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记者：叶院长，您好！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关注和研究中国梦与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那么，能具体谈谈是什么促使您关注这个问题的？
叶小文：好的。我这里先来列举一下“三君子之问”： 第一个是黄炎培之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第二个是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第三个是李约瑟之问：如果中国的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三君所问，无不折射着“文化焦虑”，人无文化，浮躁浅薄，难免“其亡也忽焉”。文化涵养，有助于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文化繁荣，催生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新局面；文化底蕴，孕育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国是文明古国，而且是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五千年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万紫千红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是一个覆盖面、影响面巨大的文化，是一个独树一帜并拥有巨大的影响与声誉的东方文化，更是一个能够与世界主流文化与现代文化、先进文化相交流、相对话、互补互通、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有“文化焦虑”呢？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古国蒙羞，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文化安在？自此以后，虽然中国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追求民族复兴、追求文化强国的梦想，但是只有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改天换地。然而，新中国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一时挥之难去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所谓“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所谓“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着急啊！于是，建设军事强国、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强国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穷”的帽子大体甩掉了，但是“白”的问题却让人焦虑。撒切尔夫人曾就中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量大的情况说过一段话：中国注定成不了强国，出口了那么多电视机，出口过一部电视剧吗？这就讲到我们的软肋了。
不管外国人如何看我们，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一方面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已经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变化——文化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站到处都有，还有很多农村书屋，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图书出版数量世界第一；另一方面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算不上文化强国，我们的文化还是繁而未荣啊！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的荒漠上，是立不起一个伟大民族的。现在，文化强国不仅是梦想、期待，还是具有紧迫性的强烈需求了。向外看，经济上的“人强我弱”变了，文化上的“人强我弱”也要改变。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必然要干扰和遏制中国发展，企图放倒中国这棵大树。但是，单靠硬实力谈何容易？于是他们越来越多地在软实力上较劲。当今时代，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崛起有数可算，连续30多年保持了平均9.8%的增长，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现在，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来了，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整个国家必须有一股精气神，必须保持振奋的民族精神和旺盛的创新活力，这样才能团结奋进。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有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
记者：如何认识文化根基对一个民族复兴或国家崛起的重大意义？
叶小文：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永远是一个“学习大国”。 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善于学习，但关键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美国现在很“牛”，现在我们用的电脑，他说电脑芯片是他发明的；我们做电影，他说他们随便拿一个好莱坞大片就把你打死了；我们发展快餐，但美国麦当劳薯片厉害得很。可以说，现在世界上的芯片、大片、薯片到处都是美国的。也许有人要问：我们既然向他们学习，那么全盘西化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们是西化不了的。近代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彷徨、探索和选择，其间也有过全盘西化的思潮，但是这条路最终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学习西方的近代仁人志士中，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想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把中国文化的根留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者复兴，常常因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既有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也有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借鉴，博采众长，食而能化，化而能食。
记者：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叶小文：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世界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的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文艺复兴把人解放出来了，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文艺复兴真的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文艺复兴之后解放了的人有一点膨胀，搞得与社会的关系紧张，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与人的关系也紧张了。
先来看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是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于是，二战之后的热战刚停，两大国家集团的冷战又开始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的终结。但是，冲突并没有结束。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文明冲突”。
再来看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天、地、水、空气，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要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糟蹋老天，对着天疯狂地吹，温室效应不断加剧，使世界气象组织发出警告。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然而我们的地怎么样了？生态恶化，粮食紧张，水源污染，鱼死滩头。客观上看，有个“环境库兹涅茨U型曲线”，讲的是环境退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前期阶段会使环境遭到破坏，到一定的拐点，经济质量提高了，人均收入增长了，环境就开始得到保护，环境污染会由高趋低。 据说，美国是11000美元才拐，日本8000美元就拐了，德国7000美元就拐了，我们4000美元就开始考虑拐了。我们现在正处于4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爬坡阶段，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即增长要以加速整体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阶段。而中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当紧缺。我们只能选择一条发展道路：在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的同时延缓和尽量避免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并尽可能地节省能源。
最后来看人与人关系的紧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
记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路何在？
叶小文：我认为，出路就在于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我将其称为“新的文明复兴”。这场“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记者：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作用？
叶小文：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在家国情怀中，在中国，说不完道不尽的，正是家国情怀。史书万卷，字里行间都是“家国”二字。无论社会变迁沧海桑田，不管乡野小农高官巨贾，人人皆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规则，都遵循“敬天法祖重社稷”的古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有一个情感是共同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深爱着脚下的土地”。凝聚我们这个历久弥新的伟大国度的精神资源之一，同样是那永不衰竭的家国情怀。
