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而作的一篇自传。在这篇自况小传中，陶渊明以精粹简约的笔墨勾画了一幅自画像——好读书、性嗜酒、著文自娱、志趣高洁、安贫乐道的隐士五柳先生。通常人们认为陶渊明过着虽然贫困但却悠闲快乐的田园生活，笔者从五柳先生“期在必醉”的饮酒心理管窥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发现他的田园生活并不是闲适快乐的，而是忧愁痛苦的。陶渊明是多么希望在自行设置的酒醉中自我解脱痛苦，抑或在酒精刺激中更悲痛地麻醉着自己的灵魂。
　　那么，假托五柳先生之名的陶渊明究竟有何痛苦?为何在饮酒中如此自残地“期在必醉”呢?
　　我们知道，陶渊明少年时代曾抱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社会政治环境却异常污浊黑暗，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极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陶渊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古代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遭遇到限制和迫害，根本无法实现其进步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陶渊明少年时代曾“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三)，但年近40仍然功业无成，极为无奈和伤感。其间，他曾于中年几度出仕，都不过是祭酒、参军或彭泽县令等职，这一切只能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然而，仕途坎坷、壮志未酬的人生忧痛又时时刻刻缠绕在陶渊明的心头，即使在风光迷人的田园生活至50岁时，“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忧痛焦灼致使他整夜不得安眠，一股股奋斗的烈火永远在他的心中燃烧着，正如“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这样，陶渊明不得不寻找一个自我解脱的方法——嗜酒，而且是“期在必醉”!尽管陶渊明的物质生活是那么贫乏，以至于所饮之酒都“不能常得”，但他已经把嗜酒视为自己的本“性”甚至生命。
　　“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萧统《(陶渊明集)序》语)。在自虐自残般的酒醉之中，陶渊明或许可以解脱人生的痛苦，使其身心完全皈依于淳朴、美丽、和谐的田园大自然，或许可以于醉乡去追求他那念念不忘的虚无的理想社会。这是多么悲哀沉痛的自我麻醉，自我扼杀啊!但在那个污浊黑暗的年代，陶渊明只能这样矛盾而又痛苦地“期在必醉”着!
　　
　　(作者单位：兴山县高阳镇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