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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鲍十的小说或写故里乡亲的家常故事，或写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情感历程，故事温暖，文风质朴，情感动人。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八九年决定做一个正式的作家。在其正式写作的第十年，即一九九八年，他的一个中篇小说《纪念》在《中国作家》发表，《作品与争鸣》转载了这篇小说，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这给鲍十带来了轰动性的名声。此后陆续有中短篇小说《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出版。
鲍十的小说以农村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农村经验直面的是中国的现实，随着中国从二十世纪走向二十一世纪，被现代性挤压了一个世纪的农业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逐渐解体，一个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和消费社会正在形成，乡土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由鲁迅提出，鲁迅对中国“乡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鲁迅的作品及创作方式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一大批作家，如蹇先艾、王鲁彦、徐钦文、彭家煌等。当时这批多寄寓在大都市的乡土文学作家，沐浴着现代城市文明，接受着五四新文化的洗礼，获得了现代文明的视野，其作品中对中国农村的封建宗法制度，原始野蛮的习俗，农民的愚昧、冷漠与麻木多有揭露和批判。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底层民众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出现了另一风格的“乡土文学”，不可不谈的就是沈从文，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充满地方色彩的湘西世界，表现出田园牧歌式的情怀，从而淡化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弱化了小说的批判力度。他以空灵优美的笔触描写生活在湘西世界底层劳动人民的朴素生活，希望造“一座希腊小庙”，供奉人性中的真善美。从四十年代到“文革”结束时期，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受政治影响，失去它自身的审美特性和批判现实的功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文革”结束，文学始从政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作家才能从不同角度来描写农村，乡土文学创作在当代才呈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
观察乡土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它始终是现当代文学中的重镇。陈晓明先生注意到“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面对现代性的变革和革命的观念，文学家们或者回到传统乡村生活中去寻求精神慰藉，或者去反映乡村生活中生与死的挣扎，或者去写出乡村土地上生活的质朴和本真品格”[1] 。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论和文本中是没有“乡土文学”的，有的则是田园诗。直到中国近代，在现代性视野的观照下，乡村才得以被作家们发现，“乡土文学”才得以出现。现代作家中乡土经验的书写可以分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视野下批判现实式书写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情怀下浪漫式书写。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变动巨大，当代作家的乡土书写也呈现出这样几种路径：莫言式通过对民间历史的重新想象颠覆了传统革命文学书写方式，彰显并呼唤民间原始生命力（《红高粱家族》）;阎连科式“通过民族寓言的方式投射了一种民族现代精神转型的深切焦虑”（《受活》）[2];格非式通过回溯故乡的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为乡村立传，写出了每个异乡人的乡愁（《望春风》）。当代的乡土经验书写，不再与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存亡、革命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而与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变动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中国辽阔广袤的乡土文明社会结构遭到世纪之交现代性的强烈辐射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帝国才真正走到了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时空十字路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在农民进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移民迁徙运动）和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中开始了本质性的解体。”[3]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如此巨大，人们面临的不只是物质生活与消费观念的改变，还有精神生活的困苦和挣扎。在此背景下观照鲍十乡土小说的书写，他一方面写出了过去记忆中所熟悉的传统乡村生活的淳朴、爱情的纯真、人性的良善;另一方面始终关注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村遭遇的困境，描写农村的现状，人的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写出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衰落和逐渐解体。
