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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在许多地区曾经取得鲜明的效果，随着大量传承人的离开，传统的传承和保护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本文对此进行相关分析，并力求实现新的举措。
关键词：民歌 嘉善田歌 保护模式 文化继承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3-0173-02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很多地区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嘉善田歌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形式。田歌是中國民歌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品种，它主要是人们在稻田劳动及田间休息时所演唱的歌曲，其分布于全国的许多地区，并以长江流域为主要集聚地。而嘉善田歌就是分布于太湖流域的代表性歌种，它与周边江苏苏州的芦墟山歌以及上海的青浦田歌构成了一个家族性歌种，它们在具有整体相似性的背景下又分别带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本文即是以嘉善田歌为代表对这一地区民间歌曲的生存及传承情况作一个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对民间音乐保护的思考。
嘉善县位于浙江北部、太湖流域的东南部，地形主要为平原，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种植以水稻为主，而稻作文化作为其生命的支柱则始终伴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成长，这中间也必然包括田歌的生长和成熟。嘉善田歌作为这一地区重要的民歌歌种，长期以来一直得到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大力关心，特别是从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有关嘉善田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始终在不间断地进行。即使在国家还未有“申遗”政策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举办过多次有关活动，如“吴歌”研讨会、“中国田歌研讨会”、吴江芦墟田歌研究创作研讨会、嘉善田歌节以及多次大型的以田歌风格为主的江、浙、沪地区民歌会演等，而一些小型的创作笔会及演出则更加频繁。总之，田歌在这一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基层的文化工作者许多年来也始终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对当地民间艺术，特别是对田歌的挖掘、整理、保存、改编、创新等工作。
嘉善田歌2008年获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当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只能说明某种艺术形式的历史和过去，嘉善田歌在历史上的保护是以一种继承和发展的方式进行完成，它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是十分成功的，它也应该能够给我们相关的工作带来一些启发。
二
首先，当地文化学者及文化工作者自觉的责任和保护。从历史上可以发现，这一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并且对民间文化始终重视，作为吴文化的产物，民间音乐包括田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对大文化，即整体文化的重视，田歌文化也必然提升到相当的高度。长期以来，以韩金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始终在进行嘉善田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并且这些学者的研究是以一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如多次嘉善田歌研讨会的召开，每次研讨会均邀请周边地区的文化工作者、上海音乐学院和北京的专家学者，请大家为嘉善田歌的传承、发展献计献策，事实上这样的活动在宣传、传承嘉善田歌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同时当地一些学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嘉善田歌进行解读，出版了大量有关嘉善田歌的著作，其专业性鲜明而突出，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性。客观地说，以民间音乐为主体的民间文化研究很有难度，因为民间音乐本身及其变衍十分复杂，许多现象和问题从理论上难以解释和说明，加之相关的文化背景和民俗特征等因素，因此不仅在民间，在学术界想出成果也是艰难的，但这一点在嘉善地区却有着相对突出的展现。应该说在我国每个地区，都有对该地区的民俗文化十分熟悉、了解的当地文化之士，但能够达到十分专业性，同时能够独立开展深入学术研究的却很少。而嘉善地区这些地方研究者的民间研究中的专业性为嘉善田歌的保护、发展创造了最基本和必要的条件。另外嘉善地区还借助于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其他文艺单位和高校的一些专家学者，请他们对嘉善田歌的生存和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在一些专家的带领下，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也以嘉善田歌为题材进行多种角度的研究，这一切都为嘉善田歌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因为工作原因曾经与一些地方文化工作者有过接触，他们中间有些人其实对需要保护的文化既不了解，更无兴趣，只是自身的一个工作，或者说是饭碗，在这样的背景下，某种文化的保护会十分困难。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
其二，以创作求传承。民歌的生存形式实际上就是在发展中存在，或者说是以变化的方式存在，因此民歌发展到今天同样也要发展，当然民歌在当今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嘉善田歌的创新可以说十分成功。其实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毛主席像红太阳》等嘉善新田歌的出现，它们不仅是歌词部分的创新，在曲调上也有许多创新，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更多的新创作出现在80、90年代以后，特别是韩金梅老师的大量嘉善新田歌的创作，它们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吸收了传统嘉善田歌中间的主要音调，结合相应的表现新时期的歌词，很好地张扬了其优美、自由、宽广、悠长、高亢的音乐风格。在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中，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生演唱的韩金梅老师根据他以前创作的《四个姑娘去踏车》而改编的同名女声无伴奏合唱获得银奖。这首作品本来就是采用的嘉善田歌的风格而作，而从原先的女声表演唱改编为无伴奏合唱，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创作，一种对民歌发展方向的尝试。至今韩老师还在训练一支业余合唱团排练、演出嘉善田歌风格的合唱作品，并坚持参加多种比赛，从而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宣传嘉善田歌，这客观上起到了传承保护的突出作用。其实几年前对在整个吴语地区流传的叙事长篇山歌《五姑娘》的音乐剧改编就是对嘉善田歌的一次巨大深化，这件事本身从许多方面体现了田歌文化在这一地区强大的生命力，应该说它始终是以发展的方式存在，并且以变化的方式求发展，而这是一条符合民歌生存的发展方向。
