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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亚当•斯密》 这个书名似乎就在说，人们眼中的斯密形象是错误的。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刚刚开始。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
此书开宗明义。在前言中，作者詹姆斯•布坎就旗帜鲜明地道出了此书的3大目标：一是证明《道德情操论》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也是现代意义上优秀的经济学著作；二是重现斯密的一生，体现他情感高于理性的性格特征；三是证明那些企图把斯密传奇化，并将之塑造成自己思想体系创始者的人，最终只会徒劳无功。正是基于这3个目标，作者努力描绘出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画像——警惕机敏、求是务实、细心谨慎、温文尔雅、有条不紊。
面对如此新颖的亚当•斯密画像，我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知识谱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斯密仅仅是《国富论》的作者，是经济学鼻祖，可现在布坎正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他还有一本同样也很出色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书中随处可见他那“情感即理性”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在《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书的末章，布坎还隐约勾勒出了一个作为哲学家的斯密。虽然因为斯密临终前烧毁了自己大部分未完成的手稿，但是根据那些幸存的手稿笔记，布坎努力想证明斯密一生的宿愿是建立一个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
布坎的努力的确值得称道，他首先在努力铲除贴在斯密身上的一系列标签，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一直宣称斯密《国富论》是自己学说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过去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现在是布朗和格林斯潘。而布坎对此明显有些愤慨，因为贴标签之后就是轻率地冷落和搁置。“似乎斯密仅仅是发现了经济的永恒真理，而真正世世代代把握真理的却是他们，”布坎忍不住尖酸地讽刺道，“它们（斯密的原著）之于现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价值，或许还赶不上那些记录18世纪药方的廉价药册之于全科医生的用途。”有鉴于此，布坎长篇阐述了《国富论》中诸如分工专业化、择业自由、资本运行等一系列基本原理，其中既有社会主义者嘉许的“国家公共服务职能”，也有自由主义者屡屡称扬的“自由贸易”。不过在布坎看来，所有这些主张在斯密的体系中都是统一而又极其克制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的极权国家都有悖于斯密的初衷。
布坎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更愿意把斯密看作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苏格兰绅士，而非只盯着经济的专家。对斯密来说，伦理学、教育学、文学、哲学等也都是自己思考的领地。也正因为斯密的博学，他给后人带来了一个令人疑惑不已的“亚当•斯密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史学家就发现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比悬殊，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前者中，斯密是主张同情和利他主义的伦理学家；而在后者中斯密却摇身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一问题，布坎虽没有直接回应，但在描述中却已经暗示了自己的态度。在此书末章，布坎叙述了斯密晚年多次对这两本书进行修订的过程，而此间斯密从未提及两本书有何关系。这至少表明，在斯密本人看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同等重要，而且有着不言而喻的统一关系。
不过，在对待《道德情操论》上，布坎多少有些自找麻烦，甚至有些本末倒置。他努力去挖掘该书涉及经济学的内容，倒像是要把《道德情操论》硬塞进《国富论》构建的经济学框架。可情况正好相反，至少在一些研究斯密的专家来看，《国富论》所描述的商业社会，恰恰是《道德情操论》所构建社会的一部分。用日本学者加滕宽孝的话说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世界‘－’慈善‘＝’《国富论》’的世界。”
如果再进一步结合斯密的法学论文，以及他构建分析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式体系的宿愿，我们或许还可以姑且冒昧地揣测和勾勒出斯密头脑中的人类社会全景：《国富论》着重构建了人类社会的主体——基于利己驱动的经济世界；《道德情操论》着重构建了人类社会的点缀品——基于利他和友爱的道德世界；而一系列法学论文则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基于正义的法律世界。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刚刚开始。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或许，我们要想完整描绘出斯密的画像，最好还是依循他墓碑上的题字“《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
这是100万字的“鸿篇巨制”，是作者积30年功力写就的。作者坚信经济学应该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因此他笔下的凯恩斯不再是一位纯经济学家，相反将时时散发出个人的道德趨向和伦理思考。正是凭借着这本大书，作者被英女王册封为勋爵，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对作者的这些嘉赏，相信足以证明此书不寻常的价值。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著，静也译
在很长时间里，“幸福”一直是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考察特权，而该书的两位作者却明显不满于这种学科界限。他们通过微观计量分析，不仅清楚阐述了幸福与个体性格、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婚姻、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入探讨了幸福与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关系，以及政治分权、政治参与对幸福的影响。其中诸多观点都很富有创见。
《自由的道德》，约瑟夫·拉兹著，孙晓春、曹海军、郑维东、王欧等译
这是一本深入探讨自由主义政治道德的论著，分析了自由与权威、权利、正义、自主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围绕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作者极力主张建立一种基于非个人主义的自由道德，与此同时回应了修正主义的挑战，努力证明自由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不能够独立存在，需要与其他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已。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刚刚开始。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
