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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历史自传体漫画——《从小李到老李》2009年率先出版于法国，斩获多项大奖，以其独特的传播策略，受到外国读者欢迎。本文以其为例，总结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产品的故事表达策略。
一、“出口转内销”的自传体漫画：《从小李到老李》
《从小李到老李》是由昆明漫画家李昆武与法国友人欧励行合作创作的自传体长篇漫画。该书于2009年最初由法国达高出版社出版，原名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生》（Une Vie Chinoise）。漫画一经出版，即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2010年，因其有“鲜明的中国主题、新颖的艺术形式以及强烈的人文精神”，《从小李到老李》获得了法国圣马洛图书展“最受读者欢迎奖”和“历史会晤”文化节最佳历史类漫画大奖，成为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第一部亚洲漫画。目前，该书已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芬兰文、丹麦文、英文、韩文等12个外语版本在世界各地印行。2013年，《从小李到老李》回归故里，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简体版。
《从小李到老李》全书分为三册，以时间为线索，以“我”的人生故事切入点，从“多难”（第一册）到“转折”（第二册）到“兴邦”（第三册），对普通人生活的衣食住行做了详细真实的描绘，全景式贯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书中既有对云南风土人情及中国普通人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的详细描绘，也记录了不同时期的一些大事件，如“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可以说，《从小李到老李》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与个体命运的起落，也折射出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巨大变化。
不同于以往从“国内”迈向“国外”的漫画，对于这部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漫画，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向西方受众书写“他者”形象，讲述中国故事，成为衡量其传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因此，从创作伊始，本书的绘者李昆武，作为“小李”与“老李”的原型，就与在中国生活十余年的法国外交官欧励行合作创作，希望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出发，选择更生动的绘画形式，和更平衡的叙事方式，讲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故事。
二、《从小李与老李》的内容元素分析
1 新颖的艺术形式
法语中，连环画（bande dessine简称bede或BD）被人称为继第八艺术一电影艺术之后的第九艺术，是指报纸或出版物中“讲述同一故事或表现同一人物的系列图画”。法国男女老少都爱看连环画，尤其对图文并茂、主题鲜明和幽默诙谐的连环画情有独钟。同时，法国出版商一直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漫画，以亚洲国家为例，翻译成法语的漫画占法国进口连环画总数的76.7%。中国的《包拯传奇》、《鸡毛信》等多部传统连环画都已经被法方购买并热销。
因此，中国被称为小人书的连环画作品在法国拥有巨大市场，《从小李到老李》通过漫画的形式介绍中国的变化发展受到了法国读者的欢迎。
在绘画形式上，《从小李到老李》，画风依然有传统连环画的痕迹，但却糅合了分镜式的新画法。作为中国漫画大师华君武的弟子，李昆武熟谙传统连环画的技法，在书中主要采用硬笔线的廓型，以浓重、艰涩、粗粝的质感，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浩浩荡荡的历史变革呈现给西方读者。同时，毛笔白描的国画技法穿插其中，以流畅清晰的线条和黑白分明的色彩，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中国大地的山山水水，动荡年代背后人物内心的纠结苍茫跃然纸上。浓墨重彩与写意留白，粗犷笔触与柔美线条，极尽还原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动荡年代中的喜怒哀乐。
2 生动平衡的中国故事
由于地理上的天然隔阂，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相异的政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他者”的描摹由于缺少客观真实的报道，往往存在认知的恐惧与偏见。加以西方人对中国时而产生过度恐惧，时而又给予过度赞誉，我们总以为，双方都深陷在偏见与敌视中，影响了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李昆武也不例外，在创作之初，“我总以为，所有西方人都是老盯着我们的‘文革’‘饿肚子’等，似乎是在猎奇，抠伤疤”，但随着与欧励行的交流，“慢慢我就知道，其实他们对这些很早就淡了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大？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因此，《从小李到老李》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去设计一个西方人感兴趣的故事，并加入春节、送葬、戏曲等中国传统习俗，在潜移默化中向西方受众讲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同时，大量的细节故事也折射了中国时代变革中微妙复杂的社会变化。
