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黄土高原培育了华夏文化，但就在黄土高原培育华夏儿女的同时，它还培育了戎狄的儿女。戎狄，是古代与华夏不同的族群，长期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北部地区，华夏文人称他们为“蛮族”，因为他们不行礼乐、不修文字、不念诗书，却养太多的牲口。
　　华夏的文明人在庙堂列鼎中盛满了牲口肉，但他们从来低视养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黄土高原的另一种居民，但他们却被把持历史纪录大权的汉族士大夫抹杀了。我们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响，歌颂黄土高原是“大地母亲”的时候，却忘了黄土高原上的另一个兄弟。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天温湿，整个黄土高原是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后来气候变得干冷，黄土高原的南部问题不大，先民照样种地，但黄土高原的北部环境逐渐恶劣，庄稼生长得越来越差，家猪要吃人的剩饭，而人已经没有剩饭了，所以猪也不易喂养了。这里的先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另一种维持生活的方式——多养到野外食草的牲畜。这些牲畜不与人争食，人还可以从其全身索取生活资料。于是，人们一手握锄，一手执鞭，开创了大范围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围半农半牧生活方式的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两个区域，用现在的话说，是两类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南部地区，水土条件好，农业持续发展，人口与时俱增，城郭壮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区，人们要艰苦得多，他们“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处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进化当然缓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别日益增大。后来，南部的人叫作华夏，而北部的人称为戎狄，相互反目，关系紧张了很久。
　　在华夏人撰写的史书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抢掠、祸乱华夏，便没有什么正面的历史贡献。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公平的。
　　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畜牧业产生的过程，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司马迁称赞北方许多地方是“畜牧为天下饶”，这里面就包含了对戎狄历史贡献的肯定。
　　古代汉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却盛赞戎狄的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骏马。《左传》记载：“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汉族文人忘了，马是人喂出来的，没有戎狄的养马技术，哪里来的北方良马。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地位，还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做好了历史准备。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农畜混合经济是环境变化的推动力，而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则主要是人类畜牧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当对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强、骑马的技术出现之后，人们就有条件彻底抛开农业，到新的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大规模开展游牧活动，并建立一种新的依托大规模游牧经济的社会组织。
　　跳出农业社会历史的局限，放眼中国北方的辽阔大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人文发展的丰富性，这些人文的丰富性，是对多样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而所谓“适应”，对人类来说绝不是消极的。人类文明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能动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农业是一种创造，畜牧业也是一种创造。
　　中国古代戎狄在地域上分布很广，黄土高原北部只是其分布地域的一部分。戎狄在地域上与华夏相邻，两方的交流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别看华夏人在观念上把戎狄贬得很低，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对他们相当“实事求是”。除了想要戎狄的马，华夏国君还想要戎狄的兵士。另外，大概戎狄女子有妖媚的一面，华夏国君还要戎狄女子来作妃子。上层是这样，基层社会恐怕更多，想到这一点，我们如果到黄土高原，缅怀它的“摇篮”历史时，就更不要忘了古代北边那些放牲口的人们，我们不少人其实都是他们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