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人们急切地卸下精神层面的自律和追求，于是，身体和自尊，道德和诚信，都可以成为一门生意。
　　
　　最初，小说《流苏树》是被作为“韩国版《蜗居》”引介给中国读者的，虽然整个故事与《蜗居》全无交集，能够将两者关联起来的也许只因作者朴范信在后记里的一段话：
　　韩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着“新区”和“旧区”的两极分化，而我们中的大多数正朝着“新区”、朝着功利主义的方向日夜奔走……更为宽敞的家、更为快捷的汽车、更为豪华的电视……用圣埃克苏佩里的话来说，这些东西堆砌而成的地方只是“物质的监狱”，在那里，我们失去了灵魂的价值等各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接着说：
　　为了养家糊口而卖身的母亲也许到处都有，然而，为了给孩子赚取“补习费”而卖身这一自虐性现象，大概只在韩国有。这是让人感到无限悲凉的。
　　有意思的是，《京华时报》最近重新报道了一条“旧闻”，正是关于一名为了供养两位古稀老人和三个读书的女儿的中年卖淫女子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位母亲，一开始可能是为了生计卖淫，但到后来却是为了供孩子们读高中和大学，而没有让她们像大部分贫困家庭的女孩那样辍学、打工——就这点而言，她和《流苏树》里的“我”的选择是如此相似。
　　如此看来，中韩两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连在文化上也是抱成一团：不论是在父母对子女的用心良苦上，还是精英教育的无上地位，或者是目光短浅的社会能够给予人的机会和可能。无止境的物质追求和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人们急切地卸下精神层面的自律和追求，于是，身体和自尊，道德和诚信，都可以成为一门生意；于是，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被逼为娼”，而男主人公“泰山”则做起了偷盗生意……
　　“这是一个狗的世界”——在小说里我们可以屡屡读到类似的句子，它们正代表了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看法：混乱。不仅如此，作者还有意赋予他的男女主人公良善的本性（一个“信仰世间普遍的价值观和文化并以此为依靠来生活是正确的”女人，一个会为吃了被污染的食物垂死的小螃蟹而流泪的男人），试图以此来衬托那个迫使他们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的混乱世界。
　　然而，这种对于善良本性的过度描摹和肯定却有一定危险——当人们陷入自以为义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地活在一种相对的道德优越感里，而看不到绝对良善的救赎主的必要性；而在这种错误的优越感中，会很容易把一切的苦难与行为责任推向社会和他者，对自己在这其中所承担的责任缺乏必要的内向性的自省。而就这个卖淫故事来说：不论处境多么无奈，“我”并非一个为了养家糊口而迫不得已去卖身的母亲，“我”的选择其实是一种主动性的道德沦丧。
　　同样，这种相对的良善和相对的道德观最终只能带来对苦难的相对救赎。朴范信所提供的救赎之道是爱情。故事的最后，“泰山”东窗事发逃亡了，而“我”也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和“泰山”的儿子夏天生活在一起，不再遵循这社会的法则，完全按自己的心意生活，美滋滋地说：“现在……真好啊……”
　　在很多时候，爱情好像是宗教一样，具有救赎功效。就像C.S.路易斯在他的著作《四种爱》里说的：“爱情一向以上帝的口吻说话。”然而理性告诉我们：爱情纵然美好，却并不稳固，也不持久，它甚至不普遍，更多的是活在那些年轻的心里，有时候，它还显得有些孤注一掷或者可遇不可求。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即便我们拥有了完美的爱情，拥有了与世界抗衡的勇气，也无法真正解释和处理这个世界上的苦难。
　　把爱情当作救赎主，或许可以在《流苏树》这个故事里成立，却无法成为一种普适性的、稳定的救赎范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朴范信这位敏感、热情的作家，虽然交给我们一个有趣的故事，却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效的答案。
　　如果没有绝对的公义和绝对的良善，那么这个世界就真的是一个狗的世界，我们只能或愤世嫉俗，或游戏人生，或麻木不醒，或同流合污。但是，如果我们能活在一种绝对的良善价值观里，我们也许会对这个世界具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的眼目也许不会仅仅停留在苦难本身和受苦的对象上，我们也许有机会摆脱一切仇恨、苦毒与自怜的情绪，我们也许会更关注自身的罪而不是他人的罪，并且渴望成为更好的人。
　　苦难兀自存在，然而，正如余杰说的：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讓自己发光。
　　
　　《流苏树》
　　朴范信【韩】 著 王慰慰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