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证词中表示，一些伊朗高层领导人现在更倾向于在美国境内发动袭击。这番言论旨在警告伊朗和美国情报界，美国将高度重视刺探有关在美国可能发动袭击计划的情报。
　　美国人总是觉得，领导人的行为都是受其无所不知的情报部门左右。拥有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这样的强大情报机关，美国的一切政策是否都围绕着情报部门？事实是，美国的一些失误不是因为蹩脚的间谍，而是由蹩脚的领导人造成的。
　　从乔治?沃克?布什鼓吹伊拉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制订在阿富汗的政策，这一切似乎都是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使然。但不管是好是坏，中情局的意见跟上述这些事件没什么关系。
　　在布什决定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中，情报可能占有突出地位，但就决策而言，它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如果说情报界的评估指出任何一连串的行动方针的话，那将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为入侵伊拉克的行动进行辩护时曾表示：“萨达姆?侯赛因及其政权在竭力隐瞒其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举动。”并强调：“这（种论断）是基于坚实的情报。”但四个月后，他在对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一次坦诚的访谈中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大家没有异议的唯一一件事”。
　　此前发布的《全球恐怖活动报告》中也并没有提到伊拉克拥有核武器或囤积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可能。政府当局没有要求提交相关报告，只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提出了要求。但保管这些资料的工作人员表示，只有6名参议员和少数众议员在投票前看了报告。无论是布什还是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都没有完整阅读过这份报告，甚至是在报告草拟之前，战争的公关工作就已经展开。
　　如果布什阅读过情报机构的报告，会发现他的团队所持的赞成入侵的理由完全倒转了事实。情报官员认为，萨达姆是不太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美国或将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的，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试图推翻他的政权。而且情报界也不相信，伊拉克政权像总统宣称的那样是基地组织的同盟。
　　在另一份战前评估报告中，情报界认为，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将是“长期、困难且十分动荡的。”不仅如此，任何后萨达姆政权将都面临着一个混乱的局面——社会深层次分裂、各派别团体加剧暴力冲突——除非占领部队能阻止这种状况，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情报部门还未能预见到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这很糟糕，但造成此结果的并不是情报，而是政策制定者对伊朗的忽视，以及卡特政府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意见。即便是在伊朗各城市发生动乱后几个月，卡特政府仍然没有召开任何针对伊朗的高级别政策会议。事实上，他当时正醉心于埃以和平谈判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发动的革命运动。“我们的决策电路当时在超负荷运行。”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回忆说。
　　对于随后即将到来的另一个重大政治地震——苏联解体，情报分析工作依然存在瑕疵，但是这并不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是总统里根的直觉。他就觉得“俄国人永远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他后来写道：“我们的（军备）开销永远比他们多。”■
　　（作者系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官员、现任乔治敦大学安全研究计划主管、著有《情报和美国外交政策：伊拉克、9·11和被误导的改革》） （苏慧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