此书开宗明义。在前言中，作者詹姆斯•布坎就旗帜鲜明地道出了此书的3大目标：一是证明《道德情操论》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也是现代意义上优秀的经济学著作；二是重现斯密的一生，体现他情感高于理性的性格特征；三是证明那些企图把斯密传奇化，并将之塑造成自己思想体系创始者的人，最终只会徒劳无功。正是基于这3个目标，作者努力描绘出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画像——警惕机敏、求是务实、细心谨慎、温文尔雅、有条不紊。
面对如此新颖的亚当•斯密画像，我们不得不重新调整自身的知识谱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斯密仅仅是《国富论》的作者，是经济学鼻祖，可现在布坎正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他还有一本同样也很出色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书中随处可见他那“情感即理性”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在《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书的末章，布坎还隐约勾勒出了一个作为哲学家的斯密。虽然因为斯密临终前烧毁了自己大部分未完成的手稿，但是根据那些幸存的手稿笔记，布坎努力想证明斯密一生的宿愿是建立一个解释人类及其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
布坎的努力的确值得称道，他首先在努力铲除贴在斯密身上的一系列标签，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一直宣称斯密《国富论》是自己学说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过去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现在是布朗和格林斯潘。而布坎对此明显有些愤慨，因为贴标签之后就是轻率地冷落和搁置。“似乎斯密仅仅是发现了经济的永恒真理，而真正世世代代把握真理的却是他们，”布坎忍不住尖酸地讽刺道，“它们（斯密的原著）之于现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价值，或许还赶不上那些记录18世纪药方的廉价药册之于全科医生的用途。”有鉴于此，布坎长篇阐述了《国富论》中诸如分工专业化、择业自由、资本运行等一系列基本原理，其中既有社会主义者嘉许的“国家公共服务职能”，也有自由主义者屡屡称扬的“自由贸易”。不过在布坎看来，所有这些主张在斯密的体系中都是统一而又极其克制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的极权国家都有悖于斯密的初衷。
布坎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他更愿意把斯密看作是一位兴趣广泛的苏格兰绅士，而非只盯着经济的专家。对斯密来说，伦理学、教育学、文学、哲学等也都是自己思考的领地。也正因为斯密的博学，他给后人带来了一个令人疑惑不已的“亚当•斯密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史学家就发现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比悬殊，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在前者中，斯密是主张同情和利他主义的伦理学家；而在后者中斯密却摇身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一问题，布坎虽没有直接回应，但在描述中却已经暗示了自己的态度。在此书末章，布坎叙述了斯密晚年多次对这两本书进行修订的过程，而此间斯密从未提及两本书有何关系。这至少表明，在斯密本人看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同等重要，而且有着不言而喻的统一关系。
不过，在对待《道德情操论》上，布坎多少有些自找麻烦，甚至有些本末倒置。他努力去挖掘该书涉及经济学的内容，倒像是要把《道德情操论》硬塞进《国富论》构建的经济学框架。可情况正好相反，至少在一些研究斯密的专家来看，《国富论》所描述的商业社会，恰恰是《道德情操论》所构建社会的一部分。用日本学者加滕宽孝的话说就是：“‘《道德情操论》的世界‘－’慈善‘＝’《国富论》’的世界。”
如果再进一步结合斯密的法学论文，以及他构建分析人类社会的百科全书式体系的宿愿，我们或许还可以姑且冒昧地揣测和勾勒出斯密头脑中的人类社会全景：《国富论》着重构建了人类社会的主体——基于利己驱动的经济世界；《道德情操论》着重构建了人类社会的点缀品——基于利他和友爱的道德世界；而一系列法学论文则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基于正义的法律世界。
因此，对于斯密，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学家”、“伦理学家”等术语来指称他，因为在他那时，博学多识的时代尚未结束，而学术专业化刚刚开始。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利他主义、利己主义之类的术语来评判他，因为他始终努力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从未向任何一端倾斜。或许，我们要想完整描绘出斯密的画像，最好还是依循他墓碑上的题字“《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
这是100万字的“鸿篇巨制”，是作者积30年功力写就的。作者坚信经济学应该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因此他笔下的凯恩斯不再是一位纯经济学家，相反将时时散发出个人的道德趨向和伦理思考。正是凭借着这本大书，作者被英女王册封为勋爵，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对作者的这些嘉赏，相信足以证明此书不寻常的价值。
《幸福与经济学：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布伦诺·S.弗雷、阿洛伊斯·斯塔特勒著，静也译
在很长时间里，“幸福”一直是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考察特权，而该书的两位作者却明显不满于这种学科界限。他们通过微观计量分析，不仅清楚阐述了幸福与个体性格、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婚姻、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入探讨了幸福与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关系，以及政治分权、政治参与对幸福的影响。其中诸多观点都很富有创见。
《自由的道德》，约瑟夫·拉兹著，孙晓春、曹海军、郑维东、王欧等译
这是一本深入探讨自由主义政治道德的论著，分析了自由与权威、权利、正义、自主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围绕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作者极力主张建立一种基于非个人主义的自由道德，与此同时回应了修正主义的挑战，努力证明自由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只不过这种价值不能够独立存在，需要与其他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