譬如，第三册的开篇是1980年发生于云南的一堂人体写生课，这是云南在“文革”后的首堂人体写生课，当年就在现场的李昆武记录了这个历史场景。“当时的情况，其实远比画面上‘微妙’得多。不仅是‘主任’想方设法想钻进棚子里来看，学员们心态也是非常复杂。”他说：“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情景入书，意在让人们感觉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3 去意识形态的平民史诗
法国“历史会晤”大奖的评委，曾经为《从小李到老李》这本书争论，有的人认为在歌颂共产党，有的人觉得是在反共。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政治只是所有故事中的元素之～。
欧励行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在国外，很难找到跟中国有关的、比较平衡的故事。很多读者，尤其是美国的，在网站上留言，看得出来他们比较喜欢的理由是，这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故事，我们没有骗人。”
作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传播案例，让老外喜欢，中国人喜欢，“左派”喜欢，“右派”也喜欢，正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真实呈现主角，维护故事面貌，“既不让作品沦为批判者的口水，也不让它成为宣讲者的喇叭”，力求在中国人的宣传与西方人的批评声中寻找分水岭，把思考和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因此，“对外报道要想取得平衡，首先就是要俯下身段，把镜头放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让外国受众更多地听到中国老百姓的声音，让外国受众直接地了解中国老百姓的观点”。《从小李到老李》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了“文革”、“大跃进”、改革开放等时代背景下的点滴故事，平衡、真实、细腻的描摹，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动，产生共鸣。譬如，书中李昆武的父亲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老党员，甚至临终时也要上缴党费，这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细节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李昆武问这个老外为什么，他说“因为很真实，很可爱，是个好共产党”。 4 普世价值引起共鸣
蔡楚生在1934年讲《渔光曲》的文章中谈到，“为了使观众容易接受作者的意见起见，在正确的意识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层糖衣，以使观众感到兴趣并容易接受。”蔡楚生所说的“糖衣”指的是电影的艺术感染手法、剪辑方式等等，但我们可以借用这一说法，指称那些在核心价值观外包裹的普世价值。其中，普世价值泛指那些超越地域、宗教、国家、民族的为全人类所认同的价值理念，包括人文主义关怀、仁爱、正义等。亦即，在跨文化传播中，为了缩小受众接受的文化距离，减少文化冲突带来的误解与偏见，从普世价值角度讲述故事更易引起共鸣。
在《从小李到老李》一书中，李昆武画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人生”，“在德国，有个老人说在书里看到了他自己。他小时候正值‘二战’结束，十分贫困。他找到了书中‘猫叼腌肉’那幅图，说这也是他的经历——只不过不是猫，是乌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小李”的刘八二舅为了果腹吃了平素最看重的羊群和狗，陷入绝望与崩溃，最终竟被逼疯。书中并未详述自然灾害背后的人为政治因素，转而描画一个个小人物为了生存走上绝路的故事，其背后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弱化了故事的政治和历史色彩，与西方世界“人权至上”的理念不谋而合，减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解码障碍。
三、《从小李到老李》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1 量体裁衣，选对主题：外国人想听什么？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面对的受众往往是远隔重洋，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相异，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有别的不定群体，相比于本土传播中的受众更难把握。因此，对文化产品而言，受众成为其跨文化传播战略制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然而，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传统中，往往把受众作为“宣传对象”，长期处于“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模式中，忽视受众需求，传播效果较差，亦即过多地以自我为中心，从“我”的角度去看待“他者”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80年代初，外文局的一位外国专家就曾批评我们一种画报有15种的文字版本，内容却完全相同，我们的一份外文报纸，它的国外版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一样。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做法到现如今都没有得到彻底改善。
因此，跨文化传播时，为了把自己的传播目标和受众的需求、兴趣相结合，有的放矢，故事表达必须做到“务实”，即进入“他者”环境，紧抓“外国人想听什么”的主题展开。即，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必须把受众放在重要位置，否则可能“供需不对路”，行动上“南辕北辙”，效果自然不会很好。
2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讲好故事
