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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历经波折，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一直以来为学界所重视。徐中岳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是西方华人中著名的汉学家，其鸿篇巨著《中国近代史》，从新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历史，资料丰富，观点新颖，读来耳目一新。对于此书，笔者持有肯定态度，但针对书中的两个观点，也发表了个人观点，望与学仁共同探讨交流。
关键词：崛起；耆英；现代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66-03
近代中国历经种种苦难波折，每每回顾这段历史总会有太多的心酸与无奈，在愤怒列强侵华的同时，又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感到痛惜，所幸国人并没有放弃救国的理想，信念尚存，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之后，终于赶走了侵略者，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段时间里侵略与反抗交织并存，顽固落后势力与新兴先进势力此消彼长，列强的殖民控制与国人独立自由反复较量。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痛定思痛，回顾这段历史，在对侵略者的暴行扼腕痛惜的同时，我们不经意发现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变，新事物的传入，新思想的接纳，新制度的生根发芽，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中去。
徐中约先生的名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近代史》，我想这样的翻译肯定也是得到作者的首肯，通读全书后，我认为Rise一词正是本书的一条主线,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少棠也给出贴切的评价：“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①近代崛起成为全书的主脉络，而崛起的目的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蜕变成一个近代国家，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此展开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新视角的诠释。作者虽然深受费正清哈佛学派的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他做到了对传统模式的突破。“挑战与应战（Challenge and Response）”模式由费正清提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曾经风靡一时，国内多数人称之为“冲击—反应”模式②，他把近代中国变化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入侵的冲击，而忽视了冲击的破坏性和当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与社会内部积极主动因素的作用。徐中约先生虽然接受这种观点，但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总结到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民族和种族的反抗”“新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他关于西方文明介入后对中国影响的评价，既提到了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又重点指出了其巨大的破坏力，并指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评价更为客观，这也颠覆了以前的模式，形成新的突破，用新视角下的历史观重新定位这段历史。
是书已是一部经典的近代通史著作，以其开阔的视角，敏锐的历史眼光，观点的新奇所著称，这也是学界已达成共识的。通史著作要求作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因为会涉及到诸多问题的讨论，但这样也制约了在一些细节问题不能做到针对性和专业性讨论。观点新奇会引导读者向新的方向思考，但同时当然也多会招来质疑，这里就书中的两个观点我也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一、二十年光阴丧失归咎说
鸦片战争中国输的实实在在，定海、厦门、宁波、广州先后陷落，沿海多被封锁，广州则是在缴纳了600万元赎城费后换回来的，最终又与远在万里之外被称之为夷人的英国人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可这之后，中国却归于沉默，没有走出“天朝”的优越感，即使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统治者们仍自信的认为这是“天朝”给予夷人的恩赐，战争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前方作战官员的办事不力，倘若都像林则徐、徐广缙这样的义士勇者，大清怎么可能会输掉战争。皇帝一方面自命不凡的坚信夷人军事实力不及大清国，另一方面则又叮嘱下臣要权宜处理中外事务，采用羁縻之术，免开战衅，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财政问题。这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清朝最高统治者自高而又有所顾虑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民族觉醒为何迟至二十年以后？蒋廷黼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民族致命伤在于失败后的不明事理，而导致这一畸形现象的出现则主要归咎于中国人的守旧性、文化的狭隘性和士大夫阶层缺乏独立性，而林则徐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这种观点的提出无疑将时人乃至后人心目中的英雄们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此徐中约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书中提到因林则徐错过了与英人交战的机会，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中国人又在自己的“天朝”梦里沉睡了二十年，在这一点上，徐中约先生不约而同的向蒋廷黼先生的“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③观点靠近，只是相对于蒋廷黼先生的评价而言，徐中约先生的表达似乎显得更隐晦，言语上更为平缓。