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们在看待历史进程时，往往夸大了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故有历史是英雄书就的说法。事实上，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与地球上的众多生灵没有什么不同，一个种族的兴盛与衰落也许不过是大自然随心所欲的意志体现。拂去人类历史上风云际会的英雄传奇、诡谲欺诈的阴谋权术，用一种纯粹的自然观来重新解读历史，也许你会得到一种全新的体验。要知道，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
　　
　　气候变迁与中国古代文明
　　
　　对于文明史以前的古人类来说，温暖潮湿的气候意味着有更多的食物、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活动区域扩展与他们的食物源一样，都受制于气候的变化。
　　在8.3KaB.P的冰进气候之后，进入大暖期气候段，年平均气温比现今高2℃，形成了以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河南裴李岗文化、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群落。它们是中原古文明的前身，出现了农业和纺织业，出现了磨制的石器和手制的陶器，出现了原始文字。这种大暖气候和文化繁荣一直持续到6.9KaB.P，一场不期而至的寒流使得中原地区年均气温下降了2℃－3℃，终止了前仰韶文化。
　　在前仰韶文化结束后，中原古人类开始了大迁移，特别是关中古人向东和向东南迁移，进而创造了新的文化——抑韶文化。仰韶文化期存在了2000年左右(7－5KaB.P)，这时的大暖期气候达到极鼎盛，暖温气候造就了森林和森林草原景观。仰韶文化在生产工具和制陶业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出现了灿烂的彩陶文化，同时也出现了陶符和原始文字。人们依靠黄河流域温和的气候条件及终年湿润多雨、林木茂盛的自然环境条件，开始饲养家畜、家禽，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当时的农业生产不仅以种植粟、黍等粮食作物为主，而且种植了水稻。不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牛、羊等家畜的遗骸，说明当时的家畜饲养已相当普遍。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出现过许多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如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这些较为开明的封建王朝在历史上都是以风调雨顺、经济繁荣、国泰民安而著称。而它们都是农业社会的封建政权，气候环境便成为封建王朝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所谓风调雨顺才能国泰民安，讲的就是王朝兴盛的外部自然环境条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有关专家对物候对柑橘分布的影响的研究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度左右。《宋乐史》中写道，唐开元末年，四川江陵向皇宫进贡的贡品中有柑橘，唐玄宗下旨把吃过的柑橘籽种于宫中，这些柑橘树于天宝十年秋结果，其口味之佳与四川江陵所产柑橘一样。这说明在公元八、九世纪，西安气候相当温暖。唐代，草原生态环境良好，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压力相对较小，中原黄河流域具备一个较好的外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温暖湿润的气候，使中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发展具备了一个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据专家推测。我国农业气候资源潜力在±1℃的温度变化时具有300亿公斤的可能变化。在±100mm的降水量变化时具有800亿公斤的可能变化。就粮食的单产而言，元朝以前，粮食亩产量以唐代最高，达167公斤。所以，如果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则农牧线北移，农耕区扩大；气候转暖往往使自然灾害频率减小，农业生产相对稳定，且农作物生长周期增长，熟制增加，复种指数增大，单位面积总产量增大；同时，气候温暖使水源更充足，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提高，而竹类、桑类植物在北方生长得更好，随生物多样性而来的产出多样性，往往使北方地区有了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在中国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往往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唐代前期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是建立在唐代中期以前温暖的气候条件基础上的。
　　
　　全新世气候事件对古文明格局的影响
　　
　　约8200年前，地球上出现一次“全球寒冷”(GlobalChill)事件，该气候事件在许多地区标志着全新世最适宜期的开始。这次冰期在中东地区表现为200年左右的干旱，它直接导致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居民放弃了农业定居生活。
