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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是迪德里克·迪德里克森和安森·法兰克基于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目录》而策划的一个项目，首辰于柏林的世界文化宫。1966年，布兰德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公布他认为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掌握的有关地球的卫星图像，他相信这些图像将可能成为代表人类共同经历和命运的一个有力符号。就是这样的一张图像被用于目录的封面，并以“蓝色弹珠”一名广为人知；它呈现的是在漆黑的背景下熠熠发光的蓝白色地球。布兰德同时也在为传统上对立的社会组织间架起桥梁方面功不可没，比如说负责航天计划的军方和崭露头角的生态运动。他还为加利福尼亚州反主流文化和控制论、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建立起联盟。
作为“人类一家”的延续，《全球目录》力证全人类超越一切边界和阶级区分的亲密关系。但是蓝色星球的图像也有其阴暗面。《全球目录》还被用作反苏联的宣传工具，以及引发了生活产业。加州梦是一个脆弱的乌托邦，其本质不过是拒绝承认政治差异以及用反馈代替辩证。控制论因为与马列主义相悖，所以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曾一度被宣布为非法。它把热力学的一些假设推广到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热力系统既不受制于辩证张力，也不经历历史变化。它们只是积攒剩余物——一种垃圾，或者说是熵的增加。1960年代，这种垃圾以曼森家族的形态展现出来。现如今，被全球化排斥的人或物依然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对象。
安娜·特谢拉·品脱
安娜·特谢拉·品脱（ATP）：或许我们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全球”这个概念，它是《全球》（“The Whole Earth”）展览的基础。
安森·法兰克（AF）：《全球》是关于地球照片曝光后所出现的各种想法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展览。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这个概念也是最后的一个普世主义主张和最后的一个普世主义计划：全球是有可能的范畴内最大的一个框架，据称是整个“人类一家”所共有的。在我们这个项目里，我们选取了从1968年到1998年、以“蓝色星球”为标志的30年时间。
ATP：当你说到“蓝色星球”，你指的是从外太空看到的地球图像吧？
AF：是的，大约在1968年左右出现的从太空中看到的地球的图像，最有名的应该是阿波罗8号和阿波罗17号拍摄的。目光回转到地球上象征着一种方向的变换：力图扩张、指示向外的边疆想象做了一次180度的大掉头，折回到其本身。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内化的阶段。今天，关于太空时代的许多记述一尤其是有关阿波罗任务的一充满着各种引言，特别是航天员说过的，他们宣称整出太空竞赛是有意义的，因为“人”获得了有关地球的新图像、有关星球情况的新信息。
迪德里克·迪德里克森（DD）：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地球的图像为有关合法化和政治推理的论述提供了论据。让我们以颜色为例。从我们这儿也就是地表来看，地球的颜色是褐色、绿色，甚至黑色一总是一种深暗的颜色。但是突然之间，地球是蓝色的。到那时为止，蓝色是象征着远方的颜色一是海洋的颜色、距离的颜色、逃脱地球的颜色。蓝色是地球的反面。突然之间，这两个对立面合二为一。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倒转。忽然的，地球表示“星球”，而非我们脚下的土地。
ATP：“蓝色弹珠”这张图像出自太空计划和首次登月。它是否引起了一次概念上的转变呢？
DD：从那一刻起，地球这个概念在好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它变的同时既是出发的起点又是终极的目标，既是遥远的地方又是熟悉的场所。它是蓝色的，但依然还是褐色的。它不过是数以百万的星球中的一颗，但同时却也是我们仅有的一颗。地球变的更加宝贵因为它可能被耗尽。所有这些互相对立的概念都由这张图像完美诠释，而这张图像产生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况：冷战的巅峰时刻，或者也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序曲。它也产生于一个非物质生产和电子化文化时代的开端。所有这些事物都在那段时间出现。
ATP：“系统”这一概念从控制论和系统理论领域中发展出来，地球也因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整体而开始被呈现为一个系统，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相关性。
DD：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的兴起，以及太空旅行事业的壮大，这两方面之间的历史平行发展不容忽视。另一点是星球和系统在概念上的相似性，更准确地说是星球的图像和系统之间的相似性。星球的图像，正如同系统一样，是你从外部观看的一件东西。但是同时，你也身在其中。这正是系统的悖论，因为系统总是告诉你：当你是系统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无法观察它。但是你总是它的一部分。这对于星球来说也是一个道理。系统思维和星球思维之间有着很强的类比性。
ATP：我想“关闭”这个概念是不是也至关重要？
AF：我们在“外部的终结”这个部分讨论关闭这个主题，这也是这次展览的副标题：“加利福尼亚州和外部的终结”。这一主题有着多种不同的意义。我们的项目力求厘清这些不同的意义是如何糅合在当今的文化想象里，并试图帮助解开这些混杂的迷思。关闭作为一个主题当然和归化这个更早先的概念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对于蓝色星球这个图像，我们可以说它既有很强的调动能力，又有很大的归化能力。这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自相矛盾之处：从外部来看，地球的图像告诉我们没有外部存在。说的远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在迪德里克提到的悖论和精神分裂之间建立起关联。正是在蓝色星球这样的图像问世之时，精神分裂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ATP：你是指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联系。
AF：是的，但是当这张图像出现时，不仅仅只是德勒兹（Deleuze）和伽塔里（Guattari）在重新解读精神分裂。
