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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90年代来，余华的创作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发生了转型，而是作者对过去艺术探索和实验的一种延续，是对现代叙述精通之后的坚守和超越。在余华1996年发表的《我胆小如鼠》中，不论是在叙事模式、时间结构以及主题意蕴上都延续了他早期作品的“先锋性”，并对之有所发展和超越。
【关键词】余华；《我胆小如鼠》；先锋性
一、形式实验的整合
进入90年代，随着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的发表，暴力叙事不再余华作品的核心语码，整体创作开始从暴露叙事走向隐藏叙事，但这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暴力叙事，比如在《我胆小如鼠》中，吕前进第一次打“我”的时候：
“他走到我的面前，挥起手‘啪啪’给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眼花，紧接着他抓住我胸口的衣服，把我从椅子里拉了起来，先是用膝盖撞我的肚子，把我的肚子里撞得翻江倒海似的难受，然后对准我的胸口狠狠打了一拳，那一刻我的呼吸都打断了。”1
从这里可以看出余华开始对控制暴力的力度，这种控制形成了一种拉力作用。读者从“有节制的暴力叙事”中，可以看到更多狡黠奸诈的人性。
同时，《我胆小如鼠》对形式的完善还体现在他对细部描写上。在《我胆小如鼠》中，当父亲开车冲撞拖拉机时，余华是这样写的“被一声巨响震死的那一群麻雀像庄稼一样密密麻麻的死在马路上”2。这是从情节的中心爆发出的审美震撼力。这种审美策略的应用，是余华对80年代单纯追求形式实验的一种补充，是叙事能力的提高。
可以说，《我胆小如鼠》这部小说的确是在日常生活中铺展开来的，在外形上特别像“现实主义”小说，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并不是。比如余华将主人公取名“杨高”，意指“羊羔”，他的名字象征着他将会是一只被社会待宰的羊羔。有趣的是，在“我”去报复吕前进的路上，余华多次提及的旁人的“笑”：“宋海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变成了‘吱吱吱吱’，像是蟋蟀的叫声”等等，显然“笑”已经超出了这个动作本身，成了一种意象。这些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仍然是“先锋小说”的写作姿态。
二、时间结构的深化
对于作家来说，时间是他们创作中无法回避的。大多写实小说都尽可能顺着线性时间进行叙事。然而，先锋作家是以反叛为宗旨的，他们试图拆散与线性时间有关的精神推断，从话语内部去颠覆时间一维性。余华在《我胆小如鼠》中，设计了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少年的成长经历，即“我”和吕前进。因为“我”胆小如鼠，从小就被女同学耻笑让男同学欺负。在工作岗位上，“我”的敬业态度却成为嘲弄的资本。而吕前进就是“周围人”中的代表。余华将两种对立的人物设置在同一环境中，巧妙地让“我”这个本生活于边缘的人物成为主人公。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时间存在独特的意义，“主人公是要随着线性时间的顺延成长为一个英雄。因为成为英雄是时间的最终完成方式，也是时间的意义呈现。”但“我”长大后却成为一个更窝囊的人；对比人物吕前进却获得更多社会权益。这里，余华凭借对时间意义的消解完成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叛，对等级制度和价值规范的解构。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过：“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3在《我胆小如鼠》中，余华开始将时间形式有序地与精神内涵融合，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哲理的深广度，既体现了作家艺术形式的表现力度 ，更显示了作家对时间与人性、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三、主题内涵的升腾
《我胆小如鼠》的创作主题贴近90年代的商业化社会，作品通过小人物的记叙，表现出90年代市场形态中各种人物的生存样态，但它的审美内蕴不止于此。
在小说中，有一个被人忽视的人物，他从未出场却形象饱满，这个人就是厂长。这个从未现身的厂长在背后支撑着吕前进等人的作福作威。厂长手中握着的是岗位调动、工資增长、住房分配等最高决定权。作为权力的支配者，厂长没有执行公正公平的原则，而是在恶势力面前一再让步。而为这种让步付出代价的是像杨高这样敬业的人，他们的敬职敬业得不到应有的加薪升职。这就是余华想要揭露的物质文明真相：比恶势力本身更可恶的是掌权者做恶势力的帮凶。
余华在一次访谈中，曾对“先锋文学”有过定义：“先锋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它不是一种形式的追求。先锋是流动的，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一个真正的先锋作家都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在那个时代给人带来某种新奇的力量，同时对整个以后的时代，它还要有一种持久的力量。”4可见，余华所理解的“先锋文学”不只是停留在形式实验上的，“先锋”的最终价值是回归到“人”本身的。所以，90年代的余华是延续了早期对“人性恶”揭露这一主题，但他在这种人性善恶的精神泥潭里做了一番拉扯和选择。他放弃了80年代中后期那种将“人性恶”直接撕裂的赤裸裸的写法，而是将“人性恶”融入了日常生活中，隐蔽的揭露中带有锋利的批判。
四、小结
余华90年代的创作开始变得简单自然，形式上的实验开始变得隐蔽，但其内核仍然是“先锋”的。正如他自己说过：“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反叛先锋文学，同时也没有能力去反叛我自己。”5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华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在追求“先锋”，不论是对小说形式的实验，还是精神意蕴上的先锋追求，他都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注释：
1.余华：《我胆小如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余华：《我胆小如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3.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第5期。
4.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251页。
