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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霍克海默·阿多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以神话与启蒙的关系为内容，通过对启蒙精神历史的分析，对启蒙理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帮助人们脱离了神话的掌控，它坚信能为人们带来自由和解放的同时，却又将人类带入了另一个神话中。因此，如何揭穿这个神话就成为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启蒙理性；同一性；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2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明确指出随着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地强化与膨胀，启蒙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缺失与弊端，并逐渐向神话倒退。
一、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一）启蒙理性的工具性
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强化，启蒙理性渐渐支配了精神本身。这样，启蒙精神就变成了自我支配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并不是客观的，而只是服从于人类征服和掌控自然的欲望，变成了工具性的。这种工具理性精神盲目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自然为代价，以工具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来裁剪自然和人，排除了理性的差异与多样性，从而获得便于管理和统治的同一世界。
霍克海默·阿多诺说：“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1]这充分表明启蒙精神退化为神话的原因与启蒙摧毁神话的原则是同出一辙的。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神话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当中，理论观点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信仰。精神概念、真理概念乃至启蒙的概念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色诺芬尼认为启蒙理性的神话是人造出来的，是理性的狂妄和对自然的僭越，因而是一种神话的非理性表现，终究会导致新的专制和奴役。
如果一个人按照可支配性、操纵性来对待自然，那么，他必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启蒙理性和神话都是出于对自然的惊恐而萌生的控制、统治的欲望，因而必然造就一种奴役自然和自己的新式神话。人忘记了自身现实的有限性，以神所具有的超验性、操纵性和完美性来衡量自身。结果只能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鲜明特点被抽象掉了，剩下孤立的可替代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个人。
工具理性精神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复杂的事物具有了可比性和确定性，但也使理性自身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旦树木不再只被当成树木，而被当作他者存在的证据，当作曼纳的栖居之地，那么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即某物是其自身，同时又不是其自身，某物自身既同一又不同一。”[2]显然，这是一种概念的辩证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哲学惯用的方式——把概念说成是与其所把握之物的同一，进而通过概念来寻求事物的确定性、同质性。然而，最终得到的东西却是一种假象，是观念与事物的相互分离的原初形式。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这种假象也是导致启蒙精神退化的原因之一。
（二）启蒙理性中抽象的同一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中抽象的同一性作了进一步指认：“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3]在这里，同一性使得今天的人仅仅把自然和自然力当作解决人类生存困境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工具来进行支配。科学工具愈发使人丧失质朴的本性，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就标志着向高度抽象的方向又靠近一步，也标志着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程度又更深一层。因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进步的看法，科学技术不过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同时也必然会加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对人进行统治和剥削的程度。
然而，盲目乐观的现代人只看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却忽视了其消极方面，即科学技术已被现代工业所同化为某种工具般的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不知不觉地日益瓦解了启蒙理性中所包含的对正义、自由和解放的要求，使得人越发觉得缺乏具体而实在的感觉，最终变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群氓”。他们提醒现代人不要被工具理性精神所造就的繁华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启蒙精神正在演变为新的泛灵论。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导致这种现代性状况的真正凶手还是启蒙用来摧毁神话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制约人、束缚人的而处于人之外的外在根据，对人构成了统治与威胁，使得人不知不觉地向自身存在之外寻求抽象的人性根据，而不能立足于自己的生存本身。人没有了归宿感，处在无根化的状态。这样主、客分离的后果是客体永远被设定，自然失去了灵性，成为无生命的意识客体的汇总，并最终成为受人摆布和统治的对象。同时，思想则成为纯粹内在的东西，借助自己不断产生的结论使自然按照人的意愿变化着。人类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仅仅就是如何掌控、支配自然，以便进一步奴役自然。
