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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式网站、个性化的博客等数字化生存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我们本以为“技止于此”了。但近年微博、微信等一浪高过一浪的变迁让我们见识了技术的“魔力”,相信不远的将来,穿戴式的通讯设备、联网式汽车等等,也将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缺乏定论,也不需要定论,因为技术还将给我们应接不睱的惊喜……只有很久以后的眼光、心智,才能给今天的我们背书或总结陈词,今天的我们只是未来眼里的材料。
但我们仍有感慨、判断的权利,我们虽然是他者眼里的材料,我们仍能赋予自身以形式感,以生存的意义。技术文明几乎是咄咄逼人又无微不至地深入我们的生活,它今天的成就已经既是平台又是内容,既是工具又是意义,而我们要有所超越,也必须经历技术的洗礼。为其裹挟也好,乐在其中也好,都是应有之义。只是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真的就这么随波逐流,或与时俱进了吗?
问周围的朋友,是否想过技术对生存或生活的改变,大部分没有想过。少数人说,想拒绝技术文明,但根本拒绝不了;在拒绝和参与中难以找到平衡,只能跌跌撞撞地这么生活着。看专家的观点,也多语焉不详,这方面,仍只有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在观察分析上略有成果。
微博控、微信控、手机控……已经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病症,人们的日常生活依赖于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每天几小时来看手机并不严重,更严重的,是每天其他时间也为电子产品或数字信息消耗了。以至于专家严厉地批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美国社会年轻一代成为“最愚蠢的一代”,美国人甚至指明“技术莽汉”创造了一个“粗鄙的僵尸的世界”:让人们时时刻刻都依赖着互联网,咖啡店、机场、公园和书店里到处都居住着“手提电脑流氓”。一个老手能霸占一大片空间。这种行为传递着这样一种极端利己的信息:“我非常非常重要,我比你要重要得多。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在线。”
我们中国人也日益熟悉这种“在线感”,不在线,不看看手机,我们的朋友或某个名流的信息就不能为我们及时把握。我们也完全“迷失”其中。但控诉当代技术生活的罪错可以爽快一时,我们却难以摆脱这种技术生活。对这个一体化加剧的当代文明来说,技术世界变化太快。别说我们人类,就是纸上视界、客厅视界、桌面视界,也在无可奈何地看着掌上视界、身触视界的到来。大千世界已经在“掌”握之中。古人曾说,观古今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个不可思议的梦幻今天已经成为真实不虚的事实。
就是说,即使美国人或少数先知先觉者要控诉技术生活的罪恶,但今天的我们仍有受惠于技术文明的一面。只是我们应该认明这良性的一面,努力使恶性的一面降低到最小限度。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说对中国史熟悉的人来说,技术文明可能推动了两三千年中国史周期性的转化。自上古时代“绝地天通”后,中国人的独立性就打了折扣,人们不能自由地跟天地自然沟通,一切都要通过巫史或官学来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成为中国生活的常态。农民要种什么,种多少,基本上要听上面的;商人能穿什么衣服,能够参与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基本都有了规定;士子或学生以什么为学问、真理、标准,基本上要看流行的、时势的、权威的……这样的现象都是中国生活中的常态,直到技术如此宜人、个性、私人化的今天,我们看到网上、手机上仍经常出现“求官方解释”、“求权威答案”、“求真实版本”一类的话语。
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自己思考、研究、观察、判断,我们习惯了听从上面的、外界的。但技术文明及其海量信息,培训我们独立思考、命名、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它使我们回到“绝地天通”之前,它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知识的生产发明者,成为生产生活的主人。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作元命”。
这个变化之巨可能比清末民初国人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更为重大,在我们中国史上,个体第一次人人可以“作享”、独立地与天与地沟通,亲友家人都可为诗为史。今天的微博、微信世界已经多少实现了这一作享的自由。
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既要警惕美国人指明的“电脑流氓”、“手机流氓”一类的生活,也要警惕在数字化生存中仍是风来草偃的小人,仍是传统中国式的子民臣民,或者是不负责任跟风的粉丝。在今天国人纷纷入“微”之际,掌上世界将“朋友圈”、“聊天群”联系得更紧密之际,我们展望转型社会和中国生活的变化,也许能够理解马克思所说告别“人类史前史”的说法,对其所说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有更加同情之理解。用古人的话,“微”斯人,吾谁与归?用我说过的话,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推手,也是历史的推手,“你我的手的触屏已是意义,我们必须相爱或死去。”
但我们仍有感慨、判断的权利,我们虽然是他者眼里的材料,我们仍能赋予自身以形式感,以生存的意义。技术文明几乎是咄咄逼人又无微不至地深入我们的生活,它今天的成就已经既是平台又是内容,既是工具又是意义,而我们要有所超越,也必须经历技术的洗礼。为其裹挟也好,乐在其中也好,都是应有之义。只是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真的就这么随波逐流,或与时俱进了吗?
