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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有着自觉的生态意识。其散文代表作《商州初录》在对自然环境进行审美观照的过程中，将作家内心对于故乡山水的热爱升华为一种理想生命境界的表达，以清新、细致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充满灵性、诗性和人性的乡土社会。在作家回归“生命乡土”和建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包含了其对自然及社会问题的历史反思，也表现出其投身当代文化价值创造的真实努力。
关键词：生态意识；贾平凹；《商州初录》；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72-02
文学是因境而生、有感而发的艺术，现实客观环境与主体创作意识相互影响。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是作家在对自然景物进行描绘、记录和意象选择时表现出的价值立场，是理性判断与情感态度的统一。这种价值立场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主要通过自然意境和审美基调的选取体现出来。生态意识积极，则作家笔下的自然往往充满生命力，景物色彩绚丽，环境基调清新喜悦；生态意识消极，则作家笔下的自然往往遭受着破坏，色彩是灰暗的，环境基调荒凉悲伤。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现实问题日益严重，相关社会心理危机对人类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具有现实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表现出了充分的生态意识自觉，将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不断注入作品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贾平凹是率先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其散文代表作《商州初录》标志着生态意识成为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一系列以“商州”为地缘背景的散文创作中，贾平凹用积极的生态意识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全新的审美观照，将自身对故乡山水的热爱升华为一种理想生命境界的表达，以清新、细致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充满灵性、诗性和人性的乡土社会，表现出作家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真实努力。
一、在文化“寻根”中回归“生命乡土”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出现，引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挖掘的热潮，众多作家将笔墨回转于家乡故土，寻找与自己血脉相通的创作源泉。贾平凹因此发现了自己的“商州情结”，开始了其文学作品谱系中“商州系列”创作。他坦言：“当时最基本的想法是为了寻找我写作的根据地，曾经数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与村镇，从此我再没有成为写作上的‘流寇’。”[1]62“商州系列”的发轫之作《商州初录》刊于1983年《钟山》第五期，当即引发了文坛内外的强烈关注。因为，一旦将《商州初录》置于工业化社会及其价值伦理对农耕社会自然环境及其道德习俗猛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这部作品就不仅鲜明地表现出了在文化“寻根”中回归现实乡土的努力，并且宣示了作者在现实返乡的旅程中寻找“生命乡土”的情感指向。所以，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在当时就被认为兼具创作题材“寻根”和“回归”文化传统的双重意义，也成为后来文学史上所认定的“寻根文学”典型代表之一。
在《商州初录》中，贾平凹首次以“地方导游”姿态亲近读者、娓娓叙述，一步步展示着商州的风土人情。他曾说“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2]8其中虽无豪言壮语，但《商州初录》中对故乡山水细致描绘却不吝笔墨。沟壑交错、地势险要的黑龙口，遍地桃林、平坦舒缓的河滩桃冲，一石跨三省的白浪街，温情热闹的棣花古镇，秀山座座的镇柞，热闹亮丽的龙驹寨……种种古意犹存的生态景观和乡土风情，沉稳坚实，散发出抵御现代工业文明侵袭的隐喻气质。对此加以体味便会发现，贾平凹不仅仅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创作的素材，汲取了创作的养料，更加祈求一处灵魂安放居所。作为“生命乡土”的商州意义不仅止于现实的故乡，而是存在于美好自然生态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境界。由此，《商州初录》中的生态意识得以凸显，达成了自然与文学慰藉心灵的精神聚合。
生态文学观念倡导“文学艺术应该成为人与大自然对话的诗性的原野”[3]，《商州初錄》对“商州世界”理想化塑形正是这种文学实践的典型。即使作品所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世界”对当代生态价值伦理问题的反映尚不深入，但作者对于一个充满灵性、诗性和人性的乡土社会所注入的温情与敬意却真切动人。在美好自然环境中商州儿女在辛苦的生活中透露出天真、淳朴和坚韧，善良的桃冲两父子，老实的捉鳖人，能干的泥水匠，活泼灵秀的农村少女……无一不以饱满的精神呼应着自然的元气，在与现实艰难的抗争与和解中实现了在“生命乡土”上“诗意的栖居”。
二、在自然审美中建构“精神家园”
创作中的生态意识使得作家在对自然环境的审美中建构相应的自然观，“生命乡土”的追寻由此与“精神家园”建构悄然合流。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性的彰显成为了一种“回归”途径，即“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4]贾平凹显然是一个执着于文学地理性的创作者，在他长达3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商州”这一地缘背景已成为他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如其所言，“之所以长久地关注和表现故乡的历史命运和生活，基本的一点是我来自乡下，那里至今有我的亲人，有生命的关系”[1]63。
