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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共两党经过极其复杂的过程而形成的。日本的侵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外部因素，民族危机的加深引发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促成国共作的内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契机。
[关键词]第二次国共合作；内外因素
“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下降到次要的服从地位。日本侵略者妄图独霸中国，使中国各阶级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在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紧要关头，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除亲日派卖国贼以外的中国一切阶级的需要。国共两党政策的改变。阶级矛盾的缓和、复杂曲折的经过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的国际形势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国际形势下爆发的。”[1]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实行“新政”，而德、意、日则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1931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反共产协定》。德意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使美英在华的势力受到威胁和削弱。他们一方面拉拢亲英美的蒋介石政府反对日本独霸中国；另一方面希望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国的革命力量，并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1935年7月，共产国际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致使当时苏联认为中国的抗战力量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美苏对中国共产党和工衣红军的抗战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日本的侵华政策及其侵华运动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外部原因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逐步进逼，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2]日本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的变化，有可能使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在抵御外患上形成暂时的合作。日本的侵华政策是长期坚持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美忙于欧洲战争，迅速膨胀其在中国的势力，1914年出兵山东，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田中奏折》中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3]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日本，日本为尽快摆脱危机，转移国内阶段矛盾，在中国东北制造一系列事件进行挑衅，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侵占东北三省的“九·八”事变，这是日本灭亡中国的起点，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的签订，使日本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日本勾结汉奸，策动华北事变，成立伪政府，一时间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4]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5]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 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6]
三、民族危机的加深引起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因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抗日一时的风云人物。”[7]在日本的进攻下，国民党营垒划分为三派：一派是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势力比较小；一派是英美支持的蒋介石英美派；一派是没有实权的部分爱国将士。马占山在东北抗日，蔡廷锴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哈尔的抗战，这些都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倾向抗日的爱国要求。其中，受命进攻陕北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华北危机、民族危难的情况下，同时受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感染，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国恨家仇较深、抗日愿望强烈，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对蒋介石“诤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鉴于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它成为国内时局转变的枢纽，标志着十年内战的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蒋介石国民政府被迫抗日，实行国共合作，除了人民抗日洪流的推动和西安 事变的逼迫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对华侵略愈演愈烈，从根本上威胁到 了他的统治地位。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威胁了他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使其对日本 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词时讲到“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示蒋介石在对日本抱有和谈幻想的同时，也有可能待“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8]在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重新对“五大”外交方针解释：“中央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完整，……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9]这表明蒋介石的对外妥协退让政策在“达到最后关头”时会转到对抗政策。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提出了要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其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10]确立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可见，蒋介石国民政府是在日本蚕食鲸吞，直接危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迫与共产党合作。 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中国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 [11]“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社会各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全国形成了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洪流。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文化界人士都投到这一洪流中，他们发表演说，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积极要求和参加抗日。1931.年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1932年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学生到南京政府请愿。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最有影响的是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各地救亡运动刊物纷纷涌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正是由于爱国学生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使国民党内部深受影响，激励了一部分爱国将士的抗日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西安爱国学生的游行请愿的直接推动下促成的。由于举国上下形成的抗日洪流，迫使蒋介石改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被迫地实行联共抗日政策。因此，蒋介石被迫由反共反人民政策改变为联共抗日政策，这与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五、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三个阶段。九·一八事变以后，共产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宣言。但由于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建立统一战线。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七条纲领”为合作基础的统一战线方针。同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宋庆龄等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仅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1935年8月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应本着“兄弟见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织各抗日阶级党派的国防政府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从而较完整的正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此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反蒋政治倾向的增长，会议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宣言中，放弃了反蒋口号，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7年2月到9月，共产党致力于“联蒋抗日”的工作。2月，党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标志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正式承认，表明了我党对实现国共合作的诚意。1937年7月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代表顾视同、贺衷寒等在西安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和庐山举行谈判，但分歧很大。“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12]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的最有远见的战略政策，它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的必要前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政策，是对马列 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有着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后祖国统一事业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事业有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4页。
[3]《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33页。
[4]《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0页。
[5][6][7][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页，第233页，第233页。第133页。
[9]《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12页。
[10]《毛泽东思想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4页。
[12]《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关键词]第二次国共合作；内外因素
“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和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下降到次要的服从地位。日本侵略者妄图独霸中国，使中国各阶级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在民族危机异常严重的紧要关头，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就成为除亲日派卖国贼以外的中国一切阶级的需要。国共两党政策的改变。阶级矛盾的缓和、复杂曲折的经过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的国际形势
