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古籍整理、编辑和研究工作已将近30年了，参与整理编校的湖湘古籍有冯子振、王夫之、胡达源、胡林翼、魏源、郭嵩焘、邓湘皋等名家遗著20多种。虽然这样，但我每整理编校一种古籍，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古籍编校殊不易。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在整理编校古籍时遇到的难题呢?我以为只有真正做到每字必究，力求甚解，弄清前人遗著中每句话的原意，才能使所整理编校的古籍中的难题迎刃而解。如果对整理编校的古籍中的难字、难词、难句心存暧昧，不甚了了，那将定错无疑。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兹举我编校整理古籍中的数例为证。
　　
　　一、
　　
　　这里，我先举《胡达源集》的例子。
　　例如，《胡達源集·弟子箴言》卷十二《尚节俭》有一则说：“《周》赞《羔羊》，表委蛇之有度；《唐》赓《蟋蟀》，知好乐之无荒。”“《周》赞《羔羊》”云云是什么意思?羔羊即小羊，其皮所制的裘，是周代大夫的服饰。《诗·羔羊》，旧说是描写大夫退朝时从容自得的神态。因此，该诗有“委蛇(音义同‘逶迤’，形容悠然自得，摇摆慢步之貌)委蛇，退食自公”之旬。又如，《毛序》说：“《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作者胡达源言及《羔羊》用一“赞”字。弄清这些意思以后，我发现胡氏所言“《周》赞《羔羊》”的“《周》”字当作《召》(shao)。所以然者，乃因《羔羊》系《召南》之诗，非《周南》之诗。正因为这样，所以《毛序》说：“《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于是我即改“周”为“召”于校记中，并略作说明。《弟子箴言》著者胡达源于清嘉庆时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俗称“探花”)，该书校者其子胡林翼于道光时中进士，二人于《诗》，可谓烂熟于胸，然而父言《诗》致误，子校读失察，均系千虑之失。我的勘误，仅是一得之愚而已，且亦应尽之责。既然如此，又何足道哉!
　　前人著书引文乃至校书多凭记忆，故难免偶疏，上文所述，即是其例。类似的例子在《弟子箴言》中还有几处。比如该书卷十四《戒奢侈》第三则说：“旅獒之贡，召公戒之，谓方物之献，惟服饰器用之常耳。”这话是什么意思?周武王克殷以后，西方远国献来一只大犬。太保召(shao)公劝谏武王不可接受，他说周围各族所献的土产，只是些服饰器用常见之物罢了。使人疑惑不解的是，《弟子箴言》所述召公之言，难道“方物之献，惟服饰器用之常”么?常言道，民以食为天，“方物之献”，怎么唯独没有食呢?一查《书·旅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弟子箴言》所说的“服饰”，《旅獒》作，“服食”，“食”、“饰”二字以音近致误。于是，我即改“饰”为“食”，并写一校记，作简要说明。
　　由于古籍刻本往往有手书之误，因此，今之校者必须细心纠讹，兹举例以证之。例如《胡达源集·闻妙香轩诗集》卷三，胡达源为祝嘉庆帝六十寿辰献五律诗一百首，第八十四首云：“职掌台衡重，天恩首大臣。问年周甲子，逢吉共丁辰。叠荷金泥宠，长调玉烛新。夔龙趋舜升，喜起奏韶钧。”这首五律，从平仄来看，第七句应该是平平平仄仄。然而“夔龙趋舜升”的“升”却是个平声字，由此可知，这个“升”字肯定是个错字。那么，这个“升”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字呢?查原木刻本，该字作“陛”，即“升”的异体字。从这句诗的意思来看，夔、龙是舜的乐官和谏官。《书·舜典》云：“伯拜稽首，让于夔、龙。”这是写舜继尧位，召四方诸侯君长大臣议政事时，礼官伯夷(不是商代孤竹君之子)受命，跪拜叩头后下殿，让位于夔、龙，使二人从台阶上殿的两句话。殿的台阶叫陛，是个仄声字，陛、升形近，该诗第六句作“夔龙趋舜陛”，于诗意、平仄、用典无一不合。因此，我即改“升”为“陛”，并且写一校记略作说明。
　　
　　二、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编校的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著的《船山全书·礼记章句》29页1、2行经文日：“从长者而上邱陵。”船山章句云：“平地起阜日邱……”丘陵的丘字此处为何作“邱”?作“邱”对么?经我查考，才知作“邱”字误，应该作“丘”字才对。为什么呢?因为清人叶名沣《桥西杂记》云：“雍正三年，奉上谕，孔子讳理应回避，令九卿会议。九卿议以凡系姓氏俱作邱字；凡系地名，皆更易他名……上谕：‘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丘)字，均作邱，地名亦不改易，庶乎允协，足副尊崇先师至圣之意。’”据查，明代不避孔丘名讳。我们知道，整理古籍就是要求存真，尽量保存古籍原貌。王船山一生忠于明王朝，反对清王朝，因此，他是只避明讳、私讳，决不避清讳的。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船山《噩梦》手稿，其“讥作丘甲”“核实四丘之田为一甸”的“丘”均不作“邱”，即是明证。(见《船山全书》第十二册552页2行)《船山全书》第十五册227页所录船山手迹“自题墓石”及229页所录出土墓石所刻船山“遗命墓石”，其“幸全归于兹丘”的“丘”字，亦均不作“邱”，又是明证。且该册228页所录船山逝世前三年己巳(清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九月朔书授其长子王艘中，船山特别郑重告诫：“止此(自题墓石)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何况船山死于1692年，距雍正三年(1725年)还有33年呢?此处“邱陵”的“邱”，显系清嘉恺抄本避清讳之字，大乖船山原意，故当遵船山原意作“丘”。
　　又如，我编校的《船山全书·楚辞通释》，其《九歌·东皇太一》首句“吉日兮良辰”，船山释日：“十斡日日，十二支日辰。”船山这里说的，显然是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船山怎么将“干支”写作“斡支”呢?我查阅《楚辞通释》的各种版本，但却均作“斡支”，船山难道将“干支”的“干”错写成“斡”了么?后来经我查考，才知“干支”原本取之于树木的斡枝。前人对此已有论述，如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五说：“自甲至癸为十斡，自子至亥为十二枝，后人省文，以斡为干，以枝为支，非也。”由此可知，上述船山释文，“十斡日日”的“斡”字不误，而其下旬“十二支日辰”的“支”字却错了。编校古籍，岂可以不误为误、以误为不误?
　　
　　三、
　　
　　编校古籍，必须通过每字必究，达到力求甚解。也就是说，整理编校者对其整理编校的每篇诗文，每个字、词、句，都必须准确无误地理解其义。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认真做到不畏艰苦，甘愿坐冷板凳，诚心求实，以日知所无为乐，不厌其烦地认真查考，深思熟虑地反复推求。特别是专业性很强的难题，一定要虚心求教于名副其实的专家学者。如果遇到我国古代礼制学问题，我就向挚友岳麓书院中国古代礼制学博导陈戍国教授请教；佛学问题，我就问舍妹湖南大学文学院博导胡遂教授，即是其例。总之，编校古籍，应做到不彻底解决难题决不罢休。果如是，其所整理编校的古籍，讹误庶可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