第三，基层歌手的活跃。由于嘉善田歌与青浦田山歌、芦墟山歌同属于一个家族系统，加上三地的相关部门都比较重视，所以三地的民歌手始终有着良性的交流。这主要体现在当地的田歌节以及周边地区的民歌汇演。如在嘉善举办的田歌节往往会邀请周边浙江海宁、桐乡、海盐等地、江苏芦墟及上海青浦等地的民歌手，演唱的内容也涉及田歌系统内的多种体裁。这样的民间音乐节意义重大，一方面增加了歌手之间的演艺切磋，使歌手具有了表现舞台，激发了民歌手对于民歌的热爱；另一方面也为新田歌的创作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和机会，有力地刺激了民间音乐创作的动力，使传统民歌当代化，这也符合民歌的生存规律，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另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它培养了大量民歌的听众，即构造了坚实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更多人民众了解民歌、喜爱民歌。因此这是一种十分有效果的活体保护和传承。
三
随着时间的前行，嘉善田歌的生存现状也不容乐观，曾经引以为豪的优势均受到冲击，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退休使得大量的专业性工作和创作几乎停滞，专业传承人的后继无人，另外当地人口老龄化严重，当地的企业多为年轻外地员工，生活方式的改变、语言的阻隔、欣赏趣味的全然不同等原因，使得嘉善田歌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产生了严重危机，曾经对农业文明的崇敬也逐渐淡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也具有客观性。民间音乐的传承和保护是政府行为，这是必须明确的任务。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农村歌曲体裁，若不加任何改变和修饰，要想进入城市，进入工业社会是很困难的，但它完全可以有条件地进入某种半工业化的社会，并且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这中间，嘉善田歌又是一个典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带有极大的经济性和功利性，在这样的指导动机驱动下，真正的保护是困难的，发展更为渺茫。客观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困难，它必须具备或部分具备上文所列举的一些条件，否则所谓的保护是有限的、暂时的。另外文化工作者在民歌传承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上述嘉善田歌的繁荣都离不开当地民间音乐专家的工作开展，他们在政府和民歌手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每一个案例保护成功的后面都有着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身影。当然民歌保护还有着大量的条件因素，如何培养合格的文化干部人才，如何落实真正的具体工作，这些切实关系到非遗文化的保护，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2]田青.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个案调查与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关键词：民歌 嘉善田歌 保护模式 文化继承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3-0173-02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很多地区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嘉善田歌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形式。田歌是中國民歌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品种，它主要是人们在稻田劳动及田间休息时所演唱的歌曲，其分布于全国的许多地区，并以长江流域为主要集聚地。而嘉善田歌就是分布于太湖流域的代表性歌种，它与周边江苏苏州的芦墟山歌以及上海的青浦田歌构成了一个家族性歌种，它们在具有整体相似性的背景下又分别带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本文即是以嘉善田歌为代表对这一地区民间歌曲的生存及传承情况作一个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对民间音乐保护的思考。
嘉善县位于浙江北部、太湖流域的东南部，地形主要为平原，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种植以水稻为主，而稻作文化作为其生命的支柱则始终伴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成长，这中间也必然包括田歌的生长和成熟。嘉善田歌作为这一地区重要的民歌歌种，长期以来一直得到许多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大力关心，特别是从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有关嘉善田歌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始终在不间断地进行。即使在国家还未有“申遗”政策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举办过多次有关活动，如“吴歌”研讨会、“中国田歌研讨会”、吴江芦墟田歌研究创作研讨会、嘉善田歌节以及多次大型的以田歌风格为主的江、浙、沪地区民歌会演等，而一些小型的创作笔会及演出则更加频繁。总之，田歌在这一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基层的文化工作者许多年来也始终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对当地民间艺术，特别是对田歌的挖掘、整理、保存、改编、创新等工作。
嘉善田歌2008年获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当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只能说明某种艺术形式的历史和过去，嘉善田歌在历史上的保护是以一种继承和发展的方式进行完成，它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是十分成功的，它也应该能够给我们相关的工作带来一些启发。
二
