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践行者。自清末以来，华侨华人纷纷在广东地区投资兴办实业，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侨乡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华侨华人与侨资集聚的侨乡地区，甚至出现了“镇不认州”、“镇不认县”这一奇特现象，广东侨乡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本文拟就近代广东侨乡的城镇化建设进行探讨。
　　一、 近代广东侨乡城镇化历程
　　1.侨墟的形成促进了广东侨乡城镇化发展
　　清朝中晚期，岭南各地方志中大都专门设有墟市条目，这说明岭南地区在乡村或城市边缘形成一种较普遍而又独特的墟市经济现象，彰显出岭南文化风貌，广东的三大侨乡应运而生。如台山到清光绪十九年已发展到 77个墟市。广东的潮汕和梅州地区的墟市建设也较为广泛，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区域条件。根据2009年潮州志的记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仅仅在汕头市，拥有100家商号以上的墟市有47处，拥有200家以上的有24处，其中有3处墟市拥有的商号数量在1000家以上。再如侨乡梅县，据康熙《程乡县志》记载，当时梅县共有上市、下市、寨子角市、松口市、桥下墟和南口墟。其中，上市“在县城外之西南，中分四路，名为十字街，卢间相接，商贾萃居，县市之最也。”可见，这些墟市不少已是贸易繁忙、店铺林立的地方商业贸易中心。至清末，梅县共有20余处墟市，民国后期增至33个。墟市不仅在地方社会与经济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是附近省县农村地区经济往来、商业贸易的中心。墟市的发展与繁荣，促进了近代侨乡城镇化进程。
　　2、华侨捐资兴建学校和医院等大批基础设施改变侨乡风貌
　　“捐资兴学”在广东省的侨乡是普遍现象，在侨乡一直有着优良的传统，华侨华人认为兴学是集体的公益，关系到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大事。广东华侨华人在侨居国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却受尽歧视、虐待，他们从清末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到教训，他们抱着“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的信念，将在海外辛勤劳动积累的血汗钱汇回家乡，兴办学校。如广东梅州的嘉应学院、梅县东山中学、丰顺中学、梅县华侨华人中学;江门的新会华侨华人中学、江门职业技术学院;汕头的汕头大学、广东汕头潮南职校、达濠华侨华人中学、澄海华侨华人小学等，在广东侨乡各地都有着“侨”味十足的各类中小学和职业学校。
　　清末到民国，广东侨乡的华侨目睹鄉亲缺医少药的状况，纷纷在家乡捐建医院，如台山侨胞在此时期前后建立了约十六家医院，有些至今仍在使用，较著名的分别有：麻风医院、太和医院、普济医院。除江门外，梅县白宫华侨华人医院、蕉岭新铺华侨华人医院;潮汕的汕头市达濠华侨华人医院、汕头市澄海区华侨华人医院、彩塘华侨华人医院等均为当地华侨所捐建。华侨华人对侨乡地区的医院建设大力资助，对当地的卫生医疗条件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广东的三大侨乡，由于华侨大力捐资修建了当地的大批基础设施，提升了当地侨乡人民文化素养，改善了投资环境。
　　3、华侨投资推动侨乡近代工业的兴起
　　“工业建设之推动，实有赖于华侨华人之力至矣。”一句话道明了华侨华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发挥的重要经济建设推动作用。例如，如广东的梅县，一无港口优势，二无地势优势，然而在梅县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华侨华人这一中坚力量，华侨华人身为对接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与梅县原初工业的中间人，推动了梅县近代工业的兴起发展。到了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梅县工业因身处抗战后方，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全县共计有80多家小型工厂，分属20多个行业，其中大多行业采用机械化生产包括机器修造、纺织、印刷、碾米、卷烟”，梅县地区因此掀起了第一次经济现代化发展浪潮。
　　19世纪80年代后期，新加坡华侨华人和越南华侨华人开启近代华侨华人投资潮汕地区先河，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在初期，因汕头市的各项建设进一步带动了投资，华侨华人投资人和投资企业更是日益增多。如汕头市区集中了华侨华人的大部分投资，无论是投资户数还是投资资金均己过半。房地产业和商业是投资的重点区域，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居次。
　　4、华侨投资推动侨乡金融业的发展
　　近代华侨华人对潮汕金融业的投资，表现为侨汇对地方财政金融以及经济发展的极大支持。整个近代潮汕金融业的支柱就是侨批业。侨批，直白地说是华侨华人家书与汇款合一的特殊载体。出洋在外谋生，在具备一定经济能力或者小有所成之后，便按时往家中寄款，以做家人生活之资。一般在寄钱的同时，也会有书信，内容除了向家人问安说明在外的情况，也会在信中说明所寄钱的金额。根据《潮汕侨批》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后，各银行陆续在潮汕设立分支机构，老金融机构的银庄也不断增加，仅汕头市，1932年已有银庄60多家。这些银行和银庄的业务，很大程度上靠海外华侨和家乡侨眷存放款支持;不少银庄还兼营侨批业，侨汇业务直接关系到银庄的生存与发展。
　　在梅州，从清朝开始到建国前，多年来侨批数量巨大，其中清朝的邱森彬、李赞博家族，中华民国的廖远定、杨路义家族等，侨批封数量较多，平安批使用年代跨度都在30至40年之间。侨汇侨广东华侨家庭的生存条件及解决日常的生活困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华侨华人对家乡的投资以及侨汇支持推动了家乡金融业的兴旺发展。
　　二、近代华侨华人对广东侨乡城镇化所带来影响和启示
　　就整个近代而言，华侨华人投资历史不算长，投资数量也不是很多，生产规模不是很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华侨华人投资对近代广东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对广东地区在建国之后的发展影响巨大，对现今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启示深刻。
　　1、要切实保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促进侨力资源资本化
