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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管了上海的卫生系统，又用这个系统服务全国。
1949年5月25日上午9时左右，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177团向上海市中心挺进。
进入南京路，马路两侧挤满了欢迎群众，从国际饭店向东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队维持着秩序。
苏州河边的敌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枪，卫生员张玉龙听到前面人群中有人中弹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抢救，却被人民保安队中的医护人员抢先一步救走。
第20军是上海战役的两支主力部队之一，肩负着解放浦东的重任。敌人在浦东有网状的地堡群坚守，卫生队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可是在向高行、塘桥、张家楼、高昌庙等地进攻时，一路炸药开道，连续炸毁了敌人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地堡群，卫生队只收到少量伤员，倒觉得有些“不过瘾”。
现年84岁的陈煜轩老人，当时在177团卫生队材料室工作。“当时我心里想，在上海人眼里，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卫生兵是怎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够威武?穿着粗布军装和布鞋布袜，是不是显得土?”
同日，一辆美式吉普穿越硝烟弥漫的十里洋场，在华成烟草公司门口停住，车里坐着的人个矮体胖、戴眼镜——他叫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处长的名义，负责上海市医药卫生及教育机构接管工作。
此前，崔义田已在江苏丹阳的干部进城训练中，按照陈毅的要求准备了一个月。而他在陈毅麾下工作，到此时正好10年。
崔义田是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9年5月，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向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义田当即表示：“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很愿意到前方去。”从此开始了他与陈毅长达15年的共事。而这最后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两天后，上海解放。政务院委任崔义田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解放军卫生兵给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来的工作。
清除浮厝24万具
在拥有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后，打扫战场、搞一场大清洁运动，为大上海“清创”，迫在眉睫。
战争之后的大上海，并不只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华美光鲜，废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尸浮厝(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从头开始。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刚刚运转起来的市卫生局，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整治方案，组织力量突击清除垃圾。一周内清除堆积垃圾15000多吨，沙袋泥土3189吨，掩埋浮厝3034具。
1950年后，“清洁运动”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长年不断。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卫生局殡葬管理所还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要求处理露尸浮厝。比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复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铁路沿线的两侧。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
崔义田认为，若一具一具地处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遂报请市府批准，进行全面清除。据统计，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还有增设环卫公共设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处垃圾堆积、污水横流、污浊不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进行破坏，不能带走的设施统统被炸毁。
解放初期，首先是对损坏的公厕、小便池、垃圾箱进行维修。继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增设活动厕所和简易厕所700余座，垃圾箱4000多只，初步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急需。
现年87岁、曾任173团卫生队长的顾定宇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睡在马路上的进城解放军解大小便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沟围起来当厕所。”
一两黄金治愈一名妓女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时任175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
“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孙克文说。
崔义田组织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的师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队，开展血吸虫病的普查和防治。由于抓得及时，措施得力，染病战士几乎都恢复了健康。
“这为以后南方各省市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部队医疗成果向地方转化的成功范例。”后来出任上海长海医院、长征医院院长的孙克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涉及4个省市115个县区，患者人数600余万，几千万群众的生活、生产和生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崔义田亲自带队深入到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苏北高邮进行调研，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同时查治病人，辅以粪水管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需要漫长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县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打预防针、防治霍乱、性病等，是崔义田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后主抓的大事。”孙克文说。
但是，性病防治作为工作上的一个尾巴，一直拖到崔义田任期过半才解决。
1951年11月25日晚8点，上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制度在上海被彻底废止。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专家沈奕斐解释说，早在解放之初，共产党已经有想法要取缔全国的娼妓制度。但因为上海市百废待兴，而这些娼妓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当时没有物质条件给她们治愈。
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疗性病常用的是青霉素，当时叫作盘尼西林。“在上海医药仓库里存放的盘尼西林，原来是准备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但是治疗性病如果没有这种药，疗效很缓慢。崔义田向市委打了报告，陈毅特批先把妇女教养所这些姐妹们的毛病治好。”
那时盘尼西林非常昂贵。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100多元，何况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90元，所以治疗一个人的费用超过一两黄金。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万元。
国防医学院学生从台北归来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卫生局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经历、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见，在党组会议上决策时，有时甚至发生争吵。