“陕西省作为中国北方黄土地区的一个典型省份，按照自然与文化地理背景可以划分为三个地理亚区：陕北、关中和陕南。”[5]商州位于陕南，这里植被繁茂的自然生态环境相比陕北、关中而言，灵山秀水、得天独厚，因此《商州初录》中始终贯穿着贾平凹的一份自豪和赞美，奠定了贾平凹积极自然观的基调，具体化为他对于自然环境中典型意象的选取。
自然意象是对自然景物进行抽象性的提炼，《商州初录》中对于自然意象的选取十分自觉，甚至包含了对商洛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的影射。“在我们那个地方，佛家和道家的成分特别浓厚。”[6]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创作之初已积淀了这一思想，因而对于商州自然意象的提炼带有一些道家和禅宗的意识，讲求顺应天命、和谐圆融，与商州地方的人文氛围相得益彰。例如《棣花》一文中，贾平凹描绘了“松中藏月”“二龙戏珠”这两种奇景，在景物中融入了文化志趣，使得景物本身充满了人文色彩，为其内涵的历史传统永久存照；在《桃冲》一文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浅浅河滩上株株桃树，意象上达到了人与景的完美合一，隐喻着善良可爱的乡里乡亲； 《镇柞的山》一文中，镇柞多山、钟灵毓秀，映衬着此地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才辈出……如此种种，山民们依乎山水、乐在其中的生活状态呈现，无不反映出作家在一种静谧恬淡的自然审美中建构“精神家园”的志趣。 三、在历史反思中创造当代价值
从古至今，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描景绘物都体现出寄情于景、借景抒情，人与自然的和谐被作为一种情景交融的理想境界。就此而言，《商州初录》的自然描写所内含的生态意识和相关追求，都指向了探寻人与自然如何构建更加适宜的相互关系这一根本哲学命题。
作为《商州初录》中社会主体的山野村夫、河边浣妇都生活于清苦的物质条件下，但是他们却不贪图都市的繁华，能在粗茶淡饭中怡然自得、质朴超脱，体现出一种顺天应命、安贫乐道的价值观。比如《龙驹寨》中提到，丹凤是全商州最时髦的地方，人们接受外界事物但却又不羡慕外面的世界，在这座小城里踏实而自足地过活； 《莽岭一条沟》叙写了野山荒处居住的山民并不野蛮，而是老实纯善，偶有过路人，端茶送水无不热情款待；这里的男人身强体健、踏实肯干，这里的女人柔情似水、忠贞不渝。这样的形象塑造，以一群在商州土地上自在生活的百姓为例证，阐明了作者心中所推崇的生态社会价值观，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以亘古静穆的自然美与天真纯善的人性美为境界。这对热衷以改造自然、占有资源、扩张生产等为“进步”标志的工业化社会思潮不啻为一种提醒，对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消费规模、感观享受等工业化社会中的价值观弊端也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
事实证明，农耕文化的价值精髓和工业文明的时代潮流在当前现实领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生态产业、人文旅游、健康城市、美丽乡村等新兴经济业态和发展模式的崛起方兴未艾，乡土文学的价值作用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显著的实践。以旅游业为例，当今时代的旅游消费者已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旅游产品，而更热衷于产品（服务）与自我心理的相关度，更加偏好那些能与自我心理产生共鸣或能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模式。于是，地以文传、业以文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古镇，路遥《平凡的世界》所写到的陕西榆林雙水村，陈忠实《白鹿原》所描绘的陕西西安白鹿原以及王蒙《在伊犁》所描绘的新疆伊犁地区都已闻名遐迩；与此同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也将商洛山水推向了中国文化旅游前台。且与单一的自然风景区或文化旅游景区不同，《商州初录》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所展现的价值观念中兼具了生态与文化双重因素，因而更加凸显出了优良自然环境和乡土文明传统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贾平凹通过《商州初录》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商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贾平凹充分表达着他对美好自然生态的理解，也将“生命乡土”与“精神家园”应有的灵性、诗性和人性寄予其中。由此，当“商州世界”面对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于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进行强势解构时，保留住了一份浸润了历史反思的生态档案和人文景观，并在观念领域内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展开进一步的叩问。这种保留和叩问，有助于当今社会创建互利和谐、永续发展的价值体系，也体现出了贾平凹作为当代中国乡土作家代表对自身社会使命的尽责与担当。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J].南方文坛，2007（6）.
[2]贾平凹.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王克俭.生态文艺学：为了人类“诗意地栖居”[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4]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5]张祖群.试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以陕西作家为例[J].南都学坛，2013（4）.
[6]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2（6）.