DD：迷幻药的使用被形容为人造的精神错乱和人造的精神分裂。服用迷幻药后所达到的更高层意识被视作一种人工诱导的精神分裂状态。迷幻药的使用者都是快乐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ATP：你能否就全球和分裂的主体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再多说一点？
AF：地球的图像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是自相矛盾的。矛盾之一，按照迪德里克的说法就是悖论，是我们从外部观看一个我们同时又身处内部的系统时所在的位置。所以，每当你观察或者讨论这个图像时，你实际上正漫游于一种分裂的子午线之上，一条身处其中和身处其外之间的分界线。 DD：从外太空拍摄星球照片的人所在的位置就像是你精神分裂时听到的自己脑袋里的声音一样。你不知道它从哪里而来。当然，你听到的声音不过是你自己的思想。但是你自己的思想却像是一个从远方传来、发出诫命的声音。“可见的星球”这个概念正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适当的描述。
AF：在我们的项目里，我们运用了一些虚构以及一系列假设。其中之一是这样的：让我们假定地球的图像传递了一条信息，其影响深远，涉及很多人，他们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都围聚于这张图像。让我们假定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目录》是它的官方媒体，因为布兰德自愿充当起信使的角色。图像想要传达的所有信息都被收录在目录内。这正是蓝色星球的图像如何扎根于加利福尼亚州、冷战的历史声势、非主流文化这样的具体环境中的。这张图像也预示着冷战的结束。地球在这里已经是一个整体，没有限定和边界，类似后1989的全球资本主义和1990年代的海洋性、关联型全球格局。1945年之后，蓝色星球取代蘑菇云成为普世主义符号。在这样的标志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启。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一崭新的星球系统典范题注在一系列历史延续之上：首先是西方-现代-殖民边疆的延续，与通常的认知恰恰相反，它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即永久的状况。这与认为所有“旧时期的分裂”就像柏林墙一样即将消失的想法非常不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延续是这张图像其实是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yon Braun）发明设计的V-2火箭所拍摄的。V-2火箭是太空中出现的第一件人造物体，装载着一架电视摄像机。也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蓝色弹珠的诞生完全延续了冯·布劳恩带到美国的计划，在那里他为军方开发了火箭计划。这些最早期的地球图像其实就是所谓的V-2图像。
DD：通过坚持用蓝色星球的照片作为《全球目录》之一个元素的做法，斯图尔特·布兰德也把太空旅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拿来为非主流文化所用，而同时又试图协调非主流文化的浪漫情怀和先进的技术。毋庸置疑，浪漫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调和成为了电子和网络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蓝色星球的图像也和早期火箭科学密切相关，后者当时就已经在反动浪漫主义和新奇的技术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例如，它的呈现方式包括把人们带回他们的家园、占领本属于他们的地球这样的想法，以及这一类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德国项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品钦（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通过《全球目录》回到了读者的视野。
AF：在整个1970年代里追踪这种联系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技术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盟常常是很脆弱的。在斯图尔特·布兰德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官方顾问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他们组织了一次由加州的航空航天产业赞助的“太空日”（“Space Day”）。太空日的主打“明星”宇航员拉塞尔·施威卡特（Russell Schweickart）曾说过名句“在那儿上面，没有边框，没有限界”。与施威卡特邻座的是杰瑞·布朗、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积极倡导太空殖民的杰瑞德·欧尼尔（Gerald O’Neill）。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他的读者群里成功掀起一场激烈论战，他们正是加州环保运动的主力军。技术和自然的分裂，以及是该在大企业和军方体系外部还是内部运作这个问题浮出水面，但很快又消声灭迹。这是个奇怪的组合。在环保运动中，很多人憎恶太空殖民的那一套。对他们而言，那是大型产业，是他们抗争的对象。
DD：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是很赞同太空殖民的。尽管社会大众蔑视这个想法，蒂莫西·利里却给予了支持。
ATP：所以蓝色弹珠的功能就像是一团绞乱的线，人们可以从中抽取几根？
DD：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通常对立的论述在此处汇合。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之所以能够汇合，离不开拍摄或者观察你正居住着的领地时的结构上的奇特。也就是说，你的欲望之眼一从领地的角度考虑，往往表示的是殖民的欲望一指向你已经驻足之处。这正是为什么这些两极对立会瓦解、交融和发展出辩证的综合体的原因。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你对于这个图像做怎样的投射，它总能够相应地给出反应。所以最终还是由特定的宣传家和文化积极分子来决定拿它做什么。