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信奉的是进化论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场更为实际的“胜利”——反入城斗争的影响，徐广缙由内地云南巡抚擢升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上任之初就遇到了与洋人交涉的棘手问题，在他的推动下英人暂时放弃了进入广州城，蒋廷黼先生将他归入“主剿派”。得到一这消息的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御赐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④，毕竟这是大清国很期待的一场胜利，它比当时大家对林则徐战事结果推算来的更实际。这场所谓的胜利给行将就木的清朝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也让时人更坚信自己以前的看法，学习先进技术、改革政治制度则是天方夜谭，无需谈起，这也是当时“天朝”思想能够找到的一块遮羞布，影响了近十年时间，1860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之时，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乡勇民团的作用，推行“辑民攘夷”的政策。关于归咎丧失光阴的说法我并不赞同，毕竟在这二十年间中国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国人，只是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官方洋务运动推动作用更明显罢了。他们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了林则徐，作为后人他们是从理性的角度，换句话说是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这是后人的看法，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现代的视角去审视当时敢于承担责任的士大夫，他们未必也过于苛刻了。
蒋廷黻先生是近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特别强调外力冲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贫困与落后的根源，以及中国近代化迟滞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内部传统的惰性”⑤。他的学生哈佛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也那正是沿袭了他的研究路线，最终提出了著名的“西方中心论”学说。
二、耆英外交思想的评价说
鸦片战争后直接与洋人交涉的几名朝廷要员主要有琦善、奕山、穆彰阿、耆英和伊里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他们名声似乎都不太好，背负了卖国求荣的罪名，在国人的心中他们是懦弱的，是不敢与洋人正面开战的。早期的著作中对他们的定位也是如此。但在上世纪30年代《清华学报》刊登了蒋廷黼先生的《琦善与鸦片战争》⑥一文，作者另辟蹊径，视角独特，令读者眼前一亮，他颠覆了国人以往的看法，对琦善的对外政策大加称赞，并称其为“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在这里之所以提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在徐中约先生的书中对另一位中外交涉人物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批条约的签订人身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丰富多彩、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人。”⑦这个人就是耆英，这一点上我是不同意作者观点的，他本人在当时虽然从事着外交事务，但从他的外交行为来看，绝非是一个丰富多彩、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外交家。
徐中约先生称他的对外政策为新外交，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以前旧的外交则是正面不依不饶的抵抗，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和徐广缙。书中把耆英的外交手段归纳为“亲善及个人外交的政策”⑧，新则体现在愿意与国外和谈，这一点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把和谈与一味地出让国家主权相结合，那就是十足的卖国了。1942年耆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与英国人交涉之际，时值英军刚刚攻陷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军事上的失利自然在谈判桌上没有太多的底气，这样也就丢失了发言权，“逆焰方张”的形势下签订了城下之盟，而作为一名真正的外交家应该是对谈判方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还应该熟知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力争本国的合法权利不受损害，而这恰恰又是耆英所不具备的。
首先，他对英国的情况并不了解，采用的只是个人拉拢手段，这一套可能在中国的官场能够适用，但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清朝末年的官场社会，党派林立，官员们注重私人关系的建立，以寻求政治利益集团，耆英把这一套用在了对外事务上，因为没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契合点，当然就不能达成共识，所谓的友善无非就是见面或书信来往时的客气一通，根本没能为国家争得半点好处。而他这种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伎俩被外国人识破以后，自己又落得一脸难堪。而他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谈判过程中，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天津，最终也落得不能善终。
