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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近40多年来我国社会不停地在转型，传统的社会结构——“乡土中国”正在不断解体，“城乡中国”逐步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城乡均衡关系在这一阶段逐步形成，农民得以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成了“半工半耕”的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新结构。这一结构在充分体现农民阶层的自主性特点的同时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促进了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 城乡中国
一、乡村社会转型的认识视角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成“乡土中国”的认识范式。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乡土性的中国基层社会具有地方性、闭合性、礼俗性的特点。”“乡土中国”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最为典型的概括。“乡土中国”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一定时期的治乱平衡，但其社会性质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是表现为一种极为稳定的传统模式下的农业社会形态。在这个阶段，农民很难获得除农业以外的额外收入，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因此在这个阶段，农民分化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弱，这也是“乡土社会”得以保持长期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于19世纪中期，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积贫积弱的中国并没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社会转型很难触及到根本，“乡土社会”的本色在探索现代化的百余年间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才终于触及到了社会结构的根本，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原本的“乡土中国”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逐渐被打破，同时“礼治秩序”也面临着瓦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技术和劳动力逐渐从城市开始向农村转移，农民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土中国”逐步演变为“离土中国”。随着现代化因素进入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极大的人口流动，“乡土中国”依赖的社会基础不断瓦解。
农民不断增强的城乡流动性将城市和乡村社会这两个原本孤立的社会系统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和分析必须建立在城乡关联这一特殊视角中，而“城乡中国”，顾名思义，就是建立在城乡关联基础上的认识视角。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乡土中国转变为城镇中国的阶段，即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城乡中国”这一过渡时期和关键历史节点上，“城乡中国”将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经济社会形态。不同于“乡土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城乡中国”的这一过程将会有着激烈的结构性变动，但即使面临着剧烈的结构性变动，我国社会依然保持着稳定和谐的局面，这就说明了转型中的中国城乡社会系统具有某种稳定的秩序，“城乡中国”这一过渡阶段符合我国中国特色主义的国情。
从宏观上来说，“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和“城市中国”这三个阶段是我国结构转型的三个重要阶段，而“城乡中国”又是这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因为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变最迅速、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剧烈。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乡中国”的阶段，而并不是所谓的“城市化”阶段。只有明确了这一阶段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引导未来政策的制定，避免出现类似“城乡分割”这样的政策失误。
二、“城乡中国”的特点
第一，农二代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先不管城市是否接纳这个问题，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人口迁移的例子：80后是迁移的主力军，在这里我们定义为农二代。现在农二代的迁移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这和过去的以个体为单位出去打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二代的工作时长较农一代相比大幅度减少且其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基本不务农，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数普遍上升。与此同时，农二代将收入汇回去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他们更多的是选择将挣的钱用于城市生活消费。另外，农二代还有一些其它的新现象，比如：跨省婚姻比例增加，關系网络不断增强，农二代主要依靠熟人关系，大部分的农二代的社保都在在城市缴纳。“城乡中国”阶段最重要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现在正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二代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农业，部分农二代甚至不会务农;另一方面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基本和城里保持一致，完全城市化。
第二，一场重大变革正在农业部门悄悄进行。农业从原来定义的粮食农业到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的份额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不仅如此，城乡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仅仅是对量的需求转变为对质的需求，甚至是对健康、生态、安全的需求。这些不知不觉的变化给中国的农业部门带来一场伟大的革命，具体表现为农业功能的变化、农业制度的变化、农业形态的变化、农业发展模式的变化。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业发展模式变化，在“乡土中国”时期，我国的农业发展主要模式是以高劳动投入来使得劳动成本得到提高，但随着结构的转变，机械投入增加，这其中的要素比例发生变化：农业的用功成本增加，某均作物用工量减少。从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正从之前的高劳动投入提高生产效率转变为现在的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
