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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时十六分,麦家已经抽了六根烟。他希望一天的烟量控制在十根以内,但经常做不到。也无所谓,年近半百,快知天命的年龄,麦家想平和再平和。『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愤世嫉俗是没出息的标志,一个人四十岁还愤世嫉俗也是没出息的标志』,他说。
2011年2月,由麦家小说《刀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麦家就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刀尖》播出,一场小规模文化圈内的聚会上,麦家向道贺的人说,这部剧拍得他自己一点也不满意,然后,皱着眉心,摇头,不愿再言。
自那时起,麦家只通过微博、博客与外界作一些小说之外的交流。谍战江湖中的杀伐决断,在他的生活和文字中爽落淡去。关于写作,留下最后一部谍战小说《刀尖》封笔时说的,下次再见,将是爱情。
人到中年,历经过时代变迁,翻滚过谍坛风雨,那个总是皱着眉头的谍战开山作家越来越家长里短,过去的一年,他在杭州西溪边的大房子里开起了咖啡馆,打算在花簇水榭间与年轻的写作者玩一玩文字游戏,给孩子做做早餐,谈谈爱情。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
2012年农历九月十三(阳历10月17日),麦家父亲去世周年祭。
早晨六点钟,麦家起床,从杭州赶回富阳老家祭祀。烧了一小时的纸钱,论金额,少说百万。风大,纸灰满天飞,麦家母亲说,这样好,飞得越高父亲取得越多。纸灰呈灰白,母亲也说,这样好,白说明父亲在阴间活得清白。母亲还要麦家这些子辈在灰堆上盖手印,男左女右。讲究之多之庄重,让麦家时觉得父亲没死,只在远方
麦家父亲是一个农民,只读过一年私塾。在麦家看来,父亲是极有“慧根”之人,甚至他自己的“慧根”也是父亲给的。老一辈父子之间的交流习惯,言谈极淡。麦家的印象中,父亲第一次找他聊天,是他即将初中毕业的春节假期。麦家父亲带着儿子在学校外面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说:“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
父亲的话是麦家人生中记在心里的第一个“哲理”,已经准备好读完“最后一学期书”的麦家全然换成了另一个人,在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里,成为五个去更远的地方读高中的人之一。
一晃,麦家的独生儿子现在也到了麦家当年听父训的年龄。 儿子进了青春期,装酷先从麦家面前开始。
麦家爱儿子的方式从烧一顿早饭开始。清炒大白菜,一杯冰牛奶,三只包子,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麦家做好这样的早餐,送儿子到电梯口,现学现卖地用英语说一句”愉快一天”。儿子对麦家眉毛一扬,算是回音了。麦家回想自己和父亲的相处, 当年那句“哲理”也许是农民父亲想过几个通宵、讨教了某位老师,更也许是挖空心思后的“灵感突发”,但无论如何,那句话让他换了一颗心灵,一台发动机,进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直未从写作中抽出身、又家教很严的麦家这才发现跟儿子交朋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种极少却能改变一生的交流方式已经不存在了。“装吧,父亲总是孩子的练习场”,麦家感叹。儿子嫌他老了,落伍了,不爱跟他嗦。到了这会儿,严厉也没有用,底牌在独生子手上。
麦家开始转变对儿子爱的方式。想做一个慈父,多悄悄地做一些儿子需要的事,多留一些感动给儿子。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麦家越来越这么想。
“我年近半百了,快知天命的年龄了。”到了这个时候,麦家把爱当成一种日常之事。封笔时,麦家留下的念想是爱情。“能把爱情培育成亲情一样永恒,才见一个人的修养和福地。”麦家这样说,而其实,再跟他深究,相信爱吗?“信又怎样?不信又怎样?难道不信就不去爱了?有些东西不必去思考,只要去经历就行了。”麦家更喜欢这种冷暖自知的方式,在爱情面前,他说自己是个无知者,越爱、越说或越经历,越不晓得它是个什么。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呢?追问一百遍,麦家还是扔过来一句:“我的态度还是不变:不说,不告诉你。”
“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
麦家最近的出品,是《非虚构的“我”》,一本收录了他近五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散文集。《非虚构的“我”》中,从《暗算》、《风声》、《解密》谈起,谈了“文学的创新和责任“。
2003年,麦家的第一部谍战小说《暗算》在国内出版,在台湾率先“轰动”。台湾中情局买了20本用去研究军事情报。台湾波西米亚出版公司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向麦家购买了包括《暗算》及其姊妹篇《解密》在内的繁体字版权,并很快出版。台湾中情局再一次采购了五百套。从这时起,从麦家笔下写起的谍战题材成为一种风暴,从图书到影视。
到出版于2011年底的《刀尖》为止,麦家总共写了5部长篇谍战小说。自《暗算》开始的谍战题材写作是麦家对”文学的创新“。虚虚实实的密码、对号入座的背景,还有丝丝入扣的逻辑,在麦家笔下形成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非虚构的“我”》也是麦家对自己这种写作的一次剖白。麦家一向不大情愿用“谍战”两个字来定位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说他写的是“特情小说”或“新智力小说”,因为它们更多关乎的是侦听、破译、解密,和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并不对称。
