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常连安是相声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相声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位优秀的经营者：他创立的启明茶社被后人称为“相声大本营”。作为大家长，他开启了常氏家族的百年辉煌，同时，常连安还是传媒事业的先行者，他是第一个投资创办娱乐期刊的相声艺人。
一
1946年9月，来启明茶社听相声的观众发现，茶社里出售的除了茶水、点心，还多了一本名为《长春》的画报（图1）。翻到封三，在出版信息中可以看到，画报的全名为《长春游艺画刊》（以下均简称“《长春》”），由“长春游艺画刊社”出版发行。该社社长、编辑、发行人均由一人担任。这位报人就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孙玉奎。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常连安是启明茶社老板，他的班社，名‘长春社’。我与他和侯一尘商议，以‘长春社’名字，办一个刊物《长春游艺画刊》。这个刊物公开发行，除了在启明茶社卖，还在南柳巷报刊发行部卖。”②
孙玉奎自述1939年开始随于俊波学习相声，1945年5月由于俊波介绍正式进入启明茶社。由于他读过私塾，还曾在多家报馆和印刷局学徒和工作，做画刊编辑工作自然是不在话下。有趣的是，当时期刊中还刻意回避他相声演员的身份，称其为“文学家”。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孙玉奎受到常连安器重，1945年9月起还安排他负责娱乐税和印花税，并为其增加了“份儿”。这样看来，孙玉奎当时是常连安班社中的“员工”，负责《长春》的编发，而画刊“幕后”策划和投资人必然是常连安无疑。孙玉奎出任社长和编辑，是出自常连安的安排，这也体现了常连安的知人善任。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常连安创建的是“启明茶社”，为何又取“长春社”之名呢？（图2）这看似简单的名称变动，背后大有学问。笔者认为这一变动充分展现了常连安构建相声“商业帝国”的愿景。需知，“长春”一词对曲艺对相声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民间曲艺艺人组织即称为“长春会”③，江湖术语称相声亦为“团春”，“春”即是相声。“长春”之名，或许饱含着常连安对于相声兴旺长久之希冀，同时也可理解为他对于家族事业的期许。
通过对现存民国报刊的检索可以发现，“启明茶社”这一名称至迟从1941年起一直使用，至1946年发生了变化，“长春社”的名字开始见诸报端。（图3、图4）由此推断，长春社并非与启明同时成立，而是在约1946年定名。此时，经过前期积累，无论资金、演员阵容、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常连安均已拥有相当的资源和实力。当谋求更大的发展时，“茶社”反而使人有“龙困浅滩”之感，经营上受到种种制约。建立“长春社”，使常连安先生领导的“后台”能够以表演团体的身份独立出现，直接承接各类表演业务，登上更大的舞台，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启明茶社”则退居其次，成为“长春社”的一个演出场地，称为“长春社启明茶社”。包括《长春》画刊，也属于“长春系”的组成部分，是长春社的“官媒”。因此，对演出团队独立命名，更多出自经营发展的需要。如果不是时局变化，也许会是“长春”而非“启明”的名字流芳后世。
二
在1946年10月出版发行的《长春》的第2期显要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则“紧要声明”：
“……惟有一般读者对本社情形多不明了，认为长春游艺画刊社与长春游艺社有密切关系，实属错误。查长春游艺社系经相声艺人常连安主办之杂技社，本社系经本人以合法手续呈请备案，纯为负责舆论报道，与长春游艺社毫不发生关系，希各界阅者注意为要。长春游艺画刊社社长 孙玉奎启”
这则声明俨然摆出了“同姓各家”的态度—— 此《长春》与彼“长春”不是一回事，这与前文引述的回忆文章可是“猴吃麻花—— 满拧”，却同出自孙玉奎之手，其中必然有一个说法“有诈”，需要我们进一步探寻真相。
