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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尼多·德·拉德罗涅斯，意为盗贼之网，是一片大致呈椭圆形的区域，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位于西亚马逊低地，横跨哥伦比亚和秘鲁两国边境。很难说清楚天然的雨林到哪里为止，基因工程改造过的埃尔尼多物种又从哪里开始主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整个系统的总生物量接近一万亿吨，还有一万亿吨的结构材料：渗透泵、太阳能收集器、细胞化学工厂，以及生物计算与通信资源。一切尽在设计者掌控之中。
昔日的地图与数据库已经被淘汰。通过操纵水文和土壤化学影响植被、改变降雨和土地侵蚀的模式，地形完全改变了：普图马约河的河道变得不同，沼泽吞没了从前的道路，堤道在丛林中偷偷筑高。由于生物活动、地形地貌瞬息万变，即使是难得的埃尔尼多的叛逃者亲眼见证、亲口陈述的事实很快也会失去价值。卫星图像毫无意义，因为无论频谱高低，森林的林冠都会有意无意地抹去底下的一切光谱特征。
化学毒素和脱叶剂失去了用武之地。植物及其共生细菌可以对大多数毒素进行分析，重新编码其新陈代谢过程，使毒素无害化，或者转化为粮食——比那些农业战争专家发明新药的速度更快。生物武器遭到诱捕、破坏和驯化。在上次引入致命植物病毒的三个月后，它的大多数基因都出现在精密的埃尔尼多通信网络里，成为良性媒介的一部分。刺客改头换面变成信使。假如试图焚烧植被，火焰会立刻被二氧化碳隔绝熄灭；如果使用自氧化燃料，则会被更高端的阻燃剂扑灭。有一次，我们甚至注入了好几吨掺杂了强放射性同位素的营养物质，含有这些同位素的化合物与天然产物在化学上是无法区别的。我们用伽马射线成像技术跟踪结果是：埃尔尼多分离出含同位素的分子（分离依据可能是通过有机膜的扩散速率），将它们隔离和稀释之后，直接通过泵输送回外界。
因此，当我听说出生于秘鲁的生物化学家吉列尔莫·拉戈离开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带着高度机密的遗传工具（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产权主要属于他的雇主）进入埃尔尼多后失踪，我心想：这下终于有借口去干那件大事了。近十年来，公司一直主张对埃尔尼多进行热核修复。安全理事会本来会不假思索地批准。对该地区名义上具有权威的政府本来也会很高兴。成百上千的埃尔尼多居民有违反美国法律的嫌疑，而戈利诺总统渴望得到机会证明，无论她在家讲哪国语言，都能在边境以南采取强硬手段。她本来有可能走上事业巅峰，向全国人宣布，他们应该为“回归自然行动”而感到自豪——三万名背井离乡的农民，为了逃离哥伦比亚未宣而战的内战，来到埃尔尼多避难，永远免受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和毒枭的压迫——他们本来会歌颂她的勇气和决心。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实现。因为技术问题无法确保在下游的亚马逊圣地不会产生尴尬的副作用？换言之，可能会有备受关注的濒危物种在她的执政任期内走向灭绝？还是因为担心一些中东军阀将这一行为视为许可，从而肆无忌惮地用孱弱的、囤积已久的裂变武器来残害不听话的少数民族，破坏地区稳定？或者是因为害怕日本的贸易制裁，毕竟，狂热反核的生态市场商已经重新得势？
我没有看到地缘政治计算机模型的判决结果，我接收到的只是命令——在当地的凯马特①里，这条命令被编码进日光灯的闪烁模式中，插入货架上价格标签变化的间隔之间。我的左眼视网膜里的一个额外神经层将它解码。以超市通道黯淡而温和的颜色为背景，这条命令的文字呈现出血红色。
我要进入埃尔尼多，把吉列尔莫·拉戈带回来。
活着回来。
我打扮成当地房地产经纪人的样子，甚至戴着镀金的腕表式手机，发型也是三百美元价位中最难看的，来到拉戈所抛弃的、位于贝塞斯达的家中。贝塞斯达位于华盛顿北郊，刚刚进入马里兰州境内。这间公寓现代化且宽敞，布置整洁且不奢华。这大概就是根据工资减去赡养费的金额，优秀的营销软件会推销给他的那种公寓。
拉戈一直被归类为聪颖但不可靠的人，雖然有潜在的安全隐患，但是极具才能，工作出色，是不容浪费的人才。自从2005年哈佛毕业以来，他便受雇于大名鼎鼎的所谓的“能源部”，此后一直处于例行监视中——显然，这种监视过于例行公事了……话说回来，我也能理解，三十年清白无瑕的记录，难免引起一定程度的懈怠。拉戈从来没有试图隐瞒他的政治主张——他会谨言善行，但那是礼貌而非狡诈；他不穿切·格瓦拉②T恤去洛斯阿拉莫斯③——但是，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践行过他的政治信仰。
他的客厅墙上喷涂着一幅近红外的壁画（大多数时髦的十四岁华盛顿少年能看到它，但他们的父母未必能）。这幅画的原作是臭名昭著的李兴祥的《新世界秩序英雄的平面镶嵌》，这张数字图像曾在世纪之交传遍电脑网络：九十年代初的政治领袖，赤身裸体，相互交错——埃舍尔与《爱经》的融合。他们互相将热气腾腾的粪便投入对方空洞的脑壳中——借鉴了德国讽刺画家乔治·格罗兹的作品；伊拉克独裁者手持小镜子欣赏自己的面容——活脱脱是当代杂志封面的精确复制品。他的胡子被描绘得恰似希特勒；美国总统水平地拿着一个沙漏，摆好姿势随时把它倾斜过来。沙漏里满是憔悴的人质，用这种手段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得了选战的胜利。画面上每个人物都硬塞进某个位置——直到最下面的澳大利亚总理，被描绘成一只阴虱，（徒劳地）拼命用它的小嘴咬住硕大的总统鸡巴。我可以想象，假如对拉戈的叛逃进行调查，这样的事情足以让参议院的一些新麦卡锡主义保守派勃然大怒——但是我们当初又该怎么做呢？难道拒绝雇用他，就因为他有一条印着《格尔尼卡》的茶巾？
拉戈在动身前格式化了公寓中的每一台计算机，包括娱乐系统——但我已经知道他在音乐方面的口味，因为我听过数小时的监控音频节选，都是难听的朝鲜斯卡④音乐。没有值得称道的革命性的民族团结，也没有挥之不去的安第斯山脉管乐，很遗憾——我其实更喜欢后者。他的书架上摆着几本残破的生物化学大学教材，大概是为了怀旧而留下的，还有几十本发霉的文学经典以及大量诗集：有英语、西班牙语、德语的；有黑塞、里尔克、瓦列霍、康拉德，还有尼采的。没有一本现代作品——没有一本2010年以后印刷的。拉戈对家庭管家说了几句话，便抹去了他拥有过的一切作品的电子档，一笔勾销了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一切个人痕迹。 我匆匆浏览残存的书籍，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在一本教材中，一行铅笔的字迹对鸟嘌呤的结构进行了修正……在《黑暗之心》⑤中，有一段文字下面划了线。叙述者马洛正在思索一件神秘的事情，那就是在汽船上，用来充饥的变质河马肉被人扔进水里之后，来自食人族部落的仆人为什么没有造反且吃掉他。毕竟：
“没有哪种恐惧可以抵抗饥饿，也没有哪种耐心可以消磨饥饿，厌恶根本不能与饥饿并存；至于迷信、信仰以及你们所谓的原则，它们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我无法反驳这段话——但是我不明白拉戈为什么认为这段话重要。也许当时他试图为自己从五角大楼领取第一笔研究基金找个合理说辞，这句话刚好引起了他的共鸣？画线的墨迹已经褪色，而这本书本身是早在2003年印刷的。我更希望获得他消失前十四天的日记副本——可惜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他的家用计算机并没有被严格监控。
我坐在他书房的桌前，盯着空白的工作台屏幕。拉戈出生在利马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人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和非常温和的左派。他的父亲是《秘鲁商业报》记者，2029年死于脑血栓。他母亲七十八岁仍担任国际矿业公司的律师——业余时间帮助失踪激进分子的家人，提出人身保护令的动议。她的雇主之所以容忍这个爱好，是为了用低成本获得公关道德加分。吉列尔莫·拉戈还有一个哥哥，是一名退休的外科医生；一个妹妹，是小学老师。他们两人在政治上都不活跃。
拉戈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在瑞士和美国完成的。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政府机构、生物技术企业和学术界从事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这些职位背后，基本都是相同的赞助者。现在，他五十五岁，离婚三次，仍无子女，只有偶尔拜访亲戚时才会回到利马。
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分子遗传学的军事应用——起初他并不知情，很快便醒悟过来——但到底是什么促使他突然叛逃去埃尔尼多？如果他长期以来一直都能让国防研究和虔诚的自由主义情绪这两种矛盾思想和谐共处，他对情绪的掌控必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如他最新的心理学档案所显示：他对自己科学成就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这平衡了为军所用的自我厌恶感——迹象表明，这种内心冲突衰减为纯粹的冷漠。这种变化在业界屡见不鲜。他似乎早已承认——在内心深处，三十年前——自己的“原则”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也许，他最近终于决定，反正都是出来卖的，干脆做个真正的婊子，把技术卖给出价最高者——哪怕这意味着将遗传武器偷运给贩毒集团。我倒是看过他的财务记录，没有税务欺诈，没有赌博负债，没有证据表明他入不敷出。背叛他的雇主——正如当年他背叛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加入他们一样——可能更像是一个虚无主义的姿态……说实话，很难想象金钱会对他产生多大的诱惑。那么埃尔尼多又会给他提供什么？一个有编号的卫星账户，一个在巴拉圭的新身份？在第三世界财阀政坛的外围，享受一切丑恶的生活樂趣？他原本可以在他曾选择移居的这个国家度过退休生活，一切应有尽有，偶尔在没人阅读的左翼网络杂志上发表一两篇辛辣的文章安抚自己的良心。也许终有一天还可以说服自己：如果这个国家能给他提供如此无拘束的言论自由权利，那么他为了保卫它而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它应得的。
然而，他为了保卫这个国家做了哪些事情——他研发并偷走了什么工具——我无权知晓。
夜幕降临，我锁上公寓门，沿威斯康星大道南下。华盛顿活过来了，街头满是寻找避暑去处的行人。城市的夜晚充满迷幻。青少年戴着生物发光共生体招摇过市，太阳穴、脖颈和鼓胀的前臂肌肉的血管都闪烁着电蓝色的光，犹如行走的血液循环图，并故意变成高血压来增强视觉效果。还有人使用视网膜共生体将红外线转换成可见光，他们的眼睛在阴影中闪烁红色，像吸血鬼一样。
还有其他人，虽然不太明显，满脑子都是“白骑士”。
