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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后，西方苦心经营几千年的价值体系遭受空前质疑。虚无主义弥漫开来，人类失去了精神支柱。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加剧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彷徨和无助。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成为一个最必要、最急迫的时代问题。《局外人》是加缪小说创作迈出的真正第一步，此一体裁形式下的“审判”主题叙事也由此开始。“审判”在不同层面的展开，也是他对价值重建从不同角度做出的探询。本文通过分析《局外人》中的“审判”主题，以发掘此题与作者本人的隐秘关系，以求展示作者及其作品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回响。
关键词：审判，被审判，自我审判，道德困境
加缪终生思考的问题是：“当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如何在一般情况下以及眼下的黑暗年代里处世？”（奥利维耶·托德，2010：303）他试图寻找意义，确立价值，让世人有所依。这也就是为什么“审判”主题或隐或显地出现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局外人》是他第一部以“审判”为母题的叙事作品，从这个角度而言，后来的其他作品都只是它的再次演绎。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将审判从三个层面展开：审判、被审判、自我审判。
一、被审判
1.1 被审判的默尔索
作品由均等、平行的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所为，第二部分为社会审判。为避免混乱，有必要先从整体上按常理做以下界定：杀人犯默尔索是被审判者，法庭（或者说社会）是审判者。从法律层面讲，默尔索是从小说第二部分，亦即被捕入狱后成为被审判者的。然而事实上，与他首次相遇，读者便可看到他所背负的无法摆脱的他者的审判。
小说肇始于母亲的死。从此他在做，“他者”在看。而他对此也异常敏感。养老院门房“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加缪，《加缪文集（1）》，2011：6）面对前来守灵的母亲的朋友，“我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加缪，《加缪文集（1）》，2011：8）他注意到，如同后来他在法庭观察到的众法官，他们的外貌举止及表情都几乎一样，彼此间看不出什么区别。入狱前，他的话语充满猜测和不确定感，“被审判”也似乎只是一种“可笑的印象”。入狱后，印象成为事实，他的话语也显得异常肯定。在法庭上，检察官“带着这样一种得意洋洋的目光望着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愿望，因为我感到这些人是多么地憎恨我。”（加缪，《加缪文集（1）》，2011：56）作为一个社会人，默尔索无法逃脱他者的目光。他对此始终都有意识，只是有轻重浓淡之分而已。
默尔索所追求的个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规范法则在文中形成对照，甚至对立。人类似乎天性喜于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则去评判他者。在《海伦的放逐》里加缪写到：“它（欧洲）否定美，正如它否定一切它不赞扬的东西。”（加缪，《加缪文集（3）》，2011：131）在默尔索的世界里，人人都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都急于先人为主地评判，而非理解。法庭的所为便在于捍卫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本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众法官却先人为主，拒绝沟通，拒绝理解，力图将自己冠冕堂皇的逻辑强加于人，直接抹杀了个体的个人存在。默尔索对此深有体察并声言：“他不理解我，他有点怨恨我。”（加缪，《加缪文集（1）》，2011：41）唯有他零星的几个朋友似乎在尝试着理解他。但当邻居萨拉玛诺在法庭上重复道应该理解时，却被强势的法庭剥夺了话语权，“他被带了出去。”（加缪，《加缪文集（1）》，2011：41）这种思想暴力是默尔索“冤案”的根源，恐怕也是整个人类悲剧的一大根源。
1.2 被审判的加缪
