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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9日晚,享有一代“国际赵”之称的宋朝著名文化人赵孟頫的早期书札,《致郭右之二帖卷》在中国嘉德“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中,最终以2.325亿元的价格落槌,加佣金以2.67375亿元成交,创下了赵孟頫作品在拍卖市场的价格新纪录。笔者分析认为,“国际赵”赵孟頫的字之所以能卖出2.67亿元,是因为赵孟頫一生痴心于文化传承,他一生中不肯效忠于一家一姓的君臣思想,而是执著于保护文化脉络。尤其是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在今天给他打开了一扇文化传承与人文关怀的窗口。
●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
据史料介绍,赵孟頫的《致郭右之二帖卷》共两份书札,分别为《应酬失宜帖》和《奉别帖》,均为赵孟頫早年写给朋友郭天锡的作品。前者中,赵孟頫向友人吐露了他在元朝要员来杭州征召隐逸时矛盾重重、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理;后者则记叙了他对朋友经济受困的关切和自己在京城独处的孤独,因情绪激动,书法写得波澜起伏、跌宕恣肆。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通经济之学,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的成就最高。在绘画上,他开创了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系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生于1254年10月20日,逝于1322年7月30日。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赶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礼敬。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逐渐隐退,延祐六年(1319年)借病乞歸。至治二年(1322年)逝世,年六十九。获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号“文敏”,故称“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前人得到古碑帖数行,专心学习,便能闻名于世。何况《兰亭集序》是王右军(王羲之)满意的书法。如果不停地学习,怎么会担心书法胜不过别人。”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赵孟頫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其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他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称“作画贵在有古意,如果没有古意,即使再精细也没用”,遥追五代、北宋法度,时人称赞他有唐人的“致”及北宋人的“雄”,并去除了二者中的“纤”及“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赵孟頫交友甚广,与高克恭、钱选、王芝、李衎、郭右之等相互切磋;直接受其指点的有陈琳、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他工于篆刻,以“圆朱文”著称。
● 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大臣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带回了20多名汉族文人到大都(今北京)。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心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中度过。因为他的身份很不一般。赵孟頫是宋室王孙,且才高名重。此时宋元鼎革只过了十年,他若出仕,将被树立为异族统治者收买汉人文化精英的典型;而他的名节,也将面临生前身后的损毁。他自然深知这一点。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又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
到达大都后,赵孟頫获得单独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史书记载,赵孟頫“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忽必烈和他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以为“神仙中人”。忽必烈让他坐在右丞叶李的上席,给予了极大的礼遇。虽然有人提醒忽必烈,赵是亡宋王孙,不宜安排在皇帝身边工作。但忽必烈并不在意。那次会面,忽必烈给赵孟頫出了道“面试题”,要他为新设尚书省一事起草诏书。赵孟頫挥笔立就。忽必烈阅后大喜:“啧啧,我想说的,都被你说了。”此后,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管全国驿置费用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闲差,成了赵孟頫人生的分界线。他曾写过一首诗,剖陈心迹,怀念前半生,吐槽后半生: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元代虽以残暴著称,但正是草原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政策造就了“宗教混搭,天下一家”的壮观景象。当时的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官员使者、商人游客、僧侣传教士、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往来穿梭。与清静朴素的湖州、德清生活相比,繁华京城的活力在一点点拓展和改变赵孟頫的艺术视野。如果赵孟頫选择继续留在江南小城,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赵孟頫。他结交异域僧人,画罗汉遂得了唐时古意。他也许见过了操着波斯语的画匠,把他们的技艺偷了过来。他看到了其他南方文人见不到的宫廷珍藏,那些古典真迹“多绝品”。他画马画羊,灵感与经验均来自于北游经历。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再也关不上。一个“国际赵”因此而诞生。
赵孟頫在书法上,师法古人,荟萃众长,并能够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他得到的评价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而在“楷书四大家”中,除了他,其他三个大咖都是唐朝人。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无所不能;写意、工笔、水墨、青绿无所不精。而在“元四家”中,除了他自己,王蒙是他外孙,黄公望一直向他执弟子礼,倪云林视他的画作为宝贝。在诗歌上,他对于改变元初诗风的影响尤为突出。 ● 与其效忠君臣思想不如保护文化脉络
对赵孟頫而言,用四个字就能道尽他的重要性:元朝冠冕。而在时代的剧变中,有人负责死,有人负责生;有人负责骨气,有人负责文脉;有人负责壮烈,有人负责悲戚。而历史的残忍在于,它总是以生命的牺牲,作为伟大的衡量标准。殊不知,有一种伟大,叫忍辱负重活下去。可以说,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他的思想超越时代300多年。直到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使后人才能更深刻理解赵孟頫的伟大。而他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如其效忠一家一姓的君君臣臣思想,比起保护文化脉络,则渺小得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赵孟頫一生要追求的东西,比搏命一死捞个名声,难得多。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难。例如,元朝皇帝越是对他礼遇,他越保持卑微、疏离的状态。出仕30余年,他历经五任皇帝,人称“荣际五朝”。尤其是雅好文艺的元仁宗,评价赵孟頫出身高贵、长相帅气、博学多闻、操行纯正、书画一绝等,还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今朕有赵子昂(孟頫字子昂),与古人何异?”在元仁宗任上,赵孟頫后来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然而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的苦痛只能寄寓诗中。在他官运达到顶点的那一年,他写了首《自警》诗: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在诗的后两句中,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出仕蒙元”。他虽没有直说,但意思足够明了: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我不忍见我所摯爱的文化衰落。