有些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对上海某些知识分子的工作作风，以至谈吐、衣着、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惯。而崔义田总是耐心疏导，要干部们主动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义田自己也是个外来户。
老部下严真在《崔义田纪念文集》中回忆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艰难：“在崔部长领导下接管的药政系统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单位，如X线机修配所不到十个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药厂还算比较大，亦只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随崔部长南下，却接管这样一个地方。”
“经深入了解，这里人才济济，我为之震惊。药厂厂长是国内著名的药学界老前辈，我国第一部《中华药典》的编纂者，国立药专的创办人孟目的教授。青霉素实验室的领导人童村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面对这些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我开始感到任务的艰巨与繁重，只有经常向崔部长汇报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接管政策。” 崔义田既注意发挥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工作作用，又从政策上关注上海留用人员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员李穆先任副局长(国民党撤退时委任李为代局长)。
上海解放之初，崔义田就向华东军区首长请示，在原国防医学院旧址创办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由崔兼任部长。
一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北的国防医学院学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陈毅市长的讲话，欢迎国防医学院的师生回上海，到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工作和学习。他托人向崔义田打听是否确有此事。崔义田指示说：“这个学生你们应该收下，今后如果还有回来的，你们也应该收下。”
5000两黄金的订单
崔义田接管了上海的卫生系统，又用这个系统服务全国。
当时，全国有高等医学院校43所，华东就有19所，占全国院校总数的44％，而有的省区却一所也没有。
不久，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医学院校问题，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私立上海东南医学院立即响应。
1949年8月3日，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的名义，与该校负责人汤蠡舟、张锡琪等谈话时表示：“皖北和皖南还没有一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去办学，大有可为。内迁以后如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上海是你们的娘家嘛!”随后，该校迁往怀远。
就在七八月之交的那几天，崔义田还处理了一件大事。他在办公室接见了一行神秘来客。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四野下决心，把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责成四野卫生部派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
任务落在了崔义田头上。他连夜召开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
崔义田连夜领着四野来人找药，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检查药品质量，落实采购数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次日，购药小组成员将购到的药品装箱、打包，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到汉口。仅半个月时间，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即告完成。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到四野各部队，很快就控制住了疫病的发展。
5年之后，崔义田“北上”。1954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他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
1949年5月25日上午9时左右，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177团向上海市中心挺进。
进入南京路，马路两侧挤满了欢迎群众，从国际饭店向东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队维持着秩序。
苏州河边的敌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枪，卫生员张玉龙听到前面人群中有人中弹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抢救，却被人民保安队中的医护人员抢先一步救走。
第20军是上海战役的两支主力部队之一，肩负着解放浦东的重任。敌人在浦东有网状的地堡群坚守，卫生队估计会有一场恶战。可是在向高行、塘桥、张家楼、高昌庙等地进攻时，一路炸药开道，连续炸毁了敌人用钢筋水泥构成的地堡群，卫生队只收到少量伤员，倒觉得有些“不过瘾”。
现年84岁的陈煜轩老人，当时在177团卫生队材料室工作。“当时我心里想，在上海人眼里，不知道对我们这些卫生兵是怎样的感觉，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够威武?穿着粗布军装和布鞋布袜，是不是显得土?”
同日，一辆美式吉普穿越硝烟弥漫的十里洋场，在华成烟草公司门口停住，车里坐着的人个矮体胖、戴眼镜——他叫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处长的名义，负责上海市医药卫生及教育机构接管工作。
此前，崔义田已在江苏丹阳的干部进城训练中，按照陈毅的要求准备了一个月。而他在陈毅麾下工作，到此时正好10年。
崔义田是辽宁锦西人，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9年5月，时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向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义田当即表示：“我是东北人，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国奴，很愿意到前方去。”从此开始了他与陈毅长达15年的共事。而这最后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两天后，上海解放。政务院委任崔义田为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解放军卫生兵给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来的工作。
清除浮厝24万具
在拥有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之后，打扫战场、搞一场大清洁运动，为大上海“清创”，迫在眉睫。
战争之后的大上海，并不只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华美光鲜，废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尸浮厝(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从头开始。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刚刚运转起来的市卫生局，就召集有关人员研究整治方案，组织力量突击清除垃圾。一周内清除堆积垃圾15000多吨，沙袋泥土3189吨，掩埋浮厝3034具。
1950年后，“清洁运动”被纳入“爱国卫生运动”，长年不断。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卫生局殡葬管理所还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大量来信，要求处理露尸浮厝。比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带，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复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铁路沿线的两侧。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层层乱叠，最多达四五层，臭气四溢，野狗争食，目不忍睹，严重妨碍卫生。