AF：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找到一个说法来阐释这个综合、这个两极的调和、这个对立的混糅，而这一过程仍在持续中。这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和必要性的历史进程，我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创造出这一必要性的基础结构。在全球这个项目里有一个更大的叙述主题，即有关于1945年之后、西方现代性的认识论一技术性装备的整体控制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对之前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和认识论秩序建构之外元素的一种逐渐认同，包括：非理性的、模拟的（传染性的或戏谑的）、泛灵论的。它们成为新的资源。在蓝色星球的庇护下出现的对立面之综合，或者说是对这种综合的渴望，它与弗洛伊德（Freud）以及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这样的人类学家曾经描述的前现代人群所持有的泛灵论之间存在一种结构上的类似。两者都包括对两极的混糅。对世界的控制论化也成为它的一次复苏机会、一个撤销异化的项目、一种对沉浸和陶醉的渴望。曾经一度已固定、客体化和物化的世界变的再一次生动、善谈和有变化能力起来，但其代价是对于系统情况的浸入式适应。这源于把控制论从数学和计算领域移植到社会理论，而当迷幻的体验证实了控制论的可靠性后，它更被引入到广泛的世界范围。这就导致了比如内在头脑、把自然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息系统的看法等事物的出现。非主流文化同时也被去政治化，甚至拥护对自发性和谐的展望和对整体的新泛灵论认识。所有这些都来自新的控制论现实原则：沟通、媒介、中间者。
ATP：你是否认为反馈和泛灵论有共通之处？
AF：是的，它们在结构上类似。 ATP：如果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我可以说控制论和结构语言学的主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语言可以被解读为一个由有差异的元素构成的规范系统，这也是拉康（Lacan）处理欲望的角度。
DD：让我这样来解释吧：当系统理论试图解决认识论问题时，它提出的主要的结构议题必须在内容和虚幻想象这两个层面得到回答。拉康把欲望看作是一种结构的两难，这与系统理论看待科学和认知的方式一致。回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接纳这个矛盾，或者抛弃主体、让控制论做主。
ATP：在系统理论和第一级的控制论里，你可以认为信息是自由的系数。从数学角度来讲，选择的自由存在于1和0之间。
DD：但是安森所形容的，所有这些有关和谐及保护的想法的来源，都和“在没有选择前提下的欲望”这一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你连一个微小的选择也没有。实际上是人们必须想要什么，而不是我们真的想要什么。我们必须想要。我们必须相亲相爱。而不是我们真的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在嬉皮文化里，我们却是真实地相亲相爱。现在大家来吧。对你的兄弟微笑。每个人都聚过来。此时就试着爱彼此。试一试，但是……
AF：控制论也包含从静止到动态的转变，从线性模型到循环模型的转变。在“反馈”这个词语诞生之前，它被称为“循环因果关系”。这个短语被用于梅西会议。环路的出现通过蓝色弹珠达到极点。创造出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格局的整个过程就是建立在从线性到循环的转换之上的。单向性变成了邪恶的化身。其内容包括从等级制度到对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解。因为有了控制论一特别是当控制论进入到社科和人文领域一你开始了一段有趣的猎巫之旅，一次反对笛卡尔的猎巫，一次总体说来反对二元论的猎巫。最终的高潮是有力象征着两分、线性、静止、客体化世界的柏林墙的倒塌。现在要注意和关注的重点是这个过程的辩证法：一度打开的大门甚至最终又关闭起来，动态化过程甚至创造出新的静止不变。
ATP：安森，我相信你是用关门这个形象来说明这样一点，你从外太空看地球时，正当你以为一扇门朝着无垠的宇宙开启，它却突然在你面前砰然关上。
DD：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最近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异性恋的男人，最终却发觉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发生这个情节的一章叫做“柏林墙的倒塌”。
ATP：难道不可以说冷战就是控制论模型的一个完美展现吗？控制论的要义便是建立起系统和环境之间的操作层面的分歧，而这分歧又继而引发了“信息”这一概念，即系统从其环境中的提炼品。举个例子，博弈论就是基于冷战的心理：各处一方的两位选手，谁都不知道另一位想的是什么。对于每位选手而言，另一位就是他们力求从中提炼信息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反馈回路。
AF：就这个话题有本不错的书，叫做《关闭的世界》（The Closed World）。但是在这里有两条思路值得我们并列起来考虑。一个是基于模拟战争经济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博弈论模型，但这是老掉牙的东西了。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已经形容过这种战略猜想-你必然变得像你的敌人，从而生成了一个关闭的系统。但是还有另一个模型，是一种星球整体化的幻想，在这里再也没有对手，是一种似海洋开放型的模拟，而非有敌意对抗性的模拟。在这个意义上，蓝色弹珠预示着冷战的结束，或者说通过感应魔法的原则诱使其发生。
DD：我认为冷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冷战的结束。这是它的一个永恒元素。你现在还可以观察到这一点。朝鲜的情况就是冷战的一种荒诞重现。冷战时期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具有沟通的所有组成成分，由红色电话代表：这个符号表示沟通可以防止冷战升温。冷战的底线就是它保持是冷的，也就是说战争并没有发生。而战争没有发生得益于沟通。所以沟通可以带我们摆脱任何战争的境地。这正是为什么反馈这个概念成为非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理论、教学法、心理学和音乐的一个被美化的元素：没有什么比一个长长的反馈回路更让人喜欢的，如果在一场音乐会上，它便成为听众里所有身体完全交融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最钟爱的例子是蓝调的故事。在美国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之下，必然存在着种族隔离。当时有黑人音乐电台和白人音乐电台。但是非主流文化请来了许多采纳黑人音乐的白人音乐家。一些黑人明星也在白人音乐节上表演。在1969年左右，主要的几家唱片公司对此新情况做出调整，认为他们不再有以种族区分的市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行了双唱片的大型合集，既有白人又有黑人音乐家的演绎。名称为《蓝调》（The Blues）。唱片的封面是什么？蓝色弹珠。因为它是蓝色的？不。因为它可以表达超越区别这样一个概念。
AF：它是超越区别的一个普遍公式。