二
鲍十小说中乡村爱情是简单、朴素而又深厚的。以《我的父亲母亲》为代表，小说从一条路开始写起，从儿子的叙事角度讲述“父亲”和“母亲”一生的生活爱情故事，时间跨度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五十年代“反右运动”开始，家住县城的知识青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自愿到乡下教书，结识“母亲”——屯里的姑娘。“母亲”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与“姥姥”相依为命，“姥姥”眼睛看不见，家里全靠“母亲”支撑着，这样的成长环境形成了“母亲”独立自主的性格。当“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之后，便对他生了爱慕之心，并下决心追求“父亲”。“父亲”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愿意下乡教书，而且一教就是一辈子。“父親”是一个有知识文化的人，他来到农村也并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是在教育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一生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教出了无数的学生，让许多农村的孩子走出了乡村。而“母亲”与“父亲”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父亲”被带走，“母亲”独自操持家务、料理家事并默默等待“父亲”的归来。“母亲”身上的朴素、坚韧、勤劳让他们的爱情在历经时代的磨难时更加深厚与感人。
“父亲母亲”的爱情历经了共和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接着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各种荒诞现象，极端的个人崇拜，残酷的批斗，等等。他们经历过历史的波涛巨浪，始终坚守着简单纯洁的爱情。鲍十在这里淡化了政治背景，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三合屯的偏僻农村，“很多事情都要落后一些，包括‘运动’”[4]，所以政治的余波在这里已经卷不起什么风浪。虽然“父亲”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在村子里被监管着，但村里的人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疏远他，更没有人因此落井下石，村民们还像以往一样尊重他。三合屯的村民依然纯朴、善良、忠厚，不曾因为政治运动丧失人性中的良善。 相比于走出村庄走进城市的“生子”和他经历的爱情来说，“父亲母亲”生活的天地，见到的世界虽小，但这里的人却简单、朴素，情感也更深厚、稳固，这片土地上的爱情也更温暖、感人。“生子”和“小沫”之间的爱情，与“父亲母亲”之间的爱情相比，同样面对两年的分离，前者在越来越少的联系中，情感也越来越淡，以至分手，后者在杳无音信的两年里，凭着对对方的思念与信任终于等到了对方。面对两代人的爱情，最后“生子”感叹道“他们的爱情刻骨铭心。他们的爱情那么朴素又那么热烈，那么漫长又那么执着。他们一生都深爱对方，心心相印，荣辱与共。这样的爱情不再有！”[5] 这样的爱情不再有，所以鲍十要把它写下来，唱响一曲乡村纯朴爱情的挽歌。
鲍十写乡村里的爱情不仅是朴素、简单的，而且也是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其小说《痴迷》讲述了一位东北乡村医生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位在当地被称为“神医”的华先生，医术高超，药到病除，受十里八乡村民的尊敬。但他却一生未娶，与他青梅竹马的乡村少女在地主恶霸的凌辱下自尽，终其一生，他通过幻想的方式与她相聚，诉说衷肠。华先生在这五十年的孤苦生活中，支撑他的是永远活在他心中的二丫。在他心里，二丫始终没有死，他每天晚上不开灯，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等二丫的“到来”，把自己的思念、忧虑、伤心或是忏悔都予她倾诉。二丫已经成了华先生心灵的一部分，与华先生同生同在。在小说的结尾，华先生与二丫坟边的树竟结成了连理枝，生不能相守，死终于相随。小说的这一笔虽有神话色彩，但在情感上水到渠成，感动人心。此外，小说也通过对华先生悲剧人生的追忆描述，把东北一个普通村庄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在我们面前。生命的质朴、爱情的纯真、人性的光辉与历史的昏暗相互交织，后者更凸显出前者的光芒。
三
鲍十不是一个只会怀念美好乡村生活、赞美纯真爱情的作家，他不仅看到了传统农业社会在人身上留下的优良品质，也看到了在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中，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落和崩溃。这种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富余人口的向外流动，进入城市，成为打工者、城市里的异乡人;二是现代城市文明和消费文化也即资本向农村的扩张，农村人逐渐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传统文化习俗也日渐式微，人的精神与情感彷徨无地。鲍十注意到在时代转型时期乡村人心灵的困境与挣扎，从北方的屯到南方的岛，故乡与他乡，他始终关注着当下中国乡村的变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展开，更多的农民涌向城市。相应地，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农民进城”成为许多作家关注和书写的内容，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以及梁鸿以梁庄为书写对象的系列作品等。