骨髓中的干细胞受到“母亲”（一种基因工程制造出的逆转录病毒）感染，会产生某种介于早期神经元和白细胞之间的物质“白骑士”。这种“白骑士”分泌出用于通过血脑屏障所必需的细胞因子。一旦通过，细胞粘附分子将它们引导到靶点，那里充斥着选定的神经递质——甚至与真正的神经元形成临时的准突触。通常，吸毒者的血液中同时具有六个以上的亚型，每一个亚型都由特定的可食用添加剂激活：这些化学物质廉价、无害、完全合法，但并非天然存在于人体内。通过按正确比例混合并摄入无害人造色素、调味剂和防腐剂，吸毒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其神经化学反应——直到“白骑士”正常凋亡，这时就需要再来一剂“母亲”了。
“母亲”可以吸食，也可以静脉注射……但最有效的用法是刺穿骨头并将其直接注入骨髓——即使病毒本身没有污染和掺假，这也是一件极具痛苦、麻烦且危险的事情。好货来自埃尔尼多，劣质货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地下实验室。在那里，基因黑客试图迫使感染“母亲”的细胞培养物繁殖出一种病毒，可是“母亲”却被特意设计使得这种做法无法得逞——结果，生产出大批突变株，极其容易诱发白血病、星形细胞瘤、帕金森病以及各种新奇的精神病。
穿过闷热黑暗的城市，望着放纵快乐的人群，我忽然感觉到一种穿透性、梦幻般的澄明。我一半感到麻木、沉重、空白——一半又极度兴奋，仿佛看透了一切。我似乎能够看穿周围人的隐秘形象，看得比发光的血流更深。我能用视线穿透他们的骨头。
深入骨髓。
我开车来到以前来过的一个公园边缘，在车里等待。我已经为我的新角色换好装束。年轻人咧嘴笑着大步走过，有些人瞥见这辆2025年版的银色福特纳赛瑟斯，赞赏地吹起口哨。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草地上不知疲倦地独自跳舞——喝可口可乐喝高了，一看就不是假装的。
没过多久，一个女孩走近车子，蓝色的血管在她赤裸的手臂上闪烁。她俯身凑到窗前，用询问的眼神望向车里。
“你有什么？”她十六七岁，身材苗条，黑眼睛，咖啡色皮肤，淡淡的拉丁裔口音。她完全可以当我的妹妹。
“南方彩虹。”
“南方彩虹”拥有“母亲”的全部十二种主要基因型，埃尔尼多直接供货，无掺杂，只有葡萄糖。“南方彩虹”——再加上一点快餐——足以带你飞到任何地方。 女孩狐疑地看着我，伸出右手，手掌向下。她戴着一枚镶有一大块多面宝石的戒指，宝石中心有一个小坑。我从手套箱里拿出一个小袋子，晃了一下，把它撕开，把一点点粉末倒在坑里。然后，我俯下身，用唾液润湿样品，握着她冰冷的手指，稳稳端住她的手。“宝石”的十二面立即开始发光，每一面都有不同的颜色。小坑中的免疫电传感器，即涂有抗体的微小电容器，能够识别“母亲”不同品系的蛋白质外壳上的几个位点——特别是造假者最难伪造成功的位点。
然而，如果有足够好的技术，那些蛋白质与内部的核糖核酸其实可以毫无关系。
那女孩似乎很满意，她的神情充满了期待。我们谈好价格。实在太低了，她应该会怀疑才对。
把小袋子递给她之前，我直视她的眼睛。
“你为什么需要这种垃圾？世界就是世界。你应该面对真实的世界，接受真实的它：野蛮而可怕。你要坚强。不要自欺欺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
她嘲笑我明显的伪善，但她对自己的幸运感到非常高兴，所以并没有发火。“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是一个糟糕的世界。”她把钱塞进我手中，瞪大眼睛故作真诚地补充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吸‘母亲’，我保证。”
我将致命的病毒递给她，目送她走过草地，消失在阴影里。
从波哥大送我南下的那位哥伦比亚空军飞行员，似乎不太乐意为美国缉毒局官员冒生命危险。距离边界七百公里，一路上经过五个不同的游击队组织的占领区：没有几个城镇，取而代之的是几百个可能有火箭筒的地点。
“我的曾祖父，”他不无酸楚地说，“死在他妈的朝鲜，为了道格拉斯·他妈的·麦克阿瑟将军。”我不知道这是想表示自豪，还是想暗示我们欠他们的。也许两者皆有。
直升机静得瘆人，装着的相控吸声器看起来像巨型扬声器，却吞没了绝大部分的叶片噪音。碳纤维机身表面覆盖着一层昂贵的变色龙网络聚合物——尽管将机身全都涂成天蓝色可能也能藏匿于天空之中。吸热化学混合物积聚了发动机的废热，然后大约每隔一小时便通过抛物面散热器向天空排出一股集中气流。游击队员无法使用卫星图像，他们也不敢使用雷达。因此我断定，我们的死亡几率低于普通的波哥大上班族。在首都，公共汽车都时常毫无预警地爆炸，每周两到三次。
哥伦比亚正四分五裂，五十年代的暴力历史重演。虽然所有重大的恐怖主义破坏活动都是由有组织的游击队进行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死亡事件都是由两个主流政党互相屠杀造成的，是过去几代暴行导致的冤冤相报。真正引发当前这一轮流血冲突的组织，其实几乎没有多少支持者。西蒙·玻利瓦尔军是疯狂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他们想“重新联合”已经分离两个世纪的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并将秘鲁和玻利维亚也拉下水，从而实现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之梦。然而，通过暗杀总统马林，他们触发了与这一荒唐理想背道而驰的一系列事件：罢工，示威，街头斗殴，宵禁，军事管制。紧张的投资者遣返外资，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当地金融体系崩溃。然后，暴力事件急剧增加。从准军事性的暗杀小组到毛派分裂团体，每个人似乎都相信时机终于来了。
我连一颗出膛的子弹都没怎么看见——但是自从我进入这个国家的那一刻起，酸水就在我的肚子里翻腾；令人头晕、无穷无尽的肾上腺素就在我的血管里不断奔涌。我感到迷醉，兴奋……充满活力。我就像孕妇一样极为敏感：我可以闻到无处不在的血腥味。当隐藏在一切人类事务背后的权力斗争终于突破表面，终于撕破表皮时，就像见证一只巨大的原始生物从海洋中缓缓升起。令人着迷，令人震惊。令人恶心——也令人振奋。
直面事实真相，总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空中，没有迹象能够明确表明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之前的两百公里，我们一直在雨林上空——为了给种植园、矿山、牧场、木材厂腾出空间，雨林被一小块一小块地清除，被金属线一样的河流割裂。但是大部分地方，雨林都更像是无边无际蔓延的西兰花。埃尔尼多允许自然植被在其周围蓬勃生长，然后模仿自然植被的样子……正因如此，在它的边缘采样并不能高效地收集到真正适用于分析的遗传样本。然而，即使是使用专门为此而制造的机器人（已经损失了几十个），也很难渗透其中进行研究。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采用边缘的样本，除非再有几名国会议员被拍摄到强奸幼女，进而被说服对增加经费投赞成票。在缺乏定期从中心飘移出来的化学和病毒信息的情况下，大多数基因工程改造过的植物组织会自毁，以保证它们仍然在“原位”。缉毒局的研究设施主体始终位于远离埃尔尼多中心的位置，这些加压建筑物和实验地块位于边境线的哥伦比亚一侧，丛林中通过爆破清空的一片空地上。通电的围栏顶部没有尖刺，而是拐了九十度的弯，变为通电的屋顶，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金属丝网笼子。直升机坪位于场地的中心，在这里，大笼子里的小笼子可以临时向天空敞开片刻。
研究室主任玛德琳·史密斯带我到处参观。在户外，我们都穿着密封的生化防护服——如果我在华盛顿接受的人体改造确实具有承诺的效果，那么這么做就是多此一举。寿命短暂的埃尔尼多防御病毒偶尔会扩散到这么远的地方，它们完全不致命，但是可能会让没进行预防接种的人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森林的设计者在生物“自卫”和明确的军事行为之间仔细拿捏分寸。一直以来，游击队都躲藏在基因工程打造的丛林中，并通过参与出口“母亲”来募集资金——但是，埃尔尼多的技术从未公然用于创造致命病原体。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里培育的幼苗，有望获得一种稳定的埃尔尼多表型，我们称之为‘贝塔十七号’。”这些毫不起眼的灌木丛长着深绿色的叶子和暗红色的浆果。史密斯用手指向旁边的一排排类似相机的仪器。“实时显微红外光谱仪。它能判断出中等规模的核糖核酸转录，也就是在足够多的细胞中同时出现核糖核酸的骤增。我们将这些数据与气相色谱记录相互匹配，后者可以显示从核心飘移出来的分子的移动范围。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植物正在感受埃尔尼多的信号的反应——包括启动一个基因，合成一种蛋白质——那么我们也许能够阐明其中的机制，并最终切断这一过程。” “为什么不能只是……对DNA进行完整测序，然后按照基本原理来推断呢？”我需要对方把我当成一名刚走马上任的管理者，前来突击检查，核对诸如镀金回形针数目之类的事情，但是我很难把握应该装得多么无知。
史密斯礼貌地笑了笑。“埃尔尼多的DNA受到酶的保护，只要有一丁点的细胞受损的迹象，酶就会将DNA摧毁。此时此刻，我们对它测序的成功机率就像……通过尸检来阅读你的思想一样。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酶是如何工作的，还有很多事要做。四十年前，当贩毒集团开始投资生物技术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仿制。他们从世界各地的合法实验室把最好的人才哄骗到这里——不但给出更高的薪资，而且允许更自由的创新，提供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埃尔尼多的专利性发明可能与同时期的整个农业科技界一样多，而且更加令人兴奋。”
这就是拉戈来这里的理由吗？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但是，埃尔尼多已经完成了研发，挑战已经结束，进一步的工作都只是改进而已。何况他已经五十五岁，肯定知道最有创造力的岁月早已离他而去。
我说：“我想，贩毒集团得到的比要得更多吧。技术让他们的生意徹底改头换面了。以前那些容易成瘾的毒品都太容易生物合成了——太便宜，太纯净，太容易制造——也就不赚钱了。仅靠毒瘾的生意不火了。现在唯一真正好卖的东西是新鲜感。”
史密斯将粗壮的手臂挥向笼子外高耸的森林，面朝东南，虽然那些森林看起来都一样。“埃尔尼多确实超越了他们的期待。他们最初想要的，只不过是在更低海拔下长得更好的古柯植物，以及一些经过基因修饰、更方便伪装成种植园和实验室的植被。结果，他们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小国，全都是基因黑客、无政府主义者和难民。甚至贩毒集团也只能控制某些地区，当初的遗传学家有半数已经出走，各自建立了小的丛林乌托邦。至少有十几个人知道如何对植物进行编程——如何开启新的基因表达模式，如何监听它们的通信网络——有了这些，你就可以圈地称王。”
“就像是一种类似萨满教的神秘权力，能够指挥森林的灵魂？”
“没错。不同的是，它真的有效。”
