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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张悟本被人从神坛上揪下来,明天人们还会把另一个张悟本送上神坛。这本来就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作弊时代,并拥有了源远流长的孕育谎言的土壤。
在养生骗子的征途上,张悟本并不孤独。前有胡万林,后有林光常。在著名作家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摇旗呐喊下,胡万林用一把芒硝让人癫狂;而“排毒教父”林光常还是个舶来品,他宣称的“一天吃一个红薯,保证不会得癌症!”标奇立异远胜张悟本。
虽然他们的“水货养生”都是些东拼西凑的杂碎,但却深得普罗大众的迷恋和爱戴。说到底,张悟本们不过是大众意志的某种体现——是狂热的大众捧红了张悟本,而不仅是张悟本欺骗了大众。
今天张悟本被人从神坛上揪下来,明天人们还会把另一个张悟本送上神坛。这本来就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作弊时代,并拥有了源远流长的孕育谎言的土壤。说白了,胡万林或张悟本都只是名字不同而已。而张悟本们层出不穷的原因,既有文化方面的“底蕴”,又有社会问题的浇灌。
集体非理性
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凡是跟祛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
但如果医疗保障可以跟上,至少也能抑制张悟本们的传播力。但又赶上看病难,于是,出来个让吃吃蔬菜、五谷杂粮就能解决问题甚至防患于未然的高人,大伙自然拥戴他。
历代都出过各种奇门偏方,以“花小钱办大事”的方式来诱惑百姓,而老百姓虽然不明所以,但也真相信那些奇怪的方法可以让人不得病。
张悟本包治百病的绿豆汤,堪比上世纪70年代曾经火遍全国的“神奇”饮料——红茶菌。
父辈们回忆说,红茶菌好养。从别人那儿捞一块“海绵”来,放在干净的玻璃瓶里,糖茶水喂着就自己长大了,子子孙孙没有尽头地长下去。因为不清楚红茶菌的分子结构、药用原理,当时人们觉得神秘,反而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那时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在养红茶菌,亲戚朋友之间还写信、打电话推荐。
红茶菌成本低廉、功效神奇,很符合那个全民贫穷时期人们的消费观,是一种期待值与能力完美和谐的结合。据说这种东西可以防癌治癌,可治心脏、脑血管、肠胃、肝肾、肥胖、斑秃、高血压、萎缩性胃炎、便秘,等等。所以全国的男女老幼齐上阵,不管神志清醒不清醒的,都一个劲儿地养这种东西,喝这种东西。
就像张悟本的绿豆汤一样,红茶菌的神话和红火很快就过去了。早几年就有一种类似的东西曾经流行过,这就是也曾经风靡一时的“打鸡血”疗法。
学者桑晔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后来,这“秘方”随着大字报流传,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都遭了殃。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社会从来不缺这类荒诞的大众消费神话。普通物品之所以成为神物,恰恰在于许多人心里住着一个癫狂的魔鬼,它的名字叫集体无意识,或盲目崇拜。
而张悟本的聪明,在于深知中华民族在饥饿了几千年后,刚刚托改革开放的福吃出了太多三高人群。于是他找到了一个绝妙突破口——将蔬菜和绿豆塑造成救命稻草。当精心包装的伪科学撞上民众养生的愚昧无知,个人发狂的攫财逐利心理遇到民众发烧的养生愿望,难免会衍生出一场发疯的养生保健闹剧。
这种集体非理性的跟风行为,对应的是科学和理性教育的匮乏。张悟本问题仅是一个现象,背后狂热的大众才是造神主体。
更可怕的是,从胡万林、“刘太医”、林光常再到张悟本,每当一个神话破灭,人们又很快地创造出另一个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悟本们把准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就如伟大的小说家埃柯《傅科摆》中所言:“当人们停止信上帝之时,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他们什么都信。”
怕死的中国人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嘲弄我们“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的怕死”,尽管刻薄,倒的确是事实。
有个奇特的现象——全世界比中国富裕的国家多了去,谁像中国人一样把养生当成了一项“全民运动”?