作家们或写背离乡土的农民在城市历经身心的双重磨难仍不能被城市接纳的身份焦虑，或写农村在劳动力流失后的衰落和破败，或写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和溃败。“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走出村庄的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异乡人。鲍十也抓住了农村社会的变化，《好运之年》就是写改革开放后，从东北霞镇走出去的两个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命运沉浮。好运之年指的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时代，对很多农村人来说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城市里的打工者如何挣扎生存，他们的精神伦理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作家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鲍十通过这部小说给读者呈现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即新世纪伊始时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里的郑中贵和高春旺首先遇到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便是高考。高春旺凭着自己的才智跃出“农门”，考进大学，率先从霞镇这个地方走了出去。而与高考无缘的郑中贵只能流落到城市中打工。自此两个人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郑中贵来到城市中，一无学历，二无本领，只能从力气活开始干起，在坡道上帮人推过车，在建筑工地卖过力，在小饭店里打过杂，在搬家公司搬过家，他还一度成为私人商店老板娘的玩物，甚至在建筑公司，为了公司的利益、自己的未来，用斧子砍掉了自己的小拇指。一根手指终于换来了他的“好运”，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的大厦自己的汽车自己的企业以及巨额资产的房地产商”[6]。郑中贵获得了成功，过上了人人艳羡的生活，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身体上的残缺，他在精神心理上也不再是早先在农村生活的那个纯朴憨厚的郑中贵了。“功成名就”之后，他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从前乡村朴实安宁的生活了，他有了一种思乡的痛苦。而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高春旺并没有受过什么“皮肉之苦”，但内心始终也有自卑感，所以才会努力“向上爬”，甚至不惜背叛爱情与灵魂。毕业之后分配进城市当老师的他，为了调到报社当记者却娶了他不喜欢的女人，最后因岳父的腐败而受牵连，年轻的高春旺因此日渐颓丧以至自杀。他隐忍牺牲了这么多，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和灭亡。改革之路不平坦，对于那些不甘平庸的人生存挣扎的每一天都是艰难的。鲍十的《好运之年》试图把改革开放时代沉甸甸的个人挣扎拼搏之路呈现给读者，这不是高春旺和郑中贵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进城打工者都走过的道路，只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有郑中贵好运，也没有高春旺悲苦。
《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是鲍十一九九九年到二○一三年以东北农村为题材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书写对底层女性曲折命运的关怀，对个人在历史波涛中命运起伏的同情，还有对城市化向乡村侵入的忧虑。在《麻雀墩》中韩久成女儿的故事就代表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方式对乡村及其道德伦理的冲击。韩久成女儿走出村庄进入城市中打工，賺钱补贴家用，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好转，韩久成也很是为女儿自豪，但却在村民们的议论中最后得知女儿做的是那种见不得人的营生。小说的最后，墩里的一棵四百年的大树在雷电交加的夜晚轰然倒塌，这象征性地暗示了传统农业社会及其道德伦理在外界的侵入下崩溃。鲍十并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来批评人物，而是以人道主义的温情来关怀没落乡土中的悲苦生命。
一路向南，鲍十来到了广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写下了《冼阿芳的事》《岛叙事》等作品，揭示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急剧扩张中，农村的土地日益减少，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受到挤压，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更加突出。短篇小说《冼阿芳的事》讲述了上梅村被并入广州市过程中一个城郊种菜女人——冼阿芳辛劳一生的故事。在上梅村尚未被并入广州时，冼阿芳一家靠种菜卖菜为生。她有三个孩子，为了供他们读书，给家里建房子，她不怕吃苦受罪，早出晚归，种菜卖菜，努力挣钱，严格控制家里的开支，一个钱能掰成两个花。上梅村被并入广州市时，村里把责任田收归统筹使用，并根据土地的收益给村民分红。冼阿芳是靠种菜为生的人，对土地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她对这一变化感到惊慌害怕。不能种菜后，冼阿芳最终找到了一个换煤气的工作，她吃苦耐劳，生意越来越好。小说以客观从容的笔调写出现代化进程给城郊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揭示农民的艰苦生活，失去土地后而又对土地的眷念与不舍。 