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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宗元的一生历经坎坷,可谓是苦难的,但苦难的人生并未羁绊其前进的脚步。他留下的众多作品里,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其民本思想乃至治政思想的当属《以种树郭橐传》,我们试从中探求其治政之理及为文奥妙,以希揭示其现代价值及借鉴意义。
关键词:苦难人生;民本思想;践行
一、苦难的时代骄子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公元773年生于京城长安,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他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其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公元819年客死于柳州,享年不到50岁,但他却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散文,他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位居“唐家八大家”之列,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柳宗元的很多散文都表现出了“婉讽”的特点,在这中“婉讽”有表现出了其关注现实、关注现实民生的创作旨趣与旨归。
二、民本思想的集中展示
在其众多作品里,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其民本思想乃至治政思想的当属《以种树郭橐传》,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说:“他(他指柳宗元,引者注)提出为政之道要顺人之欲,随人之性。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他有一篇名作《种树郭橐驼传》。……这当然是柳宗元在借郭橐驼的口发议论。他借种树之道来比喻‘养生之术’。而且他讲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盘剥贪渎,而是讲‘能吏’的‘勤政爱民’给人的烦扰,‘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这就更深刻地触及到专制政治的弊端。他提出的为政要让民众‘其天全’、‘其性得’的观点在政治思想上是极其深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论点”。[1]
《以种树郭橐驼传》名为“传”,实则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当时,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民不聊生。这就是写作本文的社会背景。作品中借郭橐驼之口来讨论为官之道。这种利用“他山之石”的做法是柳宗元在散文中的惯常用法,他在本文中的所展示出的民本思想穿过遥远的时空仍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真是令人叹为折服。尤其是他在文本中折射出的民本思想更是让人感到可亲、可敬。苦难的人民大众风里来、雨里去的土里刨食本已很辛苦,可悲可笑的治政者仍要干扰甚至干涉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日常生活,这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举动呀!
“民以食为天”,人民咋可能拿自己的生产生活开玩笑?所以,在这里他就奉劝当权者要体恤人民大众的辛苦,按照他们的固然本性(其中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本地的区域优势、人们的特长等等)去引导他们、驾驭它们而不是代之于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瞎指挥。这样的思想,我想即使是在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的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借鉴和诫勉的!尤其在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今天,我们的党政干部更需要好好地反思自己为官之道、执政之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
三、文本阐述艺术的借鉴
《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种树的经验和体会,揭露了当时“长人者好烦其令”的中唐社会现实来阐发作者“养民”治国的民本思想和从政理念,本是枯燥的道理,读来却无乏味之感,即使是今天,它仍似一个娓娓道来的寓言故事,轻松而自然地让人们明白一个深奥、复杂的道理。由此可见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
一是借“传”寓理,别具一格。鲁迅[2]曾说成是“幻设为文”、“以寓言为本,……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在这里,“传”不过是一种推导类比出哲理的载体而已,“理”才是内蕴、核心。因而,本文具有“传”的某种特质,更赋予了借“传”来明理的崭新文本意义。文章由介绍残疾人郭橐驼的家乡、职业,无论是搞观赏游玩的还是种树卖果的人都“争迎取养”。接下来,写了他技艺的高超:一是他种的树不怕(下转第28页)(上接第26页)“移徙”的神奇,这与世俗中“树挪死”的普适性观点相悖;二是他种的树堪称优良品种:枝繁叶茂,早熟多果。最后用:“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又猛增蹊跷、玄妙之意。这别具一格的开场,为读者阅读下文猛增好奇心。