对他者的审判，加缪有着切肤之痛。每部作品的发表都会招来批评界或褒或贬的判决，对作家而言这本再自然不过，可对生性敏感的加缪而言，却是不可承受之重。他总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被理解，自己总在受到世人不公的审判，外界对自己作品的评论“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奥利维耶·托德，2010：314）《反抗者》的出版引起了思想界的震荡，同时也将作家本人推上了风口浪尖，巴黎知识界对他群起而攻。他的无党派作风使他没有阵营，没有战友。理解支持者仅限于零散的几个亲近的人，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言辞恶毒、带有人身攻击的口诛笔伐久久不息，以至于这位时代的孤独者甚至有点神经质。像晚年的卢梭一样，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以仇视的眼光看着他，觉得自己“感到自己受到众人的围攻”。（奥利维耶·托德，2010：591）卢梭晚年以自己为读者写《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以抒发胸中愤懑。加缪则在受到萨特和其门徒让松的恶意攻击后写了回应文章《捍卫（反抗者）》，却并未付梓。或许正是由于令他无法承受的他者的目光，他在翻阅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时才“着重划出：‘我看见了自己是因为别人看见了我。”’（奥利维耶·托德，2010：505）他企图逃离他人的审判，觅得“可以信赖而不用担心会被评判、被伤害和被背叛的人”。（奥利维耶·托德，2010： 501）他想保持沉默，以图“不再增加别人对他的愚蠢的评论”，（奥利维耶·托德，2010：652）为此他远离巴黎，退居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山村。
他企图避开政治、避开他者的审判，同时尝试通过艺术创作的途径求得到世人的理解。未完成的、带自传性质的遗作《第一人》则是作家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展示。这部野心勃勃的作品上溯源头，试图重构处于社会下层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历史。这段民族集体记忆也是加缪个人的历史。它“是加缪对往昔清晰得令人心碎的一次回忆”。（伊丽莎白·豪斯，2011：325）在其中他写到：“人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理解的。”（Camus，1994：199）但思想已被暴力挟持，对话难以建立，“艺术家坐而论道的时代结束了”。（奥利维耶·托德，2010：593）在他的时代，“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加缪，《加缪文集（2）》，2011：25）在加缪的世界里，一如在默尔索的世界里，人人都急于兜售自己的思想，急于否定与之相异者；在评判、否定之前都懒于理解，或者直接拒绝理解。沟通渠道的堵塞，理解的缺乏正是加缪成为孤独者的根源之一。 二、审判
2.1 审判者默尔索
表层看，默尔索为被审判者，作为社会价值法则代言者的法庭为审判者。但在深层，这组对立关系却发生了对调。默尔索抽身一变，成为了社会的审判者。
他一直对他人及社会价值进行着有意或无意的审判。他的审判有时直截了当，如当头棒喝。玛丽跟他谈及爱情——人类的永恒追求之一时，他说道：“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加缪，《加缪文集（1）》，2011：27）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案件之外时，他对法庭发出了厉声审判，愤然之情溢于言表：“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加缪，《加缪文集（1）》，2011：61）他甚至将审判对象扩至整个人类，有如最后的审判：“这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人总是有点什么过错。”（加缪，《加缪文集（1）》，2011：14）而人类的审判，“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加缪，《加缪文集（1）》，2011：40）临刑前对神甫的怒斥更是振聋发聩，是他对他人的不公审判、法庭的荒诞逻辑、基督教道德观的集中审判：“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加缪，《加缪文集（1）》，2011：76）
他的审判有时又旁敲侧击，迂回曲折。运用反讽修辞是他间接审判的重要手段。有评论者认为：“主人公仅仅是在记录、在复原他周围的所言及所为。”（Kamdem，2010：47）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仍有待商榷。他并非一味地拒绝意义，并非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外在性。他的注视里暗藏着理解世界、获取意义的渴求，暗藏对社会的审判。对周围的人，他总是乐于细致人微地勾画出一幅幅漫画式肖像，其中的嘲讽意味鲜明浓烈。在此我们仅举一例，他星期天于阳台上所观察的出门散步的一家：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我见过。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一根手杖。看到他和老婆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仪态不凡。（加缪，《加缪文集（1）》，2011：14-15）将“高大”的母亲和“相当瘦弱的矮个儿”的父亲并置、对比，产生出一种滑稽的喜剧意味。“仪态不凡”一词饱含着强烈的反讽。
具体的个人其实只是他审判的表层对象，深层对象则为社会价值体系。他的观察对象时常因衣着而显得滑稽，而他们的衣着又多为制服，亦即社会法则的象征。僵化的价值体系把人压缩成了干瘪的符号，人的行为成了仪式化的机械程序，精准，但缺乏自主性、缺乏真性情。追求本真存在的默尔索对此深有洞见，嗤之以鼻。他的审判虽为间接，但正因为隐，才愈加发人深省。