事实上,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璞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可以说都是以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一生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
●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
据史料介绍,赵孟頫的《致郭右之二帖卷》共两份书札,分别为《应酬失宜帖》和《奉别帖》,均为赵孟頫早年写给朋友郭天锡的作品。前者中,赵孟頫向友人吐露了他在元朝要员来杭州征召隐逸时矛盾重重、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理;后者则记叙了他对朋友经济受困的关切和自己在京城独处的孤独,因情绪激动,书法写得波澜起伏、跌宕恣肆。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通经济之学,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的成就最高。在绘画上,他开创了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亦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系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生于1254年10月20日,逝于1322年7月30日。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诗人,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赶赴北京,受元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礼敬。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逐渐隐退,延祐六年(1319年)借病乞歸。至治二年(1322年)逝世,年六十九。获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号“文敏”,故称“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在临写古人法帖上,他指出了颇有意义的事实:“前人得到古碑帖数行,专心学习,便能闻名于世。何况《兰亭集序》是王右军(王羲之)满意的书法。如果不停地学习,怎么会担心书法胜不过别人。”这些都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赵孟頫的文章冠绝时流,又旁通佛老之学。其绘画,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工墨竹、花鸟,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他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称“作画贵在有古意,如果没有古意,即使再精细也没用”,遥追五代、北宋法度,时人称赞他有唐人的“致”及北宋人的“雄”,并去除了二者中的“纤”及“犷”,开创了元代新画风。赵孟頫交友甚广,与高克恭、钱选、王芝、李衎、郭右之等相互切磋;直接受其指点的有陈琳、唐棣、朱德润、柯九思、黄公望、王蒙等。他工于篆刻,以“圆朱文”著称。
● 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
公元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大臣程钜夫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带回了20多名汉族文人到大都(今北京)。33岁的赵孟頫身处其中,心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中度过。因为他的身份很不一般。赵孟頫是宋室王孙,且才高名重。此时宋元鼎革只过了十年,他若出仕,将被树立为异族统治者收买汉人文化精英的典型;而他的名节,也将面临生前身后的损毁。他自然深知这一点。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又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
到达大都后,赵孟頫获得单独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史书记载,赵孟頫“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忽必烈和他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以为“神仙中人”。忽必烈让他坐在右丞叶李的上席,给予了极大的礼遇。虽然有人提醒忽必烈,赵是亡宋王孙,不宜安排在皇帝身边工作。但忽必烈并不在意。那次会面,忽必烈给赵孟頫出了道“面试题”,要他为新设尚书省一事起草诏书。赵孟頫挥笔立就。忽必烈阅后大喜:“啧啧,我想说的,都被你说了。”此后,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管全国驿置费用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闲差,成了赵孟頫人生的分界线。他曾写过一首诗,剖陈心迹,怀念前半生,吐槽后半生: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元代虽以残暴著称,但正是草原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政策造就了“宗教混搭,天下一家”的壮观景象。当时的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官员使者、商人游客、僧侣传教士、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往来穿梭。与清静朴素的湖州、德清生活相比,繁华京城的活力在一点点拓展和改变赵孟頫的艺术视野。如果赵孟頫选择继续留在江南小城,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赵孟頫。他结交异域僧人,画罗汉遂得了唐时古意。他也许见过了操着波斯语的画匠,把他们的技艺偷了过来。他看到了其他南方文人见不到的宫廷珍藏,那些古典真迹“多绝品”。他画马画羊,灵感与经验均来自于北游经历。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再也关不上。一个“国际赵”因此而诞生。
赵孟頫在书法上,师法古人,荟萃众长,并能够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他得到的评价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而在“楷书四大家”中,除了他,其他三个大咖都是唐朝人。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无所不能;写意、工笔、水墨、青绿无所不精。而在“元四家”中,除了他自己,王蒙是他外孙,黄公望一直向他执弟子礼,倪云林视他的画作为宝贝。在诗歌上,他对于改变元初诗风的影响尤为突出。 ● 与其效忠君臣思想不如保护文化脉络
对赵孟頫而言,用四个字就能道尽他的重要性:元朝冠冕。而在时代的剧变中,有人负责死,有人负责生;有人负责骨气,有人负责文脉;有人负责壮烈,有人负责悲戚。而历史的残忍在于,它总是以生命的牺牲,作为伟大的衡量标准。殊不知,有一种伟大,叫忍辱负重活下去。可以说,赵孟頫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他的思想超越时代300多年。直到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使后人才能更深刻理解赵孟頫的伟大。而他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如其效忠一家一姓的君君臣臣思想,比起保护文化脉络,则渺小得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赵孟頫一生要追求的东西,比搏命一死捞个名声,难得多。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难。例如,元朝皇帝越是对他礼遇,他越保持卑微、疏离的状态。出仕30余年,他历经五任皇帝,人称“荣际五朝”。尤其是雅好文艺的元仁宗,评价赵孟頫出身高贵、长相帅气、博学多闻、操行纯正、书画一绝等,还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今朕有赵子昂(孟頫字子昂),与古人何异?”在元仁宗任上,赵孟頫后来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然而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的苦痛只能寄寓诗中。在他官运达到顶点的那一年,他写了首《自警》诗: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在诗的后两句中,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出仕蒙元”。他虽没有直说,但意思足够明了: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我不忍见我所摯爱的文化衰落。
事实上,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璞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可以说都是以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一生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孟頫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