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介入乡村，这是最近几年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艺术家因为创作机缘发现某个特色的乡村（渠岩之于山西许村），或者因为某种特殊关系（欧宁和左靖之于安徽璧山，靳勒之于甘肃石节子），他们与当地建立联系，并达成某种愿景。于是他们发动或者是邀请其他艺术家来到村里，实施一系列的艺术活动，这种现象在2008年之后变得非常突出。
　　艺术介入乡村，这应是出于两个方面是缘由：一方面这是近年来对频繁提及艺术介入社会话题的身体力行。强调艺术参与社会是基于艺术自身的思考，或者说是对艺术日益精英化和商品化的反动。将社会实践纳入到艺术的范围内，使我们理解的艺术的概念处于不断开放和扩大场域之中，也避免了使其成为某种形式的僵尸或者是变成某种封闭保守的形态。另一方面，这是现代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延续，幻想着通过艺术的方式改造社会，改变一个村落的贫穷落后的现状，让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享受到一种好的生活。所以，这类介入行为往往也带着某种明确的目的，比如“许村计划”以艺术的方式保护某个古村落，或者是以艺术的行为引起社会对乡村问题的关注等等，从而使得中国成千上万的贫穷、落后、即将衰落的乡村的命运得到改善。
　　详加追究，这一善意的目的同样是出于一种反动——即对国家力量对于乡村统一改造模式的不信任。在艺术家看来有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改变乡村面貌，而国家行政力量总是为了效率和政绩而不顾其他。所以，在中国艺术介入乡村时，艺术行为总是和国家意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因此，分析艺术介入乡村就不能单单是艺术内部的事情，还要看我们所介入的这个社会形势；并且也不能将眼光局限在当下几个介入乡村的艺术行为，而必须历史地去看，必须将眼光放在乡村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去看。因为，在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乡村只有到了20世纪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而变成了政治问题，最后成为国家问题。
　　从大历史的视角出发结合具体的社会问题 ，20世纪的中国问题就是如何进入现代，和西方一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现代”则构成20世纪世界性的一个关键词。回到乡村这一具体问题上，如何将农耕为主的乡土中国纳入到“现代”计划的工程之中，这不仅是成为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也是有志知识分子所关切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社会意识之中，出现了两种对乡村的改造方案：一是政党和国家力量从物质上推进乡村的现代化进程，1949年之前主要是政党推动，之后则是国家的统一建设。二是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方面着手，以此来在乡村建立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艺术介入乡村，采取也就是第二种方案，即如何用文化的行为和方式让传统的乡村焕发出现代气息。所以，这两种不同的方案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其共同的愿望都是推进乡村进入现代。因此，我们看到的便是某一阶段这两种方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唱一和的现象，比如新中国美术。而在另一阶段，后一种方案却是为了反映、揭露以及改造前一种方案，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土风”和当下介入乡村的艺术。在每个阶段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也造就了视觉艺术在造型和表达形式上的不同样态。分析乡村主题在中国艺术史中的变迁，不单单是文化生产的问题，其中还暗含了意识形态在近现代中国政治中的线索。
　　康学儒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