目前可查的《长春》共有十期，其中第9-10期为合刊，第1-4期于1946年发行，第5-10期于1947年发行，每期中关于常氏家族成员和长春社主要演员的报道都会占一版到两版（图5、图6）。再看商业广告，十期《长春》中广告商家频频更迭，但雷打不动、期期不落的有两家：一是长春社，一是小安堂。《长春》第3期还曾用半个版面为小安堂刊载了一篇“軟文”：“二蘑菇改行了：组织小安堂，专卖安胃丸”，或可推知小安堂药店也是常氏的家族产业。（图7、图8）《长春》为常氏产业和长春社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如果真的“毫不发生关系”，为何对长春社如此“情有独钟”呢？另外，小安堂的广告又提供了另一确证，该店地址先在报子街，后迁至紧邻启明茶社的西单北大街辟才胡同83号，而辟才胡同83号也正是长春游艺画刊社的地址。④由此可以断定《长春游艺画刊》确是常氏的产业，《长春》的名字就来源于“长春社”。
既然此《长春》即是彼“长春”，为何还要发出这样一则声明呢？笔者揣测，原因可归纳为两点：对外而言，给予《长春》独立的地位，便于联系业务，更避免了长春社“王婆卖瓜”的嫌疑，可以名正言顺地展开宣传。在《长春》上，除了自家的商业广告，还有长春社的演出和演员推介，甚至于不时曝光一些八卦新闻来吸引眼球，例如“常连安南来顺被包围”“蘑菇公司开会讨论革新方案”“一封情书韩飘寄，倒叫老三费琢磨：三蘑菇不了解韩小姐的心情”“白全福贩金记：金子没赚儿，反赔了报钱”“王世臣喜庆小登科，周金莲重锁眉头怨：张秀英女士鸠占鹊巢（附照片）”等。由于编辑即是“长春社”成员，获取这种“内部消息”尤为便利，借此提高演员知名度，同时吸引观众、扩大影响。
另一方面，《长春》还肩负着舆论监督的职责，而这里所说“舆论”主要是对内，即对长春社艺人的批评。一些批评言辞犀利，醍醐灌顶。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极有可能就出自班社管理者常连安之口，是出于对年轻人的“爱之深、责之切”，但却通过《长春》表述出来，自有更深用意：一方面，画刊地位独立，作为媒体从客观角度介入，较面对面批评更为柔性，有效避免直接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画刊公之于众，引入了社会公众监督，警示教育自然效果更佳。 三
《长春》为我们了解常连安和长春社打开了一扇窗口。长春社当时吸引了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溥儒、徐昌霖、谢添、白光、石挥、宗维庆、裘盛戎、言菊朋、言少朋等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他们与常连安等相声演员交往甚密，在画刊中都曾有所报道，溥儒和于非闇还为《长春》题写了刊名（图9）。⑤而且这本刊物出现在启明茶社内，也侧面说明了启明茶社的观众群体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用相声台词讲：“读书人居多，识字人居广。”只有这样，期刊才会有受众和市场，并且进一步证明了“长春社”着力净化舞台、锐意创新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还有关于启明茶社成立时间的问题也曾存在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启明创办于1938年，于1940年改为相声大会。⑥而《长春》则给出了不同答案。1947年1月出版的《长春》第7期中，刊发题为“长春社‘启明’茶社六周年纪念 全体艺人假长安大戏院串演 提前招待新闻界”的专版报道。由此推断，启明茶社正式成立时间或为1941年1月，这个时间自然也被追溯为“长春社”的正式成立时间。现存的其他民国报刊对此也可以佐证，如天津的《游艺画刊》1943年第6卷和1944年第8卷对启明茶社二周年和三周年分别进行了专题报道（注意此时并无“长春社”之名）。二周年的报道即称启明为“相声大本营”，并详细介绍了启明茶社主要演员包括常连安、华子元、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李宝麒、张傻子（张杰尧）的履历，关于常连安是这样介绍的：
“……二十八年（指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又被约赴新京（长春时称新京）、哈尔滨等地，二十九年冬，创办启明茶社。其人喜交游，寡言笑，重信用，勤俭增产，颇合新国民之资格。”
