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际书展期间，笔者蒙新加坡玲子传媒总编辑林得楠先生赠送了《感动的旅程：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一书。他送给我的理由是“这本书值得好好看看，你研究抗战史的不能不知道南侨机工。”
　　回到家中，我立即通读全书，感慨颇多。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新马华人组织的“四驱万里行：重走南侨机工抗日滇缅路”的几次活动，并选取了林斌、苏凤舞、曾清标、詹开平、吴明、龙德儒等南侨机工代表，讲述了他们不平凡的事迹。“四驱万里行”活动已经举办数届，南侨机工的后人和研究者们跨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老挝、中国等五国，行程万里，活动得到了中国、新加坡官方的高度重视。
　　还是向读者们简单介绍一下南侨机工的历史。抗战爆发后，日本相继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和陆上通道，1937年12月至1938年间，云南省主席龙云动员了20多万各族民工以血肉之躯，用最原始的作业方式，在9个月的时间里赶建了1146公里长的向抗战中的中国输血的大动脉——滇缅公路。
　　因国内司机奇缺，陈嘉庚先生受中华民国政府委托，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登高一呼，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召集了3200多人的南侨机工队伍，之所以叫做“机工”是因为除了司机之外，还有机动车辆的维修工。他们分9批，从1939年2月至8月间，经越南、仰光、香港等三條路径来到云南。
　　从1939年9月至1942年5月，南侨机工紧急抢运了超过45万吨的抗战物资，在超过3200人的队伍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永久地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为祖国输血的这条公路大动脉上，他们牺牲于日军的空袭和因险峻的山路造成的交通事故。用邹璐女士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普通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来不及书写自己的青春，在某个黄昏，某个清晨，在崎岖山路，或是敌机轰炸的炮火声中，他们就突然消逝了，没有告别，没有追悼，更不必说通知万里之遥的南洋亲人，他们就这样生龙活虎，转瞬即逝，一瞬间“人也不见了，车也不见了”。
　　因为道路曲折颠簸，车毁人亡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一份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南侨机工车祸表上记载，1939年4月至7月，短短三个月间，南侨机工发生车祸24起，1939年5月至11月，有10名机工在车祸中死亡，还有9名机工被疟疾等疾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明确记载：当年直接牺牲在滇缅公路和滇缅战场上的机工有1028人，包括其他间接牺牲，死亡者共1800多人。1946年11月26日至29日，机工及其家属共计1203人分三批辗转返回南洋。还有不足千人滞留在云南、四川、海南等省份。
　　数年前，笔者曾读过伍立杨先生的《抗战时期的路车人》一文，他传神地描绘了滇缅公路上的司机们的日常生活，荣耀与辛酸。历史上很多时候大众对值得尊敬的人充满冷嘲热讽，甚至完全漠视。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南侨机工的幸存者身上。
　　从1942年至1946年，这些改写中国民族历史的英雄们因为种种原因，生活潦倒，境遇悲惨，滞留在大陆的他们陷入失业，饥寒交迫，贫困交加，国民政府却无一部门过问。当年他们响应陈嘉庚先生的号召，抛家舍业，有些甚至是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为国家流血流汗，可是勇赴国难的他们，在浴血奋战之后却身陷绝境，用邹璐女士的话来说就是：“举步维艰，没有感激，没有奖励，没有表彰，没有帮助，他们成为了求助无门的社会底层人、边缘人。”他们虽然穿着军装，可是却没有番号。经陈嘉庚先生多次交涉，国民政府才解决了他们拖了很久的南侨机工的复员问题，根据云南省华侨互助会的机工登记名册，国民政府行政院发给每个机工200美元“遣散费”。邹璐女士悲愤地说：“这不是奖励金，而是遣散费啊！”
　　现如今，南侨机工才重回公众视野，大陆方面于1989年在滇缅公路的起点——云南昆明西山脚下建起了巍峨壮观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今年3月4日，新加坡重要历史地标晚晴园中树立起了一座高2米、长3.2米的南侨机工雕塑。南侨机工在中国和新加坡也得到了更多的媒体关注，专门的历史研究团体也都已出现，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海之南，云之南，国有殇，路之上，有忠魂，美名扬。
　　书名：重走南侨机工滇缅路
　　作者：邹璐
　　出版：（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初版：2013年8月
　　定价：新币20元