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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澡”培育企业自生能力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丁 远
我国众多企业正在被迫“洗一场冷水澡”。或许不少企业会因为这场“冷水澡”感冒、打喷嚏，甚至因治疗不当而染上重疾。但换一个角度看，这场“冷水澡”对培育内生的企业自生能力大有裨益。
企业自生能力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一个理论，主要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有着正常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外在扶持、保护就可以生存，并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因为它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做了最好的选择，实现了最大化。一般来说，企业自生能力来自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就此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来说，企业自生能力更多的是来自外生的因素。
培育内生的企业自生能力，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从企业自身而言，要根据全球产业的发展情况，明确自己在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可喜的是，不少行业和企业已经在这方面有了行动，如东莞的鞋业、丹阳的五金工具业。房地产龙头万科则表示，近两年“做公司重于做产品”，阿里巴巴的马云则称“两年内不设定公司的营运指标”。
其次，利用这次“洗冷水澡”的机会，对政府而言，在引导企业培育内生的自生能力方面大有可为。如借《反垄断法》生效的契机，大力推动统一、有序市场的构建；适时推定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综合利用税收、信贷及汇率都措施，促进企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换代。
想必等洗好这次“冷水澡”，又将有大批的中国企业哼着欢快的曲调走向世界的舞台。
民企发展是由隐性向显性的过程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蒋泽中
民营企业这30年走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隐性向显性发展的过程。前十年隐性发展不用太多的说了，从后20年来看，我觉得民营企业发展趋向于规范化、规模化和管理的科学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优胜劣汰，当时比较知名的企业，比如像德隆这样的企业最后都灰飞烟灭了，像创维和TCL也是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重创，但是这些恰恰促进了多数的民营企业走向科学化管理的道路。比如说创维现在已经转向了相对比较规范的委托代理的模式了，由一个职业经理人团队实施这个企业的运作，而不是像原来基本上由黄氏家族的人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 比如说现在的网络公司，这些企业基本上也都是现代的委托代理模式，不是家天下的模式，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积极信号，我认为也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这几年这样的企业大量涌现，传统的企业或者是有相应的改变，或者是趋向于消亡，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浙江金义集团，现在负债累累。实际上浙江金义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收购店铺、资本运营还是很风光的，但是由于它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是陈金义一个人大权独揽，他的家族人在里面控制，因而形成它的经营决策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民营企业的发展开始两极分化，一些发展不好、管理不够规范的企业趋向于消亡、破产或者是被别人兼并这样一种结局，而发展得较好、管理较规范的企业，走上了规模化、个性化发展的道路。
办个政策性养猪银行如何？
本刊特约研究员 叶 檀
开办政策性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馊主意。中小企业的所有税收加起来恐怕都满足不了开办一家政策性银行的运营成本。
如果农业部成立一家养猪银行，科技部成立一家科技银行，环保部门建立一家碳银行，这些政府部门就拥有了渴望已久的金融资源。恐怕养猪的农民、科学家、环保公司不会对此感恩戴德，农业银行背了一箩筐政策性不良贷款，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了吗？到最后，不还是要向格莱珉银行学习。
股权多元化同样行不通，我国的城市与农村信用社曾经试图吸引民间资金、用股权多元化来化解资本难题，但结果根本无法解决同股同权与市场化激励的矛盾。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釜底抽薪的办法则是建立小型民营银行。政府以面向农村的小额信贷公司扩展到城镇，但这只是民间资金希望摆脱灰色身份的外露，小额信贷不能吸储、利率受限决定了小额信贷公司不可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专家建议，可以将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或是成立专门的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建立“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但中小企业十之八九却不知道有这笔资金，或者因为重重审核、成本奇高，根本不愿申领，可见，政府资金并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好办法。