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多少沧桑付流水，常念家国在心怀。如此，每个中国人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便融入永恒与深沉的无限之中，汇集成永续发展、永葆青春的动力。“家”在“国”中卿卿我我，吉祥如意；“国”在“家”中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谁都要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家国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
记者：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有何关系？
叶小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来看，其24个字很接地气，很有活力，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创新成果。这里面的核心无非是要解决公和私、人和己的关系。要害是要处理好市场经济中公和私、人和己的关系问题——道德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诚信传统的民族，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中遇到了“诚信缺失症”的难题。对于发展市场经济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任其病入膏肓束手无策，那么核心价值观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我们搞市场经济，不是搞市场社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是搞不好、搞不成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所以，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在道德问题上聚焦。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尤以“信用缺失症”为重。
记者：如何诊治当前的“信用缺失症”？
叶小文：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这段话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作用。其实，“信用缺失症”这个病的长效药方肯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就能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就能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就能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就能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成为根治“信用缺失症”的良药。当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实践过程，医治“信用缺失症”，可以采用以下六个药方：
一是法治。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习近平同志强调：“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如此，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二是规治。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要让“骗子过街人人喊打，信用不良寸步难行”。
三是德治。只靠规治，就容易造成规则适用的“牛圈关猫”现象，法规编的再密，用来关猫还是不行的。这要靠德治，自己管住自己。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一直让我心醉神迷，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秩序。内心的秩序是什么？今天就是要倡导爱国守法敬业诚信，要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四是心治。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最难的就是这个心。经济快速增长引起紧张，高度紧张造成焦虑。现在大家脾气很大，所以要心治。佛教讲“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可供我们借鉴。
五是综治。市场经济对道德的“二律背反”，需要自律，需要互律，需要他律。为此，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推进政治文明进程；要提高法的公正性；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要提高“合力”的作用。互律也好，他律也好，关键是自律。我们要使有德的人多起来，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
六是长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段论述使我眼前一亮：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就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叶小文：当前要着力研究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亚当·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拥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其二，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其三，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成功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责任编辑：袁志平
叶小文：好的。我这里先来列举一下“三君子之问”： 第一个是黄炎培之问：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中共诸君如何找出一条新路？第二个是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第三个是李约瑟之问：如果中国的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三君所问，无不折射着“文化焦虑”，人无文化，浮躁浅薄，难免“其亡也忽焉”。文化涵养，有助于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文化繁荣，催生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新局面；文化底蕴，孕育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国是文明古国，而且是有着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五千年文脉涵养出泱泱中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万紫千红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是一个覆盖面、影响面巨大的文化，是一个独树一帜并拥有巨大的影响与声誉的东方文化，更是一个能够与世界主流文化与现代文化、先进文化相交流、相对话、互补互通、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有“文化焦虑”呢？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侵略的屈辱历史：古国蒙羞，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文化安在？自此以后，虽然中国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追求民族复兴、追求文化强国的梦想，但是只有新中国建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改天换地。然而，新中国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一时挥之难去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所谓“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所谓“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着急啊！于是，建设军事强国、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强国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穷”的帽子大体甩掉了，但是“白”的问题却让人焦虑。撒切尔夫人曾就中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量大的情况说过一段话：中国注定成不了强国，出口了那么多电视机，出口过一部电视剧吗？这就讲到我们的软肋了。
不管外国人如何看我们，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一方面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已经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变化——文化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站到处都有，还有很多农村书屋，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图书出版数量世界第一；另一方面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算不上文化强国，我们的文化还是繁而未荣啊！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的荒漠上，是立不起一个伟大民族的。现在，文化强国不仅是梦想、期待，还是具有紧迫性的强烈需求了。向外看，经济上的“人强我弱”变了，文化上的“人强我弱”也要改变。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必然要干扰和遏制中国发展，企图放倒中国这棵大树。但是，单靠硬实力谈何容易？于是他们越来越多地在软实力上较劲。当今时代，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中国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崛起有数可算，连续30多年保持了平均9.8%的增长，这在世界上是没有过的。现在，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来了，各种问题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整个国家必须有一股精气神，必须保持振奋的民族精神和旺盛的创新活力，这样才能团结奋进。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有文化根基和价值支撑。
记者：如何认识文化根基对一个民族复兴或国家崛起的重大意义？
叶小文：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永远是一个“学习大国”。 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善于学习，但关键问题是学什么？怎么学？美国现在很“牛”，现在我们用的电脑，他说电脑芯片是他发明的；我们做电影，他说他们随便拿一个好莱坞大片就把你打死了；我们发展快餐，但美国麦当劳薯片厉害得很。可以说，现在世界上的芯片、大片、薯片到处都是美国的。也许有人要问：我们既然向他们学习，那么全盘西化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们是西化不了的。近代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过许多彷徨、探索和选择，其间也有过全盘西化的思潮，但是这条路最终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学习西方的近代仁人志士中，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想要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把中国文化的根留住。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者复兴，常常因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既有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也有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借鉴，博采众长，食而能化，化而能食。