《刀尖》之后,麦家封笔了。对于一位正当大热的作家来说,这并非轻举妄动。很显然,经过《暗算》、《风声》、《潜伏》等一轮又一轮电视剧、电影的热播热映,国内谍战文学已越来越浮夸、虚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佳作,多数作品内核被原材料所局限,外观被商业规则所绑架,导致实料焦槁,情节投机,人物单薄,历史观混乱,责任感缺失,留下的只有一个空洞的立意架子和一件华丽的谍战外衣。这是麦家封笔的理由。 一个更深层的理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麦家说。一半真实经历一半文学创作,写到《刀尖》,有过情报机构工作经历的麦家已经纯粹是一个历史回顾者和再现者。他要呈现的是“一份特殊的遗产”,为此,封笔之作他整整写了八年。
爱情小说是麦家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的新起点。说这话是2011年,两年过去了,麦家随手聊家事、情事,甚至经常写一些诸如“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之类的心灵鸡汤,却不见他笔下爱情的面目。
“作家的宣言是靠不住的”,麦家用这句话打发了问他新作的人。
他确实想写一部当代人的爱情小说,但步履维艰,几次动笔都不了了之。 孩子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写作的问题,人到中年的麦家,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会少。过去的一年,麦家处于一种慢速生活,观察和体会写作之外的生活。而不管写作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都是通过阅读。
不管他人信不信,阅读可以让麦家的大部分思考流畅起来。他没有写作,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书、装修房子。他以前读的书以文史方面居多,“文”多于“史”,现在读起来,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史”多了,“文”少了。“想象和回忆是一个文人的一对翅膀,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偏袒。”麦家这样说。他甚至还想找点农活干干,在不写中培育写作冲动。
麦家心里想着一句话: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话说。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你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
采访的时候,中午十二时十六分,麦家已经抽了六根烟。麦家希望一天的烟量控制在十根内,但经常做不到。“做不到也无所谓,一方面总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另一方面我以为香烟的害处是被妖魔化了。”
再往前几日,麦家给苏童寄了四条香烟,祝他又添“孙子”。音乐剧《大红灯笼》要上了,它和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都是苏童的孩子《妻妾成群》生的。麦家把这件事写在微博上,还延伸了 一下,“男人都有个隐秘的愿望—妻妾成群;马克·吐温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都戒一百次了。”
罢了,像写不下去便不写了一样,麦家不跟自己较劲了。“人可以一辈子不走进寺院,不可以一辈子不面对自己。”麦家在散文作家沁兰的书里看到这句话,感受到了“平和”的禅意。领略如此殊胜的法门,麦家把它当成一种福分。麦家的想法和麦兜的如出一辄,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太生硬、太空洞、太喧嚣。人们需要安静下来,让内心有足够的柔软去面对这个硬梆梆的世界。
麦家经历过一个“信仰时代”,回头一看,“那叫什么信仰,蒙昧人的玩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信仰缺失了也罢。所以,现在的形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领略殊胜法门,安得一份福分,但肯定也不能回到“文革”时代去忍饥挨饿。
文学是麦家的宗教,通过写作,如果能表达一点点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看法,足矣。
麦家给自己的“宗教”找到了安身之处。在老家富阳上林湖,他正在筹备开设一间“麦家理想谷”。一楼可以看看书喝喝咖啡,二楼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住宿。作为书店、咖啡馆和写作营的“书店综合体”。麦家希望“理想谷”是一个具备创作封闭性和思想流动性的交流据点和交友栖居地。另一方面,在家封闭写作七、八年的麦家,出关以后,想在孤独的时候,有一个大厅,和五湖四海的人聊聊,想写作之时,把门一关,又谁也打扰不到。
麦家的生活算得上幸福。他自己也愿意带着爱意感怀。“幽远的名字是幸福”,麦家眼中的幸福必须是单纯的,单纯一点,欲望就可以少一点。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跟着就打开了。就像浙江档案馆要建一个浙江名人馆,让麦家说些标准。麦家一边捏着鼻子说了一些“尴尬”话,一边找地方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绝大部分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生活变得复杂,一复杂就会茫然。十多年前,麦家给自己的欲望设置了一条界线,每一年少吃一种动物。现在,麦家能吃的荤菜已经少之又少了。麦家并不喜欢现在的常住地杭州—太闹了,节奏太快了。他把自己划分在都市之外。
“满足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关闭欲望之门,正如古人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麦家说他属于简单的几个人和几件事,听音乐也是慢节奏调调。只有慢下来,麦家才能看得清人和事,包括他自己。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往前冲着冲着,麦家就想停下来,等一等被落在身后的灵魂。
[对话麦家]
感情没了怎么写作?
