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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伦理学里有一个“角色集”概念，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不同角色所承载的不同义务和责任之间，冲突无可避免。如何进行选择，是伦理学的一个永恒命题。本文拟以忠孝、欲理、真假等传统道德中几个最基本范畴的现代困境为例，探讨一下道德冲突在现时代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冲突；道德；选择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4-0039-03
Conflict:Selecttherightdirection
Lining
Abstract:Thereisa“roleset”conceptintheEthics.Betweenthevariousobligations，theconflictsareinevitable.Howtochoose,isaneternalpropositionoftheEthics.Thisarticleintendstoexplorethemodernvaluebytheanalysisofseveralbasicconcepts.
Keywords:conflictmoralselect
伦理学里有一个“角色集”的概念，讲的是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的社会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角色的集合。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一般而言，各种义务之间并非经常发生矛盾，但在很多特殊的情境中，冲突无可避免。也正因为如此，卢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在各种或极端或无奈的冲突中，如何进行选择，是伦理学的一个永恒命题。本文想以忠孝、欲理、真假等传统道德中几个最基本范畴的现代困境为例，探讨一下道德冲突在现时代的价值意义。
一、忠孝：精忠报国的故事
最近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出台了一条考察干部的新规定：“对不尽社会义务、不孝敬父母、不关爱妻子儿女的官员”将不予提拔。对此，当地官员解释道：“我们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如果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敬，连妻子儿女都不关心，怎么能谈得上爱党、爱国、爱人民？怎么能担当起领导人、教育人的重任？”[1]
规定出台后，一石激起三层浪，大家都在质疑公权能否干涉私域，实际上，这个规定可以说是探讨忠孝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儒家讲修齐治平，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担负社会责任的基础，社会责任只能是个人品质的社会化。联系到忠孝的关系，忠是孝的推演，“家”与“国”在理论上是一脉相通的，从孝出发，由孝而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以道德考察干部的合理性。
然而，理论与实践有时候真是脱节的。忠孝，这两个本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道德范畴，在实践中，尤其是为官从政的实践中，却经常陷于矛盾与冲突的两难境地。这一选择无疑是痛苦的，所以才有春秋战国时石奢、申鸣“行不两全，名不两立”的悲叹，更有三国时徐庶、陈宫的生死抉择。如果说这几个例子相对极端，需要付出生与死的代价，今人已不那么容易处于这样的境地，那么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可能对今天则具有更强的启示意义。
尽管这是一个封建时期的故事，“精忠报国”也带有浓烈的忠君思想，但是这个千古传颂的故事所内涵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借鉴和教育意义。因为“精忠报国”就是告诉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小日子，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对于今人，尤其是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恐怕更是如此。一名共产党员，如果不能胸怀祖国和人民，还能够称得上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吗？忠孝会冲突，但忠孝又是相通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孝的极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应该用理性控制自己的私心，而把无私的一面尽量放大。如果我们能够把对自己和家人的爱扩大到国家和人民，这种爱就是大孝；如果我们的爱仅限于小家、小日子，这种爱无疑会是狭隘的；而如果我们以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尽自己所谓的孝道，这种孝则更是伪孝。
毛泽东讲“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温家宝讲“人民公仆应长保感恩之心”，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还是对于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洪流中的群众来说，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时刻怀抱着真诚的感情，恐怕是最起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欲理：攫金不见人的教训
《列子?说符》里有个“攫金不见人”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齐国人看见别人买金子，于是抢了金子离开。官吏捉住他，问：“人都在那儿，你就抢别人的金子，为什么?”齐人回答说：“我抢金子的时候没有看见人，只看见金子罢了。”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那些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而不顾一切的人是多么胆大妄为。攫金不见人，发人深省。