同一版面中的署名“逸臣”（应为侯一尘笔名）的另一则报道“启明茶社二周纪念”也提到：
“按启明茶社，在民国二十九年，为北京西单商场筑成时（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原西单商场因火灾导致焚毁，此处所说的“筑成”指大火之后的重建），该场事务所组办之杂耍场也，约常连安当后台老板，因入不抵出之故，又由常连安改组相声大会，从斯日见进步……由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适为第二周年纪念，其间成绩，较前尤为优美云。”
通过上述报道可确认，常连安先生开始经营启明茶社是在1940年冬，正式改为相声大会的时间或为1941年1月15日。
六周年纪念是《长春》发行后“长春社”首次大规模演出活动，因而画刊拿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宣传工作，演出介绍、演员近期动态和照片等等，不一而足。（图10）此次演出阵容强大，汇聚了当时京津相声界顶尖力量，除了本社的常连安、侯一尘、赵霭如、谭伯如、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赵春田、黄鹤来、常宝霖、常宝霆、白全福、常宝华、苏文茂，还外请了侯宝林、常宝堃、赵佩如、李兰舫、王香桂、关德俊等当红演员。演出地点也选在了可容纳1200名观众的著名剧场—— 长安大戏院。现将《长春》刊出的本场演出节目摘录如下：
黄鹤来、侯一尘 全本《门头沟招亲》
罗荣寿、白全福、赵春田 《四世同堂》
常连安、李兰舫、三蘑菇 《文训徒》
王世臣、王长友、二蘑菇 《武训徒》
赵霭如、谭伯如 《改良双簧》
李兰舫、赵桂琴、四蘑菇 《五子登科》
赵佩如、小蘑菇 《改良数来宝》
侯宝林、郭启儒 《滑稽求婚》
四蘑菇 反串大鼓《马鞍山》
王长友、侯一尘、常连安、小蘑菇、赵佩如、赵桂琴、谭伯如、李连芳 《改良老妈上京》
关德俊（助演）“赛活驴”上台
父子同台大比赛：常连安、三蘑菇、小蘑菇、二蘑菇、四蘑菇 反串文武戏法新奇魔术
显而易见，节目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改良”，即改革创新。常氏相声不率由旧章而在继承传统中求新求变的艺术特色，在此时即已形成。
四
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可应用的信息平台，较比《长春》刊行的时代不知超出多少倍。可是，翻阅时下的娱乐期刊，只有满版的八卦新闻和明星照片；浏览各曲艺社团的“官媒”，无论是博客、微博还是公众号，无外乎“节目单+演出照”，内容单一，传播效果可想而知。而常连安等前辈早已经意识到，《长春》首先是一本期刊，期刊的宣传效果好坏取决于受众，而决定受众多寡的则是内容。如果仅仅刊载长春社的报道，宣传效果定会大打折扣，投入和产出相比也得不偿失。因此，《长春》被打造成一本综合性画刊，定位于“发扬艺术功能，评定艺术价值，提倡正当的娱乐为宗旨”，其中曲艺界包括长春社的动态报道只在“杂曲”一个栏目之中，此外还设置了论文、戏剧、妇女、婚姻、电影、艺术、文艺、燕市摭谈、学府风光等多个栏目，刊登的文章包括散文、新诗、漫画、短篇小说、科学常识、教育体育、学府风光、影剧新闻及照片、珍奇事物和名胜风景照片、妇女常识等内容。不仅有动态报道，更有评论文章。总体来看，《长春》刊发的文章层次较高，具有进步性，对于宣传爱国思想、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时代艺术、民众思想解放起到一定作用。
对于“长春社”和常连安来说，《长春》的作用显然更加直接，强化自身宣传、扩大“长春社”影响自不必言，此外还具有其他三个重要功能：首先是增加收入，开源节流。除了出售刊物所得，更多的是广告收入，从刊物中的广告价目表可见（图11）。而“长春社”的广告“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就节约了一笔开支。
《长春》并未因自己出自“长春社”就唯我独尊、一家独大，而是本着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不在启明茶社演出的当红曲艺演员也多有介绍，如马三立、侯宝林、高德明、李寿卿、小岚云、闫秋霞、王佩臣、石慧儒、林红玉等，还曾专题介绍辽宁、山东等外地曲艺演出特别是相声演员近况，“百花齊放”的宗旨在《长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到了团结曲艺同仁、促进曲艺事业的作用。
