过一年学，这印上的20个字，几乎有一半不认识，所以，他俩也就不知道这枚大印的重要性，也就不知道20多年前发生在当地的那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
　　 1930年冬到1931年秋，湘鄂赣苏区在反“围剿”中得到迅速发展。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边区在浏阳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了湘鄂赣省委。1931年9月，湘鄂赣省委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江县举行，选举产生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
　　 1932年4月，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入万载县仙源乡（与平江、铜鼓交界）办公。在仙源期间，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除领导军事斗争外，还办起了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红三医院等，并创办了《红旗》《战斗日报》《工人斗争》等报纸。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鄂赣苏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仙源更是敌人的重点进攻对象。1934年1月，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全部撤出仙源，向铜鼓县转移。由于遭到敌机轰炸，转移途中不可避免出现人员伤亡和文件、物品损毁或散失等情况。
　　 很显然，郭氏兄弟在山上作业时无意发现的这枚印章，就是20多年前省苏维埃机关人员在撤退途中散失的重要物品之一。但由于郭氏兄弟不了解过去这段革命历史，也就没把这枚“重量”级的印章当回事，所以也就没有向林场领导汇报，只是将印章随便往衣物箱里一塞，便又和几个工友日复一日地上山伐木去了。
　　 1964年春，郭桃仁接到场部通知，前往万载县城出席全县的林业工作会议。
　　 会上，郭桃仁与其他参会者一样，拿出笔记本记录。写不出的字，就画些符号代替。但让郭桃仁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上午散会时，挂在会场正厅石柱上的大喇叭播出了一条通知：“请官元山林场检坑作业队队长郭桃仁同志，吃完中饭后马上去会场对面的县公安局接待室！”
　　 通知连播了三遍。郭桃仁顿时心里像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县公安局的干部老潘接待了他。老潘开口就问：“笔记本带来了没有？”他一怔，随即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递过去。
　　 然而，老潘却翻开笔记本，指着盖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印章的那一页，严肃地询问是怎么一回事。郭桃仁便一五一十地把在检坑原始森林中发现大印的经过向老潘做了汇报。听完介绍，老潘郑重地叮嘱郭桃仁，此事关系重大，在没有得到县公安局通知之前，不得离开会议驻地。
　　 第二天清晨，县公安局调了三部大卡车，满载着公安人员和民兵，由郭桃仁带路，直奔距县城50多公里外的官元山林场检坑作业队。
　　 在急速奔驰、起伏颠簸的卡车上，老潘向郭桃仁说明了此次进山的任务和目的：一是将该印章收归政府保存;二是在发现印章的地方进行全面搜山，看看还有没有老红军的遗物;三是查找红军烈士遗骨，给予迁葬。但是，100多名公安人员和民兵在大印发现地搜查了一整天，一无所获。最后带着郭桃仁捐交的这枚印章返回县城……
　　 不久，这枚失落了30年的苏维埃大印安放在中共湘鄂赣省委旧址纪念馆里，重新回到了它久别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