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书局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出版理念和模式带到了中国，直接影响和刺激了中文报刊的产生。中国近代出版业由于报刊和书局的出现逐渐演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事业。所谓事业，就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不仅对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跟出版事业联系紧密的传统知识分子阶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表明：不同时代，占主流地位的媒介也不同，关键的不是媒介所承载的信息，而是新的媒介本身影响社会发展和决定社会形态变化。其实，不同时代，新的媒介也塑造出适应新媒介的媒介人；反过来，适应社会发展的媒介人又引导和影响着传媒业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近代出版业和传统知识分子是互相塑造、双向建构的关系。本文以严复为例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考察与思考。
　　近代“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机构相继出现，中国出版完成了从传教士出版到官书局出版到民营新出版的历史演进”。具有现代商业气息的近代出版业一方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化的环境，对知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出版成为一份可以谋生的职业，出版从业者可以依靠读者和市场取得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因而近代出版造就的媒介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著书立说者。王建辉认为“近代出版是出版界知识人的理想事业和抱负，出版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一起运行”。报刊和企业性质书局的出现扩大了中国出版的疆界和领域，拓展了近代出版的舞台空间，也改变了士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交流信息的方式，大众传媒为传统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自我表达方式。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然而仔细考察，不论是思想家、翻译家的严复，还是诗人和政论家的严复，不管其主持《国闻报》还是在报章上发表文章，不管其翻译出版《天演论》还是其他西方学术著作，这些活动都和出版紧密相关。可以说近代出版业塑造了严复作为新型知识分子的形象。近代出版业的产生和发展给严复提供了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崭新的舞台——一个由大众传媒搭建的供知识分子得以安身立命、实现自我的新的公共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复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一员，至少他是这么要求自己的。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由于身处上层和下层之间，甚至是可以流动的阶层，他们一方面忠君爱国，一方面为民请命，充当社会“立法者”、“监督者”的角色。“做社会的‘立法者’，对于中国知识阶层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深入骨髓、挥之不去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不是他因幼年丧父、家贫无措而进入福州船政学堂，进而留洋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相信严复会走一般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从他人到中年还几次回乡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动可以看出。他出国留学，并没有像萨冰镇、刘步蟾那样成为海军专业技术人才，他在海外关注的也是士大夫经常关注的国家大事。因此他慨叹“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用意不在否定自己的西学出身，而在于没走“正途”(科举)而“走异路”(学西学)后的难以被认可。在依靠传统建功立业的精神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严复就在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奋发向上的情状和国家民族的奋发图强结合在一起，著文立说，以纠偏补弊、救亡图存，同样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士”阶层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危机感。严复借助书报刊构建的出版空间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近现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与严复相似的路：比如梁启超、鲁迅等都参与出版活动并积极创作，成为引领一时之风气的思想向标。
　　“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道在有以催陷廓清、立破余地已耳。”严复很早就意识到出版的作用。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严复深受刺激，开始致力译著，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这就是有名的“救亡四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1897年，他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秉承“通上下之情”和“通中外之故”的宗旨，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发出独立知识分子的呼声。典型如勇敢披露“戊戌六君子”事件。《国闻报》跟当时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维新运动的舆论阵地。当时就有“南梁北严”的美誉，严复俨然一舆论领袖。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的出版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尤其是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从事翻译。到1909年，又先后译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共160多万字之巨，而且几乎都是各个学科领域内有代表性的著作。彼时译界“严林”并称，影响可见一斑。
　　严复一生中数次参加科举，但都名落孙山，虽然在57岁时赐人文科进士，但他始终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科场“儒士”。早年严复一方面利用留学西方所学所见致力于从西方国家寻找良方“维新救国”，另一方面深叹自己一生怀才不遇，未被清朝政府重用，政治仕途遭遇冷落。载入史册的严复形象既不同于传统的科举取士走向“庙堂”的达官贵人，也不同于科举不第沦落民间或遁世的中下层文人，他是出版业塑造出来的新的媒介人——是通过新兴的大众传媒实现自我的新型知识分子。马克思认为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正如各种动物只在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中生长一样，各种类型的人，也只有在遇到适宜的制度化环境时才能发展。”严复所走的道路决定了他所能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他站在一个时代的制高点上(即中西皆通)，历史选 择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林纾辈不那么精通外语，来华的传教士和他同期其他留学生中学的根底没有他深。(严复是以文章《大孝终身慕父母论》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福州船政学堂的)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国家和民族的兴亡、时代和个人的遭际纠结在一起，使得进化论在中国的出版传播和严复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有“严天演”之称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天演”。研究严复的专家本杰明·史华兹说：“从来也不认为，假如严复从未落笔成文，类似严复这样的思想就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产生。”