通过审视，他试图理解周围的人，理解法庭，理解他的世界。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并不明晰的世界。他和他的世界是疏离的，他们之间似乎竖起了一层厚厚的玻璃，另一边的人的行为都变成了一连串难以解读的动作，默尔索的解读也只能流于一厢情愿的猜测：“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膊的动作看，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加缪，<加缪文集（1）》，2011：7）这也正是作者在《西西弗神话》里描述的世界的荒诞性的另一图解：“一个人在玻璃隔墙后面打电话，人们听不见他说话，但看得见他的无意义的手势：于是就想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正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加缪，《加缪文集（1）》，2011：97）
2.2 审判者加缪
加缪的时代被虚无主义思想所笼罩，他力图构建某种价值体系，重拾道德。这一道德家的焦虑使他成为了时代的审判者。他曾多次涉足新闻行业，他的文章一反新闻报道冷静客观的笔调，饱含个人的主观评判，“平时个人的反讽化人记者的笔端，形成了论战的风格”。（奥利维耶·托德，2010：195）他深入调查，揭露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种种不公；后又以社论作者的身份积极投身抵抗运动，以清醒的态度审视肃清运动、阿尔及利亚独立、苏联集中营等时代重大问题；最后又担任专栏记者，严厉谴责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激进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文学创作中，戏剧《正义者》则以1905年2月的俄国革命恐怖活动为原型，对革命恐怖主义进行了反思审判。随笔创作中，收于《夏》的作品则对当下的虚无主义、历史决定论、独裁主义、极权体制等进行了批判；经过了漫长的创作期的《反抗者》则是阐发他政治伦理的鸿篇巨著。这部备受争议的作品将他对时代的审判推向了顶峰，同时也将他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思想孤独，招致了思想界的围攻。在叙事作品里，出版于1956年的《堕落》极尽讽刺之能事，是他对时代及其当代知识分子审判的巅峰之作。
三、自我审判
3.1 默尔索揽镜自照
默尔索并非只是在审判他者，他也在审视自己，拿捏自己的行为。当门房递给他烟时，“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加缪，《加缪文集（1）》，2011：7）他甚至谨小慎微，话语中带有分寸感。“从某种程度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另一方面”等是他频繁使用的表达方式。
从“看”的角度来说，默尔索的自我审视始于狱中的那次揽镜白照。“我对着我的铁碗，看了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的样子还是很严肃。我晃了晃那铁碗。我微笑了，可碗里的神情还是那么严肃、忧愁。”（加缪，《加缪文集（1）》，2011：50）默尔索不仅在镜中看到了作为他者的自我，还发现了两者间不可弥合的深层断裂。从此，那个怪异的自我便成了他的审视对象。类似的“照镜子”在之后更是反复出现。法庭旁听席上有名记者，“他把笔放在前面，望着我。在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两只淡淡的眼睛，专心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加缪，《加缪文集（1）》，2011：53）记者对默尔索的审视转换成了后者的自我审视。临刑前，默尔索想象自由后的他作为看客观看处决死刑犯，而他自己即为死刑犯。于是，默尔索在观看被处决的默尔索。而此场景出现在他的想象之镜上，于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观看链条就形成了：默尔索观看镜子中的在观看被处决的默尔索的默尔索。作品中似乎充满镜子，观看者与他的影像无限增多。镜子一闪，甚至将读者也照了进去。至此，默尔索的自我审判达到了最大值。 默尔索是为社会法规所杀，但他并非法规的无知者。相反他谙熟游戏规则，时时审视着被置于规则中的自我。在狱中，他通过镜子游戏更加白觉地进行自我审判。而镜子之后的镜子更是将这种自我审判推向了最高峰。和世界的不协调促使了默尔索的自我审视。而自我审视并没有使他和世界和解，相反，使他更清晰地认识到了世界的荒诞。对荒诞的清醒认识将他导向了“反抗、自由、激情”：不耽于虚妄的未来，不沉溺于已逝的过去，用生命的全部激情抓住可触的当下的自由。这便是对荒诞的不思未来的反抗。
从他对被审判的意识及他对社会、对人类的审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默尔索由自我不确信、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转变。再通过揽镜自照，他最终完成了向不屈的反抗者的转型。
3.2 加缪的自行省察
