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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学习“阿房宫赋”,老师曾经告诉我们类似项羽之类的火烧壮举不断是中国文明毁坏及财富损失的主要原因,一时深以为然。但近日读美国人史密斯写于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的德行》方知,即便是在列强侵略中国最盛的满清末期,几乎全世界的“文明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具有无与伦比的“勤俭”美德!可这些美德与连绵不断的火烧历史我怎么也找不到连接点。勤俭的人去烧城池、粮草,抑或是城池粮草不断被烧,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勤俭?
不过,刚刚看过的一篇报道令我忽有豁然开朗之感。英文《中国日报》2010年4月6日报道,每年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产生了巨大建筑废物,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这一惊人数字出自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之口,殊为可信。况且时过年余仍历历在目的“汶川5·12”大地震的普遍“楼塌塌”惨象似乎也可以为此作注解。我们心目中并非发达国家的智利在今年2月27日发生8.8级超级地震,可他们最终的死亡人数与人口稀少地区的汶川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仅有不到800人。而号称长期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海地在同年1月12日的7.3级地震与1976年的中国唐山地震都造成了20余万人的死伤。对照报道谁都难以做出“纯属偶然”的结论。
笔者在此谈地震并非只看建筑质量差异的后果,而是想推算一下此等人命关天的“质量”产生的前因,也就是政府管理能力及其造成后果的问题。为此更大的命题是十几亿人苦心经营几十年才得来的国民财富会否也有“塌塌”的危险?也许有些杞人忧天,可一想到历史上那么多辉煌灿烂的中国“奇迹”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就总想喊几句“狼来了”,反正也吓不死人。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都说劳动创造财富,那么古今公认最勤劳的中国人为何没能留下可供子孙享用的财富?——制度缺陷(我更倾向于用“偏差”一语)造成的极端剥削令财富只能“积聚”却无法“积累”;思想文化上的桎梏令人民缺少追求财富的持续动力;没有对真善美的宗教性追求导致“诚信”成为稀缺物,为此而必须付出的巨大成本是无数无效劳动产生的根源。
制度缺陷是中国经济GDP指向纯物化发展模式的元凶,也可以说是“官民”、“城乡”、“贫富”各种二元社会结构长期稳定所滋生的必然结果,更可能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其背后甚至隐约可见儒家大义与厚黑重叠的魅影。
高官巨富移游海外轻而易举,禁足故土不能离开的绝大多数国民则必须“直面惨淡”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能源告急。资源枯竭将令子孙无以生存,环境恶化会让国民支付巨额保命钱。能源或可用新技术解决,而前两者最坏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此前近百年的努力化为泡影,新的楼兰遗民将面临不得不给全世界做苦工的命运。
歌舞盛世的人们已经顾不上再去揭“丑陋中国人”的疮疤,但怀疑新时代信仰迷失的人却如过江之鲫。即使不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现时不择手段的财富攫取后果也是适得其反,因为国人离广义上的财富——健康、快乐、富足,渐行渐远。
曾有一位不受中国人欢迎的英国人说过,“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道德的良好”!即便从宏观意义上的纯粹功利角度而言,公众和个人道德的完善会为人们热衷的物质追求降低成本,减少风险。没有一个追求美好境界的精神目标,或许物质的“增值”并不可靠,至少难以为继。
(作者:经济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教授)
不过,刚刚看过的一篇报道令我忽有豁然开朗之感。英文《中国日报》2010年4月6日报道,每年中国消耗全球一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产生了巨大建筑废物,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这一惊人数字出自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之口,殊为可信。况且时过年余仍历历在目的“汶川5·12”大地震的普遍“楼塌塌”惨象似乎也可以为此作注解。我们心目中并非发达国家的智利在今年2月27日发生8.8级超级地震,可他们最终的死亡人数与人口稀少地区的汶川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仅有不到800人。而号称长期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海地在同年1月12日的7.3级地震与1976年的中国唐山地震都造成了20余万人的死伤。对照报道谁都难以做出“纯属偶然”的结论。
笔者在此谈地震并非只看建筑质量差异的后果,而是想推算一下此等人命关天的“质量”产生的前因,也就是政府管理能力及其造成后果的问题。为此更大的命题是十几亿人苦心经营几十年才得来的国民财富会否也有“塌塌”的危险?也许有些杞人忧天,可一想到历史上那么多辉煌灿烂的中国“奇迹”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就总想喊几句“狼来了”,反正也吓不死人。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都说劳动创造财富,那么古今公认最勤劳的中国人为何没能留下可供子孙享用的财富?——制度缺陷(我更倾向于用“偏差”一语)造成的极端剥削令财富只能“积聚”却无法“积累”;思想文化上的桎梏令人民缺少追求财富的持续动力;没有对真善美的宗教性追求导致“诚信”成为稀缺物,为此而必须付出的巨大成本是无数无效劳动产生的根源。
制度缺陷是中国经济GDP指向纯物化发展模式的元凶,也可以说是“官民”、“城乡”、“贫富”各种二元社会结构长期稳定所滋生的必然结果,更可能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其背后甚至隐约可见儒家大义与厚黑重叠的魅影。
高官巨富移游海外轻而易举,禁足故土不能离开的绝大多数国民则必须“直面惨淡”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能源告急。资源枯竭将令子孙无以生存,环境恶化会让国民支付巨额保命钱。能源或可用新技术解决,而前两者最坏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此前近百年的努力化为泡影,新的楼兰遗民将面临不得不给全世界做苦工的命运。
歌舞盛世的人们已经顾不上再去揭“丑陋中国人”的疮疤,但怀疑新时代信仰迷失的人却如过江之鲫。即使不考虑子孙后代的福祉,现时不择手段的财富攫取后果也是适得其反,因为国人离广义上的财富——健康、快乐、富足,渐行渐远。
曾有一位不受中国人欢迎的英国人说过,“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道德的良好”!即便从宏观意义上的纯粹功利角度而言,公众和个人道德的完善会为人们热衷的物质追求降低成本,减少风险。没有一个追求美好境界的精神目标,或许物质的“增值”并不可靠,至少难以为继。
(作者:经济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