我国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并直接导致我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依靠我们积极地使用符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者解码来完成”。在跨文化传播的故事表达中，编码的信息必须在另一种文化中被解码才能进行传播，因此，若要促成中国故事“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就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采用适当的表达方式”，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等。
因此，想让外国读者了解故事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不仅仅需要语言翻译，更重要的是文化翻译，即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中国的事情，植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沃土之中，大的方面如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城乡面貌和环境保护等情况，小的方面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有吸引国外受众的故事，文化产品需要做的，就是以此为中心，采用国际上能够认同的表达方式讲好故事。
3 平衡客观，去意识形态：避免刻意打扮
由于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思想价值观等存在较大差异，跨文化传播表现出一定的冲突性，既存在于对文化解读的偏离，也可能表现在对异国文化产品输出的抵制中。因此，如何减少冲突，增进融合，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受众认同极为重要。
斯图亚特·霍尔曾经根据观众解读电视讯息的方式提出可能出现的三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与此相对应的三种信息解读方式称为“优势解读”（或“主导意义解读”）、“协商解读”（或“妥协意义解读”）与“对抗解读”（或“抵制意义解读”）。
长期以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传播观念相对滞后的阶段，宣传色彩浓厚的文化产品导致传播效果不佳。其中，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往往造成受众的“对抗解读”，即根据自己的个体语境建构新的诠释架构，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背道相驰，导致编码者想要传播的意识形态完全被颠覆被推翻，而使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
因此，跨文化传播需要淡化意识形态的鸿沟，避免“刻意打扮”，尽量还原“原汁原味”的中国，思考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如何与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将政治色彩转化为人本情怀，从而尽可能地使不同受众达到相同理解，即跨文化传播中强调的“文化接近”。
责编：王眉
一、“出口转内销”的自传体漫画：《从小李到老李》
《从小李到老李》是由昆明漫画家李昆武与法国友人欧励行合作创作的自传体长篇漫画。该书于2009年最初由法国达高出版社出版，原名为《一个中国人的一生》（Une Vie Chinoise）。漫画一经出版，即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2010年，因其有“鲜明的中国主题、新颖的艺术形式以及强烈的人文精神”，《从小李到老李》获得了法国圣马洛图书展“最受读者欢迎奖”和“历史会晤”文化节最佳历史类漫画大奖，成为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第一部亚洲漫画。目前，该书已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芬兰文、丹麦文、英文、韩文等12个外语版本在世界各地印行。2013年，《从小李到老李》回归故里，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简体版。
《从小李到老李》全书分为三册，以时间为线索，以“我”的人生故事切入点，从“多难”（第一册）到“转折”（第二册）到“兴邦”（第三册），对普通人生活的衣食住行做了详细真实的描绘，全景式贯通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书中既有对云南风土人情及中国普通人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的详细描绘，也记录了不同时期的一些大事件，如“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可以说，《从小李到老李》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与个体命运的起落，也折射出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巨大变化。
不同于以往从“国内”迈向“国外”的漫画，对于这部出口转内销的历史漫画，如何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向西方受众书写“他者”形象，讲述中国故事，成为衡量其传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因此，从创作伊始，本书的绘者李昆武，作为“小李”与“老李”的原型，就与在中国生活十余年的法国外交官欧励行合作创作，希望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出发，选择更生动的绘画形式，和更平衡的叙事方式，讲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故事。
二、《从小李与老李》的内容元素分析
1 新颖的艺术形式