张悟本的绿豆、茄子、冬瓜汁,不过是一种传统文化传承的庸俗版而已。中国的养生文化,其来源可追溯到方术时代——自古以来山里的黄精以及松针就是益寿延年、成仙得道的妙药。魏晋以来,走火版的还有五石散之类的毒药。
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上,中国人的故事更为精彩。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简直人人都想做神仙。
秦皇汉武都曾遍访方士、以求仙丹;王莽、曹操等人都是房中术的信徒——那个时候,房中术是很正经的养生学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不但收录了八家房中术的作品,并给予这些作品单独分类。这样的做法在正史中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就再没有这么干了。
唐代是炼丹术的全盛时期,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6个,除了贤明的唐太宗,还有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中毒的还未致死的皇帝还不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许多名士文人也都去炼丹。对于世俗的人来说,它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因此颇具诱惑力。白居易在晚年有思归诗一首:
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崔元亮)夸药力,经冬不衣棉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说明了当代的这些大名士们炼丹服食之的后果,而热衷于炼丹的白居易晚年也因此而感到茫然若失。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不乏长生不老的神仙方士,但在西方文化里,能长生不老的只有吸血鬼,根本不能算人。这种理念在作品中,便是对上帝的敬仰,对死亡的敬畏,对天堂的赞美。
可惜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讨论死亡、反思生命的作品并不多。在中国,年龄越大怕死的恐惧心理表现就越明显,多数养生类节目的粉丝也都是中老年观众。
笔者的一个朋友对此深有感慨——现在老人相互介绍哪家的保健品、保健仪器好,一旦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就会相互宣传,也不顾儿女的阻拦或者劝说,谁劝跟谁急。
“我爸妈经常在外面买点保健品回来或者参加宣传会,时不时要去买几千元治疗仪器或者保健品等,有次还要我开车去一个很偏的乡下,说是去看学生,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去尝试一种治疗仪。”
她不由纳闷:那么弱智的谎言为什么能骗得了那么多的老人?这些老人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啊!
事实上,正是公众低下的健康素养促成了养生市场的混乱。据卫生部去年关于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仅有6.48%的人群具有基本的健康素养,而基本健康素养的内涵也仅限于会自测血压、会打急救电话120等能力。调查项目中,慢性病预防素养最低。
这种心态几乎可以解释张悟本的“走红”,——因为张悟本们所开的药方,简直是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且不管这种养生术是否科学,试验的成本毕竟不高,那先不妨一试。
说到底,还是得普及常识。
在养生骗子的征途上,张悟本并不孤独。前有胡万林,后有林光常。在著名作家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摇旗呐喊下,胡万林用一把芒硝让人癫狂;而“排毒教父”林光常还是个舶来品,他宣称的“一天吃一个红薯,保证不会得癌症!”标奇立异远胜张悟本。
虽然他们的“水货养生”都是些东拼西凑的杂碎,但却深得普罗大众的迷恋和爱戴。说到底,张悟本们不过是大众意志的某种体现——是狂热的大众捧红了张悟本,而不仅是张悟本欺骗了大众。
今天张悟本被人从神坛上揪下来,明天人们还会把另一个张悟本送上神坛。这本来就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作弊时代,并拥有了源远流长的孕育谎言的土壤。说白了,胡万林或张悟本都只是名字不同而已。而张悟本们层出不穷的原因,既有文化方面的“底蕴”,又有社会问题的浇灌。
集体非理性
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凡是跟祛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
但如果医疗保障可以跟上,至少也能抑制张悟本们的传播力。但又赶上看病难,于是,出来个让吃吃蔬菜、五谷杂粮就能解决问题甚至防患于未然的高人,大伙自然拥戴他。
历代都出过各种奇门偏方,以“花小钱办大事”的方式来诱惑百姓,而老百姓虽然不明所以,但也真相信那些奇怪的方法可以让人不得病。
张悟本包治百病的绿豆汤,堪比上世纪70年代曾经火遍全国的“神奇”饮料——红茶菌。
父辈们回忆说,红茶菌好养。从别人那儿捞一块“海绵”来,放在干净的玻璃瓶里,糖茶水喂着就自己长大了,子子孙孙没有尽头地长下去。因为不清楚红茶菌的分子结构、药用原理,当时人们觉得神秘,反而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那时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在养红茶菌,亲戚朋友之间还写信、打电话推荐。
红茶菌成本低廉、功效神奇,很符合那个全民贫穷时期人们的消费观,是一种期待值与能力完美和谐的结合。据说这种东西可以防癌治癌,可治心脏、脑血管、肠胃、肝肾、肥胖、斑秃、高血压、萎缩性胃炎、便秘,等等。所以全国的男女老幼齐上阵,不管神志清醒不清醒的,都一个劲儿地养这种东西,喝这种东西。
就像张悟本的绿豆汤一样,红茶菌的神话和红火很快就过去了。早几年就有一种类似的东西曾经流行过,这就是也曾经风靡一时的“打鸡血”疗法。
