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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党组织的历史是联大八年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联大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及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本文从四个阶段对联大学生地下党组织进行历史考察，并其历史价值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一二•一”运动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原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临时大学党支部。此时党支部共有党员18人，后来新发展党员8人，总计26人。
［1］1937年底，南京失陷，临时大学西迁昆明。迁撤前夕，中共长江局
［2］任命王亚文为青年工作特派员，并将临大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王亚文带回昆明。国难当头，临大党组织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及青年学生投身民族抗战，有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临大党组织还指示部分学生党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从军运动。在短暂的数月中，临大党支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日后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打下了基础和播下了种子。
一、抗战初期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及其蓬勃的生气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力易周、黄元镇、郝诒纯、徐干到昆后成立临时党支部，推举力易周为支部书记。根据南方局的指示，西南联大党支部于1939年3月正式成立，力易周因“金田事件”
［3］的牵连被暂停党的关系，调做学生会工作，袁永熙为党支部书记。王亚文1938年11月由湖南来到昆明，在联大建立了另一个党支部。因此，联大初期出现了两个党支部平行并存的局面，直到1939年7月，两个支部才合二为一，至此，联大初期两个支部并存的局面结束。随着党员发展及入学和转学来的党员增多，联大党组织共有党员83人，约占全省党员总数的1/3
［4］，是西南联大党员最多的时期。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凸显蓬勃生气。“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日，联大学生第一次和兄弟院校联合上街宣传抗日救国，高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高呼“驱逐日寇”“抗战到底”等口号。12月，汪精卫等判国充当汉奸，在党组织的推动下，联大1000多名学生发表了讨汪通电。为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联大党组织还积极开展话剧运动，成立了联大话剧团，先后演出了《祖国》、《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原野》等抗日话剧和独幕剧。此外，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助手作用，“民先”、“社研”、“群社”、“群声歌咏队”等社团根据自身特点不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群社”邀请教授讲述国际反法西斯形势，请战地记者来校报告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情况。
这时期，联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凸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气，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较好，国民党尚能积极抗日。“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气氛较浓、呼声较高，这对当时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各类进步活动的开展有重大影响。
第二，联大党组织在建党的同时，还重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进步学生社团的特殊作用。这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联大党组织巧妙运用云南有利的形势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龙云为维护自己在云南的统治，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学生运动给一定程度的默许，形成了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联大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方便。
这阶段，联大党组织获得重建并发展壮大，积极团结广大工农群众，领导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工作，为日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皖南事变”后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沉寂及其新生力量的孕育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学校，进步学生及中共党员撤离学校。这次疏散并非消极躲避，而是党组织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去加强地区的革命工作。“皖南事变”后，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转入低潮，进步社团被迫停止活动，联大校园内一片沉寂，壁报零零落落，不少同学陷入苦闷之中。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滞留香港的不少著名人士无法即时撤离，而孔祥熙等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吴晗教授在中国通史课上把此事同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联系起来，斥孔祥熙为“飞狗院长”。这事很快在联大学生中传播开来，几个联大学生联名发表《讨孔宣言》，要求党组织领导“倒孔”运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孔”
［5］大游行在昆明开展起来，游行中高喊“打倒孔祥熙”、“铲除孔祥熙”
［6］等口号，联大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此次行动影响不小。
第一，联大党组织领导的这次爱国运动显示了西南联大师生和大后方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促进了反抗力量的迅速增长。它是“皖南事变”后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次大示威，也是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先声。
第二，通过这次爱国运动，昆明冲破了“皖南事变”后的高压沉闷局面。运动为许多爱国进步青年指明了方向，使昆明和西南联大成为许多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他们纷纷来到昆明，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联大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使联大党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走向低谷，然而，联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虽然沉寂却并未消失。他们在这一时期认真执行南方局“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政策，不断学习、团结群众及为学生服务，孕育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新生力量。
这阶段的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同学，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出现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使联大党组织及进步学生社团在后来的工作中从未离开“爱国民主”这一主题。
三、联大中后期的地下党组织与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皖南事变”的影响过去后，撤离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群社”社员陆续回校，又有一些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和追求真理的青年考入联大。党员骨干们团结思想进步的同学，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并组织了一些秘密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力量。至此，联大党组织及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又开始向抗战初期一样活跃起来。