《岛叙事》以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岛——“荷叶岛”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为叙述对象，讲述了几代岛民生活的变迁。小说叙述的历史时间跨度虽长，但鲍十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节点：抗战时期，一九四九年的土改运动以及市场经济时期，不同时期。在战争、政治、经济、资本等影响下，小岛在历史波涛中沉浮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资本的推动下，旅游业日益发达，这个小岛也被“覆盖”式开发，原岛民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在开发商的威逼利诱之下，岛上大部分人不舍地出让了自己的土地和祖屋。荷叶岛上有个荷叶村，村里有一座云公祠，村上已没有云姓岛民，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云姑婆。云姑婆的儿子女儿都已离开小岛，去到上海、广州等地工作，其丈夫几年前也已去世，她还不肯离去与子女们同住，她心念着的是祖宗的祠堂，如果她也走了，这个祠堂就再也没人照看了。云姑婆始终守候着祠堂，最后在拆迁的喧闹中，以自己静静的“睡”去实现对现实的控诉。既然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精神寄托不复存在，云姑婆也不再苟活，随着过去，随着故乡一起消散。在《岛叙事》揭示了在现代文明强势的进攻和占有下，农村人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家园，传统的生活世界一步步土崩瓦解，在资本和市场面前，不堪一击。如云氏家族在岛上的消失，随着云姑婆的逝去，传统连同记忆都随风而去，剩下的只有如火如荼的“全島覆盖计划”。
鲍十在《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的自序中说到他要“寻找一些被历史和现实忽略乃至遮蔽掉了的事情”，“尽力留下时代的真相”。他一直在寻找，也一直在发现。一个忠实的乡土记忆书写者，写过去乡村的宁静、爱情的纯真、人性的光辉，也写现在农民的辛劳、打工者的艰苦、灵魂的挣扎、农村的衰败、传统的消逝。他一直试图与遗忘做斗争，力图留下时代与历史的真相。阅读鲍十的乡土小说，没有田园牧歌的怀念，也没有民族寓言的追寻，更没有启蒙主义的批判，他只是在为乡土立传。东北的风物人情、地域特色，民间的家长里短、喜乐悲欢，在他笔下自然流动，让人感觉亲切贴心。鲍十不追寻文学潮流，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写作立场，忠实地书写他记忆中熟悉的乡村，社会转型中衰落的故乡，城市中“回不去”的异乡人，给我们留下关于生活和思想的真实。
注释：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55.
[2]陈培浩.历史之变、人情之常与乡土悲欣——读鲍十《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3]丁帆，李锐.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2（01）：49-67.
[4]鲍十. 《我的父亲母亲》.作家出版社.2007.6
[5]鲍十.《我的父亲母亲》.作家出版社.2007.6.303
[6]鲍十.好运之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责编：李京春
鲍十的小说或写故里乡亲的家常故事，或写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情感历程，故事温暖，文风质朴，情感动人。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八九年决定做一个正式的作家。在其正式写作的第十年，即一九九八年，他的一个中篇小说《纪念》在《中国作家》发表，《作品与争鸣》转载了这篇小说，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这给鲍十带来了轰动性的名声。此后陆续有中短篇小说《拜庄》《葵花开放的声音》，长篇小说《痴迷》《好运之年》出版。
鲍十的小说以农村题材为主要书写对象。农村经验直面的是中国的现实，随着中国从二十世纪走向二十一世纪，被现代性挤压了一个世纪的农业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逐渐解体，一个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和消费社会正在形成，乡土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也在发生变化。
“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最早由鲁迅提出，鲁迅对中国“乡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鲁迅的作品及创作方式影响了当时及之后的一大批作家，如蹇先艾、王鲁彦、徐钦文、彭家煌等。当时这批多寄寓在大都市的乡土文学作家，沐浴着现代城市文明，接受着五四新文化的洗礼，获得了现代文明的视野，其作品中对中国农村的封建宗法制度，原始野蛮的习俗，农民的愚昧、冷漠与麻木多有揭露和批判。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底层民众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出现了另一风格的“乡土文学”，不可不谈的就是沈从文，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充满地方色彩的湘西世界，表现出田园牧歌式的情怀，从而淡化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弱化了小说的批判力度。他以空灵优美的笔触描写生活在湘西世界底层劳动人民的朴素生活，希望造“一座希腊小庙”，供奉人性中的真善美。从四十年代到“文革”结束时期，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受政治影响，失去它自身的审美特性和批判现实的功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文革”结束，文学始从政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作家才能从不同角度来描写农村，乡土文学创作在当代才呈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