问周围的朋友,是否想过技术对生存或生活的改变,大部分没有想过。少数人说,想拒绝技术文明,但根本拒绝不了;在拒绝和参与中难以找到平衡,只能跌跌撞撞地这么生活着。看专家的观点,也多语焉不详,这方面,仍只有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在观察分析上略有成果。
微博控、微信控、手机控……已经在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病症,人们的日常生活依赖于手机等电子产品,以每天几小时来看手机并不严重,更严重的,是每天其他时间也为电子产品或数字信息消耗了。以至于专家严厉地批评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美国社会年轻一代成为“最愚蠢的一代”,美国人甚至指明“技术莽汉”创造了一个“粗鄙的僵尸的世界”:让人们时时刻刻都依赖着互联网,咖啡店、机场、公园和书店里到处都居住着“手提电脑流氓”。一个老手能霸占一大片空间。这种行为传递着这样一种极端利己的信息:“我非常非常重要,我比你要重要得多。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在线。”
我们中国人也日益熟悉这种“在线感”,不在线,不看看手机,我们的朋友或某个名流的信息就不能为我们及时把握。我们也完全“迷失”其中。但控诉当代技术生活的罪错可以爽快一时,我们却难以摆脱这种技术生活。对这个一体化加剧的当代文明来说,技术世界变化太快。别说我们人类,就是纸上视界、客厅视界、桌面视界,也在无可奈何地看着掌上视界、身触视界的到来。大千世界已经在“掌”握之中。古人曾说,观古今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个不可思议的梦幻今天已经成为真实不虚的事实。
就是说,即使美国人或少数先知先觉者要控诉技术生活的罪恶,但今天的我们仍有受惠于技术文明的一面。只是我们应该认明这良性的一面,努力使恶性的一面降低到最小限度。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或说对中国史熟悉的人来说,技术文明可能推动了两三千年中国史周期性的转化。自上古时代“绝地天通”后,中国人的独立性就打了折扣,人们不能自由地跟天地自然沟通,一切都要通过巫史或官学来实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成为中国生活的常态。农民要种什么,种多少,基本上要听上面的;商人能穿什么衣服,能够参与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基本都有了规定;士子或学生以什么为学问、真理、标准,基本上要看流行的、时势的、权威的……这样的现象都是中国生活中的常态,直到技术如此宜人、个性、私人化的今天,我们看到网上、手机上仍经常出现“求官方解释”、“求权威答案”、“求真实版本”一类的话语。
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自己思考、研究、观察、判断,我们习惯了听从上面的、外界的。但技术文明及其海量信息,培训我们独立思考、命名、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它使我们回到“绝地天通”之前,它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知识的生产发明者,成为生产生活的主人。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作元命”。
这个变化之巨可能比清末民初国人的“数千年未有之奇变”更为重大,在我们中国史上,个体第一次人人可以“作享”、独立地与天与地沟通,亲友家人都可为诗为史。今天的微博、微信世界已经多少实现了这一作享的自由。
因此,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既要警惕美国人指明的“电脑流氓”、“手机流氓”一类的生活,也要警惕在数字化生存中仍是风来草偃的小人,仍是传统中国式的子民臣民,或者是不负责任跟风的粉丝。在今天国人纷纷入“微”之际,掌上世界将“朋友圈”、“聊天群”联系得更紧密之际,我们展望转型社会和中国生活的变化,也许能够理解马克思所说告别“人类史前史”的说法,对其所说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有更加同情之理解。用古人的话,“微”斯人,吾谁与归?用我说过的话,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推手,也是历史的推手,“你我的手的触屏已是意义,我们必须相爱或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