作者简介：钟思远（1982—），男，四川成都人，讲师，商洛学院科技处副处长，陕南发展研究院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杨耀菡（1994—），女，四川阆中人，单位为商洛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商洛市科技计划项目“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商洛形象’整体研究（SK2015-39）”研究成果
关键词：生态意识；贾平凹；《商州初录》；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72-02
文学是因境而生、有感而发的艺术，现实客观环境与主体创作意识相互影响。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是作家在对自然景物进行描绘、记录和意象选择时表现出的价值立场，是理性判断与情感态度的统一。这种价值立场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主要通过自然意境和审美基调的选取体现出来。生态意识积极，则作家笔下的自然往往充满生命力，景物色彩绚丽，环境基调清新喜悦；生态意识消极，则作家笔下的自然往往遭受着破坏，色彩是灰暗的，环境基调荒凉悲伤。
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现实问题日益严重，相关社会心理危机对人类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于是，具有现实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表现出了充分的生态意识自觉，将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严肃思考不断注入作品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贾平凹是率先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其散文代表作《商州初录》标志着生态意识成为其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一系列以“商州”为地缘背景的散文创作中，贾平凹用积极的生态意识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全新的审美观照，将自身对故乡山水的热爱升华为一种理想生命境界的表达，以清新、细致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充满灵性、诗性和人性的乡土社会，表现出作家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真实努力。
一、在文化“寻根”中回归“生命乡土”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出现，引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挖掘的热潮，众多作家将笔墨回转于家乡故土，寻找与自己血脉相通的创作源泉。贾平凹因此发现了自己的“商州情结”，开始了其文学作品谱系中“商州系列”创作。他坦言：“当时最基本的想法是为了寻找我写作的根据地，曾经数次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水与村镇，从此我再没有成为写作上的‘流寇’。”[1]62“商州系列”的发轫之作《商州初录》刊于1983年《钟山》第五期，当即引发了文坛内外的强烈关注。因为，一旦将《商州初录》置于工业化社会及其价值伦理对农耕社会自然环境及其道德习俗猛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这部作品就不仅鲜明地表现出了在文化“寻根”中回归现实乡土的努力，并且宣示了作者在现实返乡的旅程中寻找“生命乡土”的情感指向。所以，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在当时就被认为兼具创作题材“寻根”和“回归”文化传统的双重意义，也成为后来文学史上所认定的“寻根文学”典型代表之一。
在《商州初录》中，贾平凹首次以“地方导游”姿态亲近读者、娓娓叙述，一步步展示着商州的风土人情。他曾说“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2]8其中虽无豪言壮语，但《商州初录》中对故乡山水细致描绘却不吝笔墨。沟壑交错、地势险要的黑龙口，遍地桃林、平坦舒缓的河滩桃冲，一石跨三省的白浪街，温情热闹的棣花古镇，秀山座座的镇柞，热闹亮丽的龙驹寨……种种古意犹存的生态景观和乡土风情，沉稳坚实，散发出抵御现代工业文明侵袭的隐喻气质。对此加以体味便会发现，贾平凹不仅仅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创作的素材，汲取了创作的养料，更加祈求一处灵魂安放居所。作为“生命乡土”的商州意义不仅止于现实的故乡，而是存在于美好自然生态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境界。由此，《商州初录》中的生态意识得以凸显，达成了自然与文学慰藉心灵的精神聚合。
生态文学观念倡导“文学艺术应该成为人与大自然对话的诗性的原野”[3]，《商州初錄》对“商州世界”理想化塑形正是这种文学实践的典型。即使作品所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世界”对当代生态价值伦理问题的反映尚不深入，但作者对于一个充满灵性、诗性和人性的乡土社会所注入的温情与敬意却真切动人。在美好自然环境中商州儿女在辛苦的生活中透露出天真、淳朴和坚韧，善良的桃冲两父子，老实的捉鳖人，能干的泥水匠，活泼灵秀的农村少女……无一不以饱满的精神呼应着自然的元气，在与现实艰难的抗争与和解中实现了在“生命乡土”上“诗意的栖居”。
二、在自然审美中建构“精神家园”
创作中的生态意识使得作家在对自然环境的审美中建构相应的自然观，“生命乡土”的追寻由此与“精神家园”建构悄然合流。在此意义上，文学地理性的彰显成为了一种“回归”途径，即“某一作家的成长与某一作品的产生，往往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存在必然的联系。”[4]贾平凹显然是一个执着于文学地理性的创作者，在他长达30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商州”这一地缘背景已成为他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如其所言，“之所以长久地关注和表现故乡的历史命运和生活，基本的一点是我来自乡下，那里至今有我的亲人，有生命的关系”[1]63。