记者:对你来说,现阶段,感情在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份量?
麦家:感情没了怎么写作?只要我还在写作,我的情感就还是饱满的。写作说到底是情感的外溢,是因为你深深地爱着或者恨着这个世界,主要是人。
记者:你说,“你是你人生的作者,何必把剧本写得苦不堪言。”你对自己在剧本上写下的最满意的一笔是什么?
麦家:爱上文学,坚持写作。
记者:当下时代,一件有精神内核的作品,再加上良好的市场反馈,才算成功。对你来说,这种成功难吗?
麦家:这种成功很难。甚至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成功过。也许是清高,也许是自卑,我一直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
记者:你看重、遵守传统礼制和生活方式吗?在传统的老习惯慢慢被淡忘的时候,是否会刻意去存留它们?
麦家:对你们八十后的人来说,我就是传统了。我可以抛弃所有,但无法抛弃自己,时间已经在我身上刻下了“传统”,我想抛弃抛不了了。当有一天我被你们抛弃后,我也心甘情愿,并且相信有一天你们也会步我后尘。我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但从不羡慕他们的年轻,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 记者: 人可以战胜年龄吗?
麦家: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雷·阿尔德里奇有一句广为人捧的名言:抚平心灵皱纹,等于青春永驻。40岁后,这句话荣登我日记本扉页,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和最醒目的标示,指引自己尽可能抚平心绪的波澜,压缩身躯的欲望,自感“受益匪浅”。
记者:有人说当作家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独处,你是一个乐于独处的人吗?
麦家:写作是个孤独的职业。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文,喧嚣终归是他的敌人。享受孤独是要有资本的,对人对事有见地,有思想,有审美能力,文字成了你的朋友亲人,这样孤独就会成为你的花园,可以品味,可以享受。
记者:对作家身上担任的社会职务怎么看?对写作有无影响?
麦家:这要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如果你从心里迷恋它,为了得到它去付出,去经营,这样当然会影响写作,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写作不过是得到这些名誉和头衔的途径。但我身边很多朋友,虽然有很多社会职务,但他们不以为然,这些职务也不过是对他们写作取得成果的另一种肯定方式。
记者:你有没有非常喜欢的作家?
麦家:太多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偶像级作家,比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我都追随过,现在我很喜欢喜欢拉美的一个新冒出来的作家波拉尼奥,他写过《2666》、《荒野侦探》等小说。
记者:你的一些观点和言论越来越平和了,是心态、年龄的原因?
麦家: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愤世嫉俗是没出息的标志,一个人四十岁还愤世嫉俗也是没出息的标志。年龄肯定会影响人,我年近半百,快知天命的年龄了,理该变得平和一些。但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平和。外人看,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我时时感到沮丧。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的过分泛滥、强势和情感的过于复杂、虚假,歪曲、掩盖、抽离了太多东西,包括公理和常识。
记者:邀你上腰封推荐新书的人那么多,什么样的书你才会真心推荐呢?
麦家:我其实不爱跟人推荐书,因为人和人不同,有些书是我的良药,但对你可能是毒药。正如生活中你的朋友往往是要通过交往去发现的,而不是靠人介绍。书就是朋友,你得自己去寻找。
记者:你对历史持什么样的态度?
