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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趴”（party）、“万圣轰趴”（home party）、“长推打帕（par，高尔夫球术语）秀投篮，三年级生姚明不一般”1，音译词正在劈里“啪”啦地向我们涌来。是洪水猛兽，还是语言的清新剂？论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其实，音译的历史源远流长，佛经翻译中著名的“五不翻”指的就是五种情况下存梵名、取音译。本文撷取音译的趣例两则2，一睹音译的风姿与魅力。
一、音译词：从清华园、西南联大到香港大学的迎新营
音译词在大学校园颇受青睐。西南联大学生许渊冲在《似水年华》一书中回忆教授们的谐趣：
当时联大学生课后爱打桥牌（Bridge），潘家洵先生把Bridge音译为“不立志”，真是音义俱合的妙译。
……
皮名举教授讲古代史时，把埃及女王克柳芭（Cleopatra，今多译作克丽奥佩特拉）叫做“骷髅疤”，说她的鼻子假如高了一点，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为了爱她而失掉江山，西洋史也要改写，讲得非常有趣。
大学教授们妙译迭出，象牙塔内的天之骄子们也不甘示弱，音译词在当年的清华园同学间同样流行。季羡林先生1932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新同学入校办理手续的第一天，挺胸歪帽不顺眼者颇不乏人。体育馆内大行其Toss（注：Toss即“拖尸”，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老生捉弄新生的一种活动。原意为四个人拽起一个人的四肢向空中抛的动作，后演变出多种花样，包括“搜索敌军”、测“肺呼吸量”、“吃苹果”、“丈量精确度”、“鼻力测验”等等），共有十三项之多。（季羡林：《清华园日记》，青岛出版社，2015年，页96）
“拖尸”两字，带着几分阴森恐怖的同时，大学新生任人“宰割”、被横拖倒拽的“惨状”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这一做法在香港的大学得以延续。每年开学季，香港高校都会举行迎新营活动，其中的“虾薯文化”近来引发争议。虾薯即英文harsh，意即对人苛刻、刻薄，这里指大学迎新活动中的“整人游戏”。与“拖尸”相比，“虾薯”诙谐生动，更接地气。只是香港个别高校迎新活动出格、甚至挑战社会公德底线的不雅行为，让“虾薯”文化走了形，变了味，实在可惜。
二、笔名与音译
文人墨客的名字或笔名与音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傅月庵、陈布雷、辛丰年、张爱玲这几个名字都与音译有关。
陈布雷为《天铎宝》撰稿时署名“布雷”，并解释出自英文“bread”：
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创始），由面包而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页47—48）
张爱玲名字中的“爱玲”则来自英文名Eileen：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张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页32-33）
单德兴在评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时指出：换言之，她的小名是“张煐”，英文名为“Eileen Chang”，而闻名遐迩的“张爱玲”竟然是“翻译”，而且是“胡乱译”的。以后见之明来看，这则中英互译的“正名”轶事，成为她后来译者角色的预言/寓言。（单德兴：《翻译与脉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46）
张爱玲译作不少，自译和翻译他人作品均有涉猎。前者如《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四部英文创作小说的汉译，以及《金锁记》等中篇小说的英译，后者包括《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等多种体裁美国作品的翻译。单德兴将这一“中英互译的‘正名’轶事”作为张爱玲日后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将自己的作品娴熟地进行中英文转换的先兆，“后见之明”是自谦，实乃高明之见。
张学良同样把英文名书写成汉字，其间折射出的，是深深的故国之思。黄发有写道：
Peter是张学良的英文名。在一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70年在台湾印刷的《新英文圣經》（The New English Bible）中，张学良用中文签署“七十岁生日 李俊卿先生所赠 庇忒”。从这些字迹当中，能够依稀感受到张学良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彷徨，将英文名音译为中文，折射出张学良内在的无奈。（黄发有：《藏书票里有回响》，《书屋》，2016年第2期，页61）