ATP：说到这儿，我想回头谈谈美国边疆或者太空边疆成为资本主义边疆的这一看法。原始积累是如何在一次次有关边疆的想象中不断得以实现的呢？
AF：1890年代，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边疆的关闭。同一时期，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化进程基本结束。对非洲的争夺完了。这次边疆的关闭对整个地球都有影响。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也在这一时间发生。它并不是第一次的世界博览会，但是奇怪的是，它首次象征着现代、西方、殖民、资本主义边疆在全球范围内的关闭。它同时预告着电力和沟通技术的不断加剧。也是在这个时间，保护运动不再视自然为一个永远用不完的资源，而是一个应当加以保护和节省的封闭“外部”一这是态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认为心灵和头脑都是没有外部的关闭系统：无意识和非理性皆为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在循环内。1960年代，外部是一个乌托邦之地：在“系统”之外，在“技术官僚政治”之外，在严重异化、墨守成规的大众社会和它的“客观意识”以及等级制度之外。外部一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抑或实际留存下来的外部一成为非主流文化各式大胆越轨想法的源泉。嬉皮士呼唤回归自然。迷幻的非主流文化、人类潜能运动、反精神病学者试图通过接纳非理性和任其自由发展、而非控制或者压抑它来实现解放自我。西方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典型的局外人：“土著”以新原始主义的形式得到接纳。美国印第安人，至少在一小段时间内，被奉为非独裁、和睦的、部落形式社群的楷模。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边疆的关闭，发生了从线性到循环的过渡。 DD：这和马克思主义里的循环理论一资本循环一挺类似的。
AF：从1890年到1960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认为资本现代性可以使灵魂退变为东西、即物化的这一看法最为风行。
DD：或者是情景主义者所谓的“对分离的批判”。如果这些左翼分子都是通过对分离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那么这里有一个整体。
ATP：关于这个转变的政治层面我有一个问题。历史变化常常由一个认识论模型来解释，即辩证法。我一直把控制论看成是与辩证法相反的：尽管反馈和辩证法都以相似的方式表示运动，辩证法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紧张关系、一种可能由此产生新的系统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反馈没有外部或者对立，只有无尽的迭代。我们可以说反馈是去掉共产主义后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如果把反馈看作是一个认识论的模型，它杜绝了物质和政治层面的变化一或者说的更清楚些，变化只能是（自我的）调整。也就是说，控制论实现了从政治哲学到经济理论的平稳过渡。
DD：是的，但是控制论是一个非历史的变化模型。它对于历史情况不作区分。它对于状态作出区分。它只有状态。事情总是处于某种状态中。但是因为它们只是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不会发生变化。顾名思义它不可能变化。它只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中。
ATP：它是一个递归系统。变化只可能以迭代的形式呈现。
DD：它将重复、重复、再重复，永远不会有不一样。但是我们形容的是第一级的控制论。当我们开始考虑观察者的问题时，就不再这么简单了。可以说在晚期系统理论、在后期的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那里，那个盲点变得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上的盲点。它变得富有戏剧性一比如说当他最终意识到欧洲之外别有洞天的时候。
ATP：对于控制论和系统理论，你们的立场是如何呢？
DD：我们视其为意识形态，并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个意识形态。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上层建筑的现象一不过它不单只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现象，因为它也创造出了物质现实。从根本上说，它是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开端。
AF：回到我们谈话开始时的话题，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一下蓝色弹珠把我们引到了何处。我想多谈谈既是一个事物的结构批判又是它的症状的这一矛盾。这是《连线》（Wired）杂志1997年一期的封面。它很丑，和大多数《连线》杂志的封面一样。它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微笑的蓝色弹珠，标题是“长期繁荣”。杂志内相应的文章预期二十五年的全球一体、昌盛和发展。你阅读后意识到九十年代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的想法的：它们被变为关于奇迹般广阔、自给自足的技术、生物、金融、社会系统的展望一一切都变为一个样子。回过头来看，六十年代就像是一次自我治疗的尝试、一场从计划的巨大创伤中恢复的努力。二十世纪线性规划的创伤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加州的前卫运动拥护一切与反馈和出现有关的事物，仿佛这是他们治疗线性规划的一剂良方。他们没有办法仅仅通过拥护系统言辞和把社会与技术比拟为一个理想的系统化自然来解决政治计划的问题，即使当这一点变得很清晰明确时，他们更进一步到达一种超越和谵妄的混合情境，深入一个完全有机的资本主义的幻想。这是超越两极这一号召的力量。这是一种试图忘记盛行的精神分裂状态的倾向：也就是说，你应当进入一个动态沉浸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被认定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了。今天的重点是认识到打开门户的举动是如何实际上关闭了它们，以及系统是如何可能产生因循守旧或者偃旗息鼓的效果。
ATP：这种信息技术领域的生态幻想也和对于物质性的否认有关系。当我们说数码时代已经跨越了工业生产时，我们似乎总是假定数码技术是没有物质层面的，仿佛没有劳力或者资源的利用和剥削。