麦家:作家关注人性。而对人性来说,历史和现实是一回事,古人身上的善恶今天我们身上照旧。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作品我们都能看,能理解,能欣赏,就因为人性其实没有大的变化。
记者: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吗?
麦家:我觉得我没理由乐观。
2011年2月,由麦家小说《刀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麦家就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刀尖》播出,一场小规模文化圈内的聚会上,麦家向道贺的人说,这部剧拍得他自己一点也不满意,然后,皱着眉心,摇头,不愿再言。
自那时起,麦家只通过微博、博客与外界作一些小说之外的交流。谍战江湖中的杀伐决断,在他的生活和文字中爽落淡去。关于写作,留下最后一部谍战小说《刀尖》封笔时说的,下次再见,将是爱情。
人到中年,历经过时代变迁,翻滚过谍坛风雨,那个总是皱着眉头的谍战开山作家越来越家长里短,过去的一年,他在杭州西溪边的大房子里开起了咖啡馆,打算在花簇水榭间与年轻的写作者玩一玩文字游戏,给孩子做做早餐,谈谈爱情。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
2012年农历九月十三(阳历10月17日),麦家父亲去世周年祭。
早晨六点钟,麦家起床,从杭州赶回富阳老家祭祀。烧了一小时的纸钱,论金额,少说百万。风大,纸灰满天飞,麦家母亲说,这样好,飞得越高父亲取得越多。纸灰呈灰白,母亲也说,这样好,白说明父亲在阴间活得清白。母亲还要麦家这些子辈在灰堆上盖手印,男左女右。讲究之多之庄重,让麦家时觉得父亲没死,只在远方
麦家父亲是一个农民,只读过一年私塾。在麦家看来,父亲是极有“慧根”之人,甚至他自己的“慧根”也是父亲给的。老一辈父子之间的交流习惯,言谈极淡。麦家的印象中,父亲第一次找他聊天,是他即将初中毕业的春节假期。麦家父亲带着儿子在学校外面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说:“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
父亲的话是麦家人生中记在心里的第一个“哲理”,已经准备好读完“最后一学期书”的麦家全然换成了另一个人,在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里,成为五个去更远的地方读高中的人之一。
一晃,麦家的独生儿子现在也到了麦家当年听父训的年龄。 儿子进了青春期,装酷先从麦家面前开始。
麦家爱儿子的方式从烧一顿早饭开始。清炒大白菜,一杯冰牛奶,三只包子,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麦家做好这样的早餐,送儿子到电梯口,现学现卖地用英语说一句”愉快一天”。儿子对麦家眉毛一扬,算是回音了。麦家回想自己和父亲的相处, 当年那句“哲理”也许是农民父亲想过几个通宵、讨教了某位老师,更也许是挖空心思后的“灵感突发”,但无论如何,那句话让他换了一颗心灵,一台发动机,进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直未从写作中抽出身、又家教很严的麦家这才发现跟儿子交朋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种极少却能改变一生的交流方式已经不存在了。“装吧,父亲总是孩子的练习场”,麦家感叹。儿子嫌他老了,落伍了,不爱跟他嗦。到了这会儿,严厉也没有用,底牌在独生子手上。
麦家开始转变对儿子爱的方式。想做一个慈父,多悄悄地做一些儿子需要的事,多留一些感动给儿子。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麦家越来越这么想。
“我年近半百了,快知天命的年龄了。”到了这个时候,麦家把爱当成一种日常之事。封笔时,麦家留下的念想是爱情。“能把爱情培育成亲情一样永恒,才见一个人的修养和福地。”麦家这样说,而其实,再跟他深究,相信爱吗?“信又怎样?不信又怎样?难道不信就不去爱了?有些东西不必去思考,只要去经历就行了。”麦家更喜欢这种冷暖自知的方式,在爱情面前,他说自己是个无知者,越爱、越说或越经历,越不晓得它是个什么。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呢?追问一百遍,麦家还是扔过来一句:“我的态度还是不变:不说,不告诉你。”
“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
麦家最近的出品,是《非虚构的“我”》,一本收录了他近五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散文集。《非虚构的“我”》中,从《暗算》、《风声》、《解密》谈起,谈了“文学的创新和责任“。
2003年,麦家的第一部谍战小说《暗算》在国内出版,在台湾率先“轰动”。台湾中情局买了20本用去研究军事情报。台湾波西米亚出版公司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向麦家购买了包括《暗算》及其姊妹篇《解密》在内的繁体字版权,并很快出版。台湾中情局再一次采购了五百套。从这时起,从麦家笔下写起的谍战题材成为一种风暴,从图书到影视。
到出版于2011年底的《刀尖》为止,麦家总共写了5部长篇谍战小说。自《暗算》开始的谍战题材写作是麦家对”文学的创新“。虚虚实实的密码、对号入座的背景,还有丝丝入扣的逻辑,在麦家笔下形成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非虚构的“我”》也是麦家对自己这种写作的一次剖白。麦家一向不大情愿用“谍战”两个字来定位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说他写的是“特情小说”或“新智力小说”,因为它们更多关乎的是侦听、破译、解密,和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并不对称。