由是观之，音译焉可小觑。
1. 新华网2016年10月21日体育新闻标题。
2. 关于音译的更多研究，可参见金其斌发表于《东方翻译》（2010年第6期，2013年第1期，2014年第4期，2016年第1期）的系列论文。
一、音译词：从清华园、西南联大到香港大学的迎新营
音译词在大学校园颇受青睐。西南联大学生许渊冲在《似水年华》一书中回忆教授们的谐趣：
当时联大学生课后爱打桥牌（Bridge），潘家洵先生把Bridge音译为“不立志”，真是音义俱合的妙译。
……
皮名举教授讲古代史时，把埃及女王克柳芭（Cleopatra，今多译作克丽奥佩特拉）叫做“骷髅疤”，说她的鼻子假如高了一点，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为了爱她而失掉江山，西洋史也要改写，讲得非常有趣。
大学教授们妙译迭出，象牙塔内的天之骄子们也不甘示弱，音译词在当年的清华园同学间同样流行。季羡林先生1932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是新同学入校办理手续的第一天，挺胸歪帽不顺眼者颇不乏人。体育馆内大行其Toss（注：Toss即“拖尸”，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老生捉弄新生的一种活动。原意为四个人拽起一个人的四肢向空中抛的动作，后演变出多种花样，包括“搜索敌军”、测“肺呼吸量”、“吃苹果”、“丈量精确度”、“鼻力测验”等等），共有十三项之多。（季羡林：《清华园日记》，青岛出版社，2015年，页96）
“拖尸”两字，带着几分阴森恐怖的同时，大学新生任人“宰割”、被横拖倒拽的“惨状”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这一做法在香港的大学得以延续。每年开学季，香港高校都会举行迎新营活动，其中的“虾薯文化”近来引发争议。虾薯即英文harsh，意即对人苛刻、刻薄，这里指大学迎新活动中的“整人游戏”。与“拖尸”相比，“虾薯”诙谐生动，更接地气。只是香港个别高校迎新活动出格、甚至挑战社会公德底线的不雅行为，让“虾薯”文化走了形，变了味，实在可惜。
二、笔名与音译
文人墨客的名字或笔名与音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傅月庵、陈布雷、辛丰年、张爱玲这几个名字都与音译有关。
陈布雷为《天铎宝》撰稿时署名“布雷”，并解释出自英文“bread”：
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以此二字之别署，乃在高等学校为学生时同学汪德光君为代拟者，盖余此时面颊圆满，同学戏以面包孩儿呼余（忆为邵振青所创始），由面包而bread，再由译音而改为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9年，页47—48）
张爱玲名字中的“爱玲”则来自英文名Eileen：
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张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页32-33）
单德兴在评论张爱玲的美国文学中译时指出：换言之，她的小名是“张煐”，英文名为“Eileen Chang”，而闻名遐迩的“张爱玲”竟然是“翻译”，而且是“胡乱译”的。以后见之明来看，这则中英互译的“正名”轶事，成为她后来译者角色的预言/寓言。（单德兴：《翻译与脉络》，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46）
张爱玲译作不少，自译和翻译他人作品均有涉猎。前者如《秧歌》、《赤地之恋》、《五四遗事》、《怨女》四部英文创作小说的汉译，以及《金锁记》等中篇小说的英译，后者包括《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等多种体裁美国作品的翻译。单德兴将这一“中英互译的‘正名’轶事”作为张爱玲日后游走于两种语言之间，将自己的作品娴熟地进行中英文转换的先兆，“后见之明”是自谦，实乃高明之见。
张学良同样把英文名书写成汉字，其间折射出的，是深深的故国之思。黄发有写道：
Peter是张学良的英文名。在一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70年在台湾印刷的《新英文圣經》（The New English Bible）中，张学良用中文签署“七十岁生日 李俊卿先生所赠 庇忒”。从这些字迹当中，能够依稀感受到张学良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彷徨，将英文名音译为中文，折射出张学良内在的无奈。（黄发有：《藏书票里有回响》，《书屋》，2016年第2期，页61）
由是观之，音译焉可小觑。
1. 新华网2016年10月21日体育新闻标题。
2. 关于音译的更多研究，可参见金其斌发表于《东方翻译》（2010年第6期，2013年第1期，2014年第4期，2016年第1期）的系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