DD：不仅仅只是数码。整个加州幻想和非物质性大有关系，特别是被解读为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物质的对立面不是非物质劳力而是精神性一精神性当然也是非物质劳力的一种，但被美化和意识形态化。我认为问题是：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后遗留下了什么？这一策略失败后有什么征兆？在我们能够从政治层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它首先会出现一些征兆，或者显现在个人的行为里。当然我指的是像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这样的人一不是真的查尔斯·曼森，而是出现在尼尔·杨（Neil Young）的歌曲《革命蓝调》（Revolution Blues）里虚构的查尔斯·曼森。歌曲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正是加州意识形态的遗留物，他认定了两个敌人：计算机和由住在月桂峡谷的明星所代表的文化产业。他想杀死他们。他拥有一支装备着步枪和沙滩车的部队，下山来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这就是遗留物，是物质基础。
作为“人类一家”的延续，《全球目录》力证全人类超越一切边界和阶级区分的亲密关系。但是蓝色星球的图像也有其阴暗面。《全球目录》还被用作反苏联的宣传工具，以及引发了生活产业。加州梦是一个脆弱的乌托邦，其本质不过是拒绝承认政治差异以及用反馈代替辩证。控制论因为与马列主义相悖，所以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曾一度被宣布为非法。它把热力学的一些假设推广到进化生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热力系统既不受制于辩证张力，也不经历历史变化。它们只是积攒剩余物——一种垃圾，或者说是熵的增加。1960年代，这种垃圾以曼森家族的形态展现出来。现如今，被全球化排斥的人或物依然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对象。
安娜·特谢拉·品脱
安娜·特谢拉·品脱（ATP）：或许我们可以先来介绍一下“全球”这个概念，它是《全球》（“The Whole Earth”）展览的基础。
安森·法兰克（AF）：《全球》是关于地球照片曝光后所出现的各种想法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个展览。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这个概念也是最后的一个普世主义主张和最后的一个普世主义计划：全球是有可能的范畴内最大的一个框架，据称是整个“人类一家”所共有的。在我们这个项目里，我们选取了从1968年到1998年、以“蓝色星球”为标志的30年时间。
ATP：当你说到“蓝色星球”，你指的是从外太空看到的地球图像吧？
AF：是的，大约在1968年左右出现的从太空中看到的地球的图像，最有名的应该是阿波罗8号和阿波罗17号拍摄的。目光回转到地球上象征着一种方向的变换：力图扩张、指示向外的边疆想象做了一次180度的大掉头，折回到其本身。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内化的阶段。今天，关于太空时代的许多记述一尤其是有关阿波罗任务的一充满着各种引言，特别是航天员说过的，他们宣称整出太空竞赛是有意义的，因为“人”获得了有关地球的新图像、有关星球情况的新信息。
迪德里克·迪德里克森（DD）：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地球的图像为有关合法化和政治推理的论述提供了论据。让我们以颜色为例。从我们这儿也就是地表来看，地球的颜色是褐色、绿色，甚至黑色一总是一种深暗的颜色。但是突然之间，地球是蓝色的。到那时为止，蓝色是象征着远方的颜色一是海洋的颜色、距离的颜色、逃脱地球的颜色。蓝色是地球的反面。突然之间，这两个对立面合二为一。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倒转。忽然的，地球表示“星球”，而非我们脚下的土地。
ATP：“蓝色弹珠”这张图像出自太空计划和首次登月。它是否引起了一次概念上的转变呢？
DD：从那一刻起，地球这个概念在好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它变的同时既是出发的起点又是终极的目标，既是遥远的地方又是熟悉的场所。它是蓝色的，但依然还是褐色的。它不过是数以百万的星球中的一颗，但同时却也是我们仅有的一颗。地球变的更加宝贵因为它可能被耗尽。所有这些互相对立的概念都由这张图像完美诠释，而这张图像产生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况：冷战的巅峰时刻，或者也可以说是冷战结束的序曲。它也产生于一个非物质生产和电子化文化时代的开端。所有这些事物都在那段时间出现。
ATP：“系统”这一概念从控制论和系统理论领域中发展出来，地球也因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整体而开始被呈现为一个系统，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相关性。
DD：系统理论和控制论的兴起，以及太空旅行事业的壮大，这两方面之间的历史平行发展不容忽视。另一点是星球和系统在概念上的相似性，更准确地说是星球的图像和系统之间的相似性。星球的图像，正如同系统一样，是你从外部观看的一件东西。但是同时，你也身在其中。这正是系统的悖论，因为系统总是告诉你：当你是系统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无法观察它。但是你总是它的一部分。这对于星球来说也是一个道理。系统思维和星球思维之间有着很强的类比性。
ATP：我想“关闭”这个概念是不是也至关重要？
AF：我们在“外部的终结”这个部分讨论关闭这个主题，这也是这次展览的副标题：“加利福尼亚州和外部的终结”。这一主题有着多种不同的意义。我们的项目力求厘清这些不同的意义是如何糅合在当今的文化想象里，并试图帮助解开这些混杂的迷思。关闭作为一个主题当然和归化这个更早先的概念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对于蓝色星球这个图像，我们可以说它既有很强的调动能力，又有很大的归化能力。这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自相矛盾之处：从外部来看，地球的图像告诉我们没有外部存在。说的远一点，也许我们可以在迪德里克提到的悖论和精神分裂之间建立起关联。正是在蓝色星球这样的图像问世之时，精神分裂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ATP：你是指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联系。
AF：是的，但是当这张图像出现时，不仅仅只是德勒兹（Deleuze）和伽塔里（Guattari）在重新解读精神分裂。
DD：迷幻药的使用被形容为人造的精神错乱和人造的精神分裂。服用迷幻药后所达到的更高层意识被视作一种人工诱导的精神分裂状态。迷幻药的使用者都是快乐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ATP：你能否就全球和分裂的主体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再多说一点？