而更令人深省的是，时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看似笑谈的故事仍然屡屡发生，而且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断有人前赴后继地扮演着“齐人”的角色，比如张敬礼、比如许宗衡、比如李堂堂，再比如刘志军……一个个高官，在权力和金钱的旋涡中，利令智昏，上演了一幕幕可哀可叹的人生悲剧。他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本应该拿来为党和人民服务，可是他们在行使职权时，视线完全被闪闪发光的金子遮蔽住了，连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都看不见……然而，虽然同是攫金者，他们却并非混迹于市井的无赖之徒，而多是一步一个脚印，曾经满怀激情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人。像许宗衡，在当深圳市长之初就提出“清、明、勤、思”四个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许宗衡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被广为传诵。他的“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更是引来媒体和群众的一片赞誉。可结果他却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最大的败笔、最大的遗憾、最难堪的骂名，被人们骂为“两面人”。
何为“两面”？所谓两面，必然一面光明，一面黑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当众一套，私下一套；说着一套，做着一套。拨开层层伪装，我们看到，“两面”实际上就是理和欲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掣肘的畸形产物：因为欲，所以有心里的一套，有实际做着的一套，有不能曝露在阳光下的一面；但他也明知理的存在，所以还需要光明的一面，需要说的一套、当众的一套，虽然此时理性已经不再能战胜欲望。
理和欲，可以说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对矛盾并非有你无我。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有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之嫌。这就有可能把属于社会伦理的“天理”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容易被任意赋予各种规定，从而造成如清朝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反而淡化了“制欲”的合理性，把“理”变得非常冷漠而残酷。
实际上，欲和理都是中性概念，欲望是人本性中固有的成分，但是对它的追求必须有度，孔子讲“欲而不贪”、欲不“逾矩”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3]这里的“道”和“矩”就是指的这个“度”，用理性把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对欲望的追求不能超越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以先贤的理欲观来反观我们现今的社会，对欲望的不懈追逐创造了无数奇迹，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和从未有过的生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某种“欲望化”的倾向，对物质、金钱、欲望的顶礼膜拜似乎成为了人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不论是从人们当前津津乐道的奢侈品热，还是一个个让人痛心疾首的豆腐渣工程、腐败窝案，甚至郭美美的炫富，背后都不难找到欲望化的影子。欲望本身无所谓对错，但是当欲望无限膨胀，超出理性的范围时，就变成了贪欲。当个人欲壑难填，“攫金不见人”的故事就会不断上演；当整个社会都欲壑难填，人类社会就将彻底背离其走向文明、自由的正常轨道。
三、真假：“褒女戏烽”与“徒木为信”
“真的还是假的？”这似乎已经成为时下国人对待新发事件的第一反应。“真假”问题表面看好像是个事实判断，实质却是一个有关诚信的重要“价值”判断。早在“褒女戏烽”或是“徒木为信”时期，古人就开始在发问。而今天，这个千年前的发问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古代更需要诚信的年代。
当我们的政府不断上演“钓鱼执法”、“欺世码”、“躲猫猫”、“被就业”、“被小康”的时候；当我们的商家大玩“价签戏法”，折腾“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胶囊”的时候；当我们的百姓在路边搀扶一位摔倒的老人还需要拉两个证人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信任缺失了。在我们的心里，假的已经战胜了真的。
这只是几个随手拈来的案例，却可见怀疑和不信任正在我们社会的蔓延。然而让人忧虑的是，现在正在泛滥的怀疑精神却非科学的怀疑精神。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时期的怀疑论，经笛卡尔、休谟等人的阐释，成为“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的精神，是心存真理的探索，而绝非怀疑一切。事实上，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追问自己“真的还是假的”时，我们追问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在追问社会，追问她的公信力。
中国自古就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训诫，诚信被上升到关乎生死的地位。当诚信缺失的时候，当然不一定真有性命之忧，然而，决定性命品质的幸福感又去哪里追寻呢？
当欺诈成为生活的潜规则，背后折射的是社会诚信的危机和伦理道德的沦陷。在一系列的诚信缺失中尤其需要重拳治理的首先就是政府诚信的缺失，因为不论是商业信用的缺失还是人际关系的漠然，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都难辞其咎。并且，从后果来说，“真的假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公信力的打击是致命的。政府是公权力，如果公权力没有公信力，执政的合法性也就随之丧失，前苏联和东欧即为显例。
这一状况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有民主、服务意识的匮乏，有腐败的屡禁不止，有制度的不完善，有监督的缺位，因此重建政府公信力绝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靠标语、口号或是某个公权的强制力就可以树立起来，而一定是靠政府的科学行政理念及良好行政行为获得，需要进行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型，把无限政府变为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变成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同时，还要建立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机制，既强化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又推动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制度化。
[1]甘肃金昌规定干部不孝不提拔，可防“官德”败坏[EB/OL].（2006-11-13）http://news.qq.com/a/ 20061120/ 001384.htm.
[2]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55.
[3]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20.