第三，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地得到提高。在上一轮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从单项流动转向对流，即所谓的资本都流向城市，而劳动力则从城市转向农村。但是在“城乡中国”这一阶段，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个要素都开始在城乡之间出现对流，这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三、城乡中国和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弹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快速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造成所谓的政治、社会方面的动荡。城乡中国的结构特征在转型期间主要表现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社会系统通过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得以关联，而有些学者认为这将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难题甚至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的根源。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验看，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社会动荡、贫民窟这样的问题，这就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具备充足的韧性和弹性，这恰恰是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转型却依然能维稳的关键所在。 “城乡中国”互动结构中的城市系统和农村系统与中国社会本身特有的弹性机构密切相关，这两个系统在相互关联同时又彼此分离，从原来的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削与排斥转变为现在的城乡保护型二元结构，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城乡之间必须保持良性的互动。处在互动中心的农民群体，在城乡保护型二元结构中被保障了自由进城和返乡的权利，这是我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弹性和相对稳定的秩序的核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除了极少数的超大型城市，大部分的中小型城市对农民进城就业或者是在城市里定居已经完全开放了，这就表明原来的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上已经消除，人才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城市系统和农村系统之间能够获得更为均衡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难以为这些进城的农民提供全覆盖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再进城之后要想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提出的通过集体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弹性，因为农民一旦失去返乡之路，我国目前的弹性社会结构也就存在不了了。正是进城和返乡的自由，形成了我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打个比方来说，农村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是实现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稳定和有序发展的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61.
[2] 孟斯聪，马晓冬.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评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6）：109-114.
[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12.
[4] 贺雪峰.中坚农民的崛起[J].人文杂志，2014（7）：103-105.
[5] 李强.农民工与社会的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16.
[6]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
[7] 王春光.農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8] 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J].农业经济问题，2015（9）：19-32.
[9] 陈柏峰.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中间阶层[J].人文杂志，2014（7）：105-108.
[10] 张建雷，曹锦清，阳云云.中农经济的兴起：农业发展的去资本化主义化及机制——基于皖中吴村的调查[J].中国乡村研究，2016（00）：162-187.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 城乡中国
一、乡村社会转型的认识视角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成“乡土中国”的认识范式。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乡土性的中国基层社会具有地方性、闭合性、礼俗性的特点。”“乡土中国”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最为典型的概括。“乡土中国”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一定时期的治乱平衡，但其社会性质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是表现为一种极为稳定的传统模式下的农业社会形态。在这个阶段，农民很难获得除农业以外的额外收入，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因此在这个阶段，农民分化和社会的流动性都很弱，这也是“乡土社会”得以保持长期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始于19世纪中期，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积贫积弱的中国并没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社会转型很难触及到根本，“乡土社会”的本色在探索现代化的百余年间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才终于触及到了社会结构的根本，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原本的“乡土中国”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逐渐被打破，同时“礼治秩序”也面临着瓦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技术和劳动力逐渐从城市开始向农村转移，农民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土中国”逐步演变为“离土中国”。随着现代化因素进入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极大的人口流动，“乡土中国”依赖的社会基础不断瓦解。
农民不断增强的城乡流动性将城市和乡村社会这两个原本孤立的社会系统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此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认识和分析必须建立在城乡关联这一特殊视角中，而“城乡中国”，顾名思义，就是建立在城乡关联基础上的认识视角。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乡土中国转变为城镇中国的阶段，即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城乡中国”这一过渡时期和关键历史节点上，“城乡中国”将是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经济社会形态。不同于“乡土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城乡中国”的这一过程将会有着激烈的结构性变动，但即使面临着剧烈的结构性变动，我国社会依然保持着稳定和谐的局面，这就说明了转型中的中国城乡社会系统具有某种稳定的秩序，“城乡中国”这一过渡阶段符合我国中国特色主义的国情。