我哈哈大笑。“你知道什么最能安慰我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真正的亚马逊，真正的丛林，最终都会让它们消失得一干二净。亚马逊已经存在了——多久来着？两百万年吧？各自的小乌托邦？哈！只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埃尔尼多就会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史密斯没有回答。在沉默中，我可以听到甲虫在四面八方发出单调的咔嗒声。波哥大位于高原之上，天气阴冷。而这里，俨然像华盛顿一样闷热。
我瞄了一眼史密斯，她说：“当然，你说的对。”但她听起来一点都不信服。
早上，吃过早餐，我告诉史密斯可以放心，我看到一切都很正常。她忧心忡忡地笑了。我想她已经怀疑我是个冒牌货，但这并不重要。我仔细听了科学家、技术员和士兵的闲聊，吉列尔莫·拉戈这个名字一次也没出现过。如果他们都不认识拉戈，那就几乎不可能猜到我的真正目的。
刚过九点钟，我动身出发。透过场地周围的树林空隙，斑驳的阳光洒在地面上，像极光一样摇曳不定。当我们出现在树冠上方时，就像是从雾气笼罩的黎明走进了阳光灿烂的正午。
飞行员不情愿地绕过了埃尔尼多的中心。“我们现在在秘鲁的领空，”他得意地说，“你想不想引发外交事件？”他似乎觉得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
“不想。飞得低一些。”
“没什么可看的。连河都看不到。”
“再低。”西兰花越来越大，然后突然对焦成功。原本浑然一体的绿色，变成不同的分支，实在而具体。这出奇地令人震惊，就像透过显微镜观察无聊而熟悉的物体，忽然看到它展示出奇异的独特性质。
我抬起手，打断了飞行员的脖子。他很意外，从牙缝里嘶嘶地倒抽气。我心里哆嗦了一下，既是恐惧，也有一丝悔恨。自动驾驶仪开始运行，让我们悬停在半空中。我花了两分钟解开那人的安全带，把他拖进货舱，然后在他的座位坐下。
我卸下螺丝，拆开仪表板，插入一枚新的芯片。它将通过卫星向北方的空军基地发送假的数字日志，佯装我们正迅速下降、失去控制。
真实情况并没有太大区别。在一百米处，我撞上了一根树枝，撞断了机身前部的一根螺旋桨叶。计算机英勇地做出了补救，对情况反复进行建模，对剩下的桨叶的活动表面进行修剪——每隔五秒钟都会发生可怖的撞击，造成更大的破坏，但是其他时间段内无疑效果不错。吸声器失去控制，与发动机相位时而同步，时而不同步，噪音不时在丛林中轰响。
离地五十米时，直升机缓缓旋转，平稳得奇怪。眼前茂密的树冠像是悠长的电影摇摄镜头。二十米，自由落体。气袋在我周围膨胀，挡住了视野。我多此一举地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支离破碎的祈祷语涌入我的脑海——那是童年的遗迹，刻在大脑里的残影，没有意义，但是无法抹去。我想：如果我死了，丛林会占有我。我是肉，我是谷壳。再也没有什么可评判的。当我记得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丛林时，我已不再坠落。
气囊放气瘪掉，我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汪洋，淹没森林。两个螺旋桨之间的一块顶棚面板掀飞出去，像垂死飞行员的最后一口气一样嘶嘶作响，然后像缓慢坠落的风筝一样飘下来，反射周围的颜色，变成脏兮兮的银色、绿色和棕色。
救生筏有桨、食物储备和信号弹——还有无线电信标。我把信标解开，留在残骸里，然后把飞行员搬回他的座位。与此同时，水开始涌入机舱，他将葬身水底。
然后我起航，顺流而下。
埃尔尼多将曾经适合通航的普图马约河分割成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宫。棕榈树和橡胶植物覆盖在刚刚升高不久的土地上，褐色的水在其间缓慢蜿蜒流过。在被水淹没的河岸上，最早的树木——巧克力色的硬木物种（早于遗传学家，但不一定未经修改）——在矮树丛顶上高高耸立，望不见顶。
我的颈部和腹股沟的淋巴结热烈地搏动着，虽然激烈但是令人放心，这说明经过改造的免疫系统正在应对埃尔尼多的病毒攻击，大量生成数千个新的杀伤性T淋巴细胞克隆，而不是小心翼翼地等待抗原介导的反应。假如在这个状态持续几个星期，很可能会有一个克隆细胞逃过清除过程，让我患上一种新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我不打算待这么久。 鱼搅动了污浊的水体，浮上来捕捉水面栖息的昆虫或漂浮的种荚。远处，盘成厚厚一团的蟒蛇从悬垂的树枝上滑落，懒洋洋地滑入水中。在橡胶植物之间，蜂鸟悬停在紫色兰花的大口里。据我所知，这些生物没有被篡改，它们依然生活在人工修改过的森林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口香糖，它有大量的甜蜜素，慢慢地激发了我自己的“白骑士”。热气与腐烂的植物的臭味似乎淡去了，因为我脑中有一些嗅觉通路被麻痹，而另一些则变得更加敏感——一种内部过滤器开始起作用，使我鼻黏膜中那些受体传来的信号得到增强，在丛林里各种令人分心的气味中脱颖而出。
忽然间，我闻到手上和衣服上的死亡飞行员的气味，他的汗水和粪便挥之不去的痕迹——以及蜘蛛猴在我周围的树枝上留下的信息素，像尿液一样刺鼻而独特。我把这当作演习，向气味最新鲜的方向划动救生筏，追踪了十五分钟，直到终于听见警报的吱吱声，瞥见两团瘦长的灰褐色身影消失在前面的树叶中。
我自己的气味被掩盖了，我的汗腺中的共生体正在消化所有的特征分子。然而，这类细菌存在长期的副作用。最新的情報表明，埃尔尼多的居民不屑于用它。当然，拉戈也有可能非常多疑，所以自己带来一套。
我盯着猴子逃跑的方向看，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捕捉到另外一个活人的气息。即使是逃避暴力来到北方的文盲农民，也会对这里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现状有所见闻，心里也会大致有一张地形地貌的草图。
救生筏开始发出徐缓的呼啸声，空气从一个密封舱逸出。我滚进水里，完全没入水下。在一米深的地方，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我等待着，倾听着，却只能听见鱼儿跃出水面的柔和的扑通声。岩石不可能刺透筏身的塑料，刚才那只能是一颗子弹。
我漂浮在凉爽、浑浊、沉默之中。水能够隐藏我身体的热量，我也可以维持十分钟不呼气。问题是，应该冒着引起水流波动的风险游离救生筏，还是应该耐心等待。
有什么东西蹭了我的脸一下，是尖利的薄片。我没有理会。又来了一次。感觉不像鱼，不像任何活的东西。第三次，在它漂走时，我抓住了它。原来是一块几厘米宽的塑料。我触摸它的边缘，有的地方锋利，有的地方柔软。就在这时，这块碎片在我的手碎成两片。
我游出几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浮出水面。救生筏正在腐烂，塑料脱落在水中，就像皮肤溶解在酸中一样。聚合物理应保持交联状态，没有任何生物降解的机会——但是显而易见，埃尔尼多细菌菌株已经找到了降解的方法。
我仰面浮在水上，一面深呼吸来清除二氧化碳，一面想象如何步行完成任务。头顶的树冠似乎摇摆不定，仿佛有蒸腾的热气，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手脚莫名其妙地变得温暖而沉重。我忽然想到，如果没有关闭百分之九十的嗅觉范围，我可能会闻到什么。我想：如果我培育出一种能够消化外来物质的细菌，我会希望它在遇到这样一顿饭的同时做什么？把闯入者变成残废？用生化信号来广播这件事的消息？
来了六个大汗淋漓的人，我能闻到他们的刺鼻气味，却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让他们把我捞出来。
从河里出来以后，我被抬上担架，蒙上眼睛，绑上绳子。我听不到任何人说话。我本来能用抬着我的人的脚步节奏来判断前进的速度，或者通过阳光照在我侧脸上的信息来猜测我们的前进方向……但是在细菌毒素引起的幻觉中，我越努力理解这些线索，就越感到迷惑和糊涂。
有一次，当队伍停下来休息时，好像有人在我身边蹲下——在我身体上挥动了一个扫描装置。通过聚合物应答器植入处的一丝发热，这种猜测得到了证实。应答器是无源器件——它们在卫星微波突发信号中的谐振回波能够用于分辨信息。扫描装置发现了它们，把它们全都烧毁了。
傍晚，他们给我摘下眼罩。他们已经确保我完全迷失方向了吗？确保了我永远不会逃跑？或许只是向我炫耀埃尔尼多的凯旋建筑？
经过沼泽地里隐藏的小路时，我不停地低头看。淤泥几乎要没过抓我的人的靴子，他们并没有走旁边的一条貌似安全的干燥高地。
夜晚越来越近，密密麻麻的荆棘灌木丛似乎不再挡路，而是为我们让行。口香糖的作用渐渐消退，让我分辨出我们是在一团类似酯类的甜味化合物的云雾中移动。我分辨不清它是从气瓶喷射到空气中的，还是由一个皮肤或者肺或者肠子里有共生体的队员身上排放出来的。
村庄几乎无法察觉地从人造丛林中冒出。地面——我可以感觉到——一步一步变得异常坚实和平坦。树木的布置越来越有微妙的秩序——没有形成笔直的林荫大道，而是越来越零星错开。然后，我开始瞥见左右两侧的“偶然”的林中空地，上面有“天然”的木制建筑，或者反光的生物聚合物棚屋。
在一个棚屋门口，我被放在地上。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弯腰凑近我，他瘦而精壮，没刮胡子，手拿一把闪闪发光的猎刀。在我眼里，他完全是人类的兽性、征服欲和杀戮欲的化身。
他说，“朋友，我们就从这里把你的血全都抽干。”他咧嘴大笑，蹲了下来。这话说得，我差点被自己充满恐惧的体味，还有共生体猛烈增生的气味熏晕。但他松开我的双手，补充说，“然后再把它全都输回来。”他把一只手臂塞进我的身体底下，搂住我的肋部，把我从担架上扶起来，带进那座建筑物。
吉列尔莫·拉戈说，“原谅我没有和你握手。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把你清理干净了，但是我不想冒险与你身体接触，以防残余的病毒让你的超强免疫系统造反。”
他其貌不扬、眼神忧伤。瘦，矮，还有点秃。我迈步走向我们之间的木制栏杆，向他伸出一只手。“随时都可以接触。我从来没有携带过病毒。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说辞吗？”
他耸耸肩，毫不在意。“会死的是你，又不是我——尽管我确信它是给我们两个人准备的。它可能是锁定了我的基因型，但你携带的量太大了，我的存在引起的反应就够你受的。不过，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争论。”
我其实不相信他在撒谎。用一个病毒来处理掉我们两个人是很合理的做法。我想到自己是如何被利用的，甚至对“公司”产生了违心的敬意——这种利用方式有一种残忍、冷静的诚意——但是向拉戈说这种话似乎不是明智之举。 我说：“可是，如果你相信我现在对你没有危险了，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回去呢？你的价值依然能得到認可。一时软弱，一念之差，不代表你的职业生涯一定要就此结束。你的雇主都是非常务实的人，他们不会惩罚你的。他们只需要将来对你看得更紧一点。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你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同。”
拉戈起初似乎没有听我说话，随后却直视我，笑了起来。“你知道维克多·雨果是怎么评论哥伦比亚第一部宪法的吗？他说这是写给一个天使之国的。它只维持了二十三年——到了第二次，政客们就把眼光降低了。降低了很多。” 他背过身去，开始在酒吧前面来回踱步。两个背着自动武器的麦士蒂索①农民站在门前，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两人都在不停咀嚼着看起来像是古柯叶一样的东西。看到他们如此忠于传统，甚至令人有些安心。