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联大党组织迫切需要一个接受自己领导的合法学生组织，其实就是要从三青团分子手里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学生自治会是因“皖南事变”后大批进步学生撤离联大，领导权被三青团分子趁机窃取。1944年10月，在党组织的暗中帮助下，联大选出了新一届学生自治会，“重新夺回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7］从此，联大学生自治会便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联大和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做贡献。自治会第一个大行动就是组织联大同学参加纪念护国运动大游行，游行中同学们高喊“废除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8］等口号，行人和市民也纷纷加入这一民主洪流。这次大游行充分显示了大后方要求民主的意志，促进了党在云南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
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联大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联大校园从早到晚都呈现热气腾腾的氛围，开展的各项工作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下党组织领导广大学生和民众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出，更清醒认识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使他们更加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党在联大、在云南的影响。
第二，地下党组织将青年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抗日活动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教育，使同学们经受了锻炼，提高能力，扩展综合素质，为青年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地下党组织领导及推动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了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党组织把大多数同学团结在“抗战救国”的大旗下，始终为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大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提出了“制止内战”、“彻底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进步要求。他们开展的各项活动时刻团结广大同学和发动群众，斗争艺术逐步娴熟，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上为“一二•一”运动的发生及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联大末期的地下党组织与“一二•一”运动
抗战胜利，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蒋介石却阴谋发动内战。在云南，国民党武力强迫龙云下台，改组省政府，发动内战的野心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为此，联大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团体领导同学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爱国运动。11月25日晚，他们在联大大草坪举行反内战的时事讲演会，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后派军队包围学校，但讲演会仍照常进行。联大学生、共产党员、著名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9］26日清晨，国民党发表污蔑与会师生的造谣消息——“本市西门外发生匪警”，激起了昆明学生的极大愤慨。在联大党组织的领导下，联大学生率先罢课抗议，随后昆明各大中学校相继罢课，成立了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云南省党政军反动当局武力镇压，派出暴徒殴打师生、捣毁校具、撕毁壁报，并在联大新校舍门前使用手榴弹，炸死爱国师生四人（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
［10］、炸伤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联大党总支组织学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斗争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至12月27日，联大党组织和“罢联”根据形势发展认为运动已获得重大胜利，在当局答应其条件后宣布“停灵复课”。1946年3月17日四烈士盛大出殡，昆明城万人空巷，送别烈士，这次大出殡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示威。“一二•一”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产生了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
第一，联大党组织直接领导的这次爱国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反内战时事晚会起到1946年3月17日盛大出殡，历时近四个月，是“一二•九”运动以来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一二•一”惨案使昆明乃至全国的青年学生一致呼号、痛哭，进一步促使他们勇敢地和恶势力作斗争，自觉自愿地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平民主的革命运动中去，大大提高了云南省各族人民的觉悟。
第三，“一二•一”运动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首次领导的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族运动。运动促进了广大民众的觉醒，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同盟者，进一步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联大宣布结束，党组织在联大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联大党组织在八年多时间里，紧密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大批联大的党员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继续为新中国做出新的贡献。
结语：
今天，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不能让联大地下党组织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斗争意志成为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宝贵财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将激励后继者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它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联大地下党组织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简史》第7–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了使党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工作更适应新的形势，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各项工作。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
［3］“金田事件”是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将金文哲、田克敏两个老党员诬陷为国际间谍而秘密处决。力易周因是金文哲的入党介绍人而长期受到株连。1982年平反此案并恢复力易周党籍。
［4］1940年云南全省共有党员247人。见《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年－1950年）》第10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倒孔”即打倒孔祥熙，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6］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简史》第39–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程法汲《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第4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简史》第7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一二•九》第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10］四烈士中于再、潘琰为中共党员，其中潘琰同志1939年在湖北女师念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到联大后其组织关系一直未能接上，1981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确定潘琰同志为中共党员”。