　　全新世中期，即大约5500年以前，发生了次全新世最为显著的气候变化。如太平洋地区ENSO重新活跃；阿尔卑斯山沉寂已久的冰川开始发育；非洲发生“撒哈拉干旱”事件。这次气候事件导致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重新沙化，湖泊减少或干涸，当地居民定居耕种的生活方式变为游牧，或被迫迁徙他乡。7500－5500 aB.P这一阶段为两河流域地区全新世的最适宜期。当时气候湿润，海岸线向内陆扩展的距离长达180千米，南部冲积平原因地势较低而沼泽密布，不适宜人类住居，先民只有住居在北部地势较高且较干燥的地区。这些地区固然可以维持一些村落的生活，却不易形成比较大的文明区。大约5500 aB.P前后，两河流域气候发生重要转变，开始向干旱方向转化。当时两河流域的南半部，如巴比伦尼亚等以前的沼泽地开始变干，成为土地肥沃的地区，那些前期分散生活在其他高地的人口大量向这些地区移民，导致了这些地区人口压力增大。汇集的人口组成一个个有机的、相互依赖的整体，逐渐形成有城市规模的聚落。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是世界上最早的乌鲁克城市人口快速发展的时期，当时，人口由5800 aB.P时的1万人左右快速增加到5000 aB.P时5万人，城内居民区的面积达五六平方千米之多。增加的人口为灌溉系统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初的几个世纪，人们开始有组织地修建水利工程，使大片的土地得以变成农田，从而为文明社会的建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规模较大的村落和城市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群体间的纠纷和冲突不断增加、升级，一些执法机构应运而生；同时，一些大的公共建筑如神庙、城墙等也开始建立，文字出现了，文明社会开始形成。显然，两河流域5500 aB.P以来的气候干旱化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生活在冲积平原上所需要的生计手段远比在高地上要复杂得多，因为大量的决策需要及时而准确地定出，如预报和控制洪水、灌溉和排涝农地、牧养牛等。另外，渔猎也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渔猎需要协调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即使搬运农业生产所需的石头，也需要相当程度上的组织和协调——这些石头要从非常遥远的山区搬运而来。这些因素都从不同程度加速了社会发展进程，促进了文明社会的产生。该降温事件在中国地区也有明显的反映，考古学称其为仰韶中期寒冷期。该降温事件导致了黄河中上游地区早期人类的遗址数量减少，人类由高阶地向低阶地方向迁移；草原文化逐渐南下；江浙一带遗址数量减少，先民饮食结构改变；两湖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山东海岱地区 的大汶口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
　　发生在4000年以前的一次降温事件被称为后全新世事件，被认为是自新仙女木事件以来最为寒冷的一次降温过程，也是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小冰期，标志着许多地区气候最适宜期的结束和后全新世的开始。受其影响，西亚地区进入当地最冷和最为干旱的时期；阿尔卑斯地区冰川开始广泛分布；北大西洋开始了幅度达1℃一2℃广泛降温；非洲撒哈拉沙漠的淡水湖全部干涸。持续几个世纪的干旱不仅导致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德文明的衰落，同时也导致了古希腊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的衰落。来自阿曼海湾连续性的古气候记录，至少支持了干旱事件是导致阿卡德文明衰落的论点。研究表明，10000年以来，西亚地区最为干旱的事件持续了约300年，它的开始时间与阿卡德王国的北部Tell Leilan被遗弃的年代相吻合，这表明，气候转变与当地文明的衰落有成因上的重要联系。
　　
　　气候是游牧民族迁徙的晴雨表
　　
　　对于“鞍马为生，射猎为业”、“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游牧民族而言。气候条件的变化对其民族的迁徙有异常敏感的影响。气象学研究结果证明，在干旱和潮湿的气候之间存在一种有节奏的循环，它可能促成农民与牧民之间的彼此侵扰，当干旱达到一定程度，草原不再能为游牧民族的畜群提供足够饲料时，牧人就不得不撇下他们每年移居的定轨，侵入周围的农业地区。
　　有学者指出：“三四千年以来，我国北部地区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植物带的移动，也就是农耕区的扩大或缩小，正同历史记载的农、牧民族势力的消长情况相契合。”从古代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的情况看，凡迁徙频繁时期都是气候寒冷时期，反之则是温暖时期。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的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68，因此，草原上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繁的时候。往往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中原的时期。
　　王会昌先生把这个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一、偏居塞外阶段；二、割占黄河流域阶段；三、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王朝长期分庭抗礼阶段；四、入主中原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政权二者的界线基本维持在长城一带；第二个阶段中，内迁游牧民族割占中原，黄河流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前秦疆域南界推进到淮河一线；在相当于北宋、辽、西夏、南宋时期的第三阶段，一个单独的游牧民族政权已经能够稳居黄河流域并敢于同农业王朝分庭抗礼；在元朝至清朝的第四个阶段，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元、清两个“牧者王朝”。后三个阶段分别与中国历史上三次寒冷期的王朝：公元1～7世纪的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11～13世纪的北宋西夏金和南来、公元15世纪以后的明清王朝相对应。