法语中，连环画（bande dessine简称bede或BD）被人称为继第八艺术一电影艺术之后的第九艺术，是指报纸或出版物中“讲述同一故事或表现同一人物的系列图画”。法国男女老少都爱看连环画，尤其对图文并茂、主题鲜明和幽默诙谐的连环画情有独钟。同时，法国出版商一直积极引进其他国家的漫画，以亚洲国家为例，翻译成法语的漫画占法国进口连环画总数的76.7%。中国的《包拯传奇》、《鸡毛信》等多部传统连环画都已经被法方购买并热销。
因此，中国被称为小人书的连环画作品在法国拥有巨大市场，《从小李到老李》通过漫画的形式介绍中国的变化发展受到了法国读者的欢迎。
在绘画形式上，《从小李到老李》，画风依然有传统连环画的痕迹，但却糅合了分镜式的新画法。作为中国漫画大师华君武的弟子，李昆武熟谙传统连环画的技法，在书中主要采用硬笔线的廓型，以浓重、艰涩、粗粝的质感，将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浩浩荡荡的历史变革呈现给西方读者。同时，毛笔白描的国画技法穿插其中，以流畅清晰的线条和黑白分明的色彩，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中国大地的山山水水，动荡年代背后人物内心的纠结苍茫跃然纸上。浓墨重彩与写意留白，粗犷笔触与柔美线条，极尽还原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动荡年代中的喜怒哀乐。
2 生动平衡的中国故事
由于地理上的天然隔阂，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相异的政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对“他者”的描摹由于缺少客观真实的报道，往往存在认知的恐惧与偏见。加以西方人对中国时而产生过度恐惧，时而又给予过度赞誉，我们总以为，双方都深陷在偏见与敌视中，影响了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选择。
李昆武也不例外，在创作之初，“我总以为，所有西方人都是老盯着我们的‘文革’‘饿肚子’等，似乎是在猎奇，抠伤疤”，但随着与欧励行的交流，“慢慢我就知道，其实他们对这些很早就淡了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大？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因此，《从小李到老李》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去设计一个西方人感兴趣的故事，并加入春节、送葬、戏曲等中国传统习俗，在潜移默化中向西方受众讲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同时，大量的细节故事也折射了中国时代变革中微妙复杂的社会变化。
譬如，第三册的开篇是1980年发生于云南的一堂人体写生课，这是云南在“文革”后的首堂人体写生课，当年就在现场的李昆武记录了这个历史场景。“当时的情况，其实远比画面上‘微妙’得多。不仅是‘主任’想方设法想钻进棚子里来看，学员们心态也是非常复杂。”他说：“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情景入书，意在让人们感觉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3 去意识形态的平民史诗
法国“历史会晤”大奖的评委，曾经为《从小李到老李》这本书争论，有的人认为在歌颂共产党，有的人觉得是在反共。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政治只是所有故事中的元素之～。
欧励行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在国外，很难找到跟中国有关的、比较平衡的故事。很多读者，尤其是美国的，在网站上留言，看得出来他们比较喜欢的理由是，这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故事，我们没有骗人。”
作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传播案例，让老外喜欢，中国人喜欢，“左派”喜欢，“右派”也喜欢，正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真实呈现主角，维护故事面貌，“既不让作品沦为批判者的口水，也不让它成为宣讲者的喇叭”，力求在中国人的宣传与西方人的批评声中寻找分水岭，把思考和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因此，“对外报道要想取得平衡，首先就是要俯下身段，把镜头放得低一些，再低一些，把镜头对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让外国受众更多地听到中国老百姓的声音，让外国受众直接地了解中国老百姓的观点”。《从小李到老李》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讲述了“文革”、“大跃进”、改革开放等时代背景下的点滴故事，平衡、真实、细腻的描摹，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打动，产生共鸣。譬如，书中李昆武的父亲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老党员，甚至临终时也要上缴党费，这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细节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李昆武问这个老外为什么，他说“因为很真实，很可爱，是个好共产党”。 4 普世价值引起共鸣
蔡楚生在1934年讲《渔光曲》的文章中谈到，“为了使观众容易接受作者的意见起见，在正确的意识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层糖衣，以使观众感到兴趣并容易接受。”蔡楚生所说的“糖衣”指的是电影的艺术感染手法、剪辑方式等等，但我们可以借用这一说法，指称那些在核心价值观外包裹的普世价值。其中，普世价值泛指那些超越地域、宗教、国家、民族的为全人类所认同的价值理念，包括人文主义关怀、仁爱、正义等。亦即，在跨文化传播中，为了缩小受众接受的文化距离，减少文化冲突带来的误解与偏见，从普世价值角度讲述故事更易引起共鸣。