学者桑晔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某省的“上流社会”中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中将医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换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鸡血。后来,这“秘方”随着大字报流传,接着全中国的小公鸡都遭了殃。
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社会从来不缺这类荒诞的大众消费神话。普通物品之所以成为神物,恰恰在于许多人心里住着一个癫狂的魔鬼,它的名字叫集体无意识,或盲目崇拜。
而张悟本的聪明,在于深知中华民族在饥饿了几千年后,刚刚托改革开放的福吃出了太多三高人群。于是他找到了一个绝妙突破口——将蔬菜和绿豆塑造成救命稻草。当精心包装的伪科学撞上民众养生的愚昧无知,个人发狂的攫财逐利心理遇到民众发烧的养生愿望,难免会衍生出一场发疯的养生保健闹剧。
这种集体非理性的跟风行为,对应的是科学和理性教育的匮乏。张悟本问题仅是一个现象,背后狂热的大众才是造神主体。
更可怕的是,从胡万林、“刘太医”、林光常再到张悟本,每当一个神话破灭,人们又很快地创造出另一个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悟本们把准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就如伟大的小说家埃柯《傅科摆》中所言:“当人们停止信上帝之时,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他们什么都信。”
怕死的中国人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嘲弄我们“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的怕死”,尽管刻薄,倒的确是事实。
有个奇特的现象——全世界比中国富裕的国家多了去,谁像中国人一样把养生当成了一项“全民运动”?
张悟本的绿豆、茄子、冬瓜汁,不过是一种传统文化传承的庸俗版而已。中国的养生文化,其来源可追溯到方术时代——自古以来山里的黄精以及松针就是益寿延年、成仙得道的妙药。魏晋以来,走火版的还有五石散之类的毒药。
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上,中国人的故事更为精彩。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简直人人都想做神仙。
秦皇汉武都曾遍访方士、以求仙丹;王莽、曹操等人都是房中术的信徒——那个时候,房中术是很正经的养生学问,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不但收录了八家房中术的作品,并给予这些作品单独分类。这样的做法在正史中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就再没有这么干了。
唐代是炼丹术的全盛时期,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6个,除了贤明的唐太宗,还有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中毒的还未致死的皇帝还不算。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许多名士文人也都去炼丹。对于世俗的人来说,它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因此颇具诱惑力。白居易在晚年有思归诗一首:
退之(韩愈)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微之(元稹)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杜牧)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崔元亮)夸药力,经冬不衣棉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这说明了当代的这些大名士们炼丹服食之的后果,而热衷于炼丹的白居易晚年也因此而感到茫然若失。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不乏长生不老的神仙方士,但在西方文化里,能长生不老的只有吸血鬼,根本不能算人。这种理念在作品中,便是对上帝的敬仰,对死亡的敬畏,对天堂的赞美。
可惜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讨论死亡、反思生命的作品并不多。在中国,年龄越大怕死的恐惧心理表现就越明显,多数养生类节目的粉丝也都是中老年观众。
笔者的一个朋友对此深有感慨——现在老人相互介绍哪家的保健品、保健仪器好,一旦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就会相互宣传,也不顾儿女的阻拦或者劝说,谁劝跟谁急。
“我爸妈经常在外面买点保健品回来或者参加宣传会,时不时要去买几千元治疗仪器或者保健品等,有次还要我开车去一个很偏的乡下,说是去看学生,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去尝试一种治疗仪。”
她不由纳闷:那么弱智的谎言为什么能骗得了那么多的老人?这些老人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啊!
事实上,正是公众低下的健康素养促成了养生市场的混乱。据卫生部去年关于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显示:仅有6.48%的人群具有基本的健康素养,而基本健康素养的内涵也仅限于会自测血压、会打急救电话120等能力。调查项目中,慢性病预防素养最低。
这种心态几乎可以解释张悟本的“走红”,——因为张悟本们所开的药方,简直是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且不管这种养生术是否科学,试验的成本毕竟不高,那先不妨一试。
说到底,还是得普及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