建立市场化的民间金融机构是解决中国金融结构化融资难的惟一渠道，民间股东风险固然是一大因素，但某些人心目中反市场、不愿民间金融机构与国有金融机构争利，何尝不是没有说出口的最大理由？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司在经营
福建新华都集团总裁 唐 骏
我一向都说，我是把我唐骏当作一个公司在经营。其实，人人都想经营自己，都在经营自己，只不过别人不说，而我把这句话说出来，点出来了。我认为，人生就是需要经营，特别是在职业经理人的位置。
而在经营自己的这个问题上，我有自己的一套经营策略，首先，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是从底层工程师出来，一开始只懂技术，不懂管理。后来我发现，想往上走，就要提前一步开始换位思考，比如我做工程师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用经理的思维去考虑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是经理，我会怎么做。然后就观察我当时的经理是怎么做的，如果他的做法和我想的不一样，而且他做成功了，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还可以这样解决。做了经理以后，我就开始用总经理的思路去想问题，等我做到中国区总裁的时候，我就开始扮演比尔•盖茨了。学管理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第二，要经营自己的职位。不要担心别人的眼光，不要怕被看作野心家，到市场上去就是要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要从做人开始，从做事开始，并且要进行差异化的竞争。
第三，等做到一定的位置，比如当我做到中国区总裁的时候，就是要有意识地营造自己的品牌，有了品牌之后，就要学会充分发挥品牌的优势。
为什么国内钱会越来越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范建军
一切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结构性通胀”之说，在商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过量，意味着由货币所代表的名义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引发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经济和已经或正在经历金融危机的许多国家一样，病根都在僵化的汇率体制上。由于要维护僵化的汇率体制，央行必须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购买外汇市场多余的美元外汇，从而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要印多少钞票不是由人民银行自己说了算——人民币发行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汇率“绑架”了。
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引发目前中国高通货膨胀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根源。目前我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几乎99%来自于外汇占款。
目前控制信贷的做法之所以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政策的着力点不是对基础货币投放所产生的最初名义需求进行控制，而是对由它引发的第二轮名义需求进行控制。
官方控制信贷是1988年、1994年治理通胀的老经验，当时一压贷款，通胀就能压下来。但是现在和那时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控制信贷实际上是从根上控制了基础货币，现在央行发行了基础货币以后，就决定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现在不是一个倒逼机制，而是基础货币决定信贷规模，既然是这样，去强制压信贷这个下游的产品，效果很差，完全是一种“堵漏”的方式。
更加平和地看待企业家群体
财经评论员 方 军
在当下中国，企业家的形象非常脆弱，比如刚刚以英雄的姿态登上主要商业杂志的封面，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成为阶下囚。
我们认为，要理解当下中国企业家的角色，可以从如下四个问题入手：
是不是认可企业家的创造财富角色？美国思想家安•兰德把企业家分为两个大类别：财富创造者与财富占有者。在改革开放以来不长的中国商业史中，财富占有者曾是企业家主流，他们主要通过财富转移获取财富。但我们现在应该看到，除了在房地产等少数领域，财富创造者成为了新主流。
是不是认可企业家分离的角色？简单地说，企业家有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创造财富，一种角色是使用财富，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先学会把企业家的这两种角色分开。
是不是认可企业家阶层的进步？企业家阶层从财富转移到财富创造是一种进步。企业家在运用财富方面其实也在进步。比如，最早企业家是被迫认捐；再后来，企业家选择在聚光灯下捐款；在现在，我们看到企业和企业家个人捐资的专项基金会在增多。
是不是该学会平和地看待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是中国诸多群体中的一个，它所承受的赞誉和非难很大程度上都超过了它应得的份额。让企业家群体长期扮演这种尴尬的角色，不利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社会。我们认为，应该尝试以更理性、更平和的方式去理解企业家的角色。
《反垄断法》是一部“抓大放小”的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时建中
有人认为相对于跨国企业，中国的《反垄断法》更加偏向去“保护”国有企业。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从整体上讲，《反垄断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抓大放小”的法律，国有大型企业不要盲目“镇定”。