每个时代都不乏审判时代的思想家，尤其是他的那个时代。加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那同样持之恒久的自我审判。在众多思想家以预言家自居，指手画脚信口雌黄时，他却时时进行着自我审判。他时常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坦露：“我又陷入盲目和持续的自我怀疑之中。”（奥利维耶·托德，2010：769）文学创作中，《第一人》“是加缪对自己的最后一次审视，是他最后一次把自我身份的认同作为他艺术追求的一部分尝试，无论它将向世人展示他的何种事实。”（伊丽莎H·豪斯，2011：325）他摸索中的踌躇不前正是他的闪光之处。思想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建立某种思想体系，而在于持久的思考状态本身，及白行省察的姿态。思想家应慎言，应勤于白省。那些视自己的理论为神谕的思想家是可笑的，利用别人的鲜血来豪迈抒情的思想家更是可耻的。加缪勤于自省，勇于认错。这或许才是他更为闪光的地方。
默尔索完成了从白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蜕变，而加缪却终生摇摆其中，并时时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沼。默尔索的揽镜白照使他更自信，并最终使他完成向反抗者的转型。加缪终生都是不屈的反抗者，但他的自我审视却使他在自我怀疑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他“从不自信，甚至对自己的才华也不自信”。（奥利维耶·托德，2010：506）他有时表现出来的自信也是表面的、脆弱的。他的内心深处总是盘踞着不可抵御的不自信。《反抗者》是他引以为豪的著作，但面对口诛笔伐，“我简直对它产生了怀疑（也是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和它毕竟太相似了。”（奥利维耶·托德，2010：588）自信和白我怀疑共同构成了加缪的生活，也构成了他的双重心理特性。如果说“默尔索表现出了超越犹太这基督教一般道德观的自信”，（奥利维耶·托德，2010：251）加缪却在自我怀疑中艰难跋涉，不见出路。
结语
《局外人》有如镜子，映照出了生活中的加缪。人物默尔索重重地打上了作者的烙印。他们都在审判世界，同时又接受着世界严厉的审判。默尔索因他异常的生存方式而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最终被判极刑。同样，加缪也因他“不合时宜”的思想而被他的时代审判、排斥。在精神上，他已被判处死刑。断头台的意象如同魔咒，在《局外人》、《鼠疫》、《堕落》等不同作品中不断出现；现实生活中，他“多次因为失望而有自杀的冲动”。（奥利维耶·托德，2010：423）如果说默尔索最终完成了由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转变，加缪却始终跋涉在自我怀疑的泥沼里难以解脱。文学上的成功带给过他自信，但更多的却是带给他自我怀疑。他的自信是脆弱的、暂时的，他的自我怀疑却是难以抗拒的、持久不灭的。他远非一个洒脱的人，他总是把别人的看法和把自己的失败看得太重。关键在于，他似乎总把自己的失败与别人的看法紧密相连。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流亡者。从加缪和他的时代来看，他的困境也是当时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他在作品中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审判”是他对西方传统价值的一种审视，以及他对价值重建做出的多种探询。
关键词：审判，被审判，自我审判，道德困境
加缪终生思考的问题是：“当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如何在一般情况下以及眼下的黑暗年代里处世？”（奥利维耶·托德，2010：303）他试图寻找意义，确立价值，让世人有所依。这也就是为什么“审判”主题或隐或显地出现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局外人》是他第一部以“审判”为母题的叙事作品，从这个角度而言，后来的其他作品都只是它的再次演绎。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将审判从三个层面展开：审判、被审判、自我审判。
一、被审判
1.1 被审判的默尔索
作品由均等、平行的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个人所为，第二部分为社会审判。为避免混乱，有必要先从整体上按常理做以下界定：杀人犯默尔索是被审判者，法庭（或者说社会）是审判者。从法律层面讲，默尔索是从小说第二部分，亦即被捕入狱后成为被审判者的。然而事实上，与他首次相遇，读者便可看到他所背负的无法摆脱的他者的审判。
小说肇始于母亲的死。从此他在做，“他者”在看。而他对此也异常敏感。养老院门房“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加缪，《加缪文集（1）》，2011：6）面对前来守灵的母亲的朋友，“我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加缪，《加缪文集（1）》，2011：8）他注意到，如同后来他在法庭观察到的众法官，他们的外貌举止及表情都几乎一样，彼此间看不出什么区别。入狱前，他的话语充满猜测和不确定感，“被审判”也似乎只是一种“可笑的印象”。入狱后，印象成为事实，他的话语也显得异常肯定。在法庭上，检察官“带着这样一种得意洋洋的目光望着我，使我多年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愿望，因为我感到这些人是多么地憎恨我。”（加缪，《加缪文集（1）》，2011：56）作为一个社会人，默尔索无法逃脱他者的目光。他对此始终都有意识，只是有轻重浓淡之分而已。
