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本书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和他的助手。科斯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作者：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价格：58.00元
　　出版日期：2013年1月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不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经济领域的重要指标，也深刻影响了社会。
　　 01 笼中之鸟
　　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要回答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会失败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当时的工业结构。一定程度上，由于毛泽东数次尝试分权，中国经济脱离了传统苏联模式的轨道。在苏联模式中，生产、分配、定价和投资都由中央经济办公室严格控制。在中国，国营企业处于多层政府部门的监管之下，从中央政府（国务院下属的部委）到省级、地市级、县级甚至乡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相似，城乡集体合作制企业也在市政府和乡政府的监管之下。此外，国营企业的运营受两条指挥线的控制：纵向的指令叫作“条条”，横向的指令则称为“块块”。对所有的产业而言，纵向的指令从中央直属部委一路向下达到省地市县级对应的主管部门，横向指令则由地方行政部门下达。
　　在纵向指令系统中，如果一个国营钢铁厂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监管，则属于中央国营企业，将听令于冶金工业部；如果这个钢铁厂由地方（省市县级）政府监管，则属于地方国营企业，听命于当地的冶金部门。在横向的指令系统中，国营企业要根据自己所属层次（中央、省、地市县等）受到相应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控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指令总是可以到达企业，因此国营企业面对的是一个网状的监管结构。
　　一些其他因素让国营企业的监管体系更为复杂。首先，所有的地方工业部门都需要同时向当地政府和更高级别的部门主管以至国务院下属的部委负责。在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中，横向的指令系统并不存在。然而在中国，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分权化努力，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横向系统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其次，国营企业经营的不同业务经常接受不同部门的监管，包括人事（晋升、调动和招工等）、工资体系、财务、生产计划和投资计划等。人事和工资的指令一般通过横向系统来传达，生产和投资计划指令则基本上通过纵向系统来传达，尽管这部分也会受到横向系统的影响。监管的职能划分和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对国营企业的管理变得异常复杂。第三，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层也有着不同的级别划分。受到高级别部门监管的企业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诸如资金和原材料等资源，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面临更多的生产责任。最后，也是最复杂的，监管职能的划分模式随着企业和行业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特别受放权与收权的周期影响。因此，国营企业不仅面临着一张管制网，而且这张管制网因企业不同而各式各样。
　　 02 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它们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
　　在经营层面上，许多现实问题又给国营企业面临的限制条件增加了变数。例如，政府经常因为某些临时的原因对部分企业进行补贴，因此导致对其他企业的歧视。即使国营企业在中央经济计划之外的范畴经营时，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央制订的经济计划并没有覆盖国营企业生产运营的方方面面，因此总有各种各样计划外的交易，这被称为“合作关系”。为了这些“合作关系”，相关各方在商定价格时会遇到一些特殊的计划内生产碰不到的问题。由于经济计划明确规定了投入和产出的具体数量，商品价格仅仅是方便会计核算的工具。由于缺乏市场价格信息，经济计划之外的交易价格往往波动很大。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时间采购的原材料或者中间产品的价格都会不一样。而员工的报酬由全国统一的工资水平决定，工资因此并不能反映生产效率的高低。这种现象和市场经济的情形正好相反。
　　在1981年国营企业改革之前，中国国营工业体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定价机制或者市场纪律。消费品和资本商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决定，无法通过价格来区分商品的质量高低。这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来改进产品，更不要说研发新产品了。由于各个国营企业都面临着蜘蛛网一般的监管机制，即使一个国营企业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改善自身条件，它也会最先把力气花在监管机构身上，与它们搞好关系，而不是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改进产品质量。此外，由于工人的收入和生产效率并不相关，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很低落。更糟糕的是，企业没有辞退或者自主招聘的权力。“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在国营企业展现得淋漓尽致，导致它们丧失了最基本的激励员工和提高生产质量的管理手段。
　　国营企业改革让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留存部分收益的权利，但企业仍旧更倾向于在外部的条条块块上做文章，而不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实际上，政府欢迎企业与相关主管部门协商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各种规则，从产品的生产定额到原材料的数量，从国家获取的支援到企业可以留存的收益等等。这几乎等同于允许企业自行决定所需原材料供应的价格和税额。
　　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企业并不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受消费者青睐的企业也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对于国营企业来说，创新与提高效益的压力依旧太少。 　　 03 深圳的经济试验并非一帆风顺
　　作为改革的先锋，对深圳的批评从未停止过
　　在改革开放年代，对外开放是整个过程极其关键而不可或缺的部分。
　　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但深圳的经济试验并非一帆风顺。邓小平是当时最支持深圳的中国领导人。然而，1985年6月，邓小平承认：“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在中国领导人关于未来的展望中，从来不缺少分歧，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观点。在改革之初，中国领导人曾团结一致要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8年）。不久之后，他们就将目标更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之后又变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后来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改革目标，深圳不得不时时调整自己，尽最大努力去适应不断更改的党的路线。
　　作为改革试验的先锋，对深圳的批评声音从未停止过。总是先于当前政策一步，深圳经常发现自己与当前的主流思想相悖。由于深圳和其他特区创建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本主义实践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批评总是不可避免。深圳不得不承受来自意识形态和实践双方面的巨大挑战。从实践方面来看，特区是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试验，事事都得从头学。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国还没有作好接受市场经济的准备，深圳因此经常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来源，在1982年和1983年遭到了大量的攻击。直到1992年，邓小平找到了堵住这些攻击的方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外国资本和知识的引入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仅仅局限在“吸引外国资本和获取先进技术”之上，政府同样开始渴求管理上的先进经验。
　　新书速递
　　《忍不住的“关怀”》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5月
　　定价：48.00元
　　杨奎松最新著作。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建国史”，他的关注点首先放在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变迁上，试图解释和理解他们对时代巨变的认识，以及采取的应变行为。
　　《美国城市的文明化》


　　作者：[美]F.L.奥姆斯特德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定价：32.00元
　　本书是美国景观设计之父，纽约中央公园、国会大厦广场等景观设计者奥姆斯特德对人居环境与城市文明的思考。奥姆斯特德主张在城市心脏部分应引进乡村式风景，使市民能进入不受喧嚣干扰的自然环境之中。
　　《绝境大逆转》
　　作者：《日经信息战略》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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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精选了15家日本知名企业走出困境、扭亏为盈的案例，内容涉及企业结构改革、寻找新的销售渠道、挽回企业形象、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等，企业领域则涵盖了金融、IT、服装、餐饮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