从宏观上来说，“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和“城市中国”这三个阶段是我国结构转型的三个重要阶段，而“城乡中国”又是这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阶段，因为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变最迅速、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剧烈。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城乡中国”的阶段，而并不是所谓的“城市化”阶段。只有明确了这一阶段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引导未来政策的制定，避免出现类似“城乡分割”这样的政策失误。
二、“城乡中国”的特点
第一，农二代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先不管城市是否接纳这个问题，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人口迁移的例子：80后是迁移的主力军，在这里我们定义为农二代。现在农二代的迁移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这和过去的以个体为单位出去打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二代的工作时长较农一代相比大幅度减少且其教育程度普遍得到提高，基本不务农，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数普遍上升。与此同时，农二代将收入汇回去的比例也大幅度下降，他们更多的是选择将挣的钱用于城市生活消费。另外，农二代还有一些其它的新现象，比如：跨省婚姻比例增加，關系网络不断增强，农二代主要依靠熟人关系，大部分的农二代的社保都在在城市缴纳。“城乡中国”阶段最重要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现在正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二代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农业，部分农二代甚至不会务农;另一方面农二代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基本和城里保持一致，完全城市化。
第二，一场重大变革正在农业部门悄悄进行。农业从原来定义的粮食农业到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的份额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不仅如此，城乡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仅仅是对量的需求转变为对质的需求，甚至是对健康、生态、安全的需求。这些不知不觉的变化给中国的农业部门带来一场伟大的革命，具体表现为农业功能的变化、农业制度的变化、农业形态的变化、农业发展模式的变化。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业发展模式变化，在“乡土中国”时期，我国的农业发展主要模式是以高劳动投入来使得劳动成本得到提高，但随着结构的转变，机械投入增加，这其中的要素比例发生变化：农业的用功成本增加，某均作物用工量减少。从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农业发展模式正从之前的高劳动投入提高生产效率转变为现在的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
第三，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地得到提高。在上一轮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从单项流动转向对流，即所谓的资本都流向城市，而劳动力则从城市转向农村。但是在“城乡中国”这一阶段，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个要素都开始在城乡之间出现对流，这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三、城乡中国和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弹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快速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造成所谓的政治、社会方面的动荡。城乡中国的结构特征在转型期间主要表现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社会系统通过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得以关联，而有些学者认为这将成为困扰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难题甚至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的根源。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验看，我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社会动荡、贫民窟这样的问题，这就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具备充足的韧性和弹性，这恰恰是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转型却依然能维稳的关键所在。 “城乡中国”互动结构中的城市系统和农村系统与中国社会本身特有的弹性机构密切相关，这两个系统在相互关联同时又彼此分离，从原来的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削与排斥转变为现在的城乡保护型二元结构，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城乡之间必须保持良性的互动。处在互动中心的农民群体，在城乡保护型二元结构中被保障了自由进城和返乡的权利，这是我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弹性和相对稳定的秩序的核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除了极少数的超大型城市，大部分的中小型城市对农民进城就业或者是在城市里定居已经完全开放了，这就表明原来的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上已经消除，人才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城市系统和农村系统之间能够获得更为均衡的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难以为这些进城的农民提供全覆盖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再进城之后要想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提出的通过集体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弹性，因为农民一旦失去返乡之路，我国目前的弹性社会结构也就存在不了了。正是进城和返乡的自由，形成了我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打个比方来说，农村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是实现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稳定和有序发展的重要机制。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0-61.
[2] 孟斯聪，马晓冬.我国乡村社会转型研究评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6）：109-114.
[3]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12.
[4] 贺雪峰.中坚农民的崛起[J].人文杂志，2014（7）：103-105.
[5] 李强.农民工与社会的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16.
[6]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2）：55-73.
[7] 王春光.農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8] 杨华.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J].农业经济问题，2015（9）：19-32.
[9] 陈柏峰.城乡二元结构的农村中间阶层[J].人文杂志，2014（7）：105-108.
[10] 张建雷，曹锦清，阳云云.中农经济的兴起：农业发展的去资本化主义化及机制——基于皖中吴村的调查[J].中国乡村研究，2016（00）：16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