默尔索所追求的个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和社会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规范法则在文中形成对照，甚至对立。人类似乎天性喜于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则去评判他者。在《海伦的放逐》里加缪写到：“它（欧洲）否定美，正如它否定一切它不赞扬的东西。”（加缪，《加缪文集（3）》，2011：131）在默尔索的世界里，人人都急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都急于先人为主地评判，而非理解。法庭的所为便在于捍卫社会的价值体系。这本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众法官却先人为主，拒绝沟通，拒绝理解，力图将自己冠冕堂皇的逻辑强加于人，直接抹杀了个体的个人存在。默尔索对此深有体察并声言：“他不理解我，他有点怨恨我。”（加缪，《加缪文集（1）》，2011：41）唯有他零星的几个朋友似乎在尝试着理解他。但当邻居萨拉玛诺在法庭上重复道应该理解时，却被强势的法庭剥夺了话语权，“他被带了出去。”（加缪，《加缪文集（1）》，2011：41）这种思想暴力是默尔索“冤案”的根源，恐怕也是整个人类悲剧的一大根源。
1.2 被审判的加缪
对他者的审判，加缪有着切肤之痛。每部作品的发表都会招来批评界或褒或贬的判决，对作家而言这本再自然不过，可对生性敏感的加缪而言，却是不可承受之重。他总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被理解，自己总在受到世人不公的审判，外界对自己作品的评论“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奥利维耶·托德，2010：314）《反抗者》的出版引起了思想界的震荡，同时也将作家本人推上了风口浪尖，巴黎知识界对他群起而攻。他的无党派作风使他没有阵营，没有战友。理解支持者仅限于零散的几个亲近的人，发出的声音微乎其微。言辞恶毒、带有人身攻击的口诛笔伐久久不息，以至于这位时代的孤独者甚至有点神经质。像晚年的卢梭一样，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以仇视的眼光看着他，觉得自己“感到自己受到众人的围攻”。（奥利维耶·托德，2010：591）卢梭晚年以自己为读者写《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以抒发胸中愤懑。加缪则在受到萨特和其门徒让松的恶意攻击后写了回应文章《捍卫（反抗者）》，却并未付梓。或许正是由于令他无法承受的他者的目光，他在翻阅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时才“着重划出：‘我看见了自己是因为别人看见了我。”’（奥利维耶·托德，2010：505）他企图逃离他人的审判，觅得“可以信赖而不用担心会被评判、被伤害和被背叛的人”。（奥利维耶·托德，2010： 501）他想保持沉默，以图“不再增加别人对他的愚蠢的评论”，（奥利维耶·托德，2010：652）为此他远离巴黎，退居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山村。
他企图避开政治、避开他者的审判，同时尝试通过艺术创作的途径求得到世人的理解。未完成的、带自传性质的遗作《第一人》则是作家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展示。这部野心勃勃的作品上溯源头，试图重构处于社会下层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历史。这段民族集体记忆也是加缪个人的历史。它“是加缪对往昔清晰得令人心碎的一次回忆”。（伊丽莎白·豪斯，2011：325）在其中他写到：“人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理解的。”（Camus，1994：199）但思想已被暴力挟持，对话难以建立，“艺术家坐而论道的时代结束了”。（奥利维耶·托德，2010：593）在他的时代，“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加缪，《加缪文集（2）》，2011：25）在加缪的世界里，一如在默尔索的世界里，人人都急于兜售自己的思想，急于否定与之相异者；在评判、否定之前都懒于理解，或者直接拒绝理解。沟通渠道的堵塞，理解的缺乏正是加缪成为孤独者的根源之一。 二、审判
2.1 审判者默尔索
表层看，默尔索为被审判者，作为社会价值法则代言者的法庭为审判者。但在深层，这组对立关系却发生了对调。默尔索抽身一变，成为了社会的审判者。
他一直对他人及社会价值进行着有意或无意的审判。他的审判有时直截了当，如当头棒喝。玛丽跟他谈及爱情——人类的永恒追求之一时，他说道：“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加缪，《加缪文集（1）》，2011：27）意识到自己被排除在案件之外时，他对法庭发出了厉声审判，愤然之情溢于言表：“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加缪，《加缪文集（1）》，2011：61）他甚至将审判对象扩至整个人类，有如最后的审判：“这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人总是有点什么过错。”（加缪，《加缪文集（1）》，2011：14）而人类的审判，“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加缪，《加缪文集（1）》，2011：40）临刑前对神甫的怒斥更是振聋发聩，是他对他人的不公审判、法庭的荒诞逻辑、基督教道德观的集中审判：“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加缪，《加缪文集（1）》，2011：76）
