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这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一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我说，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借用曹操所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一九四一年十月迁离危城，一九四三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我曾提及：“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因专业背景的关系，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最为拿手当行;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思考不见得周全，但洞见还是有的。至于中间这一大块，我之选择“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说起来，关于“战争中的大学”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长时间，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处。
　　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一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学史论》所撰跋语，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另外，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业绩，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体贴学者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此观察与评论，兼及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
　　三年后，我发表题为《过去的大学》的短文，谈西南联大极为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以及教授会在动荡年代所发挥的作用。前者是为了渲染大学的艰难处境，后者则凸显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但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云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而对我本人来说，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熟悉西南联大这些琐琐碎碎的档案资料，必要时可以手到擒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的指导教授吴宏聪先生的来信及文章，讨论西南联大的学术品格。吴先生乃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此前几年曾赠我精心保存的离开昆明前全系师生的合影;这回又专门撰文回忆那天拍照的情景，实在难得。此拍摄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以及吴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后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讲中国大学内迁历史时都要演示的。 　　第四章《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体例上有点特别，如此“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如此设计，作为单篇文章没有问题，收入书中则略嫌松散。当初之所以抛开大路，另辟蹊径，选择“限制叙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样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第五章《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最初是为“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只是因主要讨论的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长弓如何在抗战中历尽艰辛，四出寻访鼓子曲，既发思古之幽情，也有保存民族文化的苦心孤诣，纳入《烽火》恰到好处。《鼓子曲言》的“题记”中提及为何拼命追寻《劈破玉》，就因为担心其一如嵇康的《广陵散》，永远消失于人间。战争的硝烟、大学的迁徙、古城声音的回响，与教授的“文学史书写”相互激荡，构成了另一幅烽火弦歌图。
　　第六章《烽烟不绝读书声—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可与前两章相补充—抗战中的研究生，这一身份很特殊，牵涉当年中国的学位制度，还有战争环境下读书人的心态，以及学问到底该如何展开等，很让人挂念。本文从现藏广东省档案馆的原中大研究生、青年教师徐中玉的相关档案中，挑选若干涉及教学与科研者，比照徐本人的回忆文章及相关史料，重现其随同国立中山大学辗转于云南澂江及广东坪石等地的精彩故事，为现代中国教育史及学术史留一印记。
　　为了凸显大思路，《烽火》删繁就简，就选这六篇互相交叉，略有重叠，可以对照阅读的大文章。其工作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
　　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讲述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确实需要兼及“历史、传说与精神”。《烽火》的论述策略是：第一，注重历史资料的发掘;第二，着意生活细节的勾勒;第三，强调教育规律的总结;第四，凸显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第五，引入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若真能做到这五点，这个本就很精彩的“大学故事”，是能讲好的。
　　《烽火》第一、二章是经历多次演讲、不断“演进”而成的;虽说汇集成书时，做了认真剪裁，还是带有明显的说话口气。“演说腔”的残留，多少影响文章的学术深度，但我不后悔。因为，当初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已给了我很大鼓舞。某大学教授听完演讲，甚至建议我举办“巡回演出”—不是因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而是故事本身很动人，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倾听。
　　这就说到了图像资料。每回成功的演讲，精心准备的演示文稿（PPT）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秀”出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给听众以意外惊喜，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万语。本书之所以限制篇幅，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方便配图。不是所有的书籍都需要插图，但此书非“左图右史”不可。
　　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二○一五年二月十七日初稿，二月二十八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