我国《反垄断法》从基本精神到具体制度都没有“排外色彩”。在所有的制度设计中，唯一一个内外有别的条文就是第31条，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的情形做出了一些规定。
至于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施行之后表现的“镇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有的企业一直在跟踪着《反垄断法》制定的进程，并在该法施行之前调整了自己的竞争策略，但是，这些企业并不愿意声张；有的企业可能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处于观察阶段，谋划着自己的博弈策略；有的企业可能对《反垄断法》存在误读，认为与己无关；有的企业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存在误判，甚至侥幸法外开恩。
我们知道，只有企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在相关市场有更大的支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垄断法》是一部“抓大”的法律。同时，《反垄断法》含有豁免中小企业的内容。因此又是一部“放小”的法律。
而且，一旦对中小企业的生存产生影响的垄断行为得到制止，就为中小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并不能说《反垄断法》是一部中小企业的保护法。这是因为，如果中小企业实施了所谓的恶性卡塔尔，比如价格垄断协议，同样也是适用《反垄断法》的。
PPI不降中小企业更难过冬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对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首先要分清轻重缓急。在我看来，中小企业的第一困难是需求即外需的困难。企业如果没有订单，什么也没有用。
中小企业的市场需求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和美国经济的走势有关。美国经济形势走软，使其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应对这种需求的变化唯一的药方是帮中小企业开辟市场，美国市场不行可以打开中欧国家、俄罗斯等国的市场。过去企业就是太依赖美国市场了。
美国经济或许两三年会好转，但是中小企业等不起。找不到订单，政府就要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产业转移，要加快调整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当市场需求收缩，或有结构转移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帮助其转变。
第二就是企业的成本顶得太凶。其一就是通货膨胀。中小企业面临着人工、原材料、能源价格飞涨的压力。如果不把价格上涨的压力压住，如果没有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把PPI降下来，中小企业的日子还会很难过。其二就是制度层面，是在税收方面的成本压力。中小企业有单子但是没法做，因为成本的上涨把利润顶没了。在这个时候要把企业的税收降下来，降低成本。
第三才是资金的困难。现在中小企业得到的贷款靠的是上下游信用。要扩大民间金融的开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不要把资金的困难放到中小企业困难的第一位。如果没有订单就给钱是害它，然后害银行。要区别有订单和没订单的企业，采取对口的办法。■
［编辑 陈 力］
E-mail：[email protected]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丁 远
我国众多企业正在被迫“洗一场冷水澡”。或许不少企业会因为这场“冷水澡”感冒、打喷嚏，甚至因治疗不当而染上重疾。但换一个角度看，这场“冷水澡”对培育内生的企业自生能力大有裨益。
企业自生能力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一个理论，主要是指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个有着正常管理的企业不需要外在扶持、保护就可以生存，并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因为它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做了最好的选择，实现了最大化。一般来说，企业自生能力来自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就此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来说，企业自生能力更多的是来自外生的因素。
培育内生的企业自生能力，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从企业自身而言，要根据全球产业的发展情况，明确自己在不同阶段的比较优势。可喜的是，不少行业和企业已经在这方面有了行动，如东莞的鞋业、丹阳的五金工具业。房地产龙头万科则表示，近两年“做公司重于做产品”，阿里巴巴的马云则称“两年内不设定公司的营运指标”。
其次，利用这次“洗冷水澡”的机会，对政府而言，在引导企业培育内生的自生能力方面大有可为。如借《反垄断法》生效的契机，大力推动统一、有序市场的构建；适时推定要素市场的价格改革；综合利用税收、信贷及汇率都措施，促进企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换代。
想必等洗好这次“冷水澡”，又将有大批的中国企业哼着欢快的曲调走向世界的舞台。
民企发展是由隐性向显性的过程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蒋泽中