我的牢房干净，布置不错，甚至还有在比弗利山庄风靡一时的生物反应器厕所。到目前为止，抓我来的人对我都不坏，但我隐约觉得拉戈在谋划不愉快的事情。把我交给贩卖“母亲”的毒枭？我依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交易，他把什么卖给他们才换来了埃尔尼多的一块区域和几十个保镖？更别说他认为这里比贝塞斯达的公寓和百万年薪还要好。
“如果你留在这里，你以为自己会做什么？建立你自己的天使之国？发展你自己的生物工程乌托邦？”我说。
“乌托邦？”拉戈停住脚步，再次歪嘴一笑，“不可能，这里怎么可能建起乌托邦呢？在这里你连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了，走路都能被绊倒。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乌托邦凭什么存在于此？既然没有人去建造——哪怕是个乖戾的家伙——这里怎么可能存在完美的社会模型，等着人们去发现呢？”
“你说得对。归根结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真诚对待自己的本性。看透文明和伪善道德的幌子，接受塑造我们的真正力量。”
拉戈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脸真的因为他的回应而烧红了——但愿只是因为我误读了他，没有赢得他的认可，而不是因为他在嘲笑我的唯一信仰。
“你知道我以前在美国都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这重要吗？”我知道得越少，活下去的概率就越大。
不过，拉戈还是说出来了。“我在寻找一种使成熟神经元回归胚胎化的方法。将它们重新转变为分化程度更低的状态，使它们表现出在胎儿大脑中的样子：在不同位点之间迁移，形成新的连接。说是一种治疗痴呆和中风的方法……虽然这项工作的资助者把它看成是迈向病毒武器、对大脑进行部分重新连线的第一步。我怀疑结果并不是非常精妙——没有病毒能把政治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但是各种使人失能或驯化的行为都有可能被编码打进一个很小的包里。”
“你就是把这东西卖给了贩毒集团？这样一来，下次他们的头目再被捕，就能绑架整座城市索要赎金？免得他们还要费劲刺杀法官和政治家？”
拉戈温和地说，“我把它卖给贩毒集团，不是作为武器。有传染性的军事版本并不存在。即使是原型——只能退化指定的神经元，但没有编程的变化——也过于笨重和脆弱，无法独立在外存活。还有其他技术问题。病毒没有多少繁殖优势，不足以对宿主脑部进行极为精细具体的修改；假如真的投放在人群中，把这些没用的垃圾都丢弃的突变体很快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
“我把它卖给贩毒集团，是作为一种产品。换句话说，我把它和他们最热门的商品结合在一起，把最后的结合物交给了他们。一种新的‘母亲’。”
“它能干什么？”他让我听得入了迷，尽管我这样问是在自掘坟墓。
“把大脑神经元的一个子集变成像‘白骑士’一样的东西。一样容易移动，一样灵活。不过，在建立紧密的新突触方面好得多，而不是仅仅让神经元之间的空间充斥着某一种选定的物质。它也不受饮食添加剂的控制，而是由它们自己分泌的分子控制。它们互相控制。”
我无法理解。“现有的神经元变得容易移动？现有的大脑结构……融化？你做的这个版本的‘母亲’，能把人的大脑变成浆糊——你还指望他们付钱给你？”
“不是浆糊。一切都属于一个紧密的反馈循环：激发这些改变的神经元，会影响它们分泌的分子的范围——这又反过来控制了附近突触的重新连接。当然，至关重要的监管中心和运动神经元依然保持原样。需要一个很强的信号来移动‘灰骑士’，他们可不会对随便什么心血来潮都做出回应。你需要至少一两个小时专心致志，才能对大脑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这与普通神经元对学到的行为和记忆进行编码的方式并没有根本不同——只不过更快，更灵活……而且更广泛。大脑的有些部分在十万年里都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只要半天就能完全改造。”
他停下来，和蔼地注视着我。我后颈的汗水变得冰冷。
“你已经用过病毒——？”
“当然。这就是我发明它的原因。为了我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为了进行自助神经外科手术？ 为什么不干脆把螺丝刀插到眼球底下，使劲捅一捅，直到你冷静下来？”我感到一阵恶心，“至少……可卡因和海洛因——就连‘白骑士’——都是利用天然受体，自然途径。对一个在进化史上完善了千百万年的结构，你却——”
拉戈被我逗乐了，但是这次他忍住没有当面笑话我。他温和地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航行就像在迷宫里绕圈子。这就是进化留给我们的：一个悲惨、混乱的监狱。可卡因、海洛因、酒精这些天然药物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修建通往几个死胡同的近路——或者，像LSD①那样，在迷宫的墙上装满镜子。‘白骑士’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把相同的效果用不同的方式包装起来。
“‘灰骑士’让你有能力随心所欲地重塑整个迷宫。它并不把你束缚在干瘪有限的情感库里，而是给你完全的权力。它让你掌控自己究竟是谁。”
我必须拼命才能压制住强烈的反感。拉戈决心瞎捣鼓自己的脑袋，那是他的问题。一些吸食“母亲”的吸毒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发明出一批新的垃圾毒品，与地下实验室的所有垃圾竞争，并不严格算是国家级别的悲剧。 拉戈友好地说，“我作为自己鄙视的人活了三十年。我太软弱，无力改变——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想成为什么样子。我曾经想过，如果认命，接受自己的弱点，接受自己的堕落，我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卑劣，没有那么虚伪了呢？ 但我始终没有认命。”
“难道你以为你已经清空了从前的个性，就像你清空计算机文件一样容易？那你现在是什么？圣人？天使？”
“不是。我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有‘灰骑士’在，你其实也不可能成为别的样子。”
我一时感到头晕目眩，怒气难遏。我扶住牢笼的栏杆，稳住自己的身体。
我说，“也就是說，你搅乱大脑之后，自我感觉更好了。你打算在这个伪造的丛林里度过下半辈子，与毒贩合作，骗自己说你已经完成了救赎，是吧？”
“下半辈子？也许吧。但我会看着世界。抱着希望。”
我差点噎住。“对什么的希望？你以为除了几个脑子有毛病的瘾君子以外，你的习惯还能传播给其他人？你认为‘灰骑士’能扫荡全球，让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还是你说谎——病毒其实有传染性，是不是？”
“没有。 但它给人们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一旦明白这一点，就会主动去找它。”
我怜悯地凝视着他。“人们想要的是食物、性爱和权力。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还记得你在《黑暗之心》中画线的那段话吗？你觉得那段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内心深处只是动物，只有几种简单的驱动力。其他一切都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拉戈皱起眉头，仿佛在努力回想那段引文，然后徐徐点头。他说：“你知道普通人的大脑有多少种不同的连线方式吗？不是一个相同大小的任意神经网络——而是一个真实的、可以运转的智人的脑，由真实的胚胎学和真实的经验塑造而成。大约有十的一千万次幂的可能性。一个庞大的数字：有大量的空间来改变个性和才能，大量的空间来编码不同人生的痕迹。
“但是，你知道‘灰骑士’会怎么改变这个数字吗？让它变成它的平方。这样一来，那些固定的、与“人性”有关的部分，也有机会变得不同，就像每个人的人生回忆都不相同一样。
“当然，康拉德是对的。那段话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在他写作的时候。放到现在来看，就不够深入了。因为，现在，一切人性都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恐怖’是黑暗之心，也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所有的“永恒真理”——从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的所有伟大作家的所有悲伤优美的领悟——都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我睁着眼躺在铺位上，听着蝉和青蛙的声音，想知道拉戈会怎么处置我。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谋杀，他就不会杀我——但愿他只是为了强化那种掌控自我的妄想。也许他会干脆把我扔在研究站外面——我可以向玛德琳·史密斯解释，那位哥伦比亚空军飞行员在空中被埃尔尼多病毒击垮，而我英勇地试图接管驾驶。
我回想整起事件，试图把故事理顺。飞行员的遗体永远不会被发现，法医的细节没有必要合情合理。
我闭上眼睛，回想自己打断他脖子的场面。那一丝悔恨再次笼罩了我。我烦躁地将它抛开。没错，我杀了他——还有几天前的那个女孩——在那之前还有十几个人。“公司”差一点点就把我处理掉了。因为这样做是有利的——而且是可行的。这就是世界的运行方式：权力总是被使用，国家总是征服国家，弱者总是被滥杀。其他的一切都是虚伪的自欺欺人。一百公里之外，哥伦比亚的交战派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假如拉戈真的用他自己特制的“母亲”感染了我？假如他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
只有在你的意愿让“灰骑士”移动的时候，它才会移动。我要想保持自己平安无事，只需要选择那一种命运。只希望做我自己：一个杀手，始终知道自己正面临最深刻的真相。拥抱野蛮和堕落，因为毕竟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停地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那个飞行员，那个女孩。
我只好什么也感觉不到——希望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那一个选择。
否则，我的一切都会像一堆沙子一样分崩离析，随风而逝。
一个守卫在黑暗中打了个嗝，然后吐了口痰。
夜晚在我面前伸向远方，就像一条失去方向的河流。
【责任编辑：虞北冥】
①译注（下同）：K-Mart 美国一家大众化廉价超级市场。
②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是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古巴国父。