《长春》还堪称传播曲艺文化和开展曲艺理论研究的先驱。它刊载了一些相声和其他曲艺形式文本，如“四霸天”（即《马寿出世》）；刊发了不少理论文章，如“戏剧与相声”一文提出“相声是原始的戏剧或者说是戏剧之一种”，并认为“中国剧的原始只有三种，一是说，二是歌，三是舞，而故事化”等论点，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
《长春》的创办发行是相声发展史上一大创举，应当作为常连安的一项功绩为世人铭记。早在七十多年前，常连安就已经重视并充分利用传媒手段，助力相声事业发展，推动曲艺文化传播，他的理念是超前的、科学的、有效的，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思考和学习。
注释：
①本文的写作是基于笔者恩师王祥林先生的提议，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师父的指教。另，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图片均截取自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收录的《长春游艺画刊》。
②孙玉奎：《我与相声结缘》，《曲艺》2003年第7期。
③北京的长春会1940年成立，1946年更名“北平曲艺公会”。参见薛宝琨主编：《相声大词典》“北京鼓曲长春职业公会”词条，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
④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1905年改为现名，位于启明茶社所在的西单商场北侧。
⑤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于非闇（1889—1959），原名于魁照，后改名于照，字仰枢，别署非闇，又号闲人、闻人、老非。原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自幼得书画家传。1912年入师范学校学习，后任教于私立师范校、私立华北大学美术系。兼任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馆导师。1935年起专攻工笔花鸟画。1949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画院副院长。
⑥参见薛宝琨主编：《相声大词典》“启明茶社”词条，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一
1946年9月，来启明茶社听相声的观众发现，茶社里出售的除了茶水、点心，还多了一本名为《长春》的画报（图1）。翻到封三，在出版信息中可以看到，画报的全名为《长春游艺画刊》（以下均简称“《长春》”），由“长春游艺画刊社”出版发行。该社社长、编辑、发行人均由一人担任。这位报人就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孙玉奎。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常连安是启明茶社老板，他的班社，名‘长春社’。我与他和侯一尘商议，以‘长春社’名字，办一个刊物《长春游艺画刊》。这个刊物公开发行，除了在启明茶社卖，还在南柳巷报刊发行部卖。”②
孙玉奎自述1939年开始随于俊波学习相声，1945年5月由于俊波介绍正式进入启明茶社。由于他读过私塾，还曾在多家报馆和印刷局学徒和工作，做画刊编辑工作自然是不在话下。有趣的是，当时期刊中还刻意回避他相声演员的身份，称其为“文学家”。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孙玉奎受到常连安器重，1945年9月起还安排他负责娱乐税和印花税，并为其增加了“份儿”。这样看来，孙玉奎当时是常连安班社中的“员工”，负责《长春》的编发，而画刊“幕后”策划和投资人必然是常连安无疑。孙玉奎出任社长和编辑，是出自常连安的安排，这也体现了常连安的知人善任。