民营企业这30年走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隐性向显性发展的过程。前十年隐性发展不用太多的说了，从后20年来看，我觉得民营企业发展趋向于规范化、规模化和管理的科学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优胜劣汰，当时比较知名的企业，比如像德隆这样的企业最后都灰飞烟灭了，像创维和TCL也是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重创，但是这些恰恰促进了多数的民营企业走向科学化管理的道路。比如说创维现在已经转向了相对比较规范的委托代理的模式了，由一个职业经理人团队实施这个企业的运作，而不是像原来基本上由黄氏家族的人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 比如说现在的网络公司，这些企业基本上也都是现代的委托代理模式，不是家天下的模式，这些都是很明显的积极信号，我认为也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这几年这样的企业大量涌现，传统的企业或者是有相应的改变，或者是趋向于消亡，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浙江金义集团，现在负债累累。实际上浙江金义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收购店铺、资本运营还是很风光的，但是由于它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是陈金义一个人大权独揽，他的家族人在里面控制，因而形成它的经营决策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民营企业的发展开始两极分化，一些发展不好、管理不够规范的企业趋向于消亡、破产或者是被别人兼并这样一种结局，而发展得较好、管理较规范的企业，走上了规模化、个性化发展的道路。
办个政策性养猪银行如何？
本刊特约研究员 叶 檀
开办政策性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馊主意。中小企业的所有税收加起来恐怕都满足不了开办一家政策性银行的运营成本。
如果农业部成立一家养猪银行，科技部成立一家科技银行，环保部门建立一家碳银行，这些政府部门就拥有了渴望已久的金融资源。恐怕养猪的农民、科学家、环保公司不会对此感恩戴德，农业银行背了一箩筐政策性不良贷款，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了吗？到最后，不还是要向格莱珉银行学习。
股权多元化同样行不通，我国的城市与农村信用社曾经试图吸引民间资金、用股权多元化来化解资本难题，但结果根本无法解决同股同权与市场化激励的矛盾。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釜底抽薪的办法则是建立小型民营银行。政府以面向农村的小额信贷公司扩展到城镇，但这只是民间资金希望摆脱灰色身份的外露，小额信贷不能吸储、利率受限决定了小额信贷公司不可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专家建议，可以将优秀的担保公司升级为银行，或是成立专门的城市中小企业贷款公司。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建立“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基金”，但中小企业十之八九却不知道有这笔资金，或者因为重重审核、成本奇高，根本不愿申领，可见，政府资金并不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好办法。
建立市场化的民间金融机构是解决中国金融结构化融资难的惟一渠道，民间股东风险固然是一大因素，但某些人心目中反市场、不愿民间金融机构与国有金融机构争利，何尝不是没有说出口的最大理由？
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公司在经营
福建新华都集团总裁 唐 骏
我一向都说，我是把我唐骏当作一个公司在经营。其实，人人都想经营自己，都在经营自己，只不过别人不说，而我把这句话说出来，点出来了。我认为，人生就是需要经营，特别是在职业经理人的位置。
而在经营自己的这个问题上，我有自己的一套经营策略，首先，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是从底层工程师出来，一开始只懂技术，不懂管理。后来我发现，想往上走，就要提前一步开始换位思考，比如我做工程师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用经理的思维去考虑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是经理，我会怎么做。然后就观察我当时的经理是怎么做的，如果他的做法和我想的不一样，而且他做成功了，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还可以这样解决。做了经理以后，我就开始用总经理的思路去想问题，等我做到中国区总裁的时候，我就开始扮演比尔•盖茨了。学管理最好的方式就是这样。
第二，要经营自己的职位。不要担心别人的眼光，不要怕被看作野心家，到市场上去就是要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是全方位的，要从做人开始，从做事开始，并且要进行差异化的竞争。
第三，等做到一定的位置，比如当我做到中国区总裁的时候，就是要有意识地营造自己的品牌，有了品牌之后，就要学会充分发挥品牌的优势。
为什么国内钱会越来越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范建军
一切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结构性通胀”之说，在商品供给一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过量，意味着由货币所代表的名义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实体经济产出的增长速度，其结果必然引发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经济和已经或正在经历金融危机的许多国家一样，病根都在僵化的汇率体制上。由于要维护僵化的汇率体制，央行必须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购买外汇市场多余的美元外汇，从而形成巨额外汇储备，要印多少钞票不是由人民银行自己说了算——人民币发行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被汇率“绑架”了。
僵化的汇率制度是引发目前中国高通货膨胀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根源。目前我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几乎99%来自于外汇占款。