崔义田认为，若一具一具地处理，难以彻底解决问题，遂报请市府批准，进行全面清除。据统计，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万具。
还有增设环卫公共设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处垃圾堆积、污水横流、污浊不堪。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进行破坏，不能带走的设施统统被炸毁。
解放初期，首先是对损坏的公厕、小便池、垃圾箱进行维修。继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增设活动厕所和简易厕所700余座，垃圾箱4000多只，初步解决公共设施缺乏的急需。
现年87岁、曾任173团卫生队长的顾定宇向本刊记者回忆说，睡在马路上的进城解放军解大小便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沟围起来当厕所。”
一两黄金治愈一名妓女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时任175团后勤处处长兼卫生队长的孙克文告诉本刊记者：“为了准备渡海攻打台湾，解放军战士们开始学游泳，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十几天后，许多人出现了发高烧、风疹块和腿肿等症状，并波及4万余人。”
“面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怪病，我们立即向军部汇报，并通过上海市委向市卫生局寻求支援。最后确诊为‘日本血吸虫病’。”孙克文说。
崔义田组织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各医学院校的师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队，开展血吸虫病的普查和防治。由于抓得及时，措施得力，染病战士几乎都恢复了健康。
“这为以后南方各省市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积累了经验，可以说是部队医疗成果向地方转化的成功范例。”后来出任上海长海医院、长征医院院长的孙克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华东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涉及4个省市115个县区，患者人数600余万，几千万群众的生活、生产和生育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崔义田亲自带队深入到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苏北高邮进行调研，采取以消灭钉螺为主，同时查治病人，辅以粪水管理的综合性防治措施，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需要漫长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县才基本消灭血吸虫病。
“打预防针、防治霍乱、性病等，是崔义田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后主抓的大事。”孙克文说。
但是，性病防治作为工作上的一个尾巴，一直拖到崔义田任期过半才解决。
1951年11月25日晚8点，上海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制度在上海被彻底废止。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专家沈奕斐解释说，早在解放之初，共产党已经有想法要取缔全国的娼妓制度。但因为上海市百废待兴，而这些娼妓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当时没有物质条件给她们治愈。
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疗性病常用的是青霉素，当时叫作盘尼西林。“在上海医药仓库里存放的盘尼西林，原来是准备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但是治疗性病如果没有这种药，疗效很缓慢。崔义田向市委打了报告，陈毅特批先把妇女教养所这些姐妹们的毛病治好。”
那时盘尼西林非常昂贵。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个疗程治愈的话，单单盘尼西林大概就需要100多元，何况很多人都已经是晚期。当时黄金的价值是一两90元，所以治疗一个人的费用超过一两黄金。单单治疗性病这一项，在妇女教养所就用去了18万元。
国防医学院学生从台北归来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卫生局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经历、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见，在党组会议上决策时，有时甚至发生争吵。
有些参加接管工作的干部，对上海某些知识分子的工作作风，以至谈吐、衣着、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惯。而崔义田总是耐心疏导，要干部们主动团结知识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义田自己也是个外来户。
老部下严真在《崔义田纪念文集》中回忆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艰难：“在崔部长领导下接管的药政系统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单位，如X线机修配所不到十个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药厂还算比较大，亦只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随崔部长南下，却接管这样一个地方。”
“经深入了解，这里人才济济，我为之震惊。药厂厂长是国内著名的药学界老前辈，我国第一部《中华药典》的编纂者，国立药专的创办人孟目的教授。青霉素实验室的领导人童村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部的医学博士??面对这些专家、高级知识分子，我开始感到任务的艰巨与繁重，只有经常向崔部长汇报情况，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接管政策。” 崔义田既注意发挥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和上海地下党同志的工作作用，又从政策上关注上海留用人员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员李穆先任副局长(国民党撤退时委任李为代局长)。
上海解放之初，崔义田就向华东军区首长请示，在原国防医学院旧址创办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由崔兼任部长。
一位随国民党撤退到台北的国防医学院学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陈毅市长的讲话，欢迎国防医学院的师生回上海，到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工作和学习。他托人向崔义田打听是否确有此事。崔义田指示说：“这个学生你们应该收下，今后如果还有回来的，你们也应该收下。”
5000两黄金的订单
崔义田接管了上海的卫生系统，又用这个系统服务全国。
当时，全国有高等医学院校43所，华东就有19所，占全国院校总数的44％，而有的省区却一所也没有。
不久，陈毅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医学院校问题，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私立上海东南医学院立即响应。
1949年8月3日，崔义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处长的名义，与该校负责人汤蠡舟、张锡琪等谈话时表示：“皖北和皖南还没有一所高等医学院校，下去办学，大有可为。内迁以后如有困难还可以来找我们，上海是你们的娘家嘛!”随后，该校迁往怀远。
就在七八月之交的那几天，崔义田还处理了一件大事。他在办公室接见了一行神秘来客。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四野下决心，把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责成四野卫生部派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
任务落在了崔义田头上。他连夜召开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
崔义田连夜领着四野来人找药，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检查药品质量，落实采购数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次日，购药小组成员将购到的药品装箱、打包，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到汉口。仅半个月时间，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即告完成。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到四野各部队，很快就控制住了疫病的发展。
5年之后，崔义田“北上”。1954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提名，他调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