　　近代出版业塑造了严复，反过来正是像严复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塑造了近代出版业崭新的文化图景。
　　处在传统与现代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变动时代，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投身出版事业，并将之作为实现自己理想事业和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菜上书提议“于京师及各省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得到清政府的采纳，成为当时创办报馆的权威依据。并且由于部分知识分子投身出版事业，继旧的官刻、坊刻、私刻的旧体系崩溃之后，官书局独领天下的旧出版格局也被打破，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民营出版社，逐渐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主体，并代表近代出版的一种追求和一种方向。当出版不再囿于狭小的范围内而面向广大受众开放时，近代出版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在通过出版业提供的制度化环境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神圣使命感并没有削弱或改变，相反报刊、书局一时风行，使他们拥有了一个更加有效、便捷的公共空间，使他们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到救亡图存的事业中。
　　传承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追求和胸怀，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时，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倡导并实践着经世致用的思想。严复的“救亡四论”(《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倡导以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文化知识启民智、新民德、强民力进而奋起变法维新，使国家走向富强。文章还透彻地阐明了以西方的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拯救中国的道理、方法和途径，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严复还在《国闻报》发表《(国闻报)缘起》、《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保教余义》、《保种余义》等文章也引起广泛影响。“救亡”和“肩蒙”是严复阐述的主要主题。而此时，“救亡”和“启蒙”的主题也是这一时期出版业的主潮，实为近代出版呈现出的独有风格。这不能不说是像严复这样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面临国家民族危亡之秋借助出版表达自己的焦虑和期盼的集体映射。
　　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无远弗届的。西方文化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并以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文化时，传统的知识分子在茫然无措中上下求索、中西皆顾地寻找最合理的解释。“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林则徐、严复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借鉴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的著译之旅。翻译出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进行的。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不仅解决了中国士人的心理困惑，并且还明确指出了必须维新变革的出路。于是进化论成为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和政治革命的理论基础和舆论策源地。持“设报馆有益于国事”见解的梁启超首先在文学界推出了“三界革命”即“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实际上最终还是属于出版界革命的一部分。借助媒介，大批知识分子出版发行翻译小说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书籍，使翻译出版以前所未有之势蓬勃发展起来。翻译出版在近代出版中占有明显位置。因此，可以说作为新媒介人的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建构着出版的主题和内容，而且还不断地推进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
　　作为著译者，严复有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开版权保护风气之先河。从出版《群学肄言》开始，严复在译著上贴上自己设计的版权印花。截至目前的资料可知严复的这种版权印花在近代中国尚属首创。根据约定，出版商应将印刷数量通知严复，由严复加贴印花上市，然后根据印花数提取版税。未经严复同意，没有粘贴印花的书不许销售。他一再呼吁应该尊重和保护作者的版权，并主张政府实行版权制度。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颁布。这说明知识分子在出版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版权保护的重要性，把保护版权提到法制的日程上来。从严复自觉保护自己的版权到最终政府出台法律保护著作者的版权，说明了作为媒介人的传统知识分子自觉规范着出版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了媒介生态的平衡。
　　当前，伴随着卫星通信、数字化、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型的电子媒介为变革人类的传播活动、改造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技术上的可能。有了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才有可能在社会中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空间和阶层。所谓的“知识精英”、“网络新贵”也只能在社会高度信息化、电子化的时代出现。《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认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但是“我们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地方，找到新的希望和尊严。”社会从来都不会为个人的意愿改变自己的行程，个人命运的选择，只能在社会需求范围内自我调整和把握。新的媒介介入生活之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基础性和实质性的变化，研究电子时代如何利用新媒介提供的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我：研究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自觉地掌握新媒介提供的便利和可能条件，开创新的文化图景和实现自己角色定位是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知识分子完全可能在新的历史转型期成为把握新时代特征的“先进的中国人”，并且成为引领出版潮流乃至时代潮流的新的媒介人。本文试图说明的问题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