③指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二战期间曾进行曼哈顿计划，研制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核武器。
④ Ska，一种发源于牙买加的流行音乐。
⑤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现代启示录》。
① 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
① D-麦角酸二乙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也称为“麦角二乙酰胺”，常简称为“LSD”，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
昔日的地图与数据库已经被淘汰。通过操纵水文和土壤化学影响植被、改变降雨和土地侵蚀的模式，地形完全改变了：普图马约河的河道变得不同，沼泽吞没了从前的道路，堤道在丛林中偷偷筑高。由于生物活动、地形地貌瞬息万变，即使是难得的埃尔尼多的叛逃者亲眼见证、亲口陈述的事实很快也会失去价值。卫星图像毫无意义，因为无论频谱高低，森林的林冠都会有意无意地抹去底下的一切光谱特征。
化学毒素和脱叶剂失去了用武之地。植物及其共生细菌可以对大多数毒素进行分析，重新编码其新陈代谢过程，使毒素无害化，或者转化为粮食——比那些农业战争专家发明新药的速度更快。生物武器遭到诱捕、破坏和驯化。在上次引入致命植物病毒的三个月后，它的大多数基因都出现在精密的埃尔尼多通信网络里，成为良性媒介的一部分。刺客改头换面变成信使。假如试图焚烧植被，火焰会立刻被二氧化碳隔绝熄灭；如果使用自氧化燃料，则会被更高端的阻燃剂扑灭。有一次，我们甚至注入了好几吨掺杂了强放射性同位素的营养物质，含有这些同位素的化合物与天然产物在化学上是无法区别的。我们用伽马射线成像技术跟踪结果是：埃尔尼多分离出含同位素的分子（分离依据可能是通过有机膜的扩散速率），将它们隔离和稀释之后，直接通过泵输送回外界。
因此，当我听说出生于秘鲁的生物化学家吉列尔莫·拉戈离开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带着高度机密的遗传工具（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产权主要属于他的雇主）进入埃尔尼多后失踪，我心想：这下终于有借口去干那件大事了。近十年来，公司一直主张对埃尔尼多进行热核修复。安全理事会本来会不假思索地批准。对该地区名义上具有权威的政府本来也会很高兴。成百上千的埃尔尼多居民有违反美国法律的嫌疑，而戈利诺总统渴望得到机会证明，无论她在家讲哪国语言，都能在边境以南采取强硬手段。她本来有可能走上事业巅峰，向全国人宣布，他们应该为“回归自然行动”而感到自豪——三万名背井离乡的农民，为了逃离哥伦比亚未宣而战的内战，来到埃尔尼多避难，永远免受马克思主义恐怖分子和毒枭的压迫——他们本来会歌颂她的勇气和决心。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实现。因为技术问题无法确保在下游的亚马逊圣地不会产生尴尬的副作用？换言之，可能会有备受关注的濒危物种在她的执政任期内走向灭绝？还是因为担心一些中东军阀将这一行为视为许可，从而肆无忌惮地用孱弱的、囤积已久的裂变武器来残害不听话的少数民族，破坏地区稳定？或者是因为害怕日本的贸易制裁，毕竟，狂热反核的生态市场商已经重新得势？
我没有看到地缘政治计算机模型的判决结果，我接收到的只是命令——在当地的凯马特①里，这条命令被编码进日光灯的闪烁模式中，插入货架上价格标签变化的间隔之间。我的左眼视网膜里的一个额外神经层将它解码。以超市通道黯淡而温和的颜色为背景，这条命令的文字呈现出血红色。
我要进入埃尔尼多，把吉列尔莫·拉戈带回来。
活着回来。
我打扮成当地房地产经纪人的样子，甚至戴着镀金的腕表式手机，发型也是三百美元价位中最难看的，来到拉戈所抛弃的、位于贝塞斯达的家中。贝塞斯达位于华盛顿北郊，刚刚进入马里兰州境内。这间公寓现代化且宽敞，布置整洁且不奢华。这大概就是根据工资减去赡养费的金额，优秀的营销软件会推销给他的那种公寓。
拉戈一直被归类为聪颖但不可靠的人，雖然有潜在的安全隐患，但是极具才能，工作出色，是不容浪费的人才。自从2005年哈佛毕业以来，他便受雇于大名鼎鼎的所谓的“能源部”，此后一直处于例行监视中——显然，这种监视过于例行公事了……话说回来，我也能理解，三十年清白无瑕的记录，难免引起一定程度的懈怠。拉戈从来没有试图隐瞒他的政治主张——他会谨言善行，但那是礼貌而非狡诈；他不穿切·格瓦拉②T恤去洛斯阿拉莫斯③——但是，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践行过他的政治信仰。
他的客厅墙上喷涂着一幅近红外的壁画（大多数时髦的十四岁华盛顿少年能看到它，但他们的父母未必能）。这幅画的原作是臭名昭著的李兴祥的《新世界秩序英雄的平面镶嵌》，这张数字图像曾在世纪之交传遍电脑网络：九十年代初的政治领袖，赤身裸体，相互交错——埃舍尔与《爱经》的融合。他们互相将热气腾腾的粪便投入对方空洞的脑壳中——借鉴了德国讽刺画家乔治·格罗兹的作品；伊拉克独裁者手持小镜子欣赏自己的面容——活脱脱是当代杂志封面的精确复制品。他的胡子被描绘得恰似希特勒；美国总统水平地拿着一个沙漏，摆好姿势随时把它倾斜过来。沙漏里满是憔悴的人质，用这种手段从他的前任手中夺得了选战的胜利。画面上每个人物都硬塞进某个位置——直到最下面的澳大利亚总理，被描绘成一只阴虱，（徒劳地）拼命用它的小嘴咬住硕大的总统鸡巴。我可以想象，假如对拉戈的叛逃进行调查，这样的事情足以让参议院的一些新麦卡锡主义保守派勃然大怒——但是我们当初又该怎么做呢？难道拒绝雇用他，就因为他有一条印着《格尔尼卡》的茶巾？
拉戈在动身前格式化了公寓中的每一台计算机，包括娱乐系统——但我已经知道他在音乐方面的口味，因为我听过数小时的监控音频节选，都是难听的朝鲜斯卡④音乐。没有值得称道的革命性的民族团结，也没有挥之不去的安第斯山脉管乐，很遗憾——我其实更喜欢后者。他的书架上摆着几本残破的生物化学大学教材，大概是为了怀旧而留下的，还有几十本发霉的文学经典以及大量诗集：有英语、西班牙语、德语的；有黑塞、里尔克、瓦列霍、康拉德，还有尼采的。没有一本现代作品——没有一本2010年以后印刷的。拉戈对家庭管家说了几句话，便抹去了他拥有过的一切作品的电子档，一笔勾销了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一切个人痕迹。 我匆匆浏览残存的书籍，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在一本教材中，一行铅笔的字迹对鸟嘌呤的结构进行了修正……在《黑暗之心》⑤中，有一段文字下面划了线。叙述者马洛正在思索一件神秘的事情，那就是在汽船上，用来充饥的变质河马肉被人扔进水里之后，来自食人族部落的仆人为什么没有造反且吃掉他。毕竟：
“没有哪种恐惧可以抵抗饥饿，也没有哪种耐心可以消磨饥饿，厌恶根本不能与饥饿并存；至于迷信、信仰以及你们所谓的原则，它们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我无法反驳这段话——但是我不明白拉戈为什么认为这段话重要。也许当时他试图为自己从五角大楼领取第一笔研究基金找个合理说辞，这句话刚好引起了他的共鸣？画线的墨迹已经褪色，而这本书本身是早在2003年印刷的。我更希望获得他消失前十四天的日记副本——可惜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他的家用计算机并没有被严格监控。
我坐在他书房的桌前，盯着空白的工作台屏幕。拉戈出生在利马的中产阶级家庭，家人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和非常温和的左派。他的父亲是《秘鲁商业报》记者，2029年死于脑血栓。他母亲七十八岁仍担任国际矿业公司的律师——业余时间帮助失踪激进分子的家人，提出人身保护令的动议。她的雇主之所以容忍这个爱好，是为了用低成本获得公关道德加分。吉列尔莫·拉戈还有一个哥哥，是一名退休的外科医生；一个妹妹，是小学老师。他们两人在政治上都不活跃。
拉戈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在瑞士和美国完成的。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在政府机构、生物技术企业和学术界从事了一系列研究工作——这些职位背后，基本都是相同的赞助者。现在，他五十五岁，离婚三次，仍无子女，只有偶尔拜访亲戚时才会回到利马。
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分子遗传学的军事应用——起初他并不知情，很快便醒悟过来——但到底是什么促使他突然叛逃去埃尔尼多？如果他长期以来一直都能让国防研究和虔诚的自由主义情绪这两种矛盾思想和谐共处，他对情绪的掌控必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正如他最新的心理学档案所显示：他对自己科学成就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这平衡了为军所用的自我厌恶感——迹象表明，这种内心冲突衰减为纯粹的冷漠。这种变化在业界屡见不鲜。他似乎早已承认——在内心深处，三十年前——自己的“原则”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也许，他最近终于决定，反正都是出来卖的，干脆做个真正的婊子，把技术卖给出价最高者——哪怕这意味着将遗传武器偷运给贩毒集团。我倒是看过他的财务记录，没有税务欺诈，没有赌博负债，没有证据表明他入不敷出。背叛他的雇主——正如当年他背叛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加入他们一样——可能更像是一个虚无主义的姿态……说实话，很难想象金钱会对他产生多大的诱惑。那么埃尔尼多又会给他提供什么？一个有编号的卫星账户，一个在巴拉圭的新身份？在第三世界财阀政坛的外围，享受一切丑恶的生活樂趣？他原本可以在他曾选择移居的这个国家度过退休生活，一切应有尽有，偶尔在没人阅读的左翼网络杂志上发表一两篇辛辣的文章安抚自己的良心。也许终有一天还可以说服自己：如果这个国家能给他提供如此无拘束的言论自由权利，那么他为了保卫它而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它应得的。
然而，他为了保卫这个国家做了哪些事情——他研发并偷走了什么工具——我无权知晓。
夜幕降临，我锁上公寓门，沿威斯康星大道南下。华盛顿活过来了，街头满是寻找避暑去处的行人。城市的夜晚充满迷幻。青少年戴着生物发光共生体招摇过市，太阳穴、脖颈和鼓胀的前臂肌肉的血管都闪烁着电蓝色的光，犹如行走的血液循环图，并故意变成高血压来增强视觉效果。还有人使用视网膜共生体将红外线转换成可见光，他们的眼睛在阴影中闪烁红色，像吸血鬼一样。
还有其他人，虽然不太明显，满脑子都是“白骑士”。
骨髓中的干细胞受到“母亲”（一种基因工程制造出的逆转录病毒）感染，会产生某种介于早期神经元和白细胞之间的物质“白骑士”。这种“白骑士”分泌出用于通过血脑屏障所必需的细胞因子。一旦通过，细胞粘附分子将它们引导到靶点，那里充斥着选定的神经递质——甚至与真正的神经元形成临时的准突触。通常，吸毒者的血液中同时具有六个以上的亚型，每一个亚型都由特定的可食用添加剂激活：这些化学物质廉价、无害、完全合法，但并非天然存在于人体内。通过按正确比例混合并摄入无害人造色素、调味剂和防腐剂，吸毒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调节其神经化学反应——直到“白骑士”正常凋亡，这时就需要再来一剂“母亲”了。
