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告诫，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过时的理论”。
　　可惜，我没上过大学，在中学阶段，只接触了点马克思主义常识。好在，市里曾举办过为期3个月的马克思理论短训班，我有幸參加，算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印象尤为深刻。
　　高压反腐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官员贪污受贿所得，是不是就相当于资本家掠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结论：是。从而也就明了，贪官之恶，丝毫不亚于“万恶的资本家”。
　　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扣除生产费用（包括生产资料的投入、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等）、向国家上缴的税费、维持劳动者生存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费用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那部分价值也是劳动者劳动的结晶，本应属于劳动者。可是，资本主义制度“规定”，资本家们无偿占有那些剩余价值属于“合法”。
　　社会主义社会也产生剩余价值。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剩余价值到哪里去了呢？是以税收、费用和国企利润等形式“暂存”到了国库，最终都会“返还”给全体国民。
　　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国民本已“留下”了生活费用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国库“返还”的剩余价值，是用于复杂劳动力再生产，用于公共福利、政治、国防、文化、体育等“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即公共产品的置备和养护，以及用于帮困扶贫等，还需留足储备以供全体国民不时之急需。总之，都用在了保障和增加国民幸福指数上。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任何游离于国民所有权之外的剩余价值。很清楚了，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钱都是来自我们每个人的钱袋。
　　先说贪污。
　　贪官贪污的公款是什么钱？是从全体国民“暂存”在国库里的钱“拨出”的专项资金。这部分资金是国民用来向全体公务员“购买”优质服务的钱，每一个铜板都等值于相应的服务。贪官贪污了公款，就是贪污了国民应得的等值服务。怪不得有些服务总是不到位呢，原来被贪污了哦。
　　利用“三公”支出享受奢华与奢侈，那其实也是对民众“应得服务”的掠夺，只是假借了个冠冕堂皇的“公务需要”的名义而已。
　　再说受贿。
　　一是官员受下属之贿。下属的“原始行贿”，用的是自己的钱。这些钱是他自家的生活费（包括赡养父母）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花在子女身上的费用）。形象点说，贪官受贿所得，是从该下属全家的饭碗里、着装里、医药里、娱乐里和子女的学习费用里掠夺而去的。这个下属行贿的主要目的是谋官，得到官帽后，必定会以依样画葫芦的索贿方式十倍百倍甚至千倍地“增值”当初的行贿。如上所述，最终是国民埋单。
　　二是官员受公司老板之贿。这是权钱交易。出钱的一方会把行贿款全额打入企业成本，最终都转嫁到了消费者的头上。消费者增加的这部分支出，是从他的生活费和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中被“抠走”的。受贿的一方必定会以手中的公权力相“酬谢”，而公权力是一种无形资产，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也就是说，“酬谢”出去的是全体国民的“所有”。这是双重盘剥。
　　三是国有资产（亦即全体国民资产）的“流失”。这里面的水很深，但“万深不离其宗”，是巨额国民资产的授受不清，是变相的相互行贿和受贿，侵蚀的是全体国民的“幸福指数”。
　　四是那些连苍蝇级都不够格者的明火执仗的抢。他们是有点实权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的“要”，几乎不走“暗箱”形式。所“要”，主要来自小商小贩等中低收入者的微薄收入，甚至是来自吃低保者和被救助者的生活费。
　　民众对于贪污和受贿，往往是一种局外人看戏的心态。这是因为许多人尚不知道，贪官贪污受贿所得，其实都是他们钱袋里的钱，皆民脂民膏。所以，民众也要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有利于民众提高认识，明白反腐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毫厘相关，从而改变其“看反腐大戏”心理。
　　深厚的民众基础是决定反腐成败的关键。动员和“武装” 民众，离不开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