他的审判有时又旁敲侧击，迂回曲折。运用反讽修辞是他间接审判的重要手段。有评论者认为：“主人公仅仅是在记录、在复原他周围的所言及所为。”（Kamdem，2010：47）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仍有待商榷。他并非一味地拒绝意义，并非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外在性。他的注视里暗藏着理解世界、获取意义的渴求，暗藏对社会的审判。对周围的人，他总是乐于细致人微地勾画出一幅幅漫画式肖像，其中的嘲讽意味鲜明浓烈。在此我们仅举一例，他星期天于阳台上所观察的出门散步的一家：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我见过。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一根手杖。看到他和老婆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仪态不凡。（加缪，《加缪文集（1）》，2011：14-15）将“高大”的母亲和“相当瘦弱的矮个儿”的父亲并置、对比，产生出一种滑稽的喜剧意味。“仪态不凡”一词饱含着强烈的反讽。
具体的个人其实只是他审判的表层对象，深层对象则为社会价值体系。他的观察对象时常因衣着而显得滑稽，而他们的衣着又多为制服，亦即社会法则的象征。僵化的价值体系把人压缩成了干瘪的符号，人的行为成了仪式化的机械程序，精准，但缺乏自主性、缺乏真性情。追求本真存在的默尔索对此深有洞见，嗤之以鼻。他的审判虽为间接，但正因为隐，才愈加发人深省。
通过审视，他试图理解周围的人，理解法庭，理解他的世界。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并不明晰的世界。他和他的世界是疏离的，他们之间似乎竖起了一层厚厚的玻璃，另一边的人的行为都变成了一连串难以解读的动作，默尔索的解读也只能流于一厢情愿的猜测：“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膊的动作看，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加缪，<加缪文集（1）》，2011：7）这也正是作者在《西西弗神话》里描述的世界的荒诞性的另一图解：“一个人在玻璃隔墙后面打电话，人们听不见他说话，但看得见他的无意义的手势：于是就想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正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加缪，《加缪文集（1）》，2011：97）
2.2 审判者加缪
加缪的时代被虚无主义思想所笼罩，他力图构建某种价值体系，重拾道德。这一道德家的焦虑使他成为了时代的审判者。他曾多次涉足新闻行业，他的文章一反新闻报道冷静客观的笔调，饱含个人的主观评判，“平时个人的反讽化人记者的笔端，形成了论战的风格”。（奥利维耶·托德，2010：195）他深入调查，揭露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种种不公；后又以社论作者的身份积极投身抵抗运动，以清醒的态度审视肃清运动、阿尔及利亚独立、苏联集中营等时代重大问题；最后又担任专栏记者，严厉谴责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激进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文学创作中，戏剧《正义者》则以1905年2月的俄国革命恐怖活动为原型，对革命恐怖主义进行了反思审判。随笔创作中，收于《夏》的作品则对当下的虚无主义、历史决定论、独裁主义、极权体制等进行了批判；经过了漫长的创作期的《反抗者》则是阐发他政治伦理的鸿篇巨著。这部备受争议的作品将他对时代的审判推向了顶峰，同时也将他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思想孤独，招致了思想界的围攻。在叙事作品里，出版于1956年的《堕落》极尽讽刺之能事，是他对时代及其当代知识分子审判的巅峰之作。
三、自我审判
3.1 默尔索揽镜自照
默尔索并非只是在审判他者，他也在审视自己，拿捏自己的行为。当门房递给他烟时，“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加缪，《加缪文集（1）》，2011：7）他甚至谨小慎微，话语中带有分寸感。“从某种程度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另一方面”等是他频繁使用的表达方式。