《刀尖》之后,麦家封笔了。对于一位正当大热的作家来说,这并非轻举妄动。很显然,经过《暗算》、《风声》、《潜伏》等一轮又一轮电视剧、电影的热播热映,国内谍战文学已越来越浮夸、虚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佳作,多数作品内核被原材料所局限,外观被商业规则所绑架,导致实料焦槁,情节投机,人物单薄,历史观混乱,责任感缺失,留下的只有一个空洞的立意架子和一件华丽的谍战外衣。这是麦家封笔的理由。 一个更深层的理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麦家说。一半真实经历一半文学创作,写到《刀尖》,有过情报机构工作经历的麦家已经纯粹是一个历史回顾者和再现者。他要呈现的是“一份特殊的遗产”,为此,封笔之作他整整写了八年。
爱情小说是麦家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的新起点。说这话是2011年,两年过去了,麦家随手聊家事、情事,甚至经常写一些诸如“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之类的心灵鸡汤,却不见他笔下爱情的面目。
“作家的宣言是靠不住的”,麦家用这句话打发了问他新作的人。
他确实想写一部当代人的爱情小说,但步履维艰,几次动笔都不了了之。 孩子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写作的问题,人到中年的麦家,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会少。过去的一年,麦家处于一种慢速生活,观察和体会写作之外的生活。而不管写作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都是通过阅读。
不管他人信不信,阅读可以让麦家的大部分思考流畅起来。他没有写作,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书、装修房子。他以前读的书以文史方面居多,“文”多于“史”,现在读起来,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史”多了,“文”少了。“想象和回忆是一个文人的一对翅膀,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偏袒。”麦家这样说。他甚至还想找点农活干干,在不写中培育写作冲动。
麦家心里想着一句话: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话说。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你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
采访的时候,中午十二时十六分,麦家已经抽了六根烟。麦家希望一天的烟量控制在十根内,但经常做不到。“做不到也无所谓,一方面总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另一方面我以为香烟的害处是被妖魔化了。”
再往前几日,麦家给苏童寄了四条香烟,祝他又添“孙子”。音乐剧《大红灯笼》要上了,它和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都是苏童的孩子《妻妾成群》生的。麦家把这件事写在微博上,还延伸了 一下,“男人都有个隐秘的愿望—妻妾成群;马克·吐温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都戒一百次了。”
罢了,像写不下去便不写了一样,麦家不跟自己较劲了。“人可以一辈子不走进寺院,不可以一辈子不面对自己。”麦家在散文作家沁兰的书里看到这句话,感受到了“平和”的禅意。领略如此殊胜的法门,麦家把它当成一种福分。麦家的想法和麦兜的如出一辄,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太生硬、太空洞、太喧嚣。人们需要安静下来,让内心有足够的柔软去面对这个硬梆梆的世界。
麦家经历过一个“信仰时代”,回头一看,“那叫什么信仰,蒙昧人的玩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信仰缺失了也罢。所以,现在的形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领略殊胜法门,安得一份福分,但肯定也不能回到“文革”时代去忍饥挨饿。
文学是麦家的宗教,通过写作,如果能表达一点点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看法,足矣。
麦家给自己的“宗教”找到了安身之处。在老家富阳上林湖,他正在筹备开设一间“麦家理想谷”。一楼可以看看书喝喝咖啡,二楼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住宿。作为书店、咖啡馆和写作营的“书店综合体”。麦家希望“理想谷”是一个具备创作封闭性和思想流动性的交流据点和交友栖居地。另一方面,在家封闭写作七、八年的麦家,出关以后,想在孤独的时候,有一个大厅,和五湖四海的人聊聊,想写作之时,把门一关,又谁也打扰不到。
麦家的生活算得上幸福。他自己也愿意带着爱意感怀。“幽远的名字是幸福”,麦家眼中的幸福必须是单纯的,单纯一点,欲望就可以少一点。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跟着就打开了。就像浙江档案馆要建一个浙江名人馆,让麦家说些标准。麦家一边捏着鼻子说了一些“尴尬”话,一边找地方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绝大部分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生活变得复杂,一复杂就会茫然。十多年前,麦家给自己的欲望设置了一条界线,每一年少吃一种动物。现在,麦家能吃的荤菜已经少之又少了。麦家并不喜欢现在的常住地杭州—太闹了,节奏太快了。他把自己划分在都市之外。
“满足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关闭欲望之门,正如古人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麦家说他属于简单的几个人和几件事,听音乐也是慢节奏调调。只有慢下来,麦家才能看得清人和事,包括他自己。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往前冲着冲着,麦家就想停下来,等一等被落在身后的灵魂。
[对话麦家]
感情没了怎么写作?