李宁（1977—）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伦理学。
关键词：冲突；道德；选择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4-0039-03
Conflict:Selecttherightdirection
Lining
Abstract:Thereisa“roleset”conceptintheEthics.Betweenthevariousobligations，theconflictsareinevitable.Howtochoose,isaneternalpropositionoftheEthics.Thisarticleintendstoexplorethemodernvaluebytheanalysisofseveralbasicconcepts.
Keywords:conflictmoralselect
伦理学里有一个“角色集”的概念，讲的是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充当的社会角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角色的集合。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一般而言，各种义务之间并非经常发生矛盾，但在很多特殊的情境中，冲突无可避免。也正因为如此，卢梭有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在各种或极端或无奈的冲突中，如何进行选择，是伦理学的一个永恒命题。本文想以忠孝、欲理、真假等传统道德中几个最基本范畴的现代困境为例，探讨一下道德冲突在现时代的价值意义。
一、忠孝：精忠报国的故事
最近一些地方的组织部门出台了一条考察干部的新规定：“对不尽社会义务、不孝敬父母、不关爱妻子儿女的官员”将不予提拔。对此，当地官员解释道：“我们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如果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敬，连妻子儿女都不关心，怎么能谈得上爱党、爱国、爱人民？怎么能担当起领导人、教育人的重任？”[1]
规定出台后，一石激起三层浪，大家都在质疑公权能否干涉私域，实际上，这个规定可以说是探讨忠孝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儒家讲修齐治平，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担负社会责任的基础，社会责任只能是个人品质的社会化。联系到忠孝的关系，忠是孝的推演，“家”与“国”在理论上是一脉相通的，从孝出发，由孝而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以道德考察干部的合理性。
然而，理论与实践有时候真是脱节的。忠孝，这两个本属于同一价值体系的道德范畴，在实践中，尤其是为官从政的实践中，却经常陷于矛盾与冲突的两难境地。这一选择无疑是痛苦的，所以才有春秋战国时石奢、申鸣“行不两全，名不两立”的悲叹，更有三国时徐庶、陈宫的生死抉择。如果说这几个例子相对极端，需要付出生与死的代价，今人已不那么容易处于这样的境地，那么南宋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可能对今天则具有更强的启示意义。
尽管这是一个封建时期的故事，“精忠报国”也带有浓烈的忠君思想，但是这个千古传颂的故事所内涵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借鉴和教育意义。因为“精忠报国”就是告诉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孔子曾经说过：“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小日子，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对于今人，尤其是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恐怕更是如此。一名共产党员，如果不能胸怀祖国和人民，还能够称得上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吗？忠孝会冲突，但忠孝又是相通的。对祖国和人民的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孝的极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应该用理性控制自己的私心，而把无私的一面尽量放大。如果我们能够把对自己和家人的爱扩大到国家和人民，这种爱就是大孝；如果我们的爱仅限于小家、小日子，这种爱无疑会是狭隘的；而如果我们以伤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尽自己所谓的孝道，这种孝则更是伪孝。
毛泽东讲“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子”，温家宝讲“人民公仆应长保感恩之心”，就是这个意思。无论是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还是对于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洪流中的群众来说，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时刻怀抱着真诚的感情，恐怕是最起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欲理：攫金不见人的教训
《列子?说符》里有个“攫金不见人”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齐国人看见别人买金子，于是抢了金子离开。官吏捉住他，问：“人都在那儿，你就抢别人的金子，为什么?”齐人回答说：“我抢金子的时候没有看见人，只看见金子罢了。”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那些为了满足个人欲望而不顾一切的人是多么胆大妄为。攫金不见人，发人深省。
而更令人深省的是，时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看似笑谈的故事仍然屡屡发生，而且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不断有人前赴后继地扮演着“齐人”的角色，比如张敬礼、比如许宗衡、比如李堂堂，再比如刘志军……一个个高官，在权力和金钱的旋涡中，利令智昏，上演了一幕幕可哀可叹的人生悲剧。他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本应该拿来为党和人民服务，可是他们在行使职权时，视线完全被闪闪发光的金子遮蔽住了，连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都看不见……然而，虽然同是攫金者，他们却并非混迹于市井的无赖之徒，而多是一步一个脚印，曾经满怀激情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人。像许宗衡，在当深圳市长之初就提出“清、明、勤、思”四个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许宗衡的“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被广为传诵。他的“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更是引来媒体和群众的一片赞誉。可结果他却用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最大的败笔、最大的遗憾、最难堪的骂名，被人们骂为“两面人”。