观察乡土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它始终是现当代文学中的重镇。陈晓明先生注意到“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面对现代性的变革和革命的观念，文学家们或者回到传统乡村生活中去寻求精神慰藉，或者去反映乡村生活中生与死的挣扎，或者去写出乡村土地上生活的质朴和本真品格”[1] 。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论和文本中是没有“乡土文学”的，有的则是田园诗。直到中国近代，在现代性视野的观照下，乡村才得以被作家们发现，“乡土文学”才得以出现。现代作家中乡土经验的书写可以分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视野下批判现实式书写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情怀下浪漫式书写。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结构变动巨大，当代作家的乡土书写也呈现出这样几种路径：莫言式通过对民间历史的重新想象颠覆了传统革命文学书写方式，彰显并呼唤民间原始生命力（《红高粱家族》）;阎连科式“通过民族寓言的方式投射了一种民族现代精神转型的深切焦虑”（《受活》）[2];格非式通过回溯故乡的历史变迁和人物命运为乡村立传，写出了每个异乡人的乡愁（《望春风》）。当代的乡土经验书写，不再与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存亡、革命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而与中国社会城市与乡村关系的变动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中国辽阔广袤的乡土文明社会结构遭到世纪之交现代性的强烈辐射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农耕文明帝国才真正走到了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时空十字路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在农民进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移民迁徙运动）和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中开始了本质性的解体。”[3]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如此巨大，人们面临的不只是物质生活与消费观念的改变，还有精神生活的困苦和挣扎。在此背景下观照鲍十乡土小说的书写，他一方面写出了过去记忆中所熟悉的传统乡村生活的淳朴、爱情的纯真、人性的良善;另一方面始终关注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村遭遇的困境，描写农村的现状，人的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写出了传统农业社会的衰落和逐渐解体。
二
鲍十小说中乡村爱情是简单、朴素而又深厚的。以《我的父亲母亲》为代表，小说从一条路开始写起，从儿子的叙事角度讲述“父亲”和“母亲”一生的生活爱情故事，时间跨度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五十年代“反右运动”开始，家住县城的知识青年——“父亲”被打成右派，自愿到乡下教书，结识“母亲”——屯里的姑娘。“母亲”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与“姥姥”相依为命，“姥姥”眼睛看不见，家里全靠“母亲”支撑着，这样的成长环境形成了“母亲”独立自主的性格。当“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之后，便对他生了爱慕之心，并下决心追求“父亲”。“父亲”作为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愿意下乡教书，而且一教就是一辈子。“父親”是一个有知识文化的人，他来到农村也并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是在教育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一生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教出了无数的学生，让许多农村的孩子走出了乡村。而“母亲”与“父亲”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父亲”被带走，“母亲”独自操持家务、料理家事并默默等待“父亲”的归来。“母亲”身上的朴素、坚韧、勤劳让他们的爱情在历经时代的磨难时更加深厚与感人。
“父亲母亲”的爱情历经了共和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接着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各种荒诞现象，极端的个人崇拜，残酷的批斗，等等。他们经历过历史的波涛巨浪，始终坚守着简单纯洁的爱情。鲍十在这里淡化了政治背景，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三合屯的偏僻农村，“很多事情都要落后一些，包括‘运动’”[4]，所以政治的余波在这里已经卷不起什么风浪。虽然“父亲”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在村子里被监管着，但村里的人并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疏远他，更没有人因此落井下石，村民们还像以往一样尊重他。三合屯的村民依然纯朴、善良、忠厚，不曾因为政治运动丧失人性中的良善。 相比于走出村庄走进城市的“生子”和他经历的爱情来说，“父亲母亲”生活的天地，见到的世界虽小，但这里的人却简单、朴素，情感也更深厚、稳固，这片土地上的爱情也更温暖、感人。“生子”和“小沫”之间的爱情，与“父亲母亲”之间的爱情相比，同样面对两年的分离，前者在越来越少的联系中，情感也越来越淡，以至分手，后者在杳无音信的两年里，凭着对对方的思念与信任终于等到了对方。面对两代人的爱情，最后“生子”感叹道“他们的爱情刻骨铭心。他们的爱情那么朴素又那么热烈，那么漫长又那么执着。他们一生都深爱对方，心心相印，荣辱与共。这样的爱情不再有！”[5] 这样的爱情不再有，所以鲍十要把它写下来，唱响一曲乡村纯朴爱情的挽歌。