记者:对你来说,现阶段,感情在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份量?
麦家:感情没了怎么写作?只要我还在写作,我的情感就还是饱满的。写作说到底是情感的外溢,是因为你深深地爱着或者恨着这个世界,主要是人。
记者:你说,“你是你人生的作者,何必把剧本写得苦不堪言。”你对自己在剧本上写下的最满意的一笔是什么?
麦家:爱上文学,坚持写作。
记者:当下时代,一件有精神内核的作品,再加上良好的市场反馈,才算成功。对你来说,这种成功难吗?
麦家:这种成功很难。甚至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成功过。也许是清高,也许是自卑,我一直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
记者:你看重、遵守传统礼制和生活方式吗?在传统的老习惯慢慢被淡忘的时候,是否会刻意去存留它们?
麦家:对你们八十后的人来说,我就是传统了。我可以抛弃所有,但无法抛弃自己,时间已经在我身上刻下了“传统”,我想抛弃抛不了了。当有一天我被你们抛弃后,我也心甘情愿,并且相信有一天你们也会步我后尘。我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但从不羡慕他们的年轻,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 记者: 人可以战胜年龄吗?
麦家: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雷·阿尔德里奇有一句广为人捧的名言:抚平心灵皱纹,等于青春永驻。40岁后,这句话荣登我日记本扉页,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和最醒目的标示,指引自己尽可能抚平心绪的波澜,压缩身躯的欲望,自感“受益匪浅”。
记者:有人说当作家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独处,你是一个乐于独处的人吗?
麦家:写作是个孤独的职业。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文,喧嚣终归是他的敌人。享受孤独是要有资本的,对人对事有见地,有思想,有审美能力,文字成了你的朋友亲人,这样孤独就会成为你的花园,可以品味,可以享受。
记者:对作家身上担任的社会职务怎么看?对写作有无影响?
麦家:这要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如果你从心里迷恋它,为了得到它去付出,去经营,这样当然会影响写作,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写作不过是得到这些名誉和头衔的途径。但我身边很多朋友,虽然有很多社会职务,但他们不以为然,这些职务也不过是对他们写作取得成果的另一种肯定方式。
记者:你有没有非常喜欢的作家?
麦家:太多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偶像级作家,比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我都追随过,现在我很喜欢喜欢拉美的一个新冒出来的作家波拉尼奥,他写过《2666》、《荒野侦探》等小说。
记者:你的一些观点和言论越来越平和了,是心态、年龄的原因?
麦家: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愤世嫉俗是没出息的标志,一个人四十岁还愤世嫉俗也是没出息的标志。年龄肯定会影响人,我年近半百,快知天命的年龄了,理该变得平和一些。但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平和。外人看,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我时时感到沮丧。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的过分泛滥、强势和情感的过于复杂、虚假,歪曲、掩盖、抽离了太多东西,包括公理和常识。
记者:邀你上腰封推荐新书的人那么多,什么样的书你才会真心推荐呢?
麦家:我其实不爱跟人推荐书,因为人和人不同,有些书是我的良药,但对你可能是毒药。正如生活中你的朋友往往是要通过交往去发现的,而不是靠人介绍。书就是朋友,你得自己去寻找。
记者:你对历史持什么样的态度?
麦家:作家关注人性。而对人性来说,历史和现实是一回事,古人身上的善恶今天我们身上照旧。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作品我们都能看,能理解,能欣赏,就因为人性其实没有大的变化。
记者: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吗?
麦家:我觉得我没理由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