“陕西省作为中国北方黄土地区的一个典型省份，按照自然与文化地理背景可以划分为三个地理亚区：陕北、关中和陕南。”[5]商州位于陕南，这里植被繁茂的自然生态环境相比陕北、关中而言，灵山秀水、得天独厚，因此《商州初录》中始终贯穿着贾平凹的一份自豪和赞美，奠定了贾平凹积极自然观的基调，具体化为他对于自然环境中典型意象的选取。
自然意象是对自然景物进行抽象性的提炼，《商州初录》中对于自然意象的选取十分自觉，甚至包含了对商洛地区所特有的文化的影射。“在我们那个地方，佛家和道家的成分特别浓厚。”[6]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创作之初已积淀了这一思想，因而对于商州自然意象的提炼带有一些道家和禅宗的意识，讲求顺应天命、和谐圆融，与商州地方的人文氛围相得益彰。例如《棣花》一文中，贾平凹描绘了“松中藏月”“二龙戏珠”这两种奇景，在景物中融入了文化志趣，使得景物本身充满了人文色彩，为其内涵的历史传统永久存照；在《桃冲》一文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浅浅河滩上株株桃树，意象上达到了人与景的完美合一，隐喻着善良可爱的乡里乡亲； 《镇柞的山》一文中，镇柞多山、钟灵毓秀，映衬着此地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才辈出……如此种种，山民们依乎山水、乐在其中的生活状态呈现，无不反映出作家在一种静谧恬淡的自然审美中建构“精神家园”的志趣。 三、在历史反思中创造当代价值
从古至今，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描景绘物都体现出寄情于景、借景抒情，人与自然的和谐被作为一种情景交融的理想境界。就此而言，《商州初录》的自然描写所内含的生态意识和相关追求，都指向了探寻人与自然如何构建更加适宜的相互关系这一根本哲学命题。
作为《商州初录》中社会主体的山野村夫、河边浣妇都生活于清苦的物质条件下，但是他们却不贪图都市的繁华，能在粗茶淡饭中怡然自得、质朴超脱，体现出一种顺天应命、安贫乐道的价值观。比如《龙驹寨》中提到，丹凤是全商州最时髦的地方，人们接受外界事物但却又不羡慕外面的世界，在这座小城里踏实而自足地过活； 《莽岭一条沟》叙写了野山荒处居住的山民并不野蛮，而是老实纯善，偶有过路人，端茶送水无不热情款待；这里的男人身强体健、踏实肯干，这里的女人柔情似水、忠贞不渝。这样的形象塑造，以一群在商州土地上自在生活的百姓为例证，阐明了作者心中所推崇的生态社会价值观，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以亘古静穆的自然美与天真纯善的人性美为境界。这对热衷以改造自然、占有资源、扩张生产等为“进步”标志的工业化社会思潮不啻为一种提醒，对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消费规模、感观享受等工业化社会中的价值观弊端也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
事实证明，农耕文化的价值精髓和工业文明的时代潮流在当前现实领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生态产业、人文旅游、健康城市、美丽乡村等新兴经济业态和发展模式的崛起方兴未艾，乡土文学的价值作用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显著的实践。以旅游业为例，当今时代的旅游消费者已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旅游产品，而更热衷于产品（服务）与自我心理的相关度，更加偏好那些能与自我心理产生共鸣或能体现自我价值的消费模式。于是，地以文传、业以文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古镇，路遥《平凡的世界》所写到的陕西榆林雙水村，陈忠实《白鹿原》所描绘的陕西西安白鹿原以及王蒙《在伊犁》所描绘的新疆伊犁地区都已闻名遐迩；与此同时，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也将商洛山水推向了中国文化旅游前台。且与单一的自然风景区或文化旅游景区不同，《商州初录》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所展现的价值观念中兼具了生态与文化双重因素，因而更加凸显出了优良自然环境和乡土文明传统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贾平凹通过《商州初录》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商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贾平凹充分表达着他对美好自然生态的理解，也将“生命乡土”与“精神家园”应有的灵性、诗性和人性寄予其中。由此，当“商州世界”面对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对于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进行强势解构时，保留住了一份浸润了历史反思的生态档案和人文景观，并在观念领域内对人与自然共生关系展开进一步的叩问。这种保留和叩问，有助于当今社会创建互利和谐、永续发展的价值体系，也体现出了贾平凹作为当代中国乡土作家代表对自身社会使命的尽责与担当。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J].南方文坛，2007（6）.
[2]贾平凹.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3]王克俭.生态文艺学：为了人类“诗意地栖居”[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4]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5]张祖群.试论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以陕西作家为例[J].南都学坛，2013（4）.
[6]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2（6）.
作者简介：钟思远（1982—），男，四川成都人，讲师，商洛学院科技处副处长，陕南发展研究院理事，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杨耀菡（1994—），女，四川阆中人，单位为商洛学院。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为商洛市科技计划项目“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商洛形象’整体研究（SK2015-39）”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