启蒙为了根除泛灵论，将主体从对自然力量和神话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它必须使主、客体分离，以便认知、利用和宰制客体。霍克海默·阿多诺这样评价道：“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离，魔鬼与神灵特有的栖居之地，最初都是源于前泛灵论，主体与客体实际上已经分离开来。”[4]主、客体之间的距离也是抽象的前提，是主体利用客体、掌控客体、创造客体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是由启蒙引发的。因为启蒙发展了神话的主宰观念，将主体从对自然力量和神话的恐惧中解救了出来。在神话中，人是被神秘的未知力量所统制和压制。在启蒙中，人是世界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在神话中还是在启蒙中都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统治剥夺和压制了人与自然的多向度的丰富关系，而将人带入了一种抽象的同一性的理性神话之中。在这种神话中，理性自成一体，自然以及人自身成为被裁剪和任意分割的对象。因为人类理性为了便于裁剪对象，总是想把他们要把握的对象进行抽象的量化，排除差异与多样性，使其同一化。在这个极端的理性化进程中，自然与精神发生了双重的异化，自然的衰退在于自然的受支配，没有了自然的受奴役，精神也就不会存在了。 （三）启蒙理性演变为了统治力量
理性自身并没有错，错在人将理性升格为绝对的理性同一性。按照这种同一性的要求，我们发现人在被解放的同时也被抽象化，是以他们的特殊性和个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人找不到与别人相区别的意义、价值。因为启蒙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要求的个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人，具有可供替换的特点，少数人对全体的操控总是表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操控，社会压迫总是表现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充分体现了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这种统治和支配以一种隐蔽而直接的深层文化方式渗入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它作为一种不显形迹、不受注意的精神，悄悄地把高贵的部分都到处渗透，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它用肘臂把它的同伴轻轻一推，于是唏哩！哗啦！神像垮在地上了。因为病的感染把精神生活的一切器官都已渗透。”[5]那个自以为使人跨越了神话时代的蒙昧和野蛮的启蒙精神，非但没能使人成为“主人”，反倒使人沦为新神话的奴隶和牺牲品。
哲学也为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考方式付出了代价，主体除了那个永远同一的我思之外，一无所有。“所谓主体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的实在，都以理性对既定事物的直接顺从为代价。” [6]主体理性的胜利是以理性主体直接顺从理性和既定事物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用理性来思考一切时，人的思维也受制于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世界未经检验地被纳入了始终如一的、理性的同一性的体系，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认识的任务不在于理解、分类、计算，而在于对每种当下之物加以明确否定。”[7]否则，人就会失去对现实的否定性。
启蒙把思维数学化、计算化，思维所呈现的世界也表现为数学的世界。于是，形象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就被忽略，不再被人关注。唯一得到发展的东西只剩下计算理性，科学公式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追求未被神话证实的实际东西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走上了神话的道路。启蒙越多地作用于存在的东西，就越多地沉溺于存在的东西，于是越盲目地再现这些存在物，以致现存的东西成为了一切。这样，思维似乎被启蒙所左右而失去了否定、批判的能力。思维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再生真理。思维反思自身的能力被无情剥夺，思维成了同一反复。从而，启蒙精神就退化为神话。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真实存在不再具有意义，有意义的存在反而是被计算理性所控制的存在。这样，退化为神话的启蒙精神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它自以为控制了一切，但实际上依旧逃脱不了退化为神话的命运。
二、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反思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内部就包含着异化。在启蒙理性中，人绝对的掌控自然，使得人与人之间变为绝对的利用关系，人就这样被启蒙精神所异化和迷惑，在迷惑中人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来自反面的声音认为这种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太过消极，将启蒙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是片面的，而没有看到其中的价值理性。哈贝马斯也认为，不要对启蒙精神失去希望。人的自我价值的缺失，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而造成的。只要重建价值理性，人的价值缺失和异化就可以得到拯救。
此外，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缺乏标准。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看，技术的加速进步和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都是必然的。说到发展的必然性，就要反思一下它是在怎样的标准下实行的，即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工具理性发展到哪一阶段是必然的，而越过这一阶段就变成了滥用。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分析中是找不到这种标准和量度的。
但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批判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消极的批判，而在于这种批判思想引发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警觉，让人们察觉到启蒙精神内在的欺骗性。避免人们将他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用来完全控制自然及其他人，避免将人的灵魂从愚昧中释放出来却置于新的奴役环境之下。我们不难从工具理性的核心观念中导出人裁制自然的思想。但是，从掌控自然中发现对人的掌控却是霍克海默等人的闪光之处。
参考文献：
[1][2][3][4][6][7]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12,10-11,12,23,23.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商务印书馆,1979:84-85.