关键词：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一二•一”运动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原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临时大学党支部。此时党支部共有党员18人，后来新发展党员8人，总计26人。
［1］1937年底，南京失陷，临时大学西迁昆明。迁撤前夕，中共长江局
［2］任命王亚文为青年工作特派员，并将临大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王亚文带回昆明。国难当头，临大党组织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及青年学生投身民族抗战，有效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临大党组织还指示部分学生党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掀起了大规模的从军运动。在短暂的数月中，临大党支部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日后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打下了基础和播下了种子。
一、抗战初期地下党组织的重建及其蓬勃的生气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力易周、黄元镇、郝诒纯、徐干到昆后成立临时党支部，推举力易周为支部书记。根据南方局的指示，西南联大党支部于1939年3月正式成立，力易周因“金田事件”
［3］的牵连被暂停党的关系，调做学生会工作，袁永熙为党支部书记。王亚文1938年11月由湖南来到昆明，在联大建立了另一个党支部。因此，联大初期出现了两个党支部平行并存的局面，直到1939年7月，两个支部才合二为一，至此，联大初期两个支部并存的局面结束。随着党员发展及入学和转学来的党员增多，联大党组织共有党员83人，约占全省党员总数的1/3
［4］，是西南联大党员最多的时期。
随着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凸显蓬勃生气。“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日，联大学生第一次和兄弟院校联合上街宣传抗日救国，高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高呼“驱逐日寇”“抗战到底”等口号。12月，汪精卫等判国充当汉奸，在党组织的推动下，联大1000多名学生发表了讨汪通电。为更好地宣传抗日救国，联大党组织还积极开展话剧运动，成立了联大话剧团，先后演出了《祖国》、《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原野》等抗日话剧和独幕剧。此外，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的助手作用，“民先”、“社研”、“群社”、“群声歌咏队”等社团根据自身特点不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群社”邀请教授讲述国际反法西斯形势，请战地记者来校报告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情况。
这时期，联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凸显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气，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较好，国民党尚能积极抗日。“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气氛较浓、呼声较高，这对当时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各类进步活动的开展有重大影响。
第二，联大党组织在建党的同时，还重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进步学生社团的特殊作用。这对于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联大党组织巧妙运用云南有利的形势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龙云为维护自己在云南的统治，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学生运动给一定程度的默许，形成了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为联大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方便。
这阶段，联大党组织获得重建并发展壮大，积极团结广大工农群众，领导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工作，为日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皖南事变”后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沉寂及其新生力量的孕育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学校，进步学生及中共党员撤离学校。这次疏散并非消极躲避，而是党组织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去加强地区的革命工作。“皖南事变”后，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转入低潮，进步社团被迫停止活动，联大校园内一片沉寂，壁报零零落落，不少同学陷入苦闷之中。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滞留香港的不少著名人士无法即时撤离，而孔祥熙等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吴晗教授在中国通史课上把此事同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联系起来，斥孔祥熙为“飞狗院长”。这事很快在联大学生中传播开来，几个联大学生联名发表《讨孔宣言》，要求党组织领导“倒孔”运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孔”
［5］大游行在昆明开展起来，游行中高喊“打倒孔祥熙”、“铲除孔祥熙”
［6］等口号，联大学生成为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此次行动影响不小。
第一，联大党组织领导的这次爱国运动显示了西南联大师生和大后方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促进了反抗力量的迅速增长。它是“皖南事变”后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次大示威，也是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先声。
第二，通过这次爱国运动，昆明冲破了“皖南事变”后的高压沉闷局面。运动为许多爱国进步青年指明了方向，使昆明和西南联大成为许多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他们纷纷来到昆明，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联大的爱国、民主、进步力量。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使联大党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走向低谷，然而，联大学生的爱国运动虽然沉寂却并未消失。他们在这一时期认真执行南方局“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政策，不断学习、团结群众及为学生服务，孕育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新生力量。
这阶段的党组织根据形势发展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同学，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出现了大批青年积极分子，使联大党组织及进步学生社团在后来的工作中从未离开“爱国民主”这一主题。
三、联大中后期的地下党组织与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皖南事变”的影响过去后，撤离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群社”社员陆续回校，又有一些有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和追求真理的青年考入联大。党员骨干们团结思想进步的同学，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并组织了一些秘密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力量。至此，联大党组织及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又开始向抗战初期一样活跃起来。
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联大党组织迫切需要一个接受自己领导的合法学生组织，其实就是要从三青团分子手里夺回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学生自治会是因“皖南事变”后大批进步学生撤离联大，领导权被三青团分子趁机窃取。1944年10月，在党组织的暗中帮助下，联大选出了新一届学生自治会，“重新夺回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7］从此，联大学生自治会便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为联大和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做贡献。自治会第一个大行动就是组织联大同学参加纪念护国运动大游行，游行中同学们高喊“废除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8］等口号，行人和市民也纷纷加入这一民主洪流。这次大游行充分显示了大后方要求民主的意志，促进了党在云南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