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常连安创建的是“启明茶社”，为何又取“长春社”之名呢？（图2）这看似简单的名称变动，背后大有学问。笔者认为这一变动充分展现了常连安构建相声“商业帝国”的愿景。需知，“长春”一词对曲艺对相声而言，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民间曲艺艺人组织即称为“长春会”③，江湖术语称相声亦为“团春”，“春”即是相声。“长春”之名，或许饱含着常连安对于相声兴旺长久之希冀，同时也可理解为他对于家族事业的期许。
通过对现存民国报刊的检索可以发现，“启明茶社”这一名称至迟从1941年起一直使用，至1946年发生了变化，“长春社”的名字开始见诸报端。（图3、图4）由此推断，长春社并非与启明同时成立，而是在约1946年定名。此时，经过前期积累，无论资金、演员阵容、社会影响等各方面，常连安均已拥有相当的资源和实力。当谋求更大的发展时，“茶社”反而使人有“龙困浅滩”之感，经营上受到种种制约。建立“长春社”，使常连安先生领导的“后台”能够以表演团体的身份独立出现，直接承接各类表演业务，登上更大的舞台，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启明茶社”则退居其次，成为“长春社”的一个演出场地，称为“长春社启明茶社”。包括《长春》画刊，也属于“长春系”的组成部分，是长春社的“官媒”。因此，对演出团队独立命名，更多出自经营发展的需要。如果不是时局变化，也许会是“长春”而非“启明”的名字流芳后世。
二
在1946年10月出版发行的《长春》的第2期显要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则“紧要声明”：
“……惟有一般读者对本社情形多不明了，认为长春游艺画刊社与长春游艺社有密切关系，实属错误。查长春游艺社系经相声艺人常连安主办之杂技社，本社系经本人以合法手续呈请备案，纯为负责舆论报道，与长春游艺社毫不发生关系，希各界阅者注意为要。长春游艺画刊社社长 孙玉奎启”
这则声明俨然摆出了“同姓各家”的态度—— 此《长春》与彼“长春”不是一回事，这与前文引述的回忆文章可是“猴吃麻花—— 满拧”，却同出自孙玉奎之手，其中必然有一个说法“有诈”，需要我们进一步探寻真相。
目前可查的《长春》共有十期，其中第9-10期为合刊，第1-4期于1946年发行，第5-10期于1947年发行，每期中关于常氏家族成员和长春社主要演员的报道都会占一版到两版（图5、图6）。再看商业广告，十期《长春》中广告商家频频更迭，但雷打不动、期期不落的有两家：一是长春社，一是小安堂。《长春》第3期还曾用半个版面为小安堂刊载了一篇“軟文”：“二蘑菇改行了：组织小安堂，专卖安胃丸”，或可推知小安堂药店也是常氏的家族产业。（图7、图8）《长春》为常氏产业和长春社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如果真的“毫不发生关系”，为何对长春社如此“情有独钟”呢？另外，小安堂的广告又提供了另一确证，该店地址先在报子街，后迁至紧邻启明茶社的西单北大街辟才胡同83号，而辟才胡同83号也正是长春游艺画刊社的地址。④由此可以断定《长春游艺画刊》确是常氏的产业，《长春》的名字就来源于“长春社”。
既然此《长春》即是彼“长春”，为何还要发出这样一则声明呢？笔者揣测，原因可归纳为两点：对外而言，给予《长春》独立的地位，便于联系业务，更避免了长春社“王婆卖瓜”的嫌疑，可以名正言顺地展开宣传。在《长春》上，除了自家的商业广告，还有长春社的演出和演员推介，甚至于不时曝光一些八卦新闻来吸引眼球，例如“常连安南来顺被包围”“蘑菇公司开会讨论革新方案”“一封情书韩飘寄，倒叫老三费琢磨：三蘑菇不了解韩小姐的心情”“白全福贩金记：金子没赚儿，反赔了报钱”“王世臣喜庆小登科，周金莲重锁眉头怨：张秀英女士鸠占鹊巢（附照片）”等。由于编辑即是“长春社”成员，获取这种“内部消息”尤为便利，借此提高演员知名度，同时吸引观众、扩大影响。
另一方面，《长春》还肩负着舆论监督的职责，而这里所说“舆论”主要是对内，即对长春社艺人的批评。一些批评言辞犀利，醍醐灌顶。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极有可能就出自班社管理者常连安之口，是出于对年轻人的“爱之深、责之切”，但却通过《长春》表述出来，自有更深用意：一方面，画刊地位独立，作为媒体从客观角度介入，较面对面批评更为柔性，有效避免直接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画刊公之于众，引入了社会公众监督，警示教育自然效果更佳。 三
