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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总编辑、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领袖、“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叛徒”“汉奸”……毛泽东曾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陈独秀为革命奔走30年,4次坐牢,但他像“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他的子女有的走上革命道路,义无反顾,英勇牺牲;有的隐姓埋名,过着低调的生活。
与张作霖既为兄弟又是同窗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父亲陈衍中是个穷秀才,在陈独秀出生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陈独秀排行第四,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陈独秀在《石庵自传》中写道: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祖父教我读书……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我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她总是用好言劝勉我:“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我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
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亲戚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
祖父去世后,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一直到1896年,在縣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挨不过,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
1896年,陈独秀考中秀才。1897年,陈独秀参加乡试,决定“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读书“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那时他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茅塞顿开”。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但他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当时他对反康梁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陈独秀才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此后,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传播新思想。1902年冬,陈独秀在东京加入青年会,“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公愤。1903年3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邹容、张继等5位留日学生闯入姚煜的住处,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他们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一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后来,姚煜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等人于4月被迫回国。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祖父、母亲、大哥刻画得入木三分,却唯独没有提叔父陈衍庶。陈衍庶是晚清民国富商、大收藏家,且官运亨通。1884年,陈独秀被正式过继给他。
19世纪末,陈衍庶在东北做官时,收编了土匪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一次,张作霖见陈衍庶教陈独秀读书,很羡慕,于是磕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陈衍庶答应了。于是,张作霖和陈独秀成了义兄弟,后来两人又一起读书,做了同窗好友,直到陈独秀与科举决裂。
后因陈独秀参加革命和娶妻妹为妻等事,陈衍庶认为陈独秀大逆不道,以至于嚷着要“退继”。而陈独秀坚持己见,反对继父的封建思想。但另一方面,陈独秀对继母谢氏却有很深的感情。1939年3月22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时,陈独秀披麻戴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
与张作霖既为兄弟又是同窗
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城北,父亲陈衍中是个穷秀才,在陈独秀出生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陈独秀排行第四,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陈独秀在《石庵自传》中写道: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祖父教我读书……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我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她总是用好言劝勉我:“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我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
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亲戚都称她为“女丈夫”;其实她本质还是一个老好人,往往优容奸恶。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
祖父去世后,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一直到1896年,在縣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挨不过,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
1896年,陈独秀考中秀才。1897年,陈独秀参加乡试,决定“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读书“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那时他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茅塞顿开”。
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但他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当时他对反康梁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直到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陈独秀才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此后,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传播新思想。1902年冬,陈独秀在东京加入青年会,“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公愤。1903年3月的一天晚上,陈独秀、邹容、张继等5位留日学生闯入姚煜的住处,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煜哀求宽大。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他们把姚煜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在一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后来,姚煜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等人于4月被迫回国。
陈独秀在自传中,对祖父、母亲、大哥刻画得入木三分,却唯独没有提叔父陈衍庶。陈衍庶是晚清民国富商、大收藏家,且官运亨通。1884年,陈独秀被正式过继给他。
19世纪末,陈衍庶在东北做官时,收编了土匪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一次,张作霖见陈衍庶教陈独秀读书,很羡慕,于是磕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陈衍庶答应了。于是,张作霖和陈独秀成了义兄弟,后来两人又一起读书,做了同窗好友,直到陈独秀与科举决裂。
后因陈独秀参加革命和娶妻妹为妻等事,陈衍庶认为陈独秀大逆不道,以至于嚷着要“退继”。而陈独秀坚持己见,反对继父的封建思想。但另一方面,陈独秀对继母谢氏却有很深的感情。1939年3月22日,谢氏在四川江津去世时,陈独秀披麻戴孝,还说:“先母之恩等于生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