二是巧用类比,化深奥枯燥为浅显易懂、生动形象。类比作为一种修辞,是基于两种不同事物间的类似,借助喻体的特征,通过联想来对本体加以修饰描摩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其作用是借助类似的事物的特征刻画突出本体事物特征,更浅显形象地加深本体事物理解,或加强作者的某种感情,烘托气氛,引起读者的联想。类比的逻辑推理能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和强烈共鸣。郭橐驼自道种树当“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中类比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种树要依循树之本性,从种植的“当”和“不当”这一角度所进行的第一层面的类比。其次,郭橐驼还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这一层面予以第二层面的类比。类比贴切自然,充分升华了主题,告诫统治者应顺应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生产规律以维持社会秩序。
三是多维勾勒,精心设计婉讽妙笔。全文以记言为主,记言中又穿插各种描写,不仅将一个丰富鲜明的种树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又揭示、提升了文章主旨,使文章散发着一种幽默讽刺的风味。如郭橐驼外貌描写,曰“隆然伏行”,形象而生动地展现其“驼子”的特征,而“甚善,名我固当”的语言描写,诙谐地点出其随和、豁达之性格。这种运笔,是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郭橐驼是个身有残疾的人,但心态好、心理正常。故能得“养树术”,而治政者身体正常而治政理念却有毛病,故不得“养人术”。这难道不是妙笔婉讽吗?另外,文中拿郭橐驼与同行相比,得出“顺木之性”才能养好树,婉讽几乎化于无形之中。借“传”明理、寓理于事就使说理简约与委婉,经过一番貌似“谦恭”的过滤后,其讽刺更显得含蓄隽永。此外,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辅相成手法的运用也是很有特色的。
总之,《种树郭橐驼传》作为一篇寓言传记,旨在明“养人术”,“传”于此而意于彼,堪称我国寓言史上熠熠生辉的不朽华章。首先,其中所集中展示的民本思想,对于当时,柳宗元的思想是进步的、激进的,然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其苦难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若没有苦难的经历柳宗元也许只能“居庙堂之高”粉饰太平,这与我国古代很多著名作家所走的路径几乎如出一辙。其次,他所提出并践行的民本思想表明他已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而今我们国家提“关注民生”、“千方百计改善民生”,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其穿越遥远时空的睿智思维的升华呢?也即是说,其思想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其中精妙的作文之道,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玩味和汲取的。
参考文献:
[1]孙昌武.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在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J].柳州师专学报,2005(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苦难人生;民本思想;践行
一、苦难的时代骄子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公元773年生于京城长安,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他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其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公元819年客死于柳州,享年不到50岁,但他却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散文,他的散文,与韩愈齐名,位居“唐家八大家”之列,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柳宗元的很多散文都表现出了“婉讽”的特点,在这中“婉讽”有表现出了其关注现实、关注现实民生的创作旨趣与旨归。
二、民本思想的集中展示
在其众多作品里,我们认为最能体现其民本思想乃至治政思想的当属《以种树郭橐传》,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说:“他(他指柳宗元,引者注)提出为政之道要顺人之欲,随人之性。不仅要主观上‘利民’,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他有一篇名作《种树郭橐驼传》。……这当然是柳宗元在借郭橐驼的口发议论。他借种树之道来比喻‘养生之术’。而且他讲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盘剥贪渎,而是讲‘能吏’的‘勤政爱民’给人的烦扰,‘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这就更深刻地触及到专制政治的弊端。他提出的为政要让民众‘其天全’、‘其性得’的观点在政治思想上是极其深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论点”。[1]
《以种树郭橐驼传》名为“传”,实则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当时,各地官僚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竞相向朝廷进奉,加紧对下层的盘剥,民不聊生。这就是写作本文的社会背景。作品中借郭橐驼之口来讨论为官之道。这种利用“他山之石”的做法是柳宗元在散文中的惯常用法,他在本文中的所展示出的民本思想穿过遥远的时空仍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真是令人叹为折服。尤其是他在文本中折射出的民本思想更是让人感到可亲、可敬。苦难的人民大众风里来、雨里去的土里刨食本已很辛苦,可悲可笑的治政者仍要干扰甚至干涉他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日常生活,这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举动呀!