“母亲”可以吸食，也可以静脉注射……但最有效的用法是刺穿骨头并将其直接注入骨髓——即使病毒本身没有污染和掺假，这也是一件极具痛苦、麻烦且危险的事情。好货来自埃尔尼多，劣质货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地下实验室。在那里，基因黑客试图迫使感染“母亲”的细胞培养物繁殖出一种病毒，可是“母亲”却被特意设计使得这种做法无法得逞——结果，生产出大批突变株，极其容易诱发白血病、星形细胞瘤、帕金森病以及各种新奇的精神病。
穿过闷热黑暗的城市，望着放纵快乐的人群，我忽然感觉到一种穿透性、梦幻般的澄明。我一半感到麻木、沉重、空白——一半又极度兴奋，仿佛看透了一切。我似乎能够看穿周围人的隐秘形象，看得比发光的血流更深。我能用视线穿透他们的骨头。
深入骨髓。
我开车来到以前来过的一个公园边缘，在车里等待。我已经为我的新角色换好装束。年轻人咧嘴笑着大步走过，有些人瞥见这辆2025年版的银色福特纳赛瑟斯，赞赏地吹起口哨。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草地上不知疲倦地独自跳舞——喝可口可乐喝高了，一看就不是假装的。
没过多久，一个女孩走近车子，蓝色的血管在她赤裸的手臂上闪烁。她俯身凑到窗前，用询问的眼神望向车里。
“你有什么？”她十六七岁，身材苗条，黑眼睛，咖啡色皮肤，淡淡的拉丁裔口音。她完全可以当我的妹妹。
“南方彩虹。”
“南方彩虹”拥有“母亲”的全部十二种主要基因型，埃尔尼多直接供货，无掺杂，只有葡萄糖。“南方彩虹”——再加上一点快餐——足以带你飞到任何地方。 女孩狐疑地看着我，伸出右手，手掌向下。她戴着一枚镶有一大块多面宝石的戒指，宝石中心有一个小坑。我从手套箱里拿出一个小袋子，晃了一下，把它撕开，把一点点粉末倒在坑里。然后，我俯下身，用唾液润湿样品，握着她冰冷的手指，稳稳端住她的手。“宝石”的十二面立即开始发光，每一面都有不同的颜色。小坑中的免疫电传感器，即涂有抗体的微小电容器，能够识别“母亲”不同品系的蛋白质外壳上的几个位点——特别是造假者最难伪造成功的位点。
然而，如果有足够好的技术，那些蛋白质与内部的核糖核酸其实可以毫无关系。
那女孩似乎很满意，她的神情充满了期待。我们谈好价格。实在太低了，她应该会怀疑才对。
把小袋子递给她之前，我直视她的眼睛。
“你为什么需要这种垃圾？世界就是世界。你应该面对真实的世界，接受真实的它：野蛮而可怕。你要坚强。不要自欺欺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
她嘲笑我明显的伪善，但她对自己的幸运感到非常高兴，所以并没有发火。“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是一个糟糕的世界。”她把钱塞进我手中，瞪大眼睛故作真诚地补充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吸‘母亲’，我保证。”
我将致命的病毒递给她，目送她走过草地，消失在阴影里。
从波哥大送我南下的那位哥伦比亚空军飞行员，似乎不太乐意为美国缉毒局官员冒生命危险。距离边界七百公里，一路上经过五个不同的游击队组织的占领区：没有几个城镇，取而代之的是几百个可能有火箭筒的地点。
“我的曾祖父，”他不无酸楚地说，“死在他妈的朝鲜，为了道格拉斯·他妈的·麦克阿瑟将军。”我不知道这是想表示自豪，还是想暗示我们欠他们的。也许两者皆有。
直升机静得瘆人，装着的相控吸声器看起来像巨型扬声器，却吞没了绝大部分的叶片噪音。碳纤维机身表面覆盖着一层昂贵的变色龙网络聚合物——尽管将机身全都涂成天蓝色可能也能藏匿于天空之中。吸热化学混合物积聚了发动机的废热，然后大约每隔一小时便通过抛物面散热器向天空排出一股集中气流。游击队员无法使用卫星图像，他们也不敢使用雷达。因此我断定，我们的死亡几率低于普通的波哥大上班族。在首都，公共汽车都时常毫无预警地爆炸，每周两到三次。
哥伦比亚正四分五裂，五十年代的暴力历史重演。虽然所有重大的恐怖主义破坏活动都是由有组织的游击队进行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死亡事件都是由两个主流政党互相屠杀造成的，是过去几代暴行导致的冤冤相报。真正引发当前这一轮流血冲突的组织，其实几乎没有多少支持者。西蒙·玻利瓦尔军是疯狂的右翼极端主义组织，他们想“重新联合”已经分离两个世纪的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并将秘鲁和玻利维亚也拉下水，从而实现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之梦。然而，通过暗杀总统马林，他们触发了与这一荒唐理想背道而驰的一系列事件：罢工，示威，街头斗殴，宵禁，军事管制。紧张的投资者遣返外资，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当地金融体系崩溃。然后，暴力事件急剧增加。从准军事性的暗杀小组到毛派分裂团体，每个人似乎都相信时机终于来了。
我连一颗出膛的子弹都没怎么看见——但是自从我进入这个国家的那一刻起，酸水就在我的肚子里翻腾；令人头晕、无穷无尽的肾上腺素就在我的血管里不断奔涌。我感到迷醉，兴奋……充满活力。我就像孕妇一样极为敏感：我可以闻到无处不在的血腥味。当隐藏在一切人类事务背后的权力斗争终于突破表面，终于撕破表皮时，就像见证一只巨大的原始生物从海洋中缓缓升起。令人着迷，令人震惊。令人恶心——也令人振奋。
直面事实真相，总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空中，没有迹象能够明确表明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之前的两百公里，我们一直在雨林上空——为了给种植园、矿山、牧场、木材厂腾出空间，雨林被一小块一小块地清除，被金属线一样的河流割裂。但是大部分地方，雨林都更像是无边无际蔓延的西兰花。埃尔尼多允许自然植被在其周围蓬勃生长，然后模仿自然植被的样子……正因如此，在它的边缘采样并不能高效地收集到真正适用于分析的遗传样本。然而，即使是使用专门为此而制造的机器人（已经损失了几十个），也很难渗透其中进行研究。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暂时采用边缘的样本，除非再有几名国会议员被拍摄到强奸幼女，进而被说服对增加经费投赞成票。在缺乏定期从中心飘移出来的化学和病毒信息的情况下，大多数基因工程改造过的植物组织会自毁，以保证它们仍然在“原位”。缉毒局的研究设施主体始终位于远离埃尔尼多中心的位置，这些加压建筑物和实验地块位于边境线的哥伦比亚一侧，丛林中通过爆破清空的一片空地上。通电的围栏顶部没有尖刺，而是拐了九十度的弯，变为通电的屋顶，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金属丝网笼子。直升机坪位于场地的中心，在这里，大笼子里的小笼子可以临时向天空敞开片刻。
研究室主任玛德琳·史密斯带我到处参观。在户外，我们都穿着密封的生化防护服——如果我在华盛顿接受的人体改造确实具有承诺的效果，那么這么做就是多此一举。寿命短暂的埃尔尼多防御病毒偶尔会扩散到这么远的地方，它们完全不致命，但是可能会让没进行预防接种的人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森林的设计者在生物“自卫”和明确的军事行为之间仔细拿捏分寸。一直以来，游击队都躲藏在基因工程打造的丛林中，并通过参与出口“母亲”来募集资金——但是，埃尔尼多的技术从未公然用于创造致命病原体。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里培育的幼苗，有望获得一种稳定的埃尔尼多表型，我们称之为‘贝塔十七号’。”这些毫不起眼的灌木丛长着深绿色的叶子和暗红色的浆果。史密斯用手指向旁边的一排排类似相机的仪器。“实时显微红外光谱仪。它能判断出中等规模的核糖核酸转录，也就是在足够多的细胞中同时出现核糖核酸的骤增。我们将这些数据与气相色谱记录相互匹配，后者可以显示从核心飘移出来的分子的移动范围。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植物正在感受埃尔尼多的信号的反应——包括启动一个基因，合成一种蛋白质——那么我们也许能够阐明其中的机制，并最终切断这一过程。” “为什么不能只是……对DNA进行完整测序，然后按照基本原理来推断呢？”我需要对方把我当成一名刚走马上任的管理者，前来突击检查，核对诸如镀金回形针数目之类的事情，但是我很难把握应该装得多么无知。
史密斯礼貌地笑了笑。“埃尔尼多的DNA受到酶的保护，只要有一丁点的细胞受损的迹象，酶就会将DNA摧毁。此时此刻，我们对它测序的成功机率就像……通过尸检来阅读你的思想一样。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酶是如何工作的，还有很多事要做。四十年前，当贩毒集团开始投资生物技术时，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仿制。他们从世界各地的合法实验室把最好的人才哄骗到这里——不但给出更高的薪资，而且允许更自由的创新，提供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埃尔尼多的专利性发明可能与同时期的整个农业科技界一样多，而且更加令人兴奋。”
这就是拉戈来这里的理由吗？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但是，埃尔尼多已经完成了研发，挑战已经结束，进一步的工作都只是改进而已。何况他已经五十五岁，肯定知道最有创造力的岁月早已离他而去。
我说：“我想，贩毒集团得到的比要得更多吧。技术让他们的生意徹底改头换面了。以前那些容易成瘾的毒品都太容易生物合成了——太便宜，太纯净，太容易制造——也就不赚钱了。仅靠毒瘾的生意不火了。现在唯一真正好卖的东西是新鲜感。”
史密斯将粗壮的手臂挥向笼子外高耸的森林，面朝东南，虽然那些森林看起来都一样。“埃尔尼多确实超越了他们的期待。他们最初想要的，只不过是在更低海拔下长得更好的古柯植物，以及一些经过基因修饰、更方便伪装成种植园和实验室的植被。结果，他们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小国，全都是基因黑客、无政府主义者和难民。甚至贩毒集团也只能控制某些地区，当初的遗传学家有半数已经出走，各自建立了小的丛林乌托邦。至少有十几个人知道如何对植物进行编程——如何开启新的基因表达模式，如何监听它们的通信网络——有了这些，你就可以圈地称王。”
“就像是一种类似萨满教的神秘权力，能够指挥森林的灵魂？”
“没错。不同的是，它真的有效。”
我哈哈大笑。“你知道什么最能安慰我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真正的亚马逊，真正的丛林，最终都会让它们消失得一干二净。亚马逊已经存在了——多久来着？两百万年吧？各自的小乌托邦？哈！只要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埃尔尼多就会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史密斯没有回答。在沉默中，我可以听到甲虫在四面八方发出单调的咔嗒声。波哥大位于高原之上，天气阴冷。而这里，俨然像华盛顿一样闷热。