AF：地球的图像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是自相矛盾的。矛盾之一，按照迪德里克的说法就是悖论，是我们从外部观看一个我们同时又身处内部的系统时所在的位置。所以，每当你观察或者讨论这个图像时，你实际上正漫游于一种分裂的子午线之上，一条身处其中和身处其外之间的分界线。 DD：从外太空拍摄星球照片的人所在的位置就像是你精神分裂时听到的自己脑袋里的声音一样。你不知道它从哪里而来。当然，你听到的声音不过是你自己的思想。但是你自己的思想却像是一个从远方传来、发出诫命的声音。“可见的星球”这个概念正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适当的描述。
AF：在我们的项目里，我们运用了一些虚构以及一系列假设。其中之一是这样的：让我们假定地球的图像传递了一条信息，其影响深远，涉及很多人，他们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都围聚于这张图像。让我们假定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目录》是它的官方媒体，因为布兰德自愿充当起信使的角色。图像想要传达的所有信息都被收录在目录内。这正是蓝色星球的图像如何扎根于加利福尼亚州、冷战的历史声势、非主流文化这样的具体环境中的。这张图像也预示着冷战的结束。地球在这里已经是一个整体，没有限定和边界，类似后1989的全球资本主义和1990年代的海洋性、关联型全球格局。1945年之后，蓝色星球取代蘑菇云成为普世主义符号。在这样的标志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启。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一崭新的星球系统典范题注在一系列历史延续之上：首先是西方-现代-殖民边疆的延续，与通常的认知恰恰相反，它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即永久的状况。这与认为所有“旧时期的分裂”就像柏林墙一样即将消失的想法非常不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延续是这张图像其实是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yon Braun）发明设计的V-2火箭所拍摄的。V-2火箭是太空中出现的第一件人造物体，装载着一架电视摄像机。也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蓝色弹珠的诞生完全延续了冯·布劳恩带到美国的计划，在那里他为军方开发了火箭计划。这些最早期的地球图像其实就是所谓的V-2图像。
DD：通过坚持用蓝色星球的照片作为《全球目录》之一个元素的做法，斯图尔特·布兰德也把太空旅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拿来为非主流文化所用，而同时又试图协调非主流文化的浪漫情怀和先进的技术。毋庸置疑，浪漫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调和成为了电子和网络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蓝色星球的图像也和早期火箭科学密切相关，后者当时就已经在反动浪漫主义和新奇的技术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例如，它的呈现方式包括把人们带回他们的家园、占领本属于他们的地球这样的想法，以及这一类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德国项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品钦（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通过《全球目录》回到了读者的视野。
AF：在整个1970年代里追踪这种联系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技术和浪漫主义之间的联盟常常是很脆弱的。在斯图尔特·布兰德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官方顾问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他们组织了一次由加州的航空航天产业赞助的“太空日”（“Space Day”）。太空日的主打“明星”宇航员拉塞尔·施威卡特（Russell Schweickart）曾说过名句“在那儿上面，没有边框，没有限界”。与施威卡特邻座的是杰瑞·布朗、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积极倡导太空殖民的杰瑞德·欧尼尔（Gerald O’Neill）。斯图尔特·布兰德在他的读者群里成功掀起一场激烈论战，他们正是加州环保运动的主力军。技术和自然的分裂，以及是该在大企业和军方体系外部还是内部运作这个问题浮出水面，但很快又消声灭迹。这是个奇怪的组合。在环保运动中，很多人憎恶太空殖民的那一套。对他们而言，那是大型产业，是他们抗争的对象。
DD：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是很赞同太空殖民的。尽管社会大众蔑视这个想法，蒂莫西·利里却给予了支持。
ATP：所以蓝色弹珠的功能就像是一团绞乱的线，人们可以从中抽取几根？
DD：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通常对立的论述在此处汇合。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之所以能够汇合，离不开拍摄或者观察你正居住着的领地时的结构上的奇特。也就是说，你的欲望之眼一从领地的角度考虑，往往表示的是殖民的欲望一指向你已经驻足之处。这正是为什么这些两极对立会瓦解、交融和发展出辩证的综合体的原因。无论如何，我们的文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你对于这个图像做怎样的投射，它总能够相应地给出反应。所以最终还是由特定的宣传家和文化积极分子来决定拿它做什么。
AF：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找到一个说法来阐释这个综合、这个两极的调和、这个对立的混糅，而这一过程仍在持续中。这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和必要性的历史进程，我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创造出这一必要性的基础结构。在全球这个项目里有一个更大的叙述主题，即有关于1945年之后、西方现代性的认识论一技术性装备的整体控制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对之前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和认识论秩序建构之外元素的一种逐渐认同，包括：非理性的、模拟的（传染性的或戏谑的）、泛灵论的。它们成为新的资源。在蓝色星球的庇护下出现的对立面之综合，或者说是对这种综合的渴望，它与弗洛伊德（Freud）以及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这样的人类学家曾经描述的前现代人群所持有的泛灵论之间存在一种结构上的类似。两者都包括对两极的混糅。对世界的控制论化也成为它的一次复苏机会、一个撤销异化的项目、一种对沉浸和陶醉的渴望。曾经一度已固定、客体化和物化的世界变的再一次生动、善谈和有变化能力起来，但其代价是对于系统情况的浸入式适应。这源于把控制论从数学和计算领域移植到社会理论，而当迷幻的体验证实了控制论的可靠性后，它更被引入到广泛的世界范围。这就导致了比如内在头脑、把自然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息系统的看法等事物的出现。非主流文化同时也被去政治化，甚至拥护对自发性和谐的展望和对整体的新泛灵论认识。所有这些都来自新的控制论现实原则：沟通、媒介、中间者。