“民以食为天”,人民咋可能拿自己的生产生活开玩笑?所以,在这里他就奉劝当权者要体恤人民大众的辛苦,按照他们的固然本性(其中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本地的区域优势、人们的特长等等)去引导他们、驾驭它们而不是代之于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瞎指挥。这样的思想,我想即使是在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富的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借鉴和诫勉的!尤其在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今天,我们的党政干部更需要好好地反思自己为官之道、执政之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
三、文本阐述艺术的借鉴
《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种树的经验和体会,揭露了当时“长人者好烦其令”的中唐社会现实来阐发作者“养民”治国的民本思想和从政理念,本是枯燥的道理,读来却无乏味之感,即使是今天,它仍似一个娓娓道来的寓言故事,轻松而自然地让人们明白一个深奥、复杂的道理。由此可见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
一是借“传”寓理,别具一格。鲁迅[2]曾说成是“幻设为文”、“以寓言为本,……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在这里,“传”不过是一种推导类比出哲理的载体而已,“理”才是内蕴、核心。因而,本文具有“传”的某种特质,更赋予了借“传”来明理的崭新文本意义。文章由介绍残疾人郭橐驼的家乡、职业,无论是搞观赏游玩的还是种树卖果的人都“争迎取养”。接下来,写了他技艺的高超:一是他种的树不怕(下转第28页)(上接第26页)“移徙”的神奇,这与世俗中“树挪死”的普适性观点相悖;二是他种的树堪称优良品种:枝繁叶茂,早熟多果。最后用:“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又猛增蹊跷、玄妙之意。这别具一格的开场,为读者阅读下文猛增好奇心。
二是巧用类比,化深奥枯燥为浅显易懂、生动形象。类比作为一种修辞,是基于两种不同事物间的类似,借助喻体的特征,通过联想来对本体加以修饰描摩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其作用是借助类似的事物的特征刻画突出本体事物特征,更浅显形象地加深本体事物理解,或加强作者的某种感情,烘托气氛,引起读者的联想。类比的逻辑推理能引起读者丰富的想象和强烈共鸣。郭橐驼自道种树当“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中类比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种树要依循树之本性,从种植的“当”和“不当”这一角度所进行的第一层面的类比。其次,郭橐驼还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这一层面予以第二层面的类比。类比贴切自然,充分升华了主题,告诫统治者应顺应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生产规律以维持社会秩序。
三是多维勾勒,精心设计婉讽妙笔。全文以记言为主,记言中又穿插各种描写,不仅将一个丰富鲜明的种树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又揭示、提升了文章主旨,使文章散发着一种幽默讽刺的风味。如郭橐驼外貌描写,曰“隆然伏行”,形象而生动地展现其“驼子”的特征,而“甚善,名我固当”的语言描写,诙谐地点出其随和、豁达之性格。这种运笔,是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郭橐驼是个身有残疾的人,但心态好、心理正常。故能得“养树术”,而治政者身体正常而治政理念却有毛病,故不得“养人术”。这难道不是妙笔婉讽吗?另外,文中拿郭橐驼与同行相比,得出“顺木之性”才能养好树,婉讽几乎化于无形之中。借“传”明理、寓理于事就使说理简约与委婉,经过一番貌似“谦恭”的过滤后,其讽刺更显得含蓄隽永。此外,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辅相成手法的运用也是很有特色的。
总之,《种树郭橐驼传》作为一篇寓言传记,旨在明“养人术”,“传”于此而意于彼,堪称我国寓言史上熠熠生辉的不朽华章。首先,其中所集中展示的民本思想,对于当时,柳宗元的思想是进步的、激进的,然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其苦难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若没有苦难的经历柳宗元也许只能“居庙堂之高”粉饰太平,这与我国古代很多著名作家所走的路径几乎如出一辙。其次,他所提出并践行的民本思想表明他已具有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而今我们国家提“关注民生”、“千方百计改善民生”,这是否可以看做是其穿越遥远时空的睿智思维的升华呢?也即是说,其思想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其中精妙的作文之道,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玩味和汲取的。
参考文献:
[1]孙昌武.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在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J].柳州师专学报,2005(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