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爱尔医疗）总裁张跃文的办公室日历上，10月14日以后的日程下方被画了长长的红线。
　　“这股‘旋风’吹来以后，我们要加快在全国布点，抓住这个机会。”张跃文摩拳擦掌，“按照文件，我們的产业到2020年有8万亿元的市场前景，按现在的2万亿元计算，将有四五倍的增长。”
　　爱尔医疗是中国发展较早的民营连锁医疗机构，在过去数年一直在不同城市的公立医院“夹缝”中求生。张跃文口中的“旋风”，是10月1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要求全面清理以往对于民间资本的不合理规定，“凡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等机构可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管、公办民营等多种形式投资医疗服务行业。
　　此外，《意见》还要求，非公立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准入、社会保险定点、重点专科建设、职称评定、学术地位、等级评审、技术准入等方面获得同等对待。
　　“这项改革不仅涵盖传统的医药领域，还进一步拓宽到其上下游。在全产业链条上发力，以产业政策带动改革，打破垄断。”参与《意见》前期调研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告诉《财经》记者。

打破“玻璃门”

　　长久以来，民间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一直存在“玻璃门”。
　　以医疗领域为例，目前公立医院依然控制着中国90%左右的医疗资源。正因为公立医院的优势地位，现实中医疗保险定点医院也就主要以公立医院为主，且这种定点资格很难被取消。这进一步强化了公立医院的行政垄断地位。
　　早在2010年，国家便已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下称《社会资本办医意见》）。在这份文件的引导下，民间资本曾掀起一轮投资热潮。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医疗体系下，区域卫生规划对公立医院的倾斜，使得社会资本在实际进入医疗市场时，在产业政策、税收、准入、人才等方面，都相继遭遇了“玻璃门”。
　　“当时我们计划在全国很多地方布点，但每个地方对于《社会资本办医意见》和有关文件的理解都不同，而且都有‘卡脖子’的设置。”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悲观地表示，按照既有的区域卫生规划，他们想进入的城市繁华地段总是“床位数已满”，他们被要求在郊区开设专科医院，但交通不便、人流量太少导致他们很难与公立医院竞争。
　　在从业者看来，《意见》被解读为积极侧推改革，“非禁即入”的概念也首次在这个领域被提起。《意见》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此外，还要求推进外资进入国内医疗健康产业的步伐，进一步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并逐步扩大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试点。
　　“此次政策调整，健康服务业对民营资本的开放力度是非常大的。”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实行“非禁即入”意味着“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表示，《意见》将给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健康服务类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可购买服务）留下政策空间。“这也给了想发展医疗服务产业的地方政府操作的空间。”朱恒鹏说。

产业链延展

　　10月中旬，中国大部分地区遭遇冷空气的“突袭”。湖南湘潭的仰天湖地区也有阵阵寒意。由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投资建设的“健康城”的项目，正在低调建设之中。这是个少见的涵盖了健康产业、养生地产、旅游产业组成的城市综合运营项目。
　　“《意见》不仅涵盖传统医改涉及的医药领域，还进一步拓宽到其上下游。在全产业链条上发力，以产业政策带动改革，打破垄断。”刘国恩说。
　　“我们实际上两年前就意识到养老健康产业蕴含了很大的商机，但两年前还没有什么人谈这个事情。”湖南中建仰天湖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建仰天湖）总经理彭小毛告诉《财经》记者，这个总投资超200亿元的项目建设期长达五年，最初业界不少人为其捏一把汗。几天前，《意见》出台让他很激动。
　　“健康城”引入了多家机构进驻，比如，台湾的医疗机构负责建设智能系统，民营的湘雅医院也有望被引入，“在服务区内的居民，可以有24小时的健康监护服务；生病时有医院的对接服务；病愈后有康复理疗系统——我们健康管理的整个过程中都结合起来的。”一位参与开发的工程师表示。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正在从传统的疾病治疗转为更加重视疾病预防和保健，以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养老、体育健身、养生美容以及健康旅游等新兴健康服务的需求都在快速增加。
　　健康服务业的支撑性产业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健康保险服务形成基础性支撑及所衍生出来的各类产业。此外，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健康食品等研发制造和流通等相关产业，以及信息化、第三方服务等也有所涵盖。
　　健康养老产业亦是《意见》的重点之一，在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支撑的同时，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逐步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
　　《意见》还提出，要完善健康消费的保障机制，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多样化、多层次、规范化的产品和服务，开发长期护理险，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意外保险等多种形式医疗执业保险。建立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体检、护理等机构合作的机制，探索健康管理组织等新型组织形式。

医改待深化

　　发展健康服务业着眼于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涵盖基本与非基本健康服务，虽提出政府引导，但主要面向社会和市场主体。
　　而已推行多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则以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重在保障民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强调政府主导，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虽然两者侧重各有不同时，但在刘国恩看来，“这次《意见》的推出以及后续落实，实际上有助于前一個阶段的医改工作的推动。”他认为，从新的思路入，可以推动一直以来以医疗卫生为中心的观念转变。
　　“我们过去七八年的改革，就是有病索医，围绕看病展开的。这次是以过去医疗卫生为中心，往两边进行前移和后延的规划。医改要继续完善推动，有病索医之外，也还要把环节前移，推迟、减少、避免生病。”
　　刘国恩举例，在社会老龄化之后，老人能够获得更精心更平价的服务，而且可以减少医疗环节的压力。“现在床位本来就不够，还得分出来给养老”。
　　在朱恒鹏看来，《意见》的基本原则中，“坚持政府引导”相较于以往的“政府主导”有明显变化；同时，“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给予了非公立医疗机构“同等的地位”等表述皆值得肯定。
　　但朱恒鹏也指出，医生自由执业等医改深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破解。
　　根据《执业医师法》，中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人员，须在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注册，然后在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内执业。
　　在围绕医改的长期讨论中，早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将医生“绑”在一个医院中，不利于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其结果是，大量高水平医生在大型公立医院中并非天天出诊，欠发达地区、中小医疗机构的患者却难以享受高质量的诊疗。
　　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提出“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获得了大部分医务人员的积极回应。原卫生部亦公开表示，医师多地点执业在更好地统筹调配医疗卫生资源，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提高基层医院诊疗技术水平，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
　　同年9月16日，原卫生部公布了《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医师多点执业将分三类管理，并公布了多点执业试点的七条规则。这虽然与真正的“医师自由执业”尚有差距，但在当时仍获得业界的积极评价。
　　2010年，广东省开始对医生多点执业进行试点，但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此后三年间，在广东省唯一的试点深圳市，仅有36名医生真正获批多点执业资格。2013年7月底，深圳市卫生计生委试图将多点执业继续向前推行，并向广东省卫生厅上报了实施细则，新政策打破了医师执业地点不超过三个及须经所在医疗机构允许的限制。在广东省卫生厅批准了深圳的方案后，深圳方面却蹊跷地自行将方案撤回，新的尝试就此夭折。
　　医生自由执业屡屡受挫，归咎于公立医疗体系内部僵化的管理体制，囿于事业单位的性质以及自身事业编制的身份限制，医生终难以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