关键词：启蒙理性；同一性；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6-00-02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诺明确指出随着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地强化与膨胀，启蒙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缺失与弊端，并逐渐向神话倒退。
一、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一）启蒙理性的工具性
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强化，启蒙理性渐渐支配了精神本身。这样，启蒙精神就变成了自我支配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并不是客观的，而只是服从于人类征服和掌控自然的欲望，变成了工具性的。这种工具理性精神盲目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自然为代价，以工具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来裁剪自然和人，排除了理性的差异与多样性，从而获得便于管理和统治的同一世界。
霍克海默·阿多诺说：“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1]这充分表明启蒙精神退化为神话的原因与启蒙摧毁神话的原则是同出一辙的。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神话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当中，理论观点不时地受到毁灭性的批评，而理论观点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信仰。精神概念、真理概念乃至启蒙的概念都变成了唯灵论的巫术。色诺芬尼认为启蒙理性的神话是人造出来的，是理性的狂妄和对自然的僭越，因而是一种神话的非理性表现，终究会导致新的专制和奴役。
如果一个人按照可支配性、操纵性来对待自然，那么，他必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启蒙理性和神话都是出于对自然的惊恐而萌生的控制、统治的欲望，因而必然造就一种奴役自然和自己的新式神话。人忘记了自身现实的有限性，以神所具有的超验性、操纵性和完美性来衡量自身。结果只能是作为个体的人的鲜明特点被抽象掉了，剩下孤立的可替代的原子式的抽象的个人。
工具理性精神通过把不同的事物还原为抽象的量的方式使复杂的事物具有了可比性和确定性，但也使理性自身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旦树木不再只被当成树木，而被当作他者存在的证据，当作曼纳的栖居之地，那么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即某物是其自身，同时又不是其自身，某物自身既同一又不同一。”[2]显然，这是一种概念的辩证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哲学惯用的方式——把概念说成是与其所把握之物的同一，进而通过概念来寻求事物的确定性、同质性。然而，最终得到的东西却是一种假象，是观念与事物的相互分离的原初形式。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这种假象也是导致启蒙精神退化的原因之一。
（二）启蒙理性中抽象的同一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中抽象的同一性作了进一步指认：“抽象的同一支配使得每一种自然事物变成可以再现的，并把这一切都用到工业的支配过程中，在这两种支配下，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3]在这里，同一性使得今天的人仅仅把自然和自然力当作解决人类生存困境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工具来进行支配。科学工具愈发使人丧失质朴的本性，科学技术每前进一步就标志着向高度抽象的方向又靠近一步，也标志着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程度又更深一层。因为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明进步的看法，科学技术不过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同时也必然会加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对人进行统治和剥削的程度。
然而，盲目乐观的现代人只看到了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却忽视了其消极方面，即科学技术已被现代工业所同化为某种工具般的理性。这种工具理性不知不觉地日益瓦解了启蒙理性中所包含的对正义、自由和解放的要求，使得人越发觉得缺乏具体而实在的感觉，最终变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群氓”。他们提醒现代人不要被工具理性精神所造就的繁华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启蒙精神正在演变为新的泛灵论。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导致这种现代性状况的真正凶手还是启蒙用来摧毁神话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制约人、束缚人的而处于人之外的外在根据，对人构成了统治与威胁，使得人不知不觉地向自身存在之外寻求抽象的人性根据，而不能立足于自己的生存本身。人没有了归宿感，处在无根化的状态。这样主、客分离的后果是客体永远被设定，自然失去了灵性，成为无生命的意识客体的汇总，并最终成为受人摆布和统治的对象。同时，思想则成为纯粹内在的东西，借助自己不断产生的结论使自然按照人的意愿变化着。人类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仅仅就是如何掌控、支配自然，以便进一步奴役自然。
启蒙为了根除泛灵论，将主体从对自然力量和神话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它必须使主、客体分离，以便认知、利用和宰制客体。霍克海默·阿多诺这样评价道：“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离，魔鬼与神灵特有的栖居之地，最初都是源于前泛灵论，主体与客体实际上已经分离开来。”[4]主、客体之间的距离也是抽象的前提，是主体利用客体、掌控客体、创造客体的需要，这些需要都是由启蒙引发的。因为启蒙发展了神话的主宰观念，将主体从对自然力量和神话的恐惧中解救了出来。在神话中，人是被神秘的未知力量所统制和压制。在启蒙中，人是世界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在神话中还是在启蒙中都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统治剥夺和压制了人与自然的多向度的丰富关系，而将人带入了一种抽象的同一性的理性神话之中。在这种神话中，理性自成一体，自然以及人自身成为被裁剪和任意分割的对象。因为人类理性为了便于裁剪对象，总是想把他们要把握的对象进行抽象的量化，排除差异与多样性，使其同一化。在这个极端的理性化进程中，自然与精神发生了双重的异化，自然的衰退在于自然的受支配，没有了自然的受奴役，精神也就不会存在了。 （三）启蒙理性演变为了统治力量