“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国际形势下爆发的。”[1]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美国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实行“新政”，而德、意、日则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形成了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1931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反共产协定》。德意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使美英在华的势力受到威胁和削弱。他们一方面拉拢亲英美的蒋介石政府反对日本独霸中国；另一方面希望借日本之手削弱中国的革命力量，并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1935年7月，共产国际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全世界人民建立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致使当时苏联认为中国的抗战力量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可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前，美苏对中国共产党和工衣红军的抗战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日本的侵华政策及其侵华运动是促成国共合作的外部原因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逐步进逼，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的矛盾和政治集团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2]日本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的变化，有可能使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在抵御外患上形成暂时的合作。日本的侵华政策是长期坚持奉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趁欧美忙于欧洲战争，迅速膨胀其在中国的势力，1914年出兵山东，1915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田中奏折》中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3]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日本，日本为尽快摆脱危机，转移国内阶段矛盾，在中国东北制造一系列事件进行挑衅，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侵占东北三省的“九·八”事变，这是日本灭亡中国的起点，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的签订，使日本打开了中国东北的大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日本勾结汉奸，策动华北事变，成立伪政府，一时间真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4]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目前形势的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5]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 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6]
三、民族危机的加深引起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因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抗日一时的风云人物。”[7]在日本的进攻下，国民党营垒划分为三派：一派是日本支持的亲日派，势力比较小；一派是英美支持的蒋介石英美派；一派是没有实权的部分爱国将士。马占山在东北抗日，蔡廷锴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战，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哈尔的抗战，这些都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倾向抗日的爱国要求。其中，受命进攻陕北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华北危机、民族危难的情况下，同时受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感染，特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国恨家仇较深、抗日愿望强烈，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对蒋介石“诤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鉴于中国共产党的调停，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它成为国内时局转变的枢纽，标志着十年内战的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蒋介石国民政府被迫抗日，实行国共合作，除了人民抗日洪流的推动和西安 事变的逼迫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对华侵略愈演愈烈，从根本上威胁到 了他的统治地位。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威胁了他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使其对日本 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词时讲到“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示蒋介石在对日本抱有和谈幻想的同时，也有可能待“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8]在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重新对“五大”外交方针解释：“中央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完整，……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9]这表明蒋介石的对外妥协退让政策在“达到最后关头”时会转到对抗政策。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提出了要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其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10]确立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可见，蒋介石国民政府是在日本蚕食鲸吞，直接危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被迫与共产党合作。 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中国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 [11]“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社会各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全国形成了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洪流。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文化界人士都投到这一洪流中，他们发表演说，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积极要求和参加抗日。1931.年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1932年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学生到南京政府请愿。1935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最有影响的是1936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各地救亡运动刊物纷纷涌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正是由于爱国学生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使国民党内部深受影响，激励了一部分爱国将士的抗日要求。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就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西安爱国学生的游行请愿的直接推动下促成的。由于举国上下形成的抗日洪流，迫使蒋介石改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被迫地实行联共抗日政策。因此，蒋介石被迫由反共反人民政策改变为联共抗日政策，这与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五、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路线，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本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它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三个阶段。九·一八事变以后，共产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宣言。但由于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正确地对待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事变，建立统一战线。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七条纲领”为合作基础的统一战线方针。同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宋庆龄等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仅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思想。1935年8月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应本着“兄弟见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织各抗日阶级党派的国防政府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从而较完整的正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此以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反蒋政治倾向的增长，会议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宣言中，放弃了反蒋口号，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方针，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7年2月到9月，共产党致力于“联蒋抗日”的工作。2月，党中央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标志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南京政府的正式承认，表明了我党对实现国共合作的诚意。1937年7月12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代表顾视同、贺衷寒等在西安就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和庐山举行谈判，但分歧很大。“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最终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12]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的最有远见的战略政策，它是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的必要前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证明，这一政策，是对马列 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创造性的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有着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对今后祖国统一事业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事业有必然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4页。
[3]《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第133页。
[4]《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00页。
[5][6][7][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3页，第233页，第233页。第133页。
[9]《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12页。
[10]《毛泽东思想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91页。
[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4页。
[12]《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