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必有反应，反应产生念想，念想成为行为，行为产生结果，结果决定人生。因此，一个名不经传的人的一次经见易举，很可能成为他的定身之举。见义勇为的英雄，或见死不救的狗熊，这种身份或身价的定位，是非常时期的缘分现象，是可遇不可求的。也就是说一个有义举基因英雄情结的人，瞬间完成反应到行为的转变，成就英雄之举，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个胆小如鼠自私唯我的人，在瞅见危险的瞬间，逃躲成为他的第一选择，自然在众人心中留下一个不齿的狗熊形象。当然，这两种形象的赋予，唯社会和人群。目的也很明确，扬英雄贬狗熊，以盼社会正气广大。
　　见而为之与见而不为，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为与不为，是人的必然反应和自然选择，二者必居其一。他人及社会对人的本能的反应的态度是什么呢，褒或贬，扬或抑，称赞鼓励或批评斗争。弘扬有为者，搞臭不为者，高举有为者，脚踏无为者。有为者高尚，无为者卑鄙，有为者道德楷模，无为者人类垃圾。谁叫他不为呢，活该！两种分明的态度，像两把利器，把为者捧上天，把不为者踩人地，大有兴为灭不的感觉，令不为者不寒而栗。从此不敢不为，见而勇为。可惜，这样的效果似乎没有达到，从典型暴料，到普遍感觉，不为的人仍不见少，不为的事不断出现，形成一种心因性的恐惧一一为不得。你见而为之，社会只是舆惠而实不至，人群只是面赞而背窃笑。有些被为的人并不感恩，为出的麻烦事还得自己兜着，外誉而内烦。不为呢，事不彩则人无事，那看似凶猛的铺天盖的所谓谴责、批评、声讨，只对事，不对人，人何忧之呢1
　　1964年3月。在纽约克尤公园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男子将凌晨3点回家的酒吧女经理杀死。在作案的过程中，公园附近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况和反复的呼叫声，但没有一人勇为相救或报警。事后，美国媒体同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但有两位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并不认同这些说法，他们要从心理上对旁观者的无动于衷进行研究，为此他们进行了一项试验。找来72名参试者，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与一假扮的癲痫病患者保持距离，使用对讲机通话。在交谈过程中，当那个假病人大呼救命时，闻而有为的情况出现了：一对一中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报告有人发病;四对一中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
　　相对于谴责，研究要好得多，相对于道德良心的上纲上线，分析试验更切实际。这就是两位心理学家对这起旁观事件的态度给我们的启发。试验研究的结果使我们看到，这不单纯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心理反应问题。使我们明白了基本的人心和事理，所谓旁观者及旁观群体，并不单纯是坏了良心缺乏道德，甚或连同情怜悯心都成问题，只是在事发的瞬间，出现了“旁观者效应”：旁观者观察旁观者，旁观者自量旁观者，有这么多人在场，肯定有人出手，即便自己不動，也少不了相助者，于是形成群体的无动于衷。如果把这个试验的结果和事件的恶果公布，不用谴责，旁观者会自责，那天那事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相信有人相助），造成那样的不良后果，都怨自己迟疑自负啊！他会汲取这沉痛的教训，以后见事，不管人多人少，都有可能要第一个第一时间站出来相助。
　　回过头来再看看常规的处事方法，先是曝光，接着舆论跟进，评家剖析解说，众人哗然生怒，群情激奋声讨，道德上纲上线，定为良心泯灭殆尽，要让旁观的无为者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处藏身，露出原形。似乎很过瘾很解气，又似乎通过这样的呐喊和谴责，自己突然提高很多，站在了道德的高位，成了良心的卫士。其实是空谴一场，遭谴者不但不服，且感委屈，更被这声势浩大的场面弄得莫名其妙。在一片喊打声中，不时出现“精彩”镜头，被助者反诬，反诬者上诉，上诉者胜诉，助者与被助者激烈论辩，精彩绝伦，闻者震撼，心灵颤动。传播者要达到什么目的，告诉人们防骗呢还是少助呢，效果是自然的，谁还甘愿把不疼的指头往磨眼里塞！多一助不如少一事，说他们是寡助的教唆者一点都不冤！
　　有人肯定会反问，难道对这样的见死不救、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看客不能声讨批判斗争谴责吗！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倒要反问一句，难道要唯一如此，一贯如此，永远如此吗！药不对症，症不见效，屡用屡加重，难道不能另起思路，另开药方，重新施治吗！效果是唯一的鉴定，在鉴定的结果面前仍不思悔变，一意孤行，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