ATP：你是否认为反馈和泛灵论有共通之处？
AF：是的，它们在结构上类似。 ATP：如果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我可以说控制论和结构语言学的主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语言可以被解读为一个由有差异的元素构成的规范系统，这也是拉康（Lacan）处理欲望的角度。
DD：让我这样来解释吧：当系统理论试图解决认识论问题时，它提出的主要的结构议题必须在内容和虚幻想象这两个层面得到回答。拉康把欲望看作是一种结构的两难，这与系统理论看待科学和认知的方式一致。回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接纳这个矛盾，或者抛弃主体、让控制论做主。
ATP：在系统理论和第一级的控制论里，你可以认为信息是自由的系数。从数学角度来讲，选择的自由存在于1和0之间。
DD：但是安森所形容的，所有这些有关和谐及保护的想法的来源，都和“在没有选择前提下的欲望”这一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你连一个微小的选择也没有。实际上是人们必须想要什么，而不是我们真的想要什么。我们必须想要。我们必须相亲相爱。而不是我们真的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在嬉皮文化里，我们却是真实地相亲相爱。现在大家来吧。对你的兄弟微笑。每个人都聚过来。此时就试着爱彼此。试一试，但是……
AF：控制论也包含从静止到动态的转变，从线性模型到循环模型的转变。在“反馈”这个词语诞生之前，它被称为“循环因果关系”。这个短语被用于梅西会议。环路的出现通过蓝色弹珠达到极点。创造出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格局的整个过程就是建立在从线性到循环的转换之上的。单向性变成了邪恶的化身。其内容包括从等级制度到对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解。因为有了控制论一特别是当控制论进入到社科和人文领域一你开始了一段有趣的猎巫之旅，一次反对笛卡尔的猎巫，一次总体说来反对二元论的猎巫。最终的高潮是有力象征着两分、线性、静止、客体化世界的柏林墙的倒塌。现在要注意和关注的重点是这个过程的辩证法：一度打开的大门甚至最终又关闭起来，动态化过程甚至创造出新的静止不变。
ATP：安森，我相信你是用关门这个形象来说明这样一点，你从外太空看地球时，正当你以为一扇门朝着无垠的宇宙开启，它却突然在你面前砰然关上。
DD：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最近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异性恋的男人，最终却发觉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发生这个情节的一章叫做“柏林墙的倒塌”。
ATP：难道不可以说冷战就是控制论模型的一个完美展现吗？控制论的要义便是建立起系统和环境之间的操作层面的分歧，而这分歧又继而引发了“信息”这一概念，即系统从其环境中的提炼品。举个例子，博弈论就是基于冷战的心理：各处一方的两位选手，谁都不知道另一位想的是什么。对于每位选手而言，另一位就是他们力求从中提炼信息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反馈回路。
AF：就这个话题有本不错的书，叫做《关闭的世界》（The Closed World）。但是在这里有两条思路值得我们并列起来考虑。一个是基于模拟战争经济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博弈论模型，但这是老掉牙的东西了。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已经形容过这种战略猜想-你必然变得像你的敌人，从而生成了一个关闭的系统。但是还有另一个模型，是一种星球整体化的幻想，在这里再也没有对手，是一种似海洋开放型的模拟，而非有敌意对抗性的模拟。在这个意义上，蓝色弹珠预示着冷战的结束，或者说通过感应魔法的原则诱使其发生。
DD：我认为冷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冷战的结束。这是它的一个永恒元素。你现在还可以观察到这一点。朝鲜的情况就是冷战的一种荒诞重现。冷战时期的情形正是如此，它具有沟通的所有组成成分，由红色电话代表：这个符号表示沟通可以防止冷战升温。冷战的底线就是它保持是冷的，也就是说战争并没有发生。而战争没有发生得益于沟通。所以沟通可以带我们摆脱任何战争的境地。这正是为什么反馈这个概念成为非主流文化的生活方式、理论、教学法、心理学和音乐的一个被美化的元素：没有什么比一个长长的反馈回路更让人喜欢的，如果在一场音乐会上，它便成为听众里所有身体完全交融的一个时刻。
但是我最钟爱的例子是蓝调的故事。在美国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之下，必然存在着种族隔离。当时有黑人音乐电台和白人音乐电台。但是非主流文化请来了许多采纳黑人音乐的白人音乐家。一些黑人明星也在白人音乐节上表演。在1969年左右，主要的几家唱片公司对此新情况做出调整，认为他们不再有以种族区分的市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行了双唱片的大型合集，既有白人又有黑人音乐家的演绎。名称为《蓝调》（The Blues）。唱片的封面是什么？蓝色弹珠。因为它是蓝色的？不。因为它可以表达超越区别这样一个概念。
AF：它是超越区别的一个普遍公式。
ATP：说到这儿，我想回头谈谈美国边疆或者太空边疆成为资本主义边疆的这一看法。原始积累是如何在一次次有关边疆的想象中不断得以实现的呢？