在《从小李到老李》一书中，李昆武画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人生”，“在德国，有个老人说在书里看到了他自己。他小时候正值‘二战’结束，十分贫困。他找到了书中‘猫叼腌肉’那幅图，说这也是他的经历——只不过不是猫，是乌鸦”。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小李”的刘八二舅为了果腹吃了平素最看重的羊群和狗，陷入绝望与崩溃，最终竟被逼疯。书中并未详述自然灾害背后的人为政治因素，转而描画一个个小人物为了生存走上绝路的故事，其背后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弱化了故事的政治和历史色彩，与西方世界“人权至上”的理念不谋而合，减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解码障碍。
三、《从小李到老李》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1 量体裁衣，选对主题：外国人想听什么？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在跨文化传播中，面对的受众往往是远隔重洋，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相异，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有别的不定群体，相比于本土传播中的受众更难把握。因此，对文化产品而言，受众成为其跨文化传播战略制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然而，在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传统中，往往把受众作为“宣传对象”，长期处于“以我为主”的单向传播模式中，忽视受众需求，传播效果较差，亦即过多地以自我为中心，从“我”的角度去看待“他者”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80年代初，外文局的一位外国专家就曾批评我们一种画报有15种的文字版本，内容却完全相同，我们的一份外文报纸，它的国外版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一样。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做法到现如今都没有得到彻底改善。
因此，跨文化传播时，为了把自己的传播目标和受众的需求、兴趣相结合，有的放矢，故事表达必须做到“务实”，即进入“他者”环境，紧抓“外国人想听什么”的主题展开。即，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必须把受众放在重要位置，否则可能“供需不对路”，行动上“南辕北辙”，效果自然不会很好。
2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讲好故事
我国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并直接导致我国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依靠我们积极地使用符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者解码来完成”。在跨文化传播的故事表达中，编码的信息必须在另一种文化中被解码才能进行传播，因此，若要促成中国故事“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在跨文化传播中，就必须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采用适当的表达方式”，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等。
因此，想让外国读者了解故事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不仅仅需要语言翻译，更重要的是文化翻译，即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中国的事情，植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沃土之中，大的方面如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城乡面貌和环境保护等情况，小的方面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有吸引国外受众的故事，文化产品需要做的，就是以此为中心，采用国际上能够认同的表达方式讲好故事。
3 平衡客观，去意识形态：避免刻意打扮
由于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思想价值观等存在较大差异，跨文化传播表现出一定的冲突性，既存在于对文化解读的偏离，也可能表现在对异国文化产品输出的抵制中。因此，如何减少冲突，增进融合，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受众认同极为重要。
斯图亚特·霍尔曾经根据观众解读电视讯息的方式提出可能出现的三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与此相对应的三种信息解读方式称为“优势解读”（或“主导意义解读”）、“协商解读”（或“妥协意义解读”）与“对抗解读”（或“抵制意义解读”）。
长期以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传播观念相对滞后的阶段，宣传色彩浓厚的文化产品导致传播效果不佳。其中，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往往造成受众的“对抗解读”，即根据自己的个体语境建构新的诠释架构，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背道相驰，导致编码者想要传播的意识形态完全被颠覆被推翻，而使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
因此，跨文化传播需要淡化意识形态的鸿沟，避免“刻意打扮”，尽量还原“原汁原味”的中国，思考中国的核心文化价值如何与人类共同价值相结合，将政治色彩转化为人本情怀，从而尽可能地使不同受众达到相同理解，即跨文化传播中强调的“文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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