从“看”的角度来说，默尔索的自我审视始于狱中的那次揽镜白照。“我对着我的铁碗，看了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我的样子还是很严肃。我晃了晃那铁碗。我微笑了，可碗里的神情还是那么严肃、忧愁。”（加缪，《加缪文集（1）》，2011：50）默尔索不仅在镜中看到了作为他者的自我，还发现了两者间不可弥合的深层断裂。从此，那个怪异的自我便成了他的审视对象。类似的“照镜子”在之后更是反复出现。法庭旁听席上有名记者，“他把笔放在前面，望着我。在那张不大匀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两只淡淡的眼睛，专心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看着我自己。”（加缪，《加缪文集（1）》，2011：53）记者对默尔索的审视转换成了后者的自我审视。临刑前，默尔索想象自由后的他作为看客观看处决死刑犯，而他自己即为死刑犯。于是，默尔索在观看被处决的默尔索。而此场景出现在他的想象之镜上，于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观看链条就形成了：默尔索观看镜子中的在观看被处决的默尔索的默尔索。作品中似乎充满镜子，观看者与他的影像无限增多。镜子一闪，甚至将读者也照了进去。至此，默尔索的自我审判达到了最大值。 默尔索是为社会法规所杀，但他并非法规的无知者。相反他谙熟游戏规则，时时审视着被置于规则中的自我。在狱中，他通过镜子游戏更加白觉地进行自我审判。而镜子之后的镜子更是将这种自我审判推向了最高峰。和世界的不协调促使了默尔索的自我审视。而自我审视并没有使他和世界和解，相反，使他更清晰地认识到了世界的荒诞。对荒诞的清醒认识将他导向了“反抗、自由、激情”：不耽于虚妄的未来，不沉溺于已逝的过去，用生命的全部激情抓住可触的当下的自由。这便是对荒诞的不思未来的反抗。
从他对被审判的意识及他对社会、对人类的审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默尔索由自我不确信、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转变。再通过揽镜自照，他最终完成了向不屈的反抗者的转型。
3.2 加缪的自行省察
每个时代都不乏审判时代的思想家，尤其是他的那个时代。加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那同样持之恒久的自我审判。在众多思想家以预言家自居，指手画脚信口雌黄时，他却时时进行着自我审判。他时常在给朋友的信件中坦露：“我又陷入盲目和持续的自我怀疑之中。”（奥利维耶·托德，2010：769）文学创作中，《第一人》“是加缪对自己的最后一次审视，是他最后一次把自我身份的认同作为他艺术追求的一部分尝试，无论它将向世人展示他的何种事实。”（伊丽莎H·豪斯，2011：325）他摸索中的踌躇不前正是他的闪光之处。思想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建立某种思想体系，而在于持久的思考状态本身，及白行省察的姿态。思想家应慎言，应勤于白省。那些视自己的理论为神谕的思想家是可笑的，利用别人的鲜血来豪迈抒情的思想家更是可耻的。加缪勤于自省，勇于认错。这或许才是他更为闪光的地方。
默尔索完成了从白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蜕变，而加缪却终生摇摆其中，并时时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沼。默尔索的揽镜白照使他更自信，并最终使他完成向反抗者的转型。加缪终生都是不屈的反抗者，但他的自我审视却使他在自我怀疑的泥沼里越陷越深。他“从不自信，甚至对自己的才华也不自信”。（奥利维耶·托德，2010：506）他有时表现出来的自信也是表面的、脆弱的。他的内心深处总是盘踞着不可抵御的不自信。《反抗者》是他引以为豪的著作，但面对口诛笔伐，“我简直对它产生了怀疑（也是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和它毕竟太相似了。”（奥利维耶·托德，2010：588）自信和白我怀疑共同构成了加缪的生活，也构成了他的双重心理特性。如果说“默尔索表现出了超越犹太这基督教一般道德观的自信”，（奥利维耶·托德，2010：251）加缪却在自我怀疑中艰难跋涉，不见出路。
结语
《局外人》有如镜子，映照出了生活中的加缪。人物默尔索重重地打上了作者的烙印。他们都在审判世界，同时又接受着世界严厉的审判。默尔索因他异常的生存方式而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最终被判极刑。同样，加缪也因他“不合时宜”的思想而被他的时代审判、排斥。在精神上，他已被判处死刑。断头台的意象如同魔咒，在《局外人》、《鼠疫》、《堕落》等不同作品中不断出现；现实生活中，他“多次因为失望而有自杀的冲动”。（奥利维耶·托德，2010：423）如果说默尔索最终完成了由自我怀疑到自我肯定的转变，加缪却始终跋涉在自我怀疑的泥沼里难以解脱。文学上的成功带给过他自信，但更多的却是带给他自我怀疑。他的自信是脆弱的、暂时的，他的自我怀疑却是难以抗拒的、持久不灭的。他远非一个洒脱的人，他总是把别人的看法和把自己的失败看得太重。关键在于，他似乎总把自己的失败与别人的看法紧密相连。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孤独的流亡者。从加缪和他的时代来看，他的困境也是当时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他在作品中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审判”是他对西方传统价值的一种审视，以及他对价值重建做出的多种探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