何为“两面”？所谓两面，必然一面光明，一面黑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当众一套，私下一套；说着一套，做着一套。拨开层层伪装，我们看到，“两面”实际上就是理和欲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掣肘的畸形产物：因为欲，所以有心里的一套，有实际做着的一套，有不能曝露在阳光下的一面；但他也明知理的存在，所以还需要光明的一面，需要说的一套、当众的一套，虽然此时理性已经不再能战胜欲望。
理和欲，可以说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但我们必须看到，这对矛盾并非有你无我。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有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之嫌。这就有可能把属于社会伦理的“天理”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容易被任意赋予各种规定，从而造成如清朝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反而淡化了“制欲”的合理性，把“理”变得非常冷漠而残酷。
实际上，欲和理都是中性概念，欲望是人本性中固有的成分，但是对它的追求必须有度，孔子讲“欲而不贪”、欲不“逾矩”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3]这里的“道”和“矩”就是指的这个“度”，用理性把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对欲望的追求不能超越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以先贤的理欲观来反观我们现今的社会，对欲望的不懈追逐创造了无数奇迹，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繁荣和从未有过的生机；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个体还是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某种“欲望化”的倾向，对物质、金钱、欲望的顶礼膜拜似乎成为了人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不论是从人们当前津津乐道的奢侈品热，还是一个个让人痛心疾首的豆腐渣工程、腐败窝案，甚至郭美美的炫富，背后都不难找到欲望化的影子。欲望本身无所谓对错，但是当欲望无限膨胀，超出理性的范围时，就变成了贪欲。当个人欲壑难填，“攫金不见人”的故事就会不断上演；当整个社会都欲壑难填，人类社会就将彻底背离其走向文明、自由的正常轨道。
三、真假：“褒女戏烽”与“徒木为信”
“真的还是假的？”这似乎已经成为时下国人对待新发事件的第一反应。“真假”问题表面看好像是个事实判断，实质却是一个有关诚信的重要“价值”判断。早在“褒女戏烽”或是“徒木为信”时期，古人就开始在发问。而今天，这个千年前的发问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古代更需要诚信的年代。
当我们的政府不断上演“钓鱼执法”、“欺世码”、“躲猫猫”、“被就业”、“被小康”的时候；当我们的商家大玩“价签戏法”，折腾“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胶囊”的时候；当我们的百姓在路边搀扶一位摔倒的老人还需要拉两个证人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信任缺失了。在我们的心里，假的已经战胜了真的。
这只是几个随手拈来的案例，却可见怀疑和不信任正在我们社会的蔓延。然而让人忧虑的是，现在正在泛滥的怀疑精神却非科学的怀疑精神。科学的怀疑精神源自古希腊时期的怀疑论，经笛卡尔、休谟等人的阐释，成为“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的精神，是心存真理的探索，而绝非怀疑一切。事实上，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追问自己“真的还是假的”时，我们追问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在追问社会，追问她的公信力。
中国自古就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训诫，诚信被上升到关乎生死的地位。当诚信缺失的时候，当然不一定真有性命之忧，然而，决定性命品质的幸福感又去哪里追寻呢？
当欺诈成为生活的潜规则，背后折射的是社会诚信的危机和伦理道德的沦陷。在一系列的诚信缺失中尤其需要重拳治理的首先就是政府诚信的缺失，因为不论是商业信用的缺失还是人际关系的漠然，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都难辞其咎。并且，从后果来说，“真的假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公信力的打击是致命的。政府是公权力，如果公权力没有公信力，执政的合法性也就随之丧失，前苏联和东欧即为显例。
这一状况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有民主、服务意识的匮乏，有腐败的屡禁不止，有制度的不完善，有监督的缺位，因此重建政府公信力绝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靠标语、口号或是某个公权的强制力就可以树立起来，而一定是靠政府的科学行政理念及良好行政行为获得，需要进行真正的政府职能转型，把无限政府变为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转变成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同时，还要建立政府、企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机制，既强化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又推动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制度化。
[1]甘肃金昌规定干部不孝不提拔，可防“官德”败坏[EB/OL].（2006-11-13）http://news.qq.com/a/ 20061120/ 001384.htm.
[2]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55.
[3]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20.
李宁（1977—）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