《长春》为我们了解常连安和长春社打开了一扇窗口。长春社当时吸引了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溥儒、徐昌霖、谢添、白光、石挥、宗维庆、裘盛戎、言菊朋、言少朋等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他们与常连安等相声演员交往甚密，在画刊中都曾有所报道，溥儒和于非闇还为《长春》题写了刊名（图9）。⑤而且这本刊物出现在启明茶社内，也侧面说明了启明茶社的观众群体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用相声台词讲：“读书人居多，识字人居广。”只有这样，期刊才会有受众和市场，并且进一步证明了“长春社”着力净化舞台、锐意创新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还有关于启明茶社成立时间的问题也曾存在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启明创办于1938年，于1940年改为相声大会。⑥而《长春》则给出了不同答案。1947年1月出版的《长春》第7期中，刊发题为“长春社‘启明’茶社六周年纪念 全体艺人假长安大戏院串演 提前招待新闻界”的专版报道。由此推断，启明茶社正式成立时间或为1941年1月，这个时间自然也被追溯为“长春社”的正式成立时间。现存的其他民国报刊对此也可以佐证，如天津的《游艺画刊》1943年第6卷和1944年第8卷对启明茶社二周年和三周年分别进行了专题报道（注意此时并无“长春社”之名）。二周年的报道即称启明为“相声大本营”，并详细介绍了启明茶社主要演员包括常连安、华子元、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李宝麒、张傻子（张杰尧）的履历，关于常连安是这样介绍的：
“……二十八年（指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又被约赴新京（长春时称新京）、哈尔滨等地，二十九年冬，创办启明茶社。其人喜交游，寡言笑，重信用，勤俭增产，颇合新国民之资格。”
同一版面中的署名“逸臣”（应为侯一尘笔名）的另一则报道“启明茶社二周纪念”也提到：
“按启明茶社，在民国二十九年，为北京西单商场筑成时（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原西单商场因火灾导致焚毁，此处所说的“筑成”指大火之后的重建），该场事务所组办之杂耍场也，约常连安当后台老板，因入不抵出之故，又由常连安改组相声大会，从斯日见进步……由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适为第二周年纪念，其间成绩，较前尤为优美云。”
通过上述报道可确认，常连安先生开始经营启明茶社是在1940年冬，正式改为相声大会的时间或为1941年1月15日。
六周年纪念是《长春》发行后“长春社”首次大规模演出活动，因而画刊拿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宣传工作，演出介绍、演员近期动态和照片等等，不一而足。（图10）此次演出阵容强大，汇聚了当时京津相声界顶尖力量，除了本社的常连安、侯一尘、赵霭如、谭伯如、王长友、王世臣、罗荣寿、赵春田、黄鹤来、常宝霖、常宝霆、白全福、常宝华、苏文茂，还外请了侯宝林、常宝堃、赵佩如、李兰舫、王香桂、关德俊等当红演员。演出地点也选在了可容纳1200名观众的著名剧场—— 长安大戏院。现将《长春》刊出的本场演出节目摘录如下：
黄鹤来、侯一尘 全本《门头沟招亲》
罗荣寿、白全福、赵春田 《四世同堂》
常连安、李兰舫、三蘑菇 《文训徒》
王世臣、王长友、二蘑菇 《武训徒》
赵霭如、谭伯如 《改良双簧》
李兰舫、赵桂琴、四蘑菇 《五子登科》
赵佩如、小蘑菇 《改良数来宝》
侯宝林、郭启儒 《滑稽求婚》
四蘑菇 反串大鼓《马鞍山》
王长友、侯一尘、常连安、小蘑菇、赵佩如、赵桂琴、谭伯如、李连芳 《改良老妈上京》
关德俊（助演）“赛活驴”上台
父子同台大比赛：常连安、三蘑菇、小蘑菇、二蘑菇、四蘑菇 反串文武戏法新奇魔术
显而易见，节目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改良”，即改革创新。常氏相声不率由旧章而在继承传统中求新求变的艺术特色，在此时即已形成。
四