其次，耆英根本不了解外交概念，缺乏基本的主权意识，这在他对英国人提出的条款解释的奏折中就反应的很明显。书中也重点提到三项主权的丧失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包括核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而这三项主权的丢失耆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治外法权一项，他在上奏道光帝时却称此举可以免除管理外人的麻烦，让洋人自行管理，岂不知国家主权已经在他的曲解下遭受了蹂躏。对于《江宁条约》赔款一项，他竟称这项费用可与调兵抵抗的费用形成对等，而赔款则又能体现朝廷对洋人的恩惠，像这样荒谬的论断，如果不是在官场混搭多年，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其实耆英编出这些理由是为了迎合当时道光皇帝的“羁縻”心理，当时的清政府财政亏空，皇帝原本就不愿打仗，沿海告急之后，又要拨款和调兵遣将，皇帝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主和的思想就逐渐显现出来，耆英作为一个官场阿谀奉承的老手，自然踹度到了皇帝的想法，但又要顾及到“天朝”的面子，所以就有了以上几个牵强的理由，而这在当时也是为道光帝所默许的。晚清的官员不愿担当太多的事务，以免节外生枝，他们奉行免生事端、息事宁人、做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耆英的种种行为迹象正是这种思想的写照，对于外国人的不平等条款，他巧言在皇帝面前辩解，希望早日完结此事，这样自己也就能早日从中解脱出来，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当时朝廷一些官员的基本想法，这也是当时官员道德沦丧的真实写照。
第三，英人进入广州城问题的处理。在当时，广州是对外交往的最前沿，但仇洋心理也最甚，非官方冲突一直以来冲突不断，《江宁条约》议定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可唯独广州城不允许洋人进入，这种做法也让英国人不解，他们执拗要求进入广州城。耆英对此也颇无奈，一面是乡勇团练和士绅坚决反对，一面是虎视眈眈的英国人以归还舟山为要挟要求进城，耆英决定将责任推给继任者，“耆英面对英方的政治高压和武力威胁手足无措”⑨，与英人签署了暂缓两年进入广州城的协议。他的这种自保做法，绝非是外交上的灵活与丰富多彩，倒有几分嫁祸于人的企图，为两年后英人要求进城埋下了口实，制造了更多的外交麻烦。
三、结语
近代中国在曲折中前行，从封闭到被迫的开放，从中国中心论到逐渐沦为半殖半封，从列强侵华到新中国的建立，在这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中国输给了现代国家，列强的入侵带来的不止是鸦片和枪炮，同时也输入了近代文明，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在不经意间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只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与此同时作者也在强调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在探索中前行。
注释：
①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郭序［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22.
②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研究（1784-200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100.
③蒋廷黼.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
④赵尔巽.清史稿·徐广缙传（三十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62.
⑤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1.
⑥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J］.清华大学学报，1931，（3）.
⑦⑧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73；173.
⑨程晓燕.徐广缙与广州反入城斗争新探［J］.广东社会科学，2008，（4）.第2卷第3期Vol.2,No.3
关键词：崛起；耆英；现代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66-03
近代中国历经种种苦难波折，每每回顾这段历史总会有太多的心酸与无奈，在愤怒列强侵华的同时，又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感到痛惜，所幸国人并没有放弃救国的理想，信念尚存，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之后，终于赶走了侵略者，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段时间里侵略与反抗交织并存，顽固落后势力与新兴先进势力此消彼长，列强的殖民控制与国人独立自由反复较量。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痛定思痛，回顾这段历史，在对侵略者的暴行扼腕痛惜的同时，我们不经意发现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变，新事物的传入，新思想的接纳，新制度的生根发芽，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中去。
徐中约先生的名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近代史》，我想这样的翻译肯定也是得到作者的首肯，通读全书后，我认为Rise一词正是本书的一条主线,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少棠也给出贴切的评价：“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①近代崛起成为全书的主脉络，而崛起的目的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从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蜕变成一个近代国家，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此展开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新视角的诠释。作者虽然深受费正清哈佛学派的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他做到了对传统模式的突破。“挑战与应战（Challenge and Response）”模式由费正清提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论调曾经风靡一时，国内多数人称之为“冲击—反应”模式②，他把近代中国变化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入侵的冲击，而忽视了冲击的破坏性和当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与社会内部积极主动因素的作用。徐中约先生虽然接受这种观点，但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总结到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民族和种族的反抗”“新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他关于西方文明介入后对中国影响的评价，既提到了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又重点指出了其巨大的破坏力，并指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评价更为客观，这也颠覆了以前的模式，形成新的突破，用新视角下的历史观重新定位这段历史。