在党组织的指导下，联大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联大校园从早到晚都呈现热气腾腾的氛围，开展的各项工作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下党组织领导广大学生和民众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出，更清醒认识到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反动本质，使他们更加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在无形之中扩大了党在联大、在云南的影响。
第二，地下党组织将青年学生紧紧团结在一起，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抗日活动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教育，使同学们经受了锻炼，提高能力，扩展综合素质，为青年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地下党组织领导及推动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他们进行了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党组织把大多数同学团结在“抗战救国”的大旗下，始终为抗战尽自己的力量，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大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提出了“制止内战”、“彻底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进步要求。他们开展的各项活动时刻团结广大同学和发动群众，斗争艺术逐步娴熟，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上为“一二•一”运动的发生及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联大末期的地下党组织与“一二•一”运动
抗战胜利，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蒋介石却阴谋发动内战。在云南，国民党武力强迫龙云下台，改组省政府，发动内战的野心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为此，联大地下党组织通过学生团体领导同学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爱国运动。11月25日晚，他们在联大大草坪举行反内战的时事讲演会，国民党当局先是下令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后派军队包围学校，但讲演会仍照常进行。联大学生、共产党员、著名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圆满结束。
［9］26日清晨，国民党发表污蔑与会师生的造谣消息——“本市西门外发生匪警”，激起了昆明学生的极大愤慨。在联大党组织的领导下，联大学生率先罢课抗议，随后昆明各大中学校相继罢课，成立了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云南省党政军反动当局武力镇压，派出暴徒殴打师生、捣毁校具、撕毁壁报，并在联大新校舍门前使用手榴弹，炸死爱国师生四人（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
［10］、炸伤5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联大党总支组织学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斗争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至12月27日，联大党组织和“罢联”根据形势发展认为运动已获得重大胜利，在当局答应其条件后宣布“停灵复课”。1946年3月17日四烈士盛大出殡，昆明城万人空巷，送别烈士，这次大出殡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示威。“一二•一”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产生了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具体表现为：
第一，联大党组织直接领导的这次爱国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反内战时事晚会起到1946年3月17日盛大出殡，历时近四个月，是“一二•九”运动以来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一二•一”惨案使昆明乃至全国的青年学生一致呼号、痛哭，进一步促使他们勇敢地和恶势力作斗争，自觉自愿地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平民主的革命运动中去，大大提高了云南省各族人民的觉悟。
第三，“一二•一”运动是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首次领导的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族运动。运动促进了广大民众的觉醒，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孤立，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同盟者，进一步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联大宣布结束，党组织在联大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联大党组织在八年多时间里，紧密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大批联大的党员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继续为新中国做出新的贡献。
结语：
今天，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但我们不能让联大地下党组织先辈们的革命精神、斗争意志成为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宝贵财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将激励后继者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它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联大地下党组织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参考文献：
［1］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简史》第7–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了使党在中国南部地区的工作更适应新的形势，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各项工作。1939年1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
［3］“金田事件”是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将金文哲、田克敏两个老党员诬陷为国际间谍而秘密处决。力易周因是金文哲的入党介绍人而长期受到株连。1982年平反此案并恢复力易周党籍。
［4］1940年云南全省共有党员247人。见《中共云南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年－1950年）》第10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倒孔”即打倒孔祥熙，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6］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简史》第39–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程法汲《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载《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第4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西南联大党史编写组《中共西南联大地下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简史》第7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编辑委员会《新的一二•九》第1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10］四烈士中于再、潘琰为中共党员，其中潘琰同志1939年在湖北女师念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到联大后其组织关系一直未能接上，1981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确定潘琰同志为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