我瞄了一眼史密斯，她说：“当然，你说的对。”但她听起来一点都不信服。
早上，吃过早餐，我告诉史密斯可以放心，我看到一切都很正常。她忧心忡忡地笑了。我想她已经怀疑我是个冒牌货，但这并不重要。我仔细听了科学家、技术员和士兵的闲聊，吉列尔莫·拉戈这个名字一次也没出现过。如果他们都不认识拉戈，那就几乎不可能猜到我的真正目的。
刚过九点钟，我动身出发。透过场地周围的树林空隙，斑驳的阳光洒在地面上，像极光一样摇曳不定。当我们出现在树冠上方时，就像是从雾气笼罩的黎明走进了阳光灿烂的正午。
飞行员不情愿地绕过了埃尔尼多的中心。“我们现在在秘鲁的领空，”他得意地说，“你想不想引发外交事件？”他似乎觉得这种想法很有吸引力。
“不想。飞得低一些。”
“没什么可看的。连河都看不到。”
“再低。”西兰花越来越大，然后突然对焦成功。原本浑然一体的绿色，变成不同的分支，实在而具体。这出奇地令人震惊，就像透过显微镜观察无聊而熟悉的物体，忽然看到它展示出奇异的独特性质。
我抬起手，打断了飞行员的脖子。他很意外，从牙缝里嘶嘶地倒抽气。我心里哆嗦了一下，既是恐惧，也有一丝悔恨。自动驾驶仪开始运行，让我们悬停在半空中。我花了两分钟解开那人的安全带，把他拖进货舱，然后在他的座位坐下。
我卸下螺丝，拆开仪表板，插入一枚新的芯片。它将通过卫星向北方的空军基地发送假的数字日志，佯装我们正迅速下降、失去控制。
真实情况并没有太大区别。在一百米处，我撞上了一根树枝，撞断了机身前部的一根螺旋桨叶。计算机英勇地做出了补救，对情况反复进行建模，对剩下的桨叶的活动表面进行修剪——每隔五秒钟都会发生可怖的撞击，造成更大的破坏，但是其他时间段内无疑效果不错。吸声器失去控制，与发动机相位时而同步，时而不同步，噪音不时在丛林中轰响。
离地五十米时，直升机缓缓旋转，平稳得奇怪。眼前茂密的树冠像是悠长的电影摇摄镜头。二十米，自由落体。气袋在我周围膨胀，挡住了视野。我多此一举地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支离破碎的祈祷语涌入我的脑海——那是童年的遗迹，刻在大脑里的残影，没有意义，但是无法抹去。我想：如果我死了，丛林会占有我。我是肉，我是谷壳。再也没有什么可评判的。当我记得这根本不是真正的丛林时，我已不再坠落。
气囊放气瘪掉，我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汪洋，淹没森林。两个螺旋桨之间的一块顶棚面板掀飞出去，像垂死飞行员的最后一口气一样嘶嘶作响，然后像缓慢坠落的风筝一样飘下来，反射周围的颜色，变成脏兮兮的银色、绿色和棕色。
救生筏有桨、食物储备和信号弹——还有无线电信标。我把信标解开，留在残骸里，然后把飞行员搬回他的座位。与此同时，水开始涌入机舱，他将葬身水底。
然后我起航，顺流而下。
埃尔尼多将曾经适合通航的普图马约河分割成了令人晕头转向的迷宫。棕榈树和橡胶植物覆盖在刚刚升高不久的土地上，褐色的水在其间缓慢蜿蜒流过。在被水淹没的河岸上，最早的树木——巧克力色的硬木物种（早于遗传学家，但不一定未经修改）——在矮树丛顶上高高耸立，望不见顶。
我的颈部和腹股沟的淋巴结热烈地搏动着，虽然激烈但是令人放心，这说明经过改造的免疫系统正在应对埃尔尼多的病毒攻击，大量生成数千个新的杀伤性T淋巴细胞克隆，而不是小心翼翼地等待抗原介导的反应。假如在这个状态持续几个星期，很可能会有一个克隆细胞逃过清除过程，让我患上一种新型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我不打算待这么久。 鱼搅动了污浊的水体，浮上来捕捉水面栖息的昆虫或漂浮的种荚。远处，盘成厚厚一团的蟒蛇从悬垂的树枝上滑落，懒洋洋地滑入水中。在橡胶植物之间，蜂鸟悬停在紫色兰花的大口里。据我所知，这些生物没有被篡改，它们依然生活在人工修改过的森林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口香糖，它有大量的甜蜜素，慢慢地激发了我自己的“白骑士”。热气与腐烂的植物的臭味似乎淡去了，因为我脑中有一些嗅觉通路被麻痹，而另一些则变得更加敏感——一种内部过滤器开始起作用，使我鼻黏膜中那些受体传来的信号得到增强，在丛林里各种令人分心的气味中脱颖而出。
忽然间，我闻到手上和衣服上的死亡飞行员的气味，他的汗水和粪便挥之不去的痕迹——以及蜘蛛猴在我周围的树枝上留下的信息素，像尿液一样刺鼻而独特。我把这当作演习，向气味最新鲜的方向划动救生筏，追踪了十五分钟，直到终于听见警报的吱吱声，瞥见两团瘦长的灰褐色身影消失在前面的树叶中。
我自己的气味被掩盖了，我的汗腺中的共生体正在消化所有的特征分子。然而，这类细菌存在长期的副作用。最新的情報表明，埃尔尼多的居民不屑于用它。当然，拉戈也有可能非常多疑，所以自己带来一套。
我盯着猴子逃跑的方向看，心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捕捉到另外一个活人的气息。即使是逃避暴力来到北方的文盲农民，也会对这里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现状有所见闻，心里也会大致有一张地形地貌的草图。
救生筏开始发出徐缓的呼啸声，空气从一个密封舱逸出。我滚进水里，完全没入水下。在一米深的地方，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我等待着，倾听着，却只能听见鱼儿跃出水面的柔和的扑通声。岩石不可能刺透筏身的塑料，刚才那只能是一颗子弹。
我漂浮在凉爽、浑浊、沉默之中。水能够隐藏我身体的热量，我也可以维持十分钟不呼气。问题是，应该冒着引起水流波动的风险游离救生筏，还是应该耐心等待。
有什么东西蹭了我的脸一下，是尖利的薄片。我没有理会。又来了一次。感觉不像鱼，不像任何活的东西。第三次，在它漂走时，我抓住了它。原来是一块几厘米宽的塑料。我触摸它的边缘，有的地方锋利，有的地方柔软。就在这时，这块碎片在我的手碎成两片。
我游出几米远，然后小心翼翼地浮出水面。救生筏正在腐烂，塑料脱落在水中，就像皮肤溶解在酸中一样。聚合物理应保持交联状态，没有任何生物降解的机会——但是显而易见，埃尔尼多细菌菌株已经找到了降解的方法。
我仰面浮在水上，一面深呼吸来清除二氧化碳，一面想象如何步行完成任务。头顶的树冠似乎摇摆不定，仿佛有蒸腾的热气，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手脚莫名其妙地变得温暖而沉重。我忽然想到，如果没有关闭百分之九十的嗅觉范围，我可能会闻到什么。我想：如果我培育出一种能够消化外来物质的细菌，我会希望它在遇到这样一顿饭的同时做什么？把闯入者变成残废？用生化信号来广播这件事的消息？
来了六个大汗淋漓的人，我能闻到他们的刺鼻气味，却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水里，让他们把我捞出来。
从河里出来以后，我被抬上担架，蒙上眼睛，绑上绳子。我听不到任何人说话。我本来能用抬着我的人的脚步节奏来判断前进的速度，或者通过阳光照在我侧脸上的信息来猜测我们的前进方向……但是在细菌毒素引起的幻觉中，我越努力理解这些线索，就越感到迷惑和糊涂。
有一次，当队伍停下来休息时，好像有人在我身边蹲下——在我身体上挥动了一个扫描装置。通过聚合物应答器植入处的一丝发热，这种猜测得到了证实。应答器是无源器件——它们在卫星微波突发信号中的谐振回波能够用于分辨信息。扫描装置发现了它们，把它们全都烧毁了。
傍晚，他们给我摘下眼罩。他们已经确保我完全迷失方向了吗？确保了我永远不会逃跑？或许只是向我炫耀埃尔尼多的凯旋建筑？
经过沼泽地里隐藏的小路时，我不停地低头看。淤泥几乎要没过抓我的人的靴子，他们并没有走旁边的一条貌似安全的干燥高地。
夜晚越来越近，密密麻麻的荆棘灌木丛似乎不再挡路，而是为我们让行。口香糖的作用渐渐消退，让我分辨出我们是在一团类似酯类的甜味化合物的云雾中移动。我分辨不清它是从气瓶喷射到空气中的，还是由一个皮肤或者肺或者肠子里有共生体的队员身上排放出来的。
村庄几乎无法察觉地从人造丛林中冒出。地面——我可以感觉到——一步一步变得异常坚实和平坦。树木的布置越来越有微妙的秩序——没有形成笔直的林荫大道，而是越来越零星错开。然后，我开始瞥见左右两侧的“偶然”的林中空地，上面有“天然”的木制建筑，或者反光的生物聚合物棚屋。
在一个棚屋门口，我被放在地上。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弯腰凑近我，他瘦而精壮，没刮胡子，手拿一把闪闪发光的猎刀。在我眼里，他完全是人类的兽性、征服欲和杀戮欲的化身。
他说，“朋友，我们就从这里把你的血全都抽干。”他咧嘴大笑，蹲了下来。这话说得，我差点被自己充满恐惧的体味，还有共生体猛烈增生的气味熏晕。但他松开我的双手，补充说，“然后再把它全都输回来。”他把一只手臂塞进我的身体底下，搂住我的肋部，把我从担架上扶起来，带进那座建筑物。
吉列尔莫·拉戈说，“原谅我没有和你握手。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把你清理干净了，但是我不想冒险与你身体接触，以防残余的病毒让你的超强免疫系统造反。”
他其貌不扬、眼神忧伤。瘦，矮，还有点秃。我迈步走向我们之间的木制栏杆，向他伸出一只手。“随时都可以接触。我从来没有携带过病毒。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说辞吗？”
他耸耸肩，毫不在意。“会死的是你，又不是我——尽管我确信它是给我们两个人准备的。它可能是锁定了我的基因型，但你携带的量太大了，我的存在引起的反应就够你受的。不过，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得争论。”
我其实不相信他在撒谎。用一个病毒来处理掉我们两个人是很合理的做法。我想到自己是如何被利用的，甚至对“公司”产生了违心的敬意——这种利用方式有一种残忍、冷静的诚意——但是向拉戈说这种话似乎不是明智之举。 我说：“可是，如果你相信我现在对你没有危险了，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回去呢？你的价值依然能得到認可。一时软弱，一念之差，不代表你的职业生涯一定要就此结束。你的雇主都是非常务实的人，他们不会惩罚你的。他们只需要将来对你看得更紧一点。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你都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同。”
拉戈起初似乎没有听我说话，随后却直视我，笑了起来。“你知道维克多·雨果是怎么评论哥伦比亚第一部宪法的吗？他说这是写给一个天使之国的。它只维持了二十三年——到了第二次，政客们就把眼光降低了。降低了很多。” 他背过身去，开始在酒吧前面来回踱步。两个背着自动武器的麦士蒂索①农民站在门前，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两人都在不停咀嚼着看起来像是古柯叶一样的东西。看到他们如此忠于传统，甚至令人有些安心。
我的牢房干净，布置不错，甚至还有在比弗利山庄风靡一时的生物反应器厕所。到目前为止，抓我来的人对我都不坏，但我隐约觉得拉戈在谋划不愉快的事情。把我交给贩卖“母亲”的毒枭？我依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交易，他把什么卖给他们才换来了埃尔尼多的一块区域和几十个保镖？更别说他认为这里比贝塞斯达的公寓和百万年薪还要好。
“如果你留在这里，你以为自己会做什么？建立你自己的天使之国？发展你自己的生物工程乌托邦？”我说。