是书已是一部经典的近代通史著作，以其开阔的视角，敏锐的历史眼光，观点的新奇所著称，这也是学界已达成共识的。通史著作要求作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面，因为会涉及到诸多问题的讨论，但这样也制约了在一些细节问题不能做到针对性和专业性讨论。观点新奇会引导读者向新的方向思考，但同时当然也多会招来质疑，这里就书中的两个观点我也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一、二十年光阴丧失归咎说
鸦片战争中国输的实实在在，定海、厦门、宁波、广州先后陷落，沿海多被封锁，广州则是在缴纳了600万元赎城费后换回来的，最终又与远在万里之外被称之为夷人的英国人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可这之后，中国却归于沉默，没有走出“天朝”的优越感，即使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割地赔款，统治者们仍自信的认为这是“天朝”给予夷人的恩赐，战争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前方作战官员的办事不力，倘若都像林则徐、徐广缙这样的义士勇者，大清怎么可能会输掉战争。皇帝一方面自命不凡的坚信夷人军事实力不及大清国，另一方面则又叮嘱下臣要权宜处理中外事务，采用羁縻之术，免开战衅，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财政问题。这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清朝最高统治者自高而又有所顾虑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
民族觉醒为何迟至二十年以后？蒋廷黼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民族致命伤在于失败后的不明事理，而导致这一畸形现象的出现则主要归咎于中国人的守旧性、文化的狭隘性和士大夫阶层缺乏独立性，而林则徐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这种观点的提出无疑将时人乃至后人心目中的英雄们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于此徐中约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书中提到因林则徐错过了与英人交战的机会，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中国人又在自己的“天朝”梦里沉睡了二十年，在这一点上，徐中约先生不约而同的向蒋廷黼先生的“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③观点靠近，只是相对于蒋廷黼先生的评价而言，徐中约先生的表达似乎显得更隐晦，言语上更为平缓。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信奉的是进化论思想，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场更为实际的“胜利”——反入城斗争的影响，徐广缙由内地云南巡抚擢升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上任之初就遇到了与洋人交涉的棘手问题，在他的推动下英人暂时放弃了进入广州城，蒋廷黼先生将他归入“主剿派”。得到一这消息的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御赐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④，毕竟这是大清国很期待的一场胜利，它比当时大家对林则徐战事结果推算来的更实际。这场所谓的胜利给行将就木的清朝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也让时人更坚信自己以前的看法，学习先进技术、改革政治制度则是天方夜谭，无需谈起，这也是当时“天朝”思想能够找到的一块遮羞布，影响了近十年时间，1860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之时，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乡勇民团的作用，推行“辑民攘夷”的政策。关于归咎丧失光阴的说法我并不赞同，毕竟在这二十年间中国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西方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国人，只是没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官方洋务运动推动作用更明显罢了。他们不约而同将矛头指向了林则徐，作为后人他们是从理性的角度，换句话说是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这是后人的看法，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现代的视角去审视当时敢于承担责任的士大夫，他们未必也过于苛刻了。
蒋廷黻先生是近代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特别强调外力冲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贫困与落后的根源，以及中国近代化迟滞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内部传统的惰性”⑤。他的学生哈佛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也那正是沿袭了他的研究路线，最终提出了著名的“西方中心论”学说。
二、耆英外交思想的评价说
鸦片战争后直接与洋人交涉的几名朝廷要员主要有琦善、奕山、穆彰阿、耆英和伊里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他们名声似乎都不太好，背负了卖国求荣的罪名，在国人的心中他们是懦弱的，是不敢与洋人正面开战的。早期的著作中对他们的定位也是如此。但在上世纪30年代《清华学报》刊登了蒋廷黼先生的《琦善与鸦片战争》⑥一文，作者另辟蹊径，视角独特，令读者眼前一亮，他颠覆了国人以往的看法，对琦善的对外政策大加称赞，并称其为“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在这里之所以提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在徐中约先生的书中对另一位中外交涉人物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鸦片战争之后，耆英以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批条约的签订人身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丰富多彩、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人。”⑦这个人就是耆英，这一点上我是不同意作者观点的，他本人在当时虽然从事着外交事务，但从他的外交行为来看，绝非是一个丰富多彩、最有生气和最成功的外交家。