AF：1890年代，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边疆的关闭。同一时期，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化进程基本结束。对非洲的争夺完了。这次边疆的关闭对整个地球都有影响。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也在这一时间发生。它并不是第一次的世界博览会，但是奇怪的是，它首次象征着现代、西方、殖民、资本主义边疆在全球范围内的关闭。它同时预告着电力和沟通技术的不断加剧。也是在这个时间，保护运动不再视自然为一个永远用不完的资源，而是一个应当加以保护和节省的封闭“外部”一这是态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认为心灵和头脑都是没有外部的关闭系统：无意识和非理性皆为系统的一部分。它们在循环内。1960年代，外部是一个乌托邦之地：在“系统”之外，在“技术官僚政治”之外，在严重异化、墨守成规的大众社会和它的“客观意识”以及等级制度之外。外部一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抑或实际留存下来的外部一成为非主流文化各式大胆越轨想法的源泉。嬉皮士呼唤回归自然。迷幻的非主流文化、人类潜能运动、反精神病学者试图通过接纳非理性和任其自由发展、而非控制或者压抑它来实现解放自我。西方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典型的局外人：“土著”以新原始主义的形式得到接纳。美国印第安人，至少在一小段时间内，被奉为非独裁、和睦的、部落形式社群的楷模。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边疆的关闭，发生了从线性到循环的过渡。 DD：这和马克思主义里的循环理论一资本循环一挺类似的。
AF：从1890年到1960年的这一段时间里，认为资本现代性可以使灵魂退变为东西、即物化的这一看法最为风行。
DD：或者是情景主义者所谓的“对分离的批判”。如果这些左翼分子都是通过对分离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那么这里有一个整体。
ATP：关于这个转变的政治层面我有一个问题。历史变化常常由一个认识论模型来解释，即辩证法。我一直把控制论看成是与辩证法相反的：尽管反馈和辩证法都以相似的方式表示运动，辩证法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紧张关系、一种可能由此产生新的系统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反馈没有外部或者对立，只有无尽的迭代。我们可以说反馈是去掉共产主义后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如果把反馈看作是一个认识论的模型，它杜绝了物质和政治层面的变化一或者说的更清楚些，变化只能是（自我的）调整。也就是说，控制论实现了从政治哲学到经济理论的平稳过渡。
DD：是的，但是控制论是一个非历史的变化模型。它对于历史情况不作区分。它对于状态作出区分。它只有状态。事情总是处于某种状态中。但是因为它们只是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体不会发生变化。顾名思义它不可能变化。它只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中。
ATP：它是一个递归系统。变化只可能以迭代的形式呈现。
DD：它将重复、重复、再重复，永远不会有不一样。但是我们形容的是第一级的控制论。当我们开始考虑观察者的问题时，就不再这么简单了。可以说在晚期系统理论、在后期的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那里，那个盲点变得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上的盲点。它变得富有戏剧性一比如说当他最终意识到欧洲之外别有洞天的时候。
ATP：对于控制论和系统理论，你们的立场是如何呢？
DD：我们视其为意识形态，并从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个意识形态。你甚至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上层建筑的现象一不过它不单只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现象，因为它也创造出了物质现实。从根本上说，它是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开端。
AF：回到我们谈话开始时的话题，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一下蓝色弹珠把我们引到了何处。我想多谈谈既是一个事物的结构批判又是它的症状的这一矛盾。这是《连线》（Wired）杂志1997年一期的封面。它很丑，和大多数《连线》杂志的封面一样。它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微笑的蓝色弹珠，标题是“长期繁荣”。杂志内相应的文章预期二十五年的全球一体、昌盛和发展。你阅读后意识到九十年代是如何理解六十年代的想法的：它们被变为关于奇迹般广阔、自给自足的技术、生物、金融、社会系统的展望一一切都变为一个样子。回过头来看，六十年代就像是一次自我治疗的尝试、一场从计划的巨大创伤中恢复的努力。二十世纪线性规划的创伤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加州的前卫运动拥护一切与反馈和出现有关的事物，仿佛这是他们治疗线性规划的一剂良方。他们没有办法仅仅通过拥护系统言辞和把社会与技术比拟为一个理想的系统化自然来解决政治计划的问题，即使当这一点变得很清晰明确时，他们更进一步到达一种超越和谵妄的混合情境，深入一个完全有机的资本主义的幻想。这是超越两极这一号召的力量。这是一种试图忘记盛行的精神分裂状态的倾向：也就是说，你应当进入一个动态沉浸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被认定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了。今天的重点是认识到打开门户的举动是如何实际上关闭了它们，以及系统是如何可能产生因循守旧或者偃旗息鼓的效果。
ATP：这种信息技术领域的生态幻想也和对于物质性的否认有关系。当我们说数码时代已经跨越了工业生产时，我们似乎总是假定数码技术是没有物质层面的，仿佛没有劳力或者资源的利用和剥削。
DD：不仅仅只是数码。整个加州幻想和非物质性大有关系，特别是被解读为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物质的对立面不是非物质劳力而是精神性一精神性当然也是非物质劳力的一种，但被美化和意识形态化。我认为问题是：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后遗留下了什么？这一策略失败后有什么征兆？在我们能够从政治层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它首先会出现一些征兆，或者显现在个人的行为里。当然我指的是像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这样的人一不是真的查尔斯·曼森，而是出现在尼尔·杨（Neil Young）的歌曲《革命蓝调》（Revolution Blues）里虚构的查尔斯·曼森。歌曲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正是加州意识形态的遗留物，他认定了两个敌人：计算机和由住在月桂峡谷的明星所代表的文化产业。他想杀死他们。他拥有一支装备着步枪和沙滩车的部队，下山来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这就是遗留物，是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