5.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斌的谈话》，《当代作家评论》1999第1期。
【关键词】余华；《我胆小如鼠》；先锋性
一、形式实验的整合
进入90年代，随着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的发表，暴力叙事不再余华作品的核心语码，整体创作开始从暴露叙事走向隐藏叙事，但这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暴力叙事，比如在《我胆小如鼠》中，吕前进第一次打“我”的时候：
“他走到我的面前，挥起手‘啪啪’给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眼花，紧接着他抓住我胸口的衣服，把我从椅子里拉了起来，先是用膝盖撞我的肚子，把我的肚子里撞得翻江倒海似的难受，然后对准我的胸口狠狠打了一拳，那一刻我的呼吸都打断了。”1
从这里可以看出余华开始对控制暴力的力度，这种控制形成了一种拉力作用。读者从“有节制的暴力叙事”中，可以看到更多狡黠奸诈的人性。
同时，《我胆小如鼠》对形式的完善还体现在他对细部描写上。在《我胆小如鼠》中，当父亲开车冲撞拖拉机时，余华是这样写的“被一声巨响震死的那一群麻雀像庄稼一样密密麻麻的死在马路上”2。这是从情节的中心爆发出的审美震撼力。这种审美策略的应用，是余华对80年代单纯追求形式实验的一种补充，是叙事能力的提高。
可以说，《我胆小如鼠》这部小说的确是在日常生活中铺展开来的，在外形上特别像“现实主义”小说，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并不是。比如余华将主人公取名“杨高”，意指“羊羔”，他的名字象征着他将会是一只被社会待宰的羊羔。有趣的是，在“我”去报复吕前进的路上，余华多次提及的旁人的“笑”：“宋海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变成了‘吱吱吱吱’，像是蟋蟀的叫声”等等，显然“笑”已经超出了这个动作本身，成了一种意象。这些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仍然是“先锋小说”的写作姿态。
二、时间结构的深化
对于作家来说，时间是他们创作中无法回避的。大多写实小说都尽可能顺着线性时间进行叙事。然而，先锋作家是以反叛为宗旨的，他们试图拆散与线性时间有关的精神推断，从话语内部去颠覆时间一维性。余华在《我胆小如鼠》中，设计了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少年的成长经历，即“我”和吕前进。因为“我”胆小如鼠，从小就被女同学耻笑让男同学欺负。在工作岗位上，“我”的敬业态度却成为嘲弄的资本。而吕前进就是“周围人”中的代表。余华将两种对立的人物设置在同一环境中，巧妙地让“我”这个本生活于边缘的人物成为主人公。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时间存在独特的意义，“主人公是要随着线性时间的顺延成长为一个英雄。因为成为英雄是时间的最终完成方式，也是时间的意义呈现。”但“我”长大后却成为一个更窝囊的人；对比人物吕前进却获得更多社会权益。这里，余华凭借对时间意义的消解完成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叛，对等级制度和价值规范的解构。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说过：“在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切常识提供的价值都开始摇摇欲坠，一切旧有的事物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在那里，时间固有的意义被取消。”3在《我胆小如鼠》中，余华开始将时间形式有序地与精神内涵融合，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哲理的深广度，既体现了作家艺术形式的表现力度 ，更显示了作家对时间与人性、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三、主题内涵的升腾
《我胆小如鼠》的创作主题贴近90年代的商业化社会，作品通过小人物的记叙，表现出90年代市场形态中各种人物的生存样态，但它的审美内蕴不止于此。
在小说中，有一个被人忽视的人物，他从未出场却形象饱满，这个人就是厂长。这个从未现身的厂长在背后支撑着吕前进等人的作福作威。厂长手中握着的是岗位调动、工資增长、住房分配等最高决定权。作为权力的支配者，厂长没有执行公正公平的原则，而是在恶势力面前一再让步。而为这种让步付出代价的是像杨高这样敬业的人，他们的敬职敬业得不到应有的加薪升职。这就是余华想要揭露的物质文明真相：比恶势力本身更可恶的是掌权者做恶势力的帮凶。
余华在一次访谈中，曾对“先锋文学”有过定义：“先锋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它不是一种形式的追求。先锋是流动的，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一个真正的先锋作家都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的，他的作品不仅是在那个时代给人带来某种新奇的力量，同时对整个以后的时代，它还要有一种持久的力量。”4可见，余华所理解的“先锋文学”不只是停留在形式实验上的，“先锋”的最终价值是回归到“人”本身的。所以，90年代的余华是延续了早期对“人性恶”揭露这一主题，但他在这种人性善恶的精神泥潭里做了一番拉扯和选择。他放弃了80年代中后期那种将“人性恶”直接撕裂的赤裸裸的写法，而是将“人性恶”融入了日常生活中，隐蔽的揭露中带有锋利的批判。
四、小结
余华90年代的创作开始变得简单自然，形式上的实验开始变得隐蔽，但其内核仍然是“先锋”的。正如他自己说过：“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反叛先锋文学，同时也没有能力去反叛我自己。”5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华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在追求“先锋”，不论是对小说形式的实验，还是精神意蕴上的先锋追求，他都走在了时代的前端。
注释：
1.余华：《我胆小如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余华：《我胆小如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3.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第5期。
4.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251页。
5.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与作家杨绍斌的谈话》，《当代作家评论》1999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