鲍十写乡村里的爱情不仅是朴素、简单的，而且也是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其小说《痴迷》讲述了一位东北乡村医生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位在当地被称为“神医”的华先生，医术高超，药到病除，受十里八乡村民的尊敬。但他却一生未娶，与他青梅竹马的乡村少女在地主恶霸的凌辱下自尽，终其一生，他通过幻想的方式与她相聚，诉说衷肠。华先生在这五十年的孤苦生活中，支撑他的是永远活在他心中的二丫。在他心里，二丫始终没有死，他每天晚上不开灯，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等二丫的“到来”，把自己的思念、忧虑、伤心或是忏悔都予她倾诉。二丫已经成了华先生心灵的一部分，与华先生同生同在。在小说的结尾，华先生与二丫坟边的树竟结成了连理枝，生不能相守，死终于相随。小说的这一笔虽有神话色彩，但在情感上水到渠成，感动人心。此外，小说也通过对华先生悲剧人生的追忆描述，把东北一个普通村庄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在我们面前。生命的质朴、爱情的纯真、人性的光辉与历史的昏暗相互交织，后者更凸显出前者的光芒。
三
鲍十不是一个只会怀念美好乡村生活、赞美纯真爱情的作家，他不仅看到了传统农业社会在人身上留下的优良品质，也看到了在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中，中国乡村社会的衰落和崩溃。这种农业社会结构的变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富余人口的向外流动，进入城市，成为打工者、城市里的异乡人;二是现代城市文明和消费文化也即资本向农村的扩张，农村人逐渐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传统文化习俗也日渐式微，人的精神与情感彷徨无地。鲍十注意到在时代转型时期乡村人心灵的困境与挣扎，从北方的屯到南方的岛，故乡与他乡，他始终关注着当下中国乡村的变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到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全面展开，更多的农民涌向城市。相应地，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农民进城”成为许多作家关注和书写的内容，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浮躁》，以及梁鸿以梁庄为书写对象的系列作品等。作家们或写背离乡土的农民在城市历经身心的双重磨难仍不能被城市接纳的身份焦虑，或写农村在劳动力流失后的衰落和破败，或写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失落和溃败。“进不去”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走出村庄的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异乡人。鲍十也抓住了农村社会的变化，《好运之年》就是写改革开放后，从东北霞镇走出去的两个年轻人在城市中的命运沉浮。好运之年指的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时代，对很多农村人来说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城市里的打工者如何挣扎生存，他们的精神伦理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作家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鲍十通过这部小说给读者呈现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即新世纪伊始时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里的郑中贵和高春旺首先遇到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便是高考。高春旺凭着自己的才智跃出“农门”，考进大学，率先从霞镇这个地方走了出去。而与高考无缘的郑中贵只能流落到城市中打工。自此两个人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郑中贵来到城市中，一无学历，二无本领，只能从力气活开始干起，在坡道上帮人推过车，在建筑工地卖过力，在小饭店里打过杂，在搬家公司搬过家，他还一度成为私人商店老板娘的玩物，甚至在建筑公司，为了公司的利益、自己的未来，用斧子砍掉了自己的小拇指。一根手指终于换来了他的“好运”，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的大厦自己的汽车自己的企业以及巨额资产的房地产商”[6]。郑中贵获得了成功，过上了人人艳羡的生活，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身体上的残缺，他在精神心理上也不再是早先在农村生活的那个纯朴憨厚的郑中贵了。“功成名就”之后，他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去从前乡村朴实安宁的生活了，他有了一种思乡的痛苦。而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高春旺并没有受过什么“皮肉之苦”，但内心始终也有自卑感，所以才会努力“向上爬”，甚至不惜背叛爱情与灵魂。毕业之后分配进城市当老师的他，为了调到报社当记者却娶了他不喜欢的女人，最后因岳父的腐败而受牵连，年轻的高春旺因此日渐颓丧以至自杀。他隐忍牺牲了这么多，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和灭亡。改革之路不平坦，对于那些不甘平庸的人生存挣扎的每一天都是艰难的。鲍十的《好运之年》试图把改革开放时代沉甸甸的个人挣扎拼搏之路呈现给读者，这不是高春旺和郑中贵的故事，而是千千万万进城打工者都走过的道路，只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有郑中贵好运，也没有高春旺悲苦。