理性自身并没有错，错在人将理性升格为绝对的理性同一性。按照这种同一性的要求，我们发现人在被解放的同时也被抽象化，是以他们的特殊性和个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人找不到与别人相区别的意义、价值。因为启蒙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所要求的个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人，具有可供替换的特点，少数人对全体的操控总是表现为多数人对个体的操控，社会压迫总是表现为集体压迫的特征，这充分体现了集体和统治的统一。这种统治和支配以一种隐蔽而直接的深层文化方式渗入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如黑格尔所描绘的那样：“它作为一种不显形迹、不受注意的精神，悄悄地把高贵的部分都到处渗透，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它用肘臂把它的同伴轻轻一推，于是唏哩！哗啦！神像垮在地上了。因为病的感染把精神生活的一切器官都已渗透。”[5]那个自以为使人跨越了神话时代的蒙昧和野蛮的启蒙精神，非但没能使人成为“主人”，反倒使人沦为新神话的奴隶和牺牲品。
哲学也为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考方式付出了代价，主体除了那个永远同一的我思之外，一无所有。“所谓主体理性的胜利都归属于逻辑形式主义的实在，都以理性对既定事物的直接顺从为代价。” [6]主体理性的胜利是以理性主体直接顺从理性和既定事物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用理性来思考一切时，人的思维也受制于这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世界未经检验地被纳入了始终如一的、理性的同一性的体系，从而失去了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认识的任务不在于理解、分类、计算，而在于对每种当下之物加以明确否定。”[7]否则，人就会失去对现实的否定性。
启蒙把思维数学化、计算化，思维所呈现的世界也表现为数学的世界。于是，形象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就被忽略，不再被人关注。唯一得到发展的东西只剩下计算理性，科学公式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追求未被神话证实的实际东西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它以另外一种方式走上了神话的道路。启蒙越多地作用于存在的东西，就越多地沉溺于存在的东西，于是越盲目地再现这些存在物，以致现存的东西成为了一切。这样，思维似乎被启蒙所左右而失去了否定、批判的能力。思维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再生真理。思维反思自身的能力被无情剥夺，思维成了同一反复。从而，启蒙精神就退化为神话。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真实存在不再具有意义，有意义的存在反而是被计算理性所控制的存在。这样，退化为神话的启蒙精神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它自以为控制了一切，但实际上依旧逃脱不了退化为神话的命运。
二、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反思
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内部就包含着异化。在启蒙理性中，人绝对的掌控自然，使得人与人之间变为绝对的利用关系，人就这样被启蒙精神所异化和迷惑，在迷惑中人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来自反面的声音认为这种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太过消极，将启蒙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是片面的，而没有看到其中的价值理性。哈贝马斯也认为，不要对启蒙精神失去希望。人的自我价值的缺失，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而造成的。只要重建价值理性，人的价值缺失和异化就可以得到拯救。
此外，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缺乏标准。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看，技术的加速进步和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都是必然的。说到发展的必然性，就要反思一下它是在怎样的标准下实行的，即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工具理性发展到哪一阶段是必然的，而越过这一阶段就变成了滥用。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分析中是找不到这种标准和量度的。
但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理性批判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简单的、消极的批判，而在于这种批判思想引发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警觉，让人们察觉到启蒙精神内在的欺骗性。避免人们将他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用来完全控制自然及其他人，避免将人的灵魂从愚昧中释放出来却置于新的奴役环境之下。我们不难从工具理性的核心观念中导出人裁制自然的思想。但是，从掌控自然中发现对人的掌控却是霍克海默等人的闪光之处。
参考文献：
[1][2][3][4][6][7]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12,10-11,12,23,23.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商务印书馆,1979: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