徐中约先生称他的对外政策为新外交，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以前旧的外交则是正面不依不饶的抵抗，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和徐广缙。书中把耆英的外交手段归纳为“亲善及个人外交的政策”⑧，新则体现在愿意与国外和谈，这一点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把和谈与一味地出让国家主权相结合，那就是十足的卖国了。1942年耆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与英国人交涉之际，时值英军刚刚攻陷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军事上的失利自然在谈判桌上没有太多的底气，这样也就丢失了发言权，“逆焰方张”的形势下签订了城下之盟，而作为一名真正的外交家应该是对谈判方有充分的了解，而且还应该熟知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力争本国的合法权利不受损害，而这恰恰又是耆英所不具备的。
首先，他对英国的情况并不了解，采用的只是个人拉拢手段，这一套可能在中国的官场能够适用，但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是毫无用处的。清朝末年的官场社会，党派林立，官员们注重私人关系的建立，以寻求政治利益集团，耆英把这一套用在了对外事务上，因为没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契合点，当然就不能达成共识，所谓的友善无非就是见面或书信来往时的客气一通，根本没能为国家争得半点好处。而他这种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伎俩被外国人识破以后，自己又落得一脸难堪。而他本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谈判过程中，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天津，最终也落得不能善终。
其次，耆英根本不了解外交概念，缺乏基本的主权意识，这在他对英国人提出的条款解释的奏折中就反应的很明显。书中也重点提到三项主权的丧失是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包括核定关税、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而这三项主权的丢失耆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治外法权一项，他在上奏道光帝时却称此举可以免除管理外人的麻烦，让洋人自行管理，岂不知国家主权已经在他的曲解下遭受了蹂躏。对于《江宁条约》赔款一项，他竟称这项费用可与调兵抵抗的费用形成对等，而赔款则又能体现朝廷对洋人的恩惠，像这样荒谬的论断，如果不是在官场混搭多年，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其实耆英编出这些理由是为了迎合当时道光皇帝的“羁縻”心理，当时的清政府财政亏空，皇帝原本就不愿打仗，沿海告急之后，又要拨款和调兵遣将，皇帝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主和的思想就逐渐显现出来，耆英作为一个官场阿谀奉承的老手，自然踹度到了皇帝的想法，但又要顾及到“天朝”的面子，所以就有了以上几个牵强的理由，而这在当时也是为道光帝所默许的。晚清的官员不愿担当太多的事务，以免节外生枝，他们奉行免生事端、息事宁人、做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耆英的种种行为迹象正是这种思想的写照，对于外国人的不平等条款，他巧言在皇帝面前辩解，希望早日完结此事，这样自己也就能早日从中解脱出来，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当时朝廷一些官员的基本想法，这也是当时官员道德沦丧的真实写照。
第三，英人进入广州城问题的处理。在当时，广州是对外交往的最前沿，但仇洋心理也最甚，非官方冲突一直以来冲突不断，《江宁条约》议定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可唯独广州城不允许洋人进入，这种做法也让英国人不解，他们执拗要求进入广州城。耆英对此也颇无奈，一面是乡勇团练和士绅坚决反对，一面是虎视眈眈的英国人以归还舟山为要挟要求进城，耆英决定将责任推给继任者，“耆英面对英方的政治高压和武力威胁手足无措”⑨，与英人签署了暂缓两年进入广州城的协议。他的这种自保做法，绝非是外交上的灵活与丰富多彩，倒有几分嫁祸于人的企图，为两年后英人要求进城埋下了口实，制造了更多的外交麻烦。
三、结语
近代中国在曲折中前行，从封闭到被迫的开放，从中国中心论到逐渐沦为半殖半封，从列强侵华到新中国的建立，在这一系列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中国输给了现代国家，列强的入侵带来的不止是鸦片和枪炮，同时也输入了近代文明，回顾这段历史，中国在不经意间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只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与此同时作者也在强调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在探索中前行。
注释：
①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郭序［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22.
②胡大泽.美国的中国近现代研究（1784-2002）［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100.
③蒋廷黼.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
④赵尔巽.清史稿·徐广缙传（三十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762.
⑤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51.
⑥蒋廷黼.琦善与鸦片战争［J］.清华大学学报，1931，（3）.
⑦⑧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73；173.
⑨程晓燕.徐广缙与广州反入城斗争新探［J］.广东社会科学，2008，（4）.第2卷第3期Vol.2,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