《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是鲍十一九九九年到二○一三年以东北农村为题材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书写对底层女性曲折命运的关怀，对个人在历史波涛中命运起伏的同情，还有对城市化向乡村侵入的忧虑。在《麻雀墩》中韩久成女儿的故事就代表了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活方式对乡村及其道德伦理的冲击。韩久成女儿走出村庄进入城市中打工，賺钱补贴家用，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好转，韩久成也很是为女儿自豪，但却在村民们的议论中最后得知女儿做的是那种见不得人的营生。小说的最后，墩里的一棵四百年的大树在雷电交加的夜晚轰然倒塌，这象征性地暗示了传统农业社会及其道德伦理在外界的侵入下崩溃。鲍十并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来批评人物，而是以人道主义的温情来关怀没落乡土中的悲苦生命。
一路向南，鲍十来到了广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写下了《冼阿芳的事》《岛叙事》等作品，揭示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急剧扩张中，农村的土地日益减少，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受到挤压，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更加突出。短篇小说《冼阿芳的事》讲述了上梅村被并入广州市过程中一个城郊种菜女人——冼阿芳辛劳一生的故事。在上梅村尚未被并入广州时，冼阿芳一家靠种菜卖菜为生。她有三个孩子，为了供他们读书，给家里建房子，她不怕吃苦受罪，早出晚归，种菜卖菜，努力挣钱，严格控制家里的开支，一个钱能掰成两个花。上梅村被并入广州市时，村里把责任田收归统筹使用，并根据土地的收益给村民分红。冼阿芳是靠种菜为生的人，对土地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她对这一变化感到惊慌害怕。不能种菜后，冼阿芳最终找到了一个换煤气的工作，她吃苦耐劳，生意越来越好。小说以客观从容的笔调写出现代化进程给城郊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揭示农民的艰苦生活，失去土地后而又对土地的眷念与不舍。 《岛叙事》以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岛——“荷叶岛”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为叙述对象，讲述了几代岛民生活的变迁。小说叙述的历史时间跨度虽长，但鲍十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节点：抗战时期，一九四九年的土改运动以及市场经济时期，不同时期。在战争、政治、经济、资本等影响下，小岛在历史波涛中沉浮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资本的推动下，旅游业日益发达，这个小岛也被“覆盖”式开发，原岛民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在开发商的威逼利诱之下，岛上大部分人不舍地出让了自己的土地和祖屋。荷叶岛上有个荷叶村，村里有一座云公祠，村上已没有云姓岛民，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云姑婆。云姑婆的儿子女儿都已离开小岛，去到上海、广州等地工作，其丈夫几年前也已去世，她还不肯离去与子女们同住，她心念着的是祖宗的祠堂，如果她也走了，这个祠堂就再也没人照看了。云姑婆始终守候着祠堂，最后在拆迁的喧闹中，以自己静静的“睡”去实现对现实的控诉。既然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精神寄托不复存在，云姑婆也不再苟活，随着过去，随着故乡一起消散。在《岛叙事》揭示了在现代文明强势的进攻和占有下，农村人不甘而又无可奈何地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家园，传统的生活世界一步步土崩瓦解，在资本和市场面前，不堪一击。如云氏家族在岛上的消失，随着云姑婆的逝去，传统连同记忆都随风而去，剩下的只有如火如荼的“全島覆盖计划”。
鲍十在《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的自序中说到他要“寻找一些被历史和现实忽略乃至遮蔽掉了的事情”，“尽力留下时代的真相”。他一直在寻找，也一直在发现。一个忠实的乡土记忆书写者，写过去乡村的宁静、爱情的纯真、人性的光辉，也写现在农民的辛劳、打工者的艰苦、灵魂的挣扎、农村的衰败、传统的消逝。他一直试图与遗忘做斗争，力图留下时代与历史的真相。阅读鲍十的乡土小说，没有田园牧歌的怀念，也没有民族寓言的追寻，更没有启蒙主义的批判，他只是在为乡土立传。东北的风物人情、地域特色，民间的家长里短、喜乐悲欢，在他笔下自然流动，让人感觉亲切贴心。鲍十不追寻文学潮流，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写作立场，忠实地书写他记忆中熟悉的乡村，社会转型中衰落的故乡，城市中“回不去”的异乡人，给我们留下关于生活和思想的真实。
注释：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55.
[2]陈培浩.历史之变、人情之常与乡土悲欣——读鲍十《生活书：东北平原写生集》
[3]丁帆，李锐.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2（01）：49-67.
[4]鲍十. 《我的父亲母亲》.作家出版社.2007.6
[5]鲍十.《我的父亲母亲》.作家出版社.2007.6.303
[6]鲍十.好运之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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