首先，当地文化学者及文化工作者自觉的责任和保护。从历史上可以发现，这一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并且对民间文化始终重视，作为吴文化的产物，民间音乐包括田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随着对大文化，即整体文化的重视，田歌文化也必然提升到相当的高度。长期以来，以韩金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始终在进行嘉善田歌的收集、整理、研究，并且这些学者的研究是以一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如多次嘉善田歌研讨会的召开，每次研讨会均邀请周边地区的文化工作者、上海音乐学院和北京的专家学者，请大家为嘉善田歌的传承、发展献计献策，事实上这样的活动在宣传、传承嘉善田歌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同时当地一些学者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嘉善田歌进行解读，出版了大量有关嘉善田歌的著作，其专业性鲜明而突出，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性。客观地说，以民间音乐为主体的民间文化研究很有难度，因为民间音乐本身及其变衍十分复杂，许多现象和问题从理论上难以解释和说明，加之相关的文化背景和民俗特征等因素，因此不仅在民间，在学术界想出成果也是艰难的，但这一点在嘉善地区却有着相对突出的展现。应该说在我国每个地区，都有对该地区的民俗文化十分熟悉、了解的当地文化之士，但能够达到十分专业性，同时能够独立开展深入学术研究的却很少。而嘉善地区这些地方研究者的民间研究中的专业性为嘉善田歌的保护、发展创造了最基本和必要的条件。另外嘉善地区还借助于上海音乐学院及上海其他文艺单位和高校的一些专家学者，请他们对嘉善田歌的生存和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在一些专家的带领下，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也以嘉善田歌为题材进行多种角度的研究，这一切都为嘉善田歌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因为工作原因曾经与一些地方文化工作者有过接触，他们中间有些人其实对需要保护的文化既不了解，更无兴趣，只是自身的一个工作，或者说是饭碗，在这样的背景下，某种文化的保护会十分困难。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
其二，以创作求传承。民歌的生存形式实际上就是在发展中存在，或者说是以变化的方式存在，因此民歌发展到今天同样也要发展，当然民歌在当今如何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嘉善田歌的创新可以说十分成功。其实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毛主席像红太阳》等嘉善新田歌的出现，它们不仅是歌词部分的创新，在曲调上也有许多创新，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更多的新创作出现在80、90年代以后，特别是韩金梅老师的大量嘉善新田歌的创作，它们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吸收了传统嘉善田歌中间的主要音调，结合相应的表现新时期的歌词，很好地张扬了其优美、自由、宽广、悠长、高亢的音乐风格。在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中，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生演唱的韩金梅老师根据他以前创作的《四个姑娘去踏车》而改编的同名女声无伴奏合唱获得银奖。这首作品本来就是采用的嘉善田歌的风格而作，而从原先的女声表演唱改编为无伴奏合唱，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创作，一种对民歌发展方向的尝试。至今韩老师还在训练一支业余合唱团排练、演出嘉善田歌风格的合唱作品，并坚持参加多种比赛，从而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宣传嘉善田歌，这客观上起到了传承保护的突出作用。其实几年前对在整个吴语地区流传的叙事长篇山歌《五姑娘》的音乐剧改编就是对嘉善田歌的一次巨大深化，这件事本身从许多方面体现了田歌文化在这一地区强大的生命力，应该说它始终是以发展的方式存在，并且以变化的方式求发展，而这是一条符合民歌生存的发展方向。
第三，基层歌手的活跃。由于嘉善田歌与青浦田山歌、芦墟山歌同属于一个家族系统，加上三地的相关部门都比较重视，所以三地的民歌手始终有着良性的交流。这主要体现在当地的田歌节以及周边地区的民歌汇演。如在嘉善举办的田歌节往往会邀请周边浙江海宁、桐乡、海盐等地、江苏芦墟及上海青浦等地的民歌手，演唱的内容也涉及田歌系统内的多种体裁。这样的民间音乐节意义重大，一方面增加了歌手之间的演艺切磋，使歌手具有了表现舞台，激发了民歌手对于民歌的热爱；另一方面也为新田歌的创作提供了演出的舞台和机会，有力地刺激了民间音乐创作的动力，使传统民歌当代化，这也符合民歌的生存规律，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另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它培养了大量民歌的听众，即构造了坚实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更多人民众了解民歌、喜爱民歌。因此这是一种十分有效果的活体保护和传承。
三
随着时间的前行，嘉善田歌的生存现状也不容乐观，曾经引以为豪的优势均受到冲击，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退休使得大量的专业性工作和创作几乎停滞，专业传承人的后继无人，另外当地人口老龄化严重，当地的企业多为年轻外地员工，生活方式的改变、语言的阻隔、欣赏趣味的全然不同等原因，使得嘉善田歌真正意义上的生存产生了严重危机，曾经对农业文明的崇敬也逐渐淡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也具有客观性。民间音乐的传承和保护是政府行为，这是必须明确的任务。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农村歌曲体裁，若不加任何改变和修饰，要想进入城市，进入工业社会是很困难的，但它完全可以有条件地进入某种半工业化的社会，并且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在这中间，嘉善田歌又是一个典型。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带有极大的经济性和功利性，在这样的指导动机驱动下，真正的保护是困难的，发展更为渺茫。客观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十分困难，它必须具备或部分具备上文所列举的一些条件，否则所谓的保护是有限的、暂时的。另外文化工作者在民歌传承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上述嘉善田歌的繁荣都离不开当地民间音乐专家的工作开展，他们在政府和民歌手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巨大作用，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每一个案例保护成功的后面都有着地方文化工作者的身影。当然民歌保护还有着大量的条件因素，如何培养合格的文化干部人才，如何落实真正的具体工作，这些切实关系到非遗文化的保护，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2]田青.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个案调查与研究[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