记者：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叶小文：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世界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的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文艺复兴把人解放出来了，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文艺复兴真的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文艺复兴之后解放了的人有一点膨胀，搞得与社会的关系紧张，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与人的关系也紧张了。
先来看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是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于是，二战之后的热战刚停，两大国家集团的冷战又开始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的终结。但是，冲突并没有结束。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文明冲突”。
再来看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天、地、水、空气，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要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糟蹋老天，对着天疯狂地吹，温室效应不断加剧，使世界气象组织发出警告。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然而我们的地怎么样了？生态恶化，粮食紧张，水源污染，鱼死滩头。客观上看，有个“环境库兹涅茨U型曲线”，讲的是环境退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前期阶段会使环境遭到破坏，到一定的拐点，经济质量提高了，人均收入增长了，环境就开始得到保护，环境污染会由高趋低。 据说，美国是11000美元才拐，日本8000美元就拐了，德国7000美元就拐了，我们4000美元就开始考虑拐了。我们现在正处于4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爬坡阶段，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即增长要以加速整体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阶段。而中国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当紧缺。我们只能选择一条发展道路：在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的同时延缓和尽量避免整体生态环境的恶化，并尽可能地节省能源。
最后来看人与人关系的紧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文艺复兴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
记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路何在？
叶小文：我认为，出路就在于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我将其称为“新的文明复兴”。这场“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要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就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记者：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的作用？
叶小文：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在家国情怀中，在中国，说不完道不尽的，正是家国情怀。史书万卷，字里行间都是“家国”二字。无论社会变迁沧海桑田，不管乡野小农高官巨贾，人人皆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规则，都遵循“敬天法祖重社稷”的古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有一个情感是共同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深爱着脚下的土地”。凝聚我们这个历久弥新的伟大国度的精神资源之一，同样是那永不衰竭的家国情怀。
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多少沧桑付流水，常念家国在心怀。如此，每个中国人短暂而有限的生命，便融入永恒与深沉的无限之中，汇集成永续发展、永葆青春的动力。“家”在“国”中卿卿我我，吉祥如意；“国”在“家”中生生不息，兴旺发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谁都要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家国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
记者：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有何关系？
叶小文：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来看，其24个字很接地气，很有活力，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先进文明的创新成果。这里面的核心无非是要解决公和私、人和己的关系。要害是要处理好市场经济中公和私、人和己的关系问题——道德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诚信传统的民族，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中遇到了“诚信缺失症”的难题。对于发展市场经济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腐败时现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任其病入膏肓束手无策，那么核心价值观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我们搞市场经济，不是搞市场社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是搞不好、搞不成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所以，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在道德问题上聚焦。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尤以“信用缺失症”为重。
记者：如何诊治当前的“信用缺失症”？
叶小文：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这段话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作用。其实，“信用缺失症”这个病的长效药方肯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市场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就能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就能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就能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就能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成为根治“信用缺失症”的良药。当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实践过程，医治“信用缺失症”，可以采用以下六个药方：
一是法治。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习近平同志强调：“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如此，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二是规治。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要让“骗子过街人人喊打，信用不良寸步难行”。
三是德治。只靠规治，就容易造成规则适用的“牛圈关猫”现象，法规编的再密，用来关猫还是不行的。这要靠德治，自己管住自己。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一直让我心醉神迷，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秩序。内心的秩序是什么？今天就是要倡导爱国守法敬业诚信，要构建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提倡修身律己、尊老爱幼、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四是心治。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最难的就是这个心。经济快速增长引起紧张，高度紧张造成焦虑。现在大家脾气很大，所以要心治。佛教讲“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可供我们借鉴。
五是综治。市场经济对道德的“二律背反”，需要自律，需要互律，需要他律。为此，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推进政治文明进程；要提高法的公正性；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要提高“合力”的作用。互律也好，他律也好，关键是自律。我们要使有德的人多起来，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
六是长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段论述使我眼前一亮：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就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者：那么，如何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叶小文：当前要着力研究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亚当·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拥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其二，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其三，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使之转化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成功结合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构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