目前控制信贷的做法之所以效果不明显，就是因为政策的着力点不是对基础货币投放所产生的最初名义需求进行控制，而是对由它引发的第二轮名义需求进行控制。
官方控制信贷是1988年、1994年治理通胀的老经验，当时一压贷款，通胀就能压下来。但是现在和那时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控制信贷实际上是从根上控制了基础货币，现在央行发行了基础货币以后，就决定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现在不是一个倒逼机制，而是基础货币决定信贷规模，既然是这样，去强制压信贷这个下游的产品，效果很差，完全是一种“堵漏”的方式。
更加平和地看待企业家群体
财经评论员 方 军
在当下中国，企业家的形象非常脆弱，比如刚刚以英雄的姿态登上主要商业杂志的封面，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成为阶下囚。
我们认为，要理解当下中国企业家的角色，可以从如下四个问题入手：
是不是认可企业家的创造财富角色？美国思想家安•兰德把企业家分为两个大类别：财富创造者与财富占有者。在改革开放以来不长的中国商业史中，财富占有者曾是企业家主流，他们主要通过财富转移获取财富。但我们现在应该看到，除了在房地产等少数领域，财富创造者成为了新主流。
是不是认可企业家分离的角色？简单地说，企业家有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创造财富，一种角色是使用财富，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先学会把企业家的这两种角色分开。
是不是认可企业家阶层的进步？企业家阶层从财富转移到财富创造是一种进步。企业家在运用财富方面其实也在进步。比如，最早企业家是被迫认捐；再后来，企业家选择在聚光灯下捐款；在现在，我们看到企业和企业家个人捐资的专项基金会在增多。
是不是该学会平和地看待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是中国诸多群体中的一个，它所承受的赞誉和非难很大程度上都超过了它应得的份额。让企业家群体长期扮演这种尴尬的角色，不利于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社会。我们认为，应该尝试以更理性、更平和的方式去理解企业家的角色。
《反垄断法》是一部“抓大放小”的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时建中
有人认为相对于跨国企业，中国的《反垄断法》更加偏向去“保护”国有企业。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从整体上讲，《反垄断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抓大放小”的法律，国有大型企业不要盲目“镇定”。
我国《反垄断法》从基本精神到具体制度都没有“排外色彩”。在所有的制度设计中，唯一一个内外有别的条文就是第31条，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的情形做出了一些规定。
至于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施行之后表现的“镇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有的企业一直在跟踪着《反垄断法》制定的进程，并在该法施行之前调整了自己的竞争策略，但是，这些企业并不愿意声张；有的企业可能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力度处于观察阶段，谋划着自己的博弈策略；有的企业可能对《反垄断法》存在误读，认为与己无关；有的企业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存在误判，甚至侥幸法外开恩。
我们知道，只有企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在相关市场有更大的支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垄断法》是一部“抓大”的法律。同时，《反垄断法》含有豁免中小企业的内容。因此又是一部“放小”的法律。
而且，一旦对中小企业的生存产生影响的垄断行为得到制止，就为中小企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并不能说《反垄断法》是一部中小企业的保护法。这是因为，如果中小企业实施了所谓的恶性卡塔尔，比如价格垄断协议，同样也是适用《反垄断法》的。
PPI不降中小企业更难过冬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对中小企业当前面临的问题，首先要分清轻重缓急。在我看来，中小企业的第一困难是需求即外需的困难。企业如果没有订单，什么也没有用。
中小企业的市场需求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和美国经济的走势有关。美国经济形势走软，使其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应对这种需求的变化唯一的药方是帮中小企业开辟市场，美国市场不行可以打开中欧国家、俄罗斯等国的市场。过去企业就是太依赖美国市场了。
美国经济或许两三年会好转，但是中小企业等不起。找不到订单，政府就要帮助中小企业进行产业转移，要加快调整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结构。当市场需求收缩，或有结构转移的时候，只能因势利导帮助其转变。
第二就是企业的成本顶得太凶。其一就是通货膨胀。中小企业面临着人工、原材料、能源价格飞涨的压力。如果不把价格上涨的压力压住，如果没有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把PPI降下来，中小企业的日子还会很难过。其二就是制度层面，是在税收方面的成本压力。中小企业有单子但是没法做，因为成本的上涨把利润顶没了。在这个时候要把企业的税收降下来，降低成本。
第三才是资金的困难。现在中小企业得到的贷款靠的是上下游信用。要扩大民间金融的开放，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不要把资金的困难放到中小企业困难的第一位。如果没有订单就给钱是害它，然后害银行。要区别有订单和没订单的企业，采取对口的办法。■
［编辑 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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