　　“毗邻港澳台，华侨华人众多”是广东省特有的省情和独特优势，也是广东省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广东能有今天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再往深里想一想，实际上靠的是华人华侨。5000万海外侨胞是一支独特的优势，也是重要的资源，今后在广东省转型升级、侨资企业改造，只有尽量去发挥作用，才能进一步为广东的转型升级服务。” 　　为此，我们首先要切实保障华侨华人在中国的权益。如广东省随着侨情近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在2015 年7月31日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首部《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该条例涵盖了华侨人身权益、政治权益、财产权益、投资权益、教育权益、计划生育权益、社会保障权益、捐赠权益等八方面权益的保护。其中重点突出了华侨房屋、侨资企业、捐赠和社保等方面的内容。只有在保障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随着国内投资软硬环境的改善，他们才有可能对祖国进行各种投资。
　　2、结合新农村建设，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就地城镇化建设
　　在侨乡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在如何看待农村支柱产业问题上，目前至少存在两种片面认识：其一是把支柱产业与“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同起来，这是不确切的。在实际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被称为支柱产业的“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其实不过是简单粗放的家庭式经营的种养业，很难在地方经济的繁荣中起龙头作用;其二是简单地把农民的种养业面积和户数的多少或产量的大小当成支柱产业的评判标准，因而产生误识，以为地方已有了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但现实并非如此，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去了，农民仍是一年又一年重复单一老化的种养业，生产方式未有什么大转变，地方经济也没有什么大起色，更不用说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了。
　　3、推进金融创新促进侨乡农村城镇化
　　侨乡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创新，更离不开侨资的运作和大力支持。当前金融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还是存在很多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侨乡新型城镇化建设與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需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推动金融民主进程。其中新型的金融民主化体系，其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是融资者不会因为不是经济因素而受到金融中介或者是资金提供方的冷落与拒绝，也就是说企业或者是个人融资需要更加市场化。第二是在市场信息渠道流畅和公平合理的情况下，允许资金供给方追求更高的利益，让资金供给方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第三是逐步地放宽民间融资，鼓励并且支持真实、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的成立和参与市场流通。这三点中，其中第一点能够使得居民投资的合理化，同时也形成了整个社会整体投资效率提升的局面。第二点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可以提升居民收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第三点可以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不断深化改革，促进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以及服务市场的效率。
　　如侨乡台山，是广东省乃至中南五省第一个信用社的诞生地。据1988年5月出版的《台山金融志》记载：“台山县自1951年12月13日建立了全县亦是全省的第一个信用社——石岗乡信用合作社”，这就是台山农信社的前身。近年来加大了金融创新力度，信贷产品开拓创新成绩明显，推出了“富农贷”、“富船贷”和“商赢贷”三大系列共二十个信贷品种，主要是针对农林牧（副）渔业产品的生产经营、批发销售、商贸流通，农产品仓储、加工制造、三农服务业、城乡三农客户自住房屋购建造、改造及三农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资金需求发放贷款。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户、经营农产品的个体工商户、农业公司（企事业法人）和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等。台山农信社成为真正服务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因此，侨乡以金融改革创新助推经济发展是必需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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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任健强.华侨作用下的江门侨乡建设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1
　　[3]姜省.近代广东四邑侨乡的城镇发展与形态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2
　　[4]刘进.银信收费与珠三角侨乡社会观念变迁.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作者简介：
　　曹伟华（1969-），性别，男，民族，汉，籍贯，广东省梅州市，学历，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广东省中共梅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