“乌托邦？”拉戈停住脚步，再次歪嘴一笑，“不可能，这里怎么可能建起乌托邦呢？在这里你连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了，走路都能被绊倒。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乌托邦凭什么存在于此？既然没有人去建造——哪怕是个乖戾的家伙——这里怎么可能存在完美的社会模型，等着人们去发现呢？”
“你说得对。归根结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真诚对待自己的本性。看透文明和伪善道德的幌子，接受塑造我们的真正力量。”
拉戈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的脸真的因为他的回应而烧红了——但愿只是因为我误读了他，没有赢得他的认可，而不是因为他在嘲笑我的唯一信仰。
“你知道我以前在美国都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这重要吗？”我知道得越少，活下去的概率就越大。
不过，拉戈还是说出来了。“我在寻找一种使成熟神经元回归胚胎化的方法。将它们重新转变为分化程度更低的状态，使它们表现出在胎儿大脑中的样子：在不同位点之间迁移，形成新的连接。说是一种治疗痴呆和中风的方法……虽然这项工作的资助者把它看成是迈向病毒武器、对大脑进行部分重新连线的第一步。我怀疑结果并不是非常精妙——没有病毒能把政治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但是各种使人失能或驯化的行为都有可能被编码打进一个很小的包里。”
“你就是把这东西卖给了贩毒集团？这样一来，下次他们的头目再被捕，就能绑架整座城市索要赎金？免得他们还要费劲刺杀法官和政治家？”
拉戈温和地说，“我把它卖给贩毒集团，不是作为武器。有传染性的军事版本并不存在。即使是原型——只能退化指定的神经元，但没有编程的变化——也过于笨重和脆弱，无法独立在外存活。还有其他技术问题。病毒没有多少繁殖优势，不足以对宿主脑部进行极为精细具体的修改；假如真的投放在人群中，把这些没用的垃圾都丢弃的突变体很快就会占据主导地位。”
“那么……？”
“我把它卖给贩毒集团，是作为一种产品。换句话说，我把它和他们最热门的商品结合在一起，把最后的结合物交给了他们。一种新的‘母亲’。”
“它能干什么？”他让我听得入了迷，尽管我这样问是在自掘坟墓。
“把大脑神经元的一个子集变成像‘白骑士’一样的东西。一样容易移动，一样灵活。不过，在建立紧密的新突触方面好得多，而不是仅仅让神经元之间的空间充斥着某一种选定的物质。它也不受饮食添加剂的控制，而是由它们自己分泌的分子控制。它们互相控制。”
我无法理解。“现有的神经元变得容易移动？现有的大脑结构……融化？你做的这个版本的‘母亲’，能把人的大脑变成浆糊——你还指望他们付钱给你？”
“不是浆糊。一切都属于一个紧密的反馈循环：激发这些改变的神经元，会影响它们分泌的分子的范围——这又反过来控制了附近突触的重新连接。当然，至关重要的监管中心和运动神经元依然保持原样。需要一个很强的信号来移动‘灰骑士’，他们可不会对随便什么心血来潮都做出回应。你需要至少一两个小时专心致志，才能对大脑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这与普通神经元对学到的行为和记忆进行编码的方式并没有根本不同——只不过更快，更灵活……而且更广泛。大脑的有些部分在十万年里都没有发生改变，现在只要半天就能完全改造。”
他停下来，和蔼地注视着我。我后颈的汗水变得冰冷。
“你已经用过病毒——？”
“当然。这就是我发明它的原因。为了我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为了进行自助神经外科手术？ 为什么不干脆把螺丝刀插到眼球底下，使劲捅一捅，直到你冷静下来？”我感到一阵恶心，“至少……可卡因和海洛因——就连‘白骑士’——都是利用天然受体，自然途径。对一个在进化史上完善了千百万年的结构，你却——”
拉戈被我逗乐了，但是这次他忍住没有当面笑话我。他温和地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航行就像在迷宫里绕圈子。这就是进化留给我们的：一个悲惨、混乱的监狱。可卡因、海洛因、酒精这些天然药物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修建通往几个死胡同的近路——或者，像LSD①那样，在迷宫的墙上装满镜子。‘白骑士’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把相同的效果用不同的方式包装起来。
“‘灰骑士’让你有能力随心所欲地重塑整个迷宫。它并不把你束缚在干瘪有限的情感库里，而是给你完全的权力。它让你掌控自己究竟是谁。”
我必须拼命才能压制住强烈的反感。拉戈决心瞎捣鼓自己的脑袋，那是他的问题。一些吸食“母亲”的吸毒者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发明出一批新的垃圾毒品，与地下实验室的所有垃圾竞争，并不严格算是国家级别的悲剧。 拉戈友好地说，“我作为自己鄙视的人活了三十年。我太软弱，无力改变——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想成为什么样子。我曾经想过，如果认命，接受自己的弱点，接受自己的堕落，我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卑劣，没有那么虚伪了呢？ 但我始终没有认命。”
“难道你以为你已经清空了从前的个性，就像你清空计算机文件一样容易？那你现在是什么？圣人？天使？”
“不是。我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子。有‘灰骑士’在，你其实也不可能成为别的样子。”
我一时感到头晕目眩，怒气难遏。我扶住牢笼的栏杆，稳住自己的身体。
我说，“也就是說，你搅乱大脑之后，自我感觉更好了。你打算在这个伪造的丛林里度过下半辈子，与毒贩合作，骗自己说你已经完成了救赎，是吧？”
“下半辈子？也许吧。但我会看着世界。抱着希望。”
我差点噎住。“对什么的希望？你以为除了几个脑子有毛病的瘾君子以外，你的习惯还能传播给其他人？你认为‘灰骑士’能扫荡全球，让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还是你说谎——病毒其实有传染性，是不是？”
“没有。 但它给人们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一旦明白这一点，就会主动去找它。”
我怜悯地凝视着他。“人们想要的是食物、性爱和权力。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还记得你在《黑暗之心》中画线的那段话吗？你觉得那段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内心深处只是动物，只有几种简单的驱动力。其他一切都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拉戈皱起眉头，仿佛在努力回想那段引文，然后徐徐点头。他说：“你知道普通人的大脑有多少种不同的连线方式吗？不是一个相同大小的任意神经网络——而是一个真实的、可以运转的智人的脑，由真实的胚胎学和真实的经验塑造而成。大约有十的一千万次幂的可能性。一个庞大的数字：有大量的空间来改变个性和才能，大量的空间来编码不同人生的痕迹。
“但是，你知道‘灰骑士’会怎么改变这个数字吗？让它变成它的平方。这样一来，那些固定的、与“人性”有关的部分，也有机会变得不同，就像每个人的人生回忆都不相同一样。
“当然，康拉德是对的。那段话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在他写作的时候。放到现在来看，就不够深入了。因为，现在，一切人性都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恐怖’是黑暗之心，也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所有的“永恒真理”——从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的所有伟大作家的所有悲伤优美的领悟——都比微风中的谷壳还要轻。”
我睁着眼躺在铺位上，听着蝉和青蛙的声音，想知道拉戈会怎么处置我。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谋杀，他就不会杀我——但愿他只是为了强化那种掌控自我的妄想。也许他会干脆把我扔在研究站外面——我可以向玛德琳·史密斯解释，那位哥伦比亚空军飞行员在空中被埃尔尼多病毒击垮，而我英勇地试图接管驾驶。
我回想整起事件，试图把故事理顺。飞行员的遗体永远不会被发现，法医的细节没有必要合情合理。
我闭上眼睛，回想自己打断他脖子的场面。那一丝悔恨再次笼罩了我。我烦躁地将它抛开。没错，我杀了他——还有几天前的那个女孩——在那之前还有十几个人。“公司”差一点点就把我处理掉了。因为这样做是有利的——而且是可行的。这就是世界的运行方式：权力总是被使用，国家总是征服国家，弱者总是被滥杀。其他的一切都是虚伪的自欺欺人。一百公里之外，哥伦比亚的交战派系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假如拉戈真的用他自己特制的“母亲”感染了我？假如他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
只有在你的意愿让“灰骑士”移动的时候，它才会移动。我要想保持自己平安无事，只需要选择那一种命运。只希望做我自己：一个杀手，始终知道自己正面临最深刻的真相。拥抱野蛮和堕落，因为毕竟没有别的办法。
我不停地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那个飞行员，那个女孩。
我只好什么也感觉不到——希望自己什么都感觉不到——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那一个选择。
否则，我的一切都会像一堆沙子一样分崩离析，随风而逝。
一个守卫在黑暗中打了个嗝，然后吐了口痰。
夜晚在我面前伸向远方，就像一条失去方向的河流。
【责任编辑：虞北冥】
①译注（下同）：K-Mart 美国一家大众化廉价超级市场。
②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是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古巴国父。
③指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二战期间曾进行曼哈顿计划，研制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核武器。
④ Ska，一种发源于牙买加的流行音乐。
⑤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影《现代启示录》。
① 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
① D-麦角酸二乙胺（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也称为“麦角二乙酰胺”，常简称为“LSD”，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