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可应用的信息平台，较比《长春》刊行的时代不知超出多少倍。可是，翻阅时下的娱乐期刊，只有满版的八卦新闻和明星照片；浏览各曲艺社团的“官媒”，无论是博客、微博还是公众号，无外乎“节目单+演出照”，内容单一，传播效果可想而知。而常连安等前辈早已经意识到，《长春》首先是一本期刊，期刊的宣传效果好坏取决于受众，而决定受众多寡的则是内容。如果仅仅刊载长春社的报道，宣传效果定会大打折扣，投入和产出相比也得不偿失。因此，《长春》被打造成一本综合性画刊，定位于“发扬艺术功能，评定艺术价值，提倡正当的娱乐为宗旨”，其中曲艺界包括长春社的动态报道只在“杂曲”一个栏目之中，此外还设置了论文、戏剧、妇女、婚姻、电影、艺术、文艺、燕市摭谈、学府风光等多个栏目，刊登的文章包括散文、新诗、漫画、短篇小说、科学常识、教育体育、学府风光、影剧新闻及照片、珍奇事物和名胜风景照片、妇女常识等内容。不仅有动态报道，更有评论文章。总体来看，《长春》刊发的文章层次较高，具有进步性，对于宣传爱国思想、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时代艺术、民众思想解放起到一定作用。
对于“长春社”和常连安来说，《长春》的作用显然更加直接，强化自身宣传、扩大“长春社”影响自不必言，此外还具有其他三个重要功能：首先是增加收入，开源节流。除了出售刊物所得，更多的是广告收入，从刊物中的广告价目表可见（图11）。而“长春社”的广告“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然就节约了一笔开支。
《长春》并未因自己出自“长春社”就唯我独尊、一家独大，而是本着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不在启明茶社演出的当红曲艺演员也多有介绍，如马三立、侯宝林、高德明、李寿卿、小岚云、闫秋霞、王佩臣、石慧儒、林红玉等，还曾专题介绍辽宁、山东等外地曲艺演出特别是相声演员近况，“百花齊放”的宗旨在《长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起到了团结曲艺同仁、促进曲艺事业的作用。
《长春》还堪称传播曲艺文化和开展曲艺理论研究的先驱。它刊载了一些相声和其他曲艺形式文本，如“四霸天”（即《马寿出世》）；刊发了不少理论文章，如“戏剧与相声”一文提出“相声是原始的戏剧或者说是戏剧之一种”，并认为“中国剧的原始只有三种，一是说，二是歌，三是舞，而故事化”等论点，时至今日仍具有借鉴意义。
《长春》的创办发行是相声发展史上一大创举，应当作为常连安的一项功绩为世人铭记。早在七十多年前，常连安就已经重视并充分利用传媒手段，助力相声事业发展，推动曲艺文化传播，他的理念是超前的、科学的、有效的，值得后人认真总结、思考和学习。
注释：
①本文的写作是基于笔者恩师王祥林先生的提议，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师父的指教。另，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图片均截取自国家数字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收录的《长春游艺画刊》。
②孙玉奎：《我与相声结缘》，《曲艺》2003年第7期。
③北京的长春会1940年成立，1946年更名“北平曲艺公会”。参见薛宝琨主编：《相声大词典》“北京鼓曲长春职业公会”词条，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
④辟才胡同，原名劈柴胡同，1905年改为现名，位于启明茶社所在的西单商场北侧。
⑤爱新觉罗·溥儒（1896-1963），初字仲衡，改字心畲，自号羲皇上人、西山逸士。北京人，满族，清恭亲王奕訢之孙。曾留学德国，笃嗜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于非闇（1889—1959），原名于魁照，后改名于照，字仰枢，别署非闇，又号闲人、闻人、老非。原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自幼得书画家传。1912年入师范学校学习，后任教于私立师范校、私立华北大学美术系。兼任古物陈列所附设国画研究馆导师。1935年起专攻工笔花鸟画。1949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画院副院长。
⑥参见薛宝琨主编：《相声大词典》“启明茶社”词条，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