　　与暖湿气候期相间隔，2000年来，中国经历了三个寒冷干旱时期。第一个寒冷期为西周冷期(前1000－前850)。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的第一个文化层与该时期相当。其环境考古分析报告表明，当时气温下降。见于《竹书纪年》中关于周孝王七年江、汉结冰的记载。
　　第二个寒冷期为魏晋南北朝冷期(公元初年—600)，年均气温比现代低2℃－4℃。三国时代，曹操在河北临樟的铜雀台种橘，只开花不结果。曹丕到淮河的广陵视察士兵演习，由于气候严寒，淮河突然结冰，这是目前所知的淮河历史上的第一次结冰。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和军队。北朝《齐民要术》一书中关于黄河流域的物候记载，比现在的迟2～4周。
　　第三次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1000－1900)。苏东坡在一首咏杏花的诗中写道：“关中幸无梅，赖尔充鼎和。”其意指杏花充为北方之花王。柑橘只能耐8~C的低温，梅树能耐-14℃的低温。王安石也在《咏梅》诗中说“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嘲笑北方人到南万后指梅为杏。此时，中原带已不能种植梅树。南宋中叶到元朝初年(1200－1300)有一个短暂的回暖期。从15世纪开始，气候进一步向干冷方向演进，直到20世纪初，气温才有所回升。这个连续500年的干冷阶段，即为“明清小冰期”，其问，尤以公元1650－1700年最为寒冷。这50年中，太湖、汉水、淮河结冰四次，洞庭湖结冰三次，长江几乎封冻。黄河流域从1627年到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14年的流域性干旱。建于唐朝的江西省橘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的两次强烈寒冬中完全毁掉。第三次寒冷期几乎贯穿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最后1000年。最初，它引发了辽、金与宋室江山的对峙，后期导致了元、清两代“牧者王朝”对黄河一长江流域农耕社会的统治。
　　从气候变迁的角度来看，公元纪年后的2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有个转折，第一个1000年是中国历史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第二个1000年则是中国历史相对寒冷的时期。在这样不断转寒的气候背景下，使得2000年来温暖湿润气候期不断缩短，寒冷干旱气候期不断延长，干旱化程度日益严重，一次又一次地引发了塞外游牧民族进入黄河一长江流域，而其活动地域也越来越靠近中原农耕政权的核心地区。
　　秦汉之际的移民与人口流动方向，也与气候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战国至秦朝，气候普遍温暖，移民多由内地的中低纬度向西北的中高纬度地区迁移。《史记·平淮书》载：“徙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汉武帝元鼎六年，又在西北地区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徙民以实之”。这些移民到达一个新的地区后，仍然要从事农耕业，而温暖适宜的气候是这些农耕民族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公元前50－70的120年中，气候逐渐转冷，有关严寒冬灾的记载更为集中。在这段时间里，因气候异常寒冷所致的灾害有20余次；元成时代，较为集中的23年中，有关记录多达6起；王莽专政时最为集中的10年中，大约有7年曾发生严寒导致的灾害。比较《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中记录的北边敦煌、酒泉等19都人口可知，此时东汉西北边境的人口较西汉时期减少了54.46％，其中朔方郡人口骤减94.25％。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也受气候的影响。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驱逐了中原的蒙古残余势力，在明朝北部国境地区大致沿阴山、大青山南麓斜向东北置多个卫所，形成了一条防御蒙古南侵的军事防御线。到了15世纪初，这条军事防御线的各段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段几乎南移了一个纬度，使明朝政府防御蒙古入侵的军事防御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朝军队开始以长城为依托，然后辅之以“九边”重镇，并以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和雁门、宁武、偏并“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了两道长城防线，但军事防御线已大大向南收缩。这一重大政治军事转折事件的起因，与始于14世纪我国气候的普遍转寒有关。明代，北边诸卫所所在的环境脆弱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发生了极大变化：瘠薄的土地和恶劣的气候使得农牧交错地区的军粮供给问题难以就地解决，军屯费用之巨使政府不胜其累。以开平卫而言，其治所起初设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运粮一石至此，其花费相当于粮价的2 7倍。《明宣宗实录》中记载：“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赡其家。”所以，宣德五年开平卫不得不移治独石堡。
　　必须指出，影响历史进程的原因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气候变化仅仅是历史进程中诸多影响因素之一。但我们也应认识到，人类社会作为地球表层环境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忽无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