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回，我到“鹿耕讲堂”讲座，聊起了刘邦。座中，有听众强烈质疑了我。
　　话说，我到鹿港“鹿耕讲堂”的前一天，刚刚于台北书院开讲了《史记·高祖本纪》，兴致犹高，便在“鹿耕讲堂”又提起了刘邦。我兀自讲得高兴，却没留心底下有位女士已然变脸变色；我越讲，她脸色就越沉得难看。结果，到了讨论时间，她终于忍不住以低沉而嫌恶的口吻问道，“你似乎对刘邦很有好感？”
　　她的嫌恶，不单针对我，更是冲着刘邦。质言之，“恨乌及屋”罢了！她对刘邦的不满，当然事出有因；在讲座的现场，她就以鄙夷与不齿的神情提了刘邦最恶名昭彰的那桩事：“蹶两儿，欲弃之”。
　　当时，刘邦率领了五路诸侯军，一举攻下楚都彭城。正当大肆庆功、“置酒高会”时，项羽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回攻彭城、大破汉军，再将刘邦严严实实地围了三匝。此时，一阵猛烈的沙尘暴突然吹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刘邦这才侥幸地逃遁而去。途中，恰好遇到他的一双儿女，“乃载行”。结果，刚走了一段，忽听楚骑追来；刘邦一急，便“推堕孝惠、鲁元（后来的鲁元长公主）车下”。这时，太仆（王者的驾车官）夏侯婴急忙停车，“收载之”。刘邦一看，提脚再“蹶两儿，欲弃之”，夏侯婴只好再急急停住。“收载”之后，刘邦又踢，夏侯婴则又停；“如是者三”。
　　就这么三回，刘邦当然要恶名昭彰。于是，后代便不断有人骂他“无情”，说他“天性残忍”。因此，“鹿耕讲堂”这女士的深恶痛绝，不仅合情，似乎也极合理。
　　然而，对于类似的指责，那无赖刘邦，可是一点儿都不在意。换句话说，你骂了，其实也是白骂。反正，他的名声，一向就不算好，他又懒得关心这劳什子的名声。除了刘邦之外，当年与他一块干大事的陈平，未起事前，也是“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相较起刘邦，或许，名声还更差一些。
　　他们没有名声的问题，因此，到了关键时刻，常常不受俗情所执，反而有种异于常人的豁脱与清楚。当一般人还在天人交战、纠结不已时，他们却可以冷冷静静地直面核心，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清爽得很；所以，他们可成大事。
　　后来，项羽欲烹太公，那无赖刘邦就既没挣扎、也不犹豫，只是嘻皮笑脸地说，“幸分我一杯羹”。一旁的项伯，倒是一语道破：像刘邦这种“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正因“杀之无益”，杀了不仅白杀，反更添祸（当年项羽就因烹了王陵之母，才让王陵横了心，从此死心塌地追随刘邦）。于是，项羽无奈，也只好罢手。
　　事实上，凡事只要一挣扎、一犹豫，再好的心思、再良善的动机，多半，都会成了坏事。反过来说，若不挣扎、也不犹豫，看似没心没肺，最后，倒可能把人给救了。于是，我想起了禅宗著名的公案：
　　一日，池州南泉寺东西两堂争猫儿，方丈普愿禅师见之，遂提起猫儿云，“大众，道得即救，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禅师遂斩猫儿为两段。
　　这一群无言以对、不知如何的僧众，大概都是些“善哉善哉”的慈悲之徒；可惜，正因如此，这猫儿就活不了了。至于刘太公，幸亏有个常被他嫌弃、看来也不太孝顺、更貌似没啥慈悲心的无赖儿子刘邦，他的老命，却总算保住了。后来，还当了太上皇呢！
　　同样地，刘邦那“蹶两儿，欲弃之”的举动，一方面，当然是“为天下者，不顾家”，王者身系天下安危，保住一己性命，看似自私，其实却是他最大的职责。而另方面，刘邦此举，虽然没心没肺，可真要说，却最有办法留得住一双儿女的小命。毕竟，当楚骑快追上时，刘邦若因顾念儿女，一徬徨、一犹豫、一紧抓不舍，最终若是被执，其结果，必然全数被杀、无一幸免。可是，当他大脚一踢时，除了保住自己之外，孝惠、鲁元当然要落入楚军手中。楚军取得了汉王家人，不管是太公、吕后，或者孝惠、鲁元，都是为了留置楚营，以为人质。换言之，刘邦当然清楚，楚兵不管再怎么愚蠢、再怎么胆大妄为，除非项羽首肯，否则，都不可能才一执之便迳杀之。毕竟，那不仅失去了一大筹码，还会引来汉军的同仇敌忾、助长敌军的士气，怎么说，都有弊无利呀！
　　对刘邦而言，当时急急逃命，若能带着一双儿女顺利脱险，自然最好。可是，若真不得已，也只能一脚踹开，先求自己活命，至于来日那两条小命的人质困扰，届时再说吧！谁知，那老实忠厚的夏侯婴压根就搞不清楚状况，只因不舍，只因惊骇，不仅每回“收载之”，最后，还干脆让小孩死命地抱住他。这就难怪，刘邦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会“行欲斩婴者十余”！老实说，刘邦这时既恼又怒又着